人物馬克思、杜威、羅素如何面對人生最后一刻

簡體傳統

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

文 | [英]西蒙·克里切利

譯 | 王志超黃超

節選自《哲學家死亡錄》，商務印書館，2015年3月。

馬克思似乎長期纏綿病榻，痛苦不堪。在寫作《資本論》（Das Kapital，1860—1866）期間，他一直遭受著他給各人的信件中描述的種種病況，諸如“糟透的黏膜炎、眼睛發炎、嘔吐膽汁、風濕病、急性肝痛、打噴嚏、頭暈、久咳、嚴重的疔瘡”。其中疔瘡造成了最“可怕的痛苦”，并長期遍布他的“殘軀”（whole cadaver）。生殖器周圍更嚴重，令他痛苦不堪。這還不算最后結束他生命的胸膜炎和肺癌。

在人生最后的十年里，馬克思病痛纏身，為此他四處奔波，遍尋良醫以治療自己的多處病痛。很長一段時間里，他輾轉于奧地利、德國、瑞士、法國、阿爾及爾以及懷特島（Isle of Wight）上鮮有游人的文特諾市（Ventnor）、海峽群島（Channel Islands）、伊斯特本（Eastbourne）和拉姆斯蓋特（Ramsgate）。馬克思似乎被雨盯上了，他走到哪兒，雨跟到哪兒，即使在阿爾及爾和蒙特卡洛（Monte Carlo）也不例外。

最后的歲月里，他在政治上越來越反復無常，情緒消沉，以至于無法繼續寫作嚴肅作品。1881年，他摯愛的妻子燕妮離開了他，最喜歡的長女（他為其取了“小燕妮”［Jennychen］的小名）也在馬克思去世前兩個月死了，兩個親人的死亡給了他沉重的打擊。然而他的死還是安詳平靜的，他躺在安樂椅上在夢中離開了人世。正如恩格斯在葬禮悼詞中所說：

3月14日下午兩點四十五分，當代最偉大的思想家停止了思想。

馬克思與妻子合葬在倫敦北郊的海格特公墓（Highgate Cemetery）。他的墳墓長期被當成朝圣之所，并因其刻有關于費爾巴哈的著名的第十一條論綱而熠熠生光：

以往的哲學家們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但問題在于改變世界。

2005年7月4日，在英國廣播電臺（BBC）的投票中，馬克思以相當大的優勢當選為世界最偉大的哲學家。

杜威（John Dewey，1859—1952）

在現代哲學領域，杜威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在他死后，科學主義趨勢從50年代開始在英美哲學中日益壯大，同一時期歐陸思想則相應地朝向現象學和馬克思主義發展，這兩個因素使他在漫長一生中寫就的巨著失去了光彩。

杜威的書不屬于以上任何一種哲學潮流，而是涵蓋了它們關心的問題。他的書受到了歐陸思想特別是黑格爾的影響，杜威在邏輯學和科學哲學方面做了重要研究，尤其對達爾文主義在哲學上產生的影響下了很多功夫。他的書中有很多——有時有些夸大——哲學多元主義的討論。杜威是首位探討這個問題的哲學家，很長時間都居于領先之位。

哲學家對民主總是感到厭煩，從柏拉圖嘲諷民主不以知識而以輿論為基礎，到尼采譏笑平等主義原則都是如此。杜威的貢獻是他認為哲學能夠促成民主的生活方式。這當然并不意味著哲學家要做柏拉圖式的哲人王，但也絕不僅僅是洛克筆下的“低級勞工”或水晶宮的看門人。這都取決于民主與教育的關系。杜威看到了教育能夠作為動力，促進民主政治的持續發展，他將之稱為“重建”（reconstruction），他理所當然地相信，社會不誠心重視教育則無法進步。杜威發現學習比認知更重要，并且他這樣定義哲學——“通用的教育理論”。在1894年后新建的芝加哥大學,以及后來的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他都實施了他那影響甚廣的教育觀點。

1951年，他的髖部骨折，身體再未復原，最終死于肺炎。

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

我記得我買的第一本精裝書就是羅素的《我為什么不是基督徒》（Why I Am Not a Christian，1957）第一版。在那個格外破舊的藍色封面上，羅素寫了以下文字來響應伊壁鳩魯和盧克萊修：

我相信，我死后將腐爛掉，不會殘存任何自我。我已不再年輕，我熱愛生活。但我鄙視那種想到湮滅就嚇得直哆嗦的人。幸福并不因為有盡頭就不是真的幸福，思想與愛也不會因為不能永存而失去價值。

因此，任何靈魂不朽的論調都是邪惡的，因為它是不真實的，并且破壞了那些需要接受生命有限方可獲得幸福的可能。同樣，羅素認為世界上所有大宗教都是荒謬的，在道德上有害。我們所棲居的世界并非依據某個神圣規劃成型的，而是由困惑和偶然混合成的一片混沌。因此這個世界所需要的并不是宗教信條，而是一種科學探索的態度，它可使我們稍微認識一下那些困惑和偶然。

羅素是在第四任妻子伊迪絲的陪伴下，遭受了急性支氣管炎的折磨之后死去的。他堅持認為不必舉行葬禮，火化之地也不宜公開，也不必設置音樂。羅素的骨灰被撒在威爾士山，他的孫女露西寫信給羅素有些怨恨的第二任妻子朵拉：“如果有鬼魂需要處置，就讓他們連同我們的童年一起放在那雄偉壯麗的群山之中吧。”據羅素的傳記作者雷·蒙克（Ray Monk）披露，羅素的一生都被瘋鬼纏身，而這些鬼魂并沒有隨他一同死去。蒙克寫道：

羅素死后拋下了兩個怨恨的前妻，一個關系疏遠、患了精神病的兒子以及三個孫女，這些人都感覺到自己被“瘋狂的鬼魂”纏身，正如羅素在1893年對家人的描述一樣。

羅素去世五年之后，露西在康沃爾（Cornwall）的圣伯里安（St. Buryan）下了公共汽車，灑了自己一身煤油，然后像美國占領越南時期的越南佛教僧侶一樣點燃了自己。由于痛感過于強烈，她尖叫著跑到鐵匠鋪，人們用毯子和麻片把她裹起來，撲滅火焰。她失去了意識，在送醫院之前就咽了氣。

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

維特根斯坦對哲學史上的重要流派的無知是很有名的。遺憾的是，他的很多學生因此而同樣漠視哲學史，但他們卻缺乏他的才華。在《邏輯哲學論》（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一書中，我們發現他無意中響應了伊壁鳩魯對死亡的看法：

死亡不是生命中的事情：我們不會活著體驗死亡。如果我們把永恒解釋為不朽而非無限的時間，那么永恒的生命屬于那些活在當下的人。我們的生命沒有終點，就像我們的視野沒有界限。

接下來的命題又稍微有點兒接近盧克萊修的思想，維特根斯坦說：“我活著解決的那些謎題是永久性的嗎？”

他去世的前幾天，62歲生日剛過，與朋友莫里斯·德魯利（Maurice Drury）的談話詳述了上面的問題：

雖然我知道我活不久了，但我從未考慮“未來的生活”。我所有的興趣仍在此生以及我所能完成的作品中。

維特根斯坦一直不斷地寫作哲學論著直到離世，他借此體驗到何為不朽，那就是不再執著于肉體的湮滅，也不讓虛渺來世的幻想縈繞心頭。他被診斷已到了癌癥晚期后，這一消息引來人們絡繹不絕的安慰。維特根斯坦搬進了貝文（Bevan）醫生夫婦的家中與之同住。他對后者說：“我現在要做我過去從未做過的工作。”在生命中的最后兩個月里，他寫下了手稿的第二部分，該手稿最終以《論確定性》（On Certainty）為名出版。它最后的段落完成于4月27日，他去世前一天。

有個故事是維特根斯坦拜訪哲學家G.E.摩爾（G. E. Moore）。1944年，摩爾在美國旅行期間患了中風，他的妻子遵從醫囑，要求朋友來訪時間限制在一個半小時內。維特根斯坦是唯一對這個限制表達憤怒的人，他說討論沒有合適的結果前不應中斷。并且，維特根斯坦補充道，如果摩爾在這樣的討論中咽了氣，那么正是死得其所。“死于職守。”他說。

維特根斯坦自己也死于職守。他和貝文夫人建立了友情，每天晚上六點鐘他們會一起去酒吧，貝文夫人喝波爾圖葡萄酒，而維特根斯坦則把酒倒在一盆葉蘭里。貝文夫人在他生日那天送給他一個電熱毯，對他說“祝你長壽”。維特根斯坦回頭凝視她，說：“活不成了。”

貝文夫人陪伴維特根斯坦度過了最后一個夜晚，她告訴他，朋友們明天要來看他。維特根斯坦說：“告訴他們，我度過了美好的一生。”

奇怪的是，維特根斯坦在劍橋的葬禮是天主教式的。盡管他完全沒想要成為一個天主教徒，但無疑如雷·蒙克所說，維特根斯坦度過了有信仰的一生。他的一生乃至死亡都堪稱這個時代的圣徒。這是由苦行、節儉、內心掙扎、深陷困境的性關系，以及徹底的道德熱忱所決定的。

羅爾斯（John Rawls，1921—2002）

對有些人來說，約翰·羅爾斯是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家。他在心臟衰竭后，就滑到了無知之幕背后（意為去世，“無知之幕”是羅爾斯在其著作《正義論》中的重要理論），但其實1995年的那次中風，就已經導致他的糟糕狀況了。

戰爭經歷對本書討論的很多哲學家都產生了深遠的改造性影響。羅爾斯亦如此，他的筆調樸素而又痛苦。1990年，攝影師史蒂芬·派克（Stephen Pyke）讓他用50個詞總結他的哲學思想體系。羅爾斯寫道：

從20歲不到開始哲學研究以來，我就一直關注道德問題以及可以解釋它們的宗教與哲學基礎。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在美國軍隊中的三年，讓我開始關心政治問題。1950年前后，我開始著手寫一本關于正義的書，并最終完成了它。

這是內容豐富的65個英語單詞。羅爾斯親眼目睹美國與日本在南太平洋上發生的血腥戰爭，以及原子彈轟炸廣島的后果，他認為這是一起不道德的事件。當然，羅爾斯謙虛地提及的那本書就是1971年寫就的《正義論》（The Theory of Justice）。他將正義的概念理解為公正，認為一個合理的社會就是擁有不同價值觀的人，在基本權利與自由的框架中實現重疊的共識，上述思想對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自由主義者和社會民主黨政治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羅爾斯哲學生涯的頂峰是1999年被總統比爾·克林頓授予自由勛章。但他的書不大可能成為克林頓繼任者的睡前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