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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財經》雜志

假如仍然延續以前的老套路，不在教育體制改革上下功夫，只靠砸錢，是不可能培養出“杰出人才”的，也不可能建成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學”。

先是復旦大學校慶宣傳片抄襲事件，而后是一年一度的高考，高校成為近期社會輿論關注的焦點，十年前的“錢學森之問”也再次成為熱議話題。

2005年7月29日,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對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說：“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這是很大的問題”，“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的人才?”“錢學森之問”由此成了中國社會各界熱烈討論的熱門話題，引起了全社會對大學問題的關注和思考。

十年過去，雖然許多高校花費巨資“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但是“錢學森之問”仍然沒有答案。

“假如仍然延續以前的老套路，不在教育體制改革上下功夫，只靠砸錢，是不可能培養出‘杰出人才’的，也不可能建成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學’。”全國政協常委、民進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在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如是說。

朱永新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也是教育改革的推動者和實踐者。他發起的“新教育實驗”迄今已經發展到2000余所實驗學校、全國有200多萬教師和學生參與實驗。2014年，“新教育實驗”成為入圍WISE世界教育創新獎的唯一一個中國教育改革案例。

在朱永新看來，“錢學森之問”表面上是一個人才培養模式的問題，“背后其實是一個體制問題，即如何讓教育家辦學。解決了這個問題，培養模式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就好像農民知道該怎么種地，把自主權交給他就行了”。

“在一個封閉、壟斷，缺乏競爭與活力，高度行政化、官本位的教育管理體制下，學校沒有辦學自主權，真正的教育家很難脫穎而出。”朱永新說，“要真正實現教育家辦學，首先應給予高校應有的自主權。這才是解決‘錢學森之問’的關鍵所在，舍此別無他途。”

“只靠砸錢，是不可能培養出‘杰出人才’的”

《財經》：“錢學森之問”提出十年了，迄今仍不斷被人們提起，因為它所提出的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作為一位教育家，您怎么理解“錢學森之問”呢?

朱永新：“錢學森之問”是錢學森先生提出來的，但是它本身并不是新問題，早在1978年鄧小平就曾經談及這個問題。1978年3月，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說：“我們要徹底清除‘四人幫’的流毒，把盡快地培養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學技術專家，作為我們科學、教育戰線的重要任務。”“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學技術專家”顯然就是杰出人才。

當時人們認為，之所以新中國建立30年沒有培養出“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學技術專家”，是由于各種政治運動、尤其是“文革”的干擾。就像鄧小平所說，是由于“(四人幫)把有貢獻的科學家、教授、工程師誣蔑為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把我們黨和國家培養成長的優秀中年青年科學技術人員，誣蔑為修正主義苗子”。

為了盡快培養出“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學技術專家”，陸續恢復了“文革”前確立的64所全國重點高校，并適當增加數量，到1979年底全國共有重點高校97所。對這些大學，國家重點支持，在師資、資金等各方面進行傾斜。

《財經》：上世紀80年代初，南京大學、浙江大學、天津大學、大連理工大學等四所大學校長聯名向中央寫信，建議中央政府增加對教育的財政預算和投入，特別是要撥出專款、大力度地支持全國著名的部分重點大學建設。國務院采納了這個建議，并于1984年批準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六所大學納入國家“七五”重點投資建設項目。1990年，又將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列入“八五”國家重點建設項目。這樣，在“八五”期間列入國家“重中之重”建設項目的大學有11所。

朱永新：這些列入國家重點建設項目的大學，較之重點大學能夠獲得更多的資源，所謂被稱為“重中之重”。這些高校雖然比其他高校培養的人才更多，但是遠沒有達到培養“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學技術專家”的目標。

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印發了《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指出：“為了迎接世界新技術革命的挑戰，要集中中央和地方等各方面的力量辦好100所左右重點大學和一批重點學科、專業，力爭在下世紀初，有一批高等學校和學科、專業，在教育質量、科學研究和管理方面，達到世界較高水平。”為此，國家教委決定設置“211工程”重點建設項目，即面向21世紀，重點建設100所左右的高等學校，使其在教學、科研及人才培養的整體水平上接近和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并在國際上確立較高的聲譽和地位。

《財經》：“211工程”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直接投資最大的高等教育項目，到2012年總計投入近500億元。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教育部長說，要繼續支持“211工程”和“985工程”。

“985工程”是“211工程”之后又一個重大的教育工程。1998年5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北京大學百年校慶大會”上提出，“為了實現現代化,我國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教育部領導在慶典上建議，今后連續三年，政府每年拿出中央財政收入的1%，作為中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資金。建議得到了領導人的贊同，為此教育部制定了《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決定相對集中國家有限財力，在今后10年-20年里爭取若干所大學和一批重點學科進入世界一流水平。這就是“985工程”的名稱由來。

朱永新：“985工程”建設項目正式啟動后，最初只有北大和清華確認為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兩校分別獲得教育部18億元的撥款額度。后來又有七所大學加入，這九所高校簡稱“C9”。截至2009年，“985工程”建設高校共計39所。

“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熱潮推動了國內高校建立“綜合性大學”的沖動，政府也積極推動集中教育資源，打造教育的“航空母艦”，似乎“綜合性大學”是“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必要條件。最好的大學產生于成千上萬所大學不拘一格的激烈競爭，由政府來集中教育資源是計劃經濟的典型思路。

《財經》：不管是“211工程”，還是“985工程”，都是典型的趕超戰略。入選以上兩個工程的高校，要分期確定一批重點課題、學科，然后專項經費會分批投入到“學科建設”之中，評價的方式主要是以論文、課題結項、專家驗收為準。每到每期建設快結項的那一年，高校就會突擊花錢。所以教育界不少人士批評說，所謂“211工程”“985計劃”就是個分錢的計劃。

朱永新：哪些高校進入“211工程”、“985工程”的大學，都是教育部確定的，一旦進入名單就享有各種優惠政策，不能進入的則只能“望項目而興嘆”。人為的高等學校層次劃分，對于其他高校明顯是不公平的。2011年3月，教育部部長袁貴仁表示，“985工程”、“211工程”已經關上大門，不會再有新的高校加入這個行列。這意味著那些不能進入工程名單的高校幾乎沒有任何機會脫穎而出，那么進入工程名單的高校無論實際成績如何也不會被淘汰，這種缺乏公平的競爭顯然也不利于高校的發展。以高校整體為建設對象而不是按學科，也不夠科學。其實，對國家急需的研究項目可以公開懸賞，實行政府購買，而不是資助研究。

《財經》：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高度集中的資源配置方式與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體制是一致的，以行政推動為特色的自上而下的重點大學建設就是這種體制的典型體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開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而且世紀之交已經建立起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資源配置方式以市場為基礎。在高等教育上仍然建成以行政權力作為資源分配的主導方式，顯然是迫切需要改革的問題。

朱永新：所以要改變資源配置方式，從原來以行政權力的配置方式向以市場競爭為主的配置方式轉變，讓所有的高等學校平等競爭公共資源，提高有限資源的使用效益，提高重點大學參與市場競爭的能力。

另外，這些工程投入的產出效率如何，也缺乏明確的評價標準。“七五”(1986年-1990年)重點建設高校至今已經過去近30年了，“211工程”提出到現在也有20多年了，中國有多少高校真正進入了“世界一流大學”行列了呢?又培養出多少錢學森先生所說的“杰出人才”呢?2014年英國《泰晤士報》發布的世界大學排名，前20名都是歐美大學，進入前50名的只有北京大學(45名)和清華大學(50名)，而且都排在相當靠后的位置。這顯然和已經躍居世界第二位的中國經濟總量非常不匹配，其中反映的問題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財經》：2011年我曾采訪著名科學家、2005年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葉篤正先生。他回顧了自己的教育經歷，也對中國目前的教育現狀表達了強烈的不滿。老先生畢業于西南聯大，他說，西南聯大實行的是世界最先進的教育制度“中國為什么不能出大師?這種教育體制下容易出大師嗎?原因在什么地方，一比較就知道了”。

朱永新：事實說明，建設一流大學、培養杰出人才不是僅僅靠投入金錢就能夠辦到的。西南聯大的辦學條件極其艱難困苦，卻培養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堪稱當時的世界一流大學。

2012年5月教育部正式啟動實施《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計劃》，也就是“2011計劃”。這是繼“985工程”、“211工程”之后，中國高等教育系統啟動的第三項國家工程。

《財經》：“2011計劃”同樣有很明顯的政治背景。201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清華大學百年校慶”上提出了“推動協同創新”的理念和要求，“2011計劃”就是為了落實講話精神而制定的。

朱永新：和“211工程”、“985工程”投入大量資金進行重點扶持不同，“2011計劃”不再以給錢為主。教育部的一位官員也說，投資不能解決現有體制的問題。這也從側面說明，有關部門已經對“211”、“985”的施行效果有所反思。雖然不再以給錢為主，實際上這些協同創新中心本身已經有充足的科研經費來源，還有著很強的吸金能力。據官方統計，全國培育的167個協同創新中心，已經吸納了超過200億元的社會資金。

“2011計劃”啟動時間還不長，效果如何還要拭目以待。在重點大學建設特別是“985工程”和“211工程”中，重點不是通過改革建立符合教育規律、充滿活力的教育體制，而是國家以無競爭的分配方式投入巨額資金，而且經費更多地用于硬件建設和人頭費。假如仍然延續以前的老套路，不在教育體制改革上下功夫，只靠砸錢，是不可能培養出“杰出人才”的，也不可能建成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學”。

不是“行政化”，而是“官僚化”、“衙門化”

朱永新：我一直在想，中國政府對教育的重視程度、中國全社會對教育的關注程度，不可謂不高，為什么培養不出創新型的拔尖人才?表面上，這是一個人才培養模式的問題，即如何教、如何學的問題。但是，這背后其實是一個體制問題，即如何讓教育家辦學。解決了這個問題，培養模式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就好像農民知道該怎么種地，把自主權交給他就行了。那么，為什么出不了真正的教育家?一言以蔽之，就是對學校管得太死。學校沒有真正的辦學自主權。

《財經》：科舉制度廢除之后，現代教育觀念開始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根發芽，涌現出一批卓有聲望的教育家，如民國政府時期北大校長蔣夢麟和胡適、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武漢大學校長王世昌、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等，都堪稱一代教育家。

朱永新：那個時代的大學擁有較大的獨立性，不存在行政化問題，大學校長也沒有行政級別。像蔡元培最初是民國政府的教育總長(相當于教育部長)，后來又去當北大校長;沒有行政級別的羈絆，教育部選校長不會局限在正局或副部的范圍內，校長也不會像官員一樣，在各個大學間遷轉升降。

當時的大學校長也沒有任期限制。像梅貽琦，從1931年出任清華校長到1948年離開清華到臺灣，服務清華大學17年，清華大學得到長足發展。有人說，梅貽琦一生只做成一件事，就是担任清華大學校長。“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一所大學需要很長的時間去設計規劃它的定位、規模與特色。

《財經》：解放后，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或者被解散，或者被改造成為國立大學。這樣，多元的高等教育辦學局面被打破，全部大學都成為公立大學。大學的校長大都是馬克思主義學者和在抗日戰爭和國內戰爭時期有過合作的黨外知名學者，如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湖南大學校長李達、中國人民大學校長成仿吾、山東大學校長華崗等。

朱永新：1950年7月，政務院《關于高等學校領導關系的決定》中，明確規定“全國高等學校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統一領導為原則”。1953年10月，政務院又頒布《關于修訂高等學校領導關系的決定》，強調高等教育部必須與中央人民政府有關業務部門密切配合，有步驟地對全國各高等學校實行統一與集中的領導。在高等學校內部，學習蘇聯的“一長制”，即實行校(院)長負責制。與此同時，中央政治局抽調中央一級黨政機關高、中級干部，派往學校充實高校黨組織。

1955年，中央決定高校黨員校長(院長)由中央宣傳部負責調配，高校黨委書記由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調配。根據這一決定，中央又陸續派出一批黨員領導干部為北京各高校校長，如將江隆基派往北京大學、蔣南翔派往清華大學、武廣派往北京航空學院等，逐步在這些學校建立起高校黨委領導制度。50年代中期，在經歷了1956年的波匈事件和1957年的反右運動之后，更加突出強調黨對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領導。

《財經》：195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確規定，“在一切高等學校中，應當實行學校黨委領導下的校務委員會負責制;一長制容易脫離黨委領導，所以是不妥當的。”這樣就取消了學習蘇聯“一長制”而實行的校長負責制，所有高校都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務委員會負責制，黨委對學校工作實行全面領導。

朱永新：1961年9月，中共中央印發《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延續了“教育革命”中對校長負責制的否定，首次明確規定高校的領導體制是黨委領導下的以校長為首的校務委員會負責制，“高校黨委是學校工作的領導核心，對學校工作實行統一領導。高等學校的校長，是國家任命的學校行政負責人，對外代表學校，對內主持校務委員會和學校經常工作。”雖然《高校六十條》在內部領導體制上提升了校長的作用，但在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高等學校的管理權還是控制在政府主管部門手中，學校一切都得聽命于政府主管部門，沒有自主權。

在“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下，“文革”前黨委書記是大學最高領導人，有不少學校黨委書記和校長由同一個人担任。“文革”開始后，大學校長是最早被“揪出來”并且最早遭到“斗爭”的一批人。幾乎所有的大學校長都遭到了肉體和心理的虐待與折磨。遇害的大學校長就有30多人。大學沒有了校長，代之以“革委會主任”等稱呼。即使1972年開始部分大學招收“工農兵學員”，在當時的政治環境里，教育家沒有任何用武之地，反而被扣上各種帽子予以批斗。

《財經》：“文革”結束后，大學教育開始回歸正常。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提倡干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一大批專家學者担任大學校長，都是按照黨政干部的標準進行遴選，然后由組織任命。不過，當時注重“知識化、專業化”，所以校長普遍是一個學術帶頭人或者研究型的學者。

朱永新：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高校領導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是，“學校逐步實行校長負責制，有條件的學校要設立由校長主持的、人數不多的、有威信的校務委員會，作為審議機構。”到1989年初，全國已有100多所高等學校實行了校長負責制。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事件之后，國家教委指示，“不再擴大校長負責制的試點范圍。”1998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用立法的方式規定“國家舉辦的高等學校實行中國共產黨高等學校基層委員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時至今日，大學實行的都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

《財經》：1996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同四所交通大學負責人談話時提出，“高校的黨委書記、校長應該努力使自己成為社會主義政治家、教育家。”從此以后，遴選校長的標準悄然改變。不再像上世紀80年代那樣遴選學術權威，而是委派黨政干部出任高校領導。

朱永新：更具有制度意義的是，2000年，國務院批準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十余所大學升格為副部級。一直以來，中國的高校領導都是有行政級別的。上世紀80年代的教育體制改革，為淡化高校的行政級別，將本科院校的黨委書記與校長定為正局(廳)級，專科院校的書記、校長則為副局(廳)級。這次重新確定了“副部級”大學，本意是加快“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卻強化了政府對高校的行政管理，加重了高校行政化。

一方面，“副部級大學”黨委書記和校長成為中央直接管理的副部級干部，都是上面任命的。進入新世紀以來，教育部開始頻繁地向直屬大學“空投”書記和校長。這些人大都是政府部門的司局長，“空投”以后晉升為副部級干部。教育家劉道玉先生曾統計過，美國大學校長平均任期12.2年，而中國大學校長平均任期為5.2年。由于任期太短，大學書記和校長頻繁被換下，就像玩走馬燈一樣。在換屆高峰年份，教育部一名分管的副部長，幾乎每個月都要到各大學去宣布換屆名單，作一次內容雷同的講話，這幾乎成了其工作內容的全部。對于這種“空投”現象，有教授曾寫文章抱怨說：“教授家中坐，校長天上來。”另一方面，各地為了滿足安置干部、提職提級的需要，也紛紛向高校派出黨政干部。

《財經》：所以，高校校長實際上是作為官員來提拔和任命的。1999年，進入“985工程”第一期的高校只有 9所，而到 2013年，“985高校”已經有39所。每一所大學至少有校長、書記兩位“副部級”，這就意味著全國“副部級”大學領導近80位!“副部級”大學成為大學行政級別化的金字塔尖，依次往下是廳級、副廳級以及局級的高校。所以中國的大學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序列化的行政分層結構，階層明顯，等級森嚴。

朱永新：“行政化”是一種約定俗成的說法，其實更準確地說應是“官僚化”或“官本位”。“行政化”在字面上一般是指一個組織中行政權力以及行政管理部門不適當的膨脹，以致影響組織的正常運轉，大致相當于“科層化”或“過度科層化”。世界各高等教育發達國家的大學都有以科層制為基礎的行政管理，這是大學規模增大后的結果;但當前我國大學的行政化的真正所指，根本不是科層化或過度科層化，而是嚴重的官本位或官僚化。

給予高校辦學自主權是關鍵

朱永新：“校長是一校之魂”，辦好學校，校長是關鍵。他們以教育為己任，遵從教育規律，首先對學校和學生負責，敢于承担責任。可是，由于高校領導是由上級主管部門任命的，高校領導的選拔權、任命權、考核權、評價權集中在政府手中。因此，在辦學過程中，高校領導很難做到不唯上是從，主要按照政府部門的文件、指令辦學，造成大學“千校一面”，缺乏特色和個性，很難真正體現學校的歷史和文化，以及教師和學生的意志。

《財經》：有一個典型的例子：有媒體對國內256所高校的校訓進行調查，發現其中有192所學校的校訓都是“團結、求實、勤奮、創新”，校訓最能代表一個學校的精神和追求，竟然會出現如此嚴重的雷同，難道不令大學校長們汗顏嗎?可是，又有多少大學校長意識到這個問題呢?為了提高自己的行政級別、或者當自己的行政級別提高之后，高校領導都會更自覺地與上保持一致。行政權力越來越大，對學校直接的微觀管理無所不在。

朱永新：對于現在的高等教育體制，有一個形象的說法，不是“教育家辦學”，而是“教育部辦學”。教育部不僅直接舉辦72所重點大學，而且高等學校的各項辦學自主權大多沒有落實，許多高校在北京建立“辦事處”，大事小事都需要“跑步(部)前(錢)進”。專業要教育部審批，文憑由教育部頒發，重要經費都控制在教育部手里，重要評價由教育部主持。

強化高校的行政級別出發點是為了加強一流大學建設，但事實上也導致了高校貪大求全及不平等競爭。近年來，一些“211工程”院校渴求進入“985”高校行列，另一些學校則在努力地“專升本”。他們的動力，除了為學校獲得更多的資源外，便是書記、校長官升一級。高校的級別，不但與獲得的教育資源緊密掛鉤，也使學校的社會聲譽、評價由此出現新的等級。從學校管理機構設置，以及承担的具體功能看，大學也更像“一級政府”。由于缺乏基層民主、學術民主的制度和文化，行政化、追求數量的學術管理和“計劃學術”，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學術按其自身規律的健康發展。高度行政化、官本位的管理，削弱了高校的自主性，影響了學術發展和創造性活力。

《財經》：在大學內部，校長、副校長、書記、副書記、院長、副院長、處長、副處長，也都有相應行政級別，他們也可以在高校和政府機關間調動。據統計，一所“副部級”大學里，黨政領導班子一般有領導13名-15名，黨政機構30個左右，機關工作人員四五百名，其中處級干部100多名。同樣，學校的院系，也存在著黨政領導多、管理機構多、管理人員多的情況。人們戲稱這種現象是“校級干部一走廊、處級干部一禮堂、科級干部一操場”。此外，教授也有一、二、三級，重點學科也有國家級、省級與校級;科研獎勵也有國家級、省部級與廳局級;論文發表也有權威期刊、核心期刊和一般期刊;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朱永新：這樣一種級別化的制度環境，強化了大學的官本位價值，大學的政治權力和行政權力獨大。高校中教育問題、學術問題的決策，各項資源的配置，基本上通過黨委常委會、書記辦公會、校長辦公會進行;學校常設的學術委員會、學位委員會、職稱職務評聘委員會，很少在教育與學術決策中發揮作用，這些“學術機構”的人員構成，往往由行政領導兼任或指派，他們的活動也是應黨委常委會、書記辦公會、校長辦公會“要求”而進行的，不過是行政活動的延續和修飾。由于所有事務均通過行政進行決策，加之行政決策中一把手又起決定性作用，在辦學過程中教授和學生的權利嚴重缺失，既無法參與評議，更無法參與決策。因此，近年來高校內部的民主管理風氣日趨淡漠，教授與院長、學校領導的沖突加劇。

由于行政官員掌握著大量資源，而在資源分配上，教授又缺乏渠道參與，導致部分人對此趨之若鶩，高校行政化日益嚴重。隨著近些年對教育的投入越來越大，伴隨而來的，行政權力也變相擴大，人們對行政權力的渴望更強。人們追逐權力，往官場里擠，行政職務、專業職稱“一肩挑”，人為地分心分神分時，根本沒有把心思放到如何治理學校，如何培養人才，如何向諾貝爾獎沖擊，等等，因而，使一些原本專心教學的教授、學者變得不安分，想方設法謀個官位坐坐，以至出現某所大學一個處長職位，竟有40個教授來爭。如果高校行政權力凌駕于學術權力之上，行政權力可以瓜分學術權力，行政資源可以壟斷學術資源，做官成了癮，學術腐敗、基建貪污、高校負債、科研造假、抄襲之風，虛假之風就會隨之而來。近幾年被頻繁曝光的各類教育界丑聞或爭議，均源于此，這些都造成高校的公信力持續下降。由于行政官員掌握著大量資源，而在資源分配上，教授又缺乏渠道參與，導致部分人對此趨之若鶩，高校行政化日益嚴重。

《財經》：高校內部日益強化的行政化，也導致偏離了培養人才的目標，功利主義抬頭。像地方政府一樣，高校追求近期業績，注重外延發展，忽視內涵建設。具體表現在：高校大多以校園占地規模、標志性建筑、學生(尤其是研究生)規模、學科覆蓋面、院士數、博士點數、經費數、論文數、專利數等作為評價學校“實力”的重要指標，并把這些指標分壓到相關部門、院系。而為了達到以上的辦學目標，學校不惜貸款圈地蓋樓、建豪華校門，盲目擴大學校規模。不尊重學術規律，“計劃學術”、“量化學術”盛行，通過給教師下達高指標讓教師成了為“指標”而拼命的“學術民工”，造成學術泡沫和學術垃圾。有些高校通過不正常的送禮請客等“公關”手段評獎、評院士、評學位點;不愛惜學校聲譽，拿著學校的“學術資源”、“學位資源”去與高官、老板、明星“共享”，等等。

朱永新：由于主要的資源和管理權仍控制在主管部門，教育管理權力高度集中、行政化、長官意志的弊病愈演愈烈，呈加劇之勢。為了能夠從行政部門獲得更多的教育資源，一些教育部直屬的高校竟然設立“駐京辦事處”，這簡直是一個笑話。高校行政化與中國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趨勢是背道而馳的。高校濃厚的行政色彩使原來學術氣息濃重的大學校園不可避免地出現學術腐敗和教育腐敗問題。

《財經》：20世紀上半葉曾涌現出一批杰出的教育家，為中國的現代教育做出了卓越貢獻。可是下半葉以來，再也沒有出現一位足以和這些先賢比肩的教育家。我覺得，這個問題和“錢學森之問”同樣值得反思。

朱永新：從文化傳統來說，中國有幾千年的封建傳統，以官為本、以官為貴、以官為準，一切為了做官的思想傾向仍長期存在。在這種官本位意識彌漫的社會環境和氛圍中，行政權力已經超出它本來應該起作用的范圍了，高校也不可能“出淤泥而不染”。

更重要的是，在一個封閉、壟斷，缺乏競爭與活力，高度行政化、官本位的教育管理體制下，學校沒有辦學自主權，真正的教育家很難脫穎而出。要真正實現教育家辦學，首先應給予高校應有的自主權。這才是解決“錢學森之問”的關鍵所在，舍此別無他途。

網載 2015-08-23 08:5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