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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明經世文編 一部明代文章的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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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明經世文編》是一部明代文章的總集。全書共五百零四卷，補遺四卷，以人為綱，按年代先后為序，選錄了四百二十人家的文章。這本書的編輯過程采用了主編負責，集體選輯的方法。全書統計，列名選輯的有二十四人，均為松江人，他們負責編輯工作；列名參閱的一百四十二人，分散在全國各地，他們參加了文集的搜集、校點的工作。該書的主編是陳子龍、徐孚遠、宋徵璧三人。
這是一部明代文章的總集。全書共五百零四卷，補遺四卷，以人為綱，按年代先后為序，選錄了四百二十人家的文章。
這本書的編輯過程采用了主編負責，集體選輯的方法。全書統計，列名選輯的有二十四人，均為松江人，他們負責編輯工作；列名參閱的一百四十二人，分散在全國各地，他們參加了文集的搜集、校點的工作。
該書的主編是陳子龍、徐孚元、宋徵璧三人。
陳子龍（1608—1647年），字人中，又字臥子，軼符，號大樽。南京松江府華亭縣莘村人。出生于當地的豪紳之家。其先祖陳鉞在明代中期，倭寇沿海進犯，直到江南時，曾帶領家奴和佃夫二百余人給倭寇以相當的打擊。
子龍的父親則是科舉出身，萬歷四十七年考取進士，天啟元年改刑部郎中，不久改工部郎中，這一年，他的父親去世，奔喪南歸。陳子龍父親的影響下，從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父親的督促下學習《周禮》、《儀禮》、《禮記》、《史記》、《漢書》等，同時學做八股文，準備通過科舉進入仕途。
陳子龍在詩文上深受秦漢派的影響，是明末的詩文大家。他的詩歌長于狀物，妙于托意，能將詩情巧妙地熔鑄在抑揚跌宕的詩章之中，其中最為出色的是七古和七律。他的七古，繼承發揚了岑參的風格，以濃烈的色彩，奔放的氣勢、急促的意調描繪奇異狀美的景物，如《大梁行》、《蜀山行》、《高梁橋行》等，也善于刻畫各種特色的人物肖像，如《匡山吟燈巖子》、《寄獻石齋先生》、《贈孫克哉》等作品，所以被認為“七古直兼高、岑、李頎之風軌”。他的七律清麗沉雄，即能表現瑰麗雄奇的意境，又浸透著詩人結嗇郁勃的愁緒，即使詩人言詞清麗，也依然掩不住作者的“格高氣逸，韻遠思深”同那些僅有翡翠蘭苕的綺麗詩風迥然不同，他的《高郵州》、《都下雜感》、《晚秋雜興》等都是這樣風格的作品。
陳子龍比較重視詩歌憂時托志的社會作用，認為“作詩不足以導揚盛美、刺譏當時，托物聯類而見其志，則雖工而余不好”。他認為詩歌創作必須是有感而發，決不能無病呻呤。“古人之詩也，不得已而作之；今人之詩也，得已而不已”。他雖然推崇前后七子的復古理論，尤其重視推崇秦漢文風的后七子。但同時他并不盲目摸擬古人。一方面他認為“既生于古人之后，其體格之雄，音調之類，此前哲之所以備，無可獨造”另一方面也認識到詩歌“色彩之有鮮萎，豐姿之有妍拙；寄寓之有淺深，此出致人工，各不相惜。”
達種詩學主張的指導下，他的詩歌除了少數模擬痕跡較嚴重的外，絕大部分都能夠直面現實有感而發。詩人對當時明王朝的腐敗極為不滿。《遼事八首》揭露了明軍面臨戰事。依舊“紅袖軍中歌舞遍”。詩人在《白靴校慰行》中無限悲憤地寫道“今日東方聲問斷，盈盈報目使人愁”。有力的抨擊了宦官竊弄權柄，誤國殃民。詩人對社會動亂下人民生活的困苦，寄予了深刻的同情。在《小車行》中描繪了災民“出門茫然”無以為生的凄慘景象。
正是由于作者思想中對現實社會的強烈的關注，使他不僅安居一隅，以詩文寄托一生，特別是作者生活在明末社會動蕩，國家社稷危機四起的時代，使他不能不參予國是，為國奔走。
他參加了張溥等人組織的復社，后來又同好友夏允彝等人組織幾社，革新文學的同時也希望能影響社會。
為了入仕，得到為國出力的機會，陳子龍還屢次參加科舉考試。崇禎三年，以第七十五名的成績通過鄉試，之后在崇禎三年，崇禎六年兩次參加進士考試，末考中。崇禎九年才終以三甲十八名的成績中了進士。被指定到廣東惠州担任司法工作。當他到達瀛州時，得知繼母唐宜人去世的消息，于是請假回家治喪。回到松江后，陳子龍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決定編輯一些經世致用的書。通過研究歷史而找出解決實際問題的辦法。他們把當地一座達官貴人的別墅變成了編輯出版這些書籍的工作，開始了宏大而艱巨的工作。
首先著手編輯的便是這部五百零四卷的《皇明經世文編》。于崇禎十年二月開始編輯，同年十一月定稿。是一部從歷史實際出發，總結明朝兩百多年的統治經驗，企圖從中得出教訓，用以改變當前現實，經世致用的書。
這部五百多卷的大書，搜集了明代五百家的作品，全書范圍十分廣泛，包括兵餉、馬政、邊防、邊情、火器、貢市、番舶、災荒、農事、治沙、水利、海運、漕運、財政、鹽法、刑法、錢法、稅法、役沒、科舉等各個方面，都是有關治國的方針政策的實用之學。宋微璧所作的此書凡序，將選輯文章篇目的目的和原則說得十分清楚：“此書非名教所裨，即治亂悠關”，所收之皆為“學術淵深、足為世用，一稱立言之家，一為實用之準”。從這里，我們已可以清楚看到陳子龍已經不是一位尋常文士了，他那些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議論早已不再提及了。他所期望的只是如何為那個動亂的時代服務。到這個時候，他更加了解自己所處的時代，成為認識時代、決心為之出力的人了。
在他為此書所寫的序中指出：“俗儒是古而非今，文士擷華而舍實。夫抱殘守缺，則訓詁之文充棟不厭，尋聲設色，則雕繪之作永日以思。至于時王所尚，世務所急，是非得失之際，未之用心，茍能訪求其書者蓋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絀，故曰士無實學。”許譽卿序更感慨地說：“予惟學士大夫平生窮徑，一旦逢年，名利嬰請，入則問舍求田，則出養交持祿，其于經濟一途蔑如也。國家卒有緩急，安所恃哉。”對當時的封建文人面對著內部極為激烈的階級斗爭，和對建州的民族矛盾極為尖銳的狀況，面對著內外交困，岌岌可危的嚴峻形勢，仍然只知咕哦誦記，除了章句之學以外什么也不懂感到憂心如焚。
此書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例如宋濂的《渤泥入貢記》、商輅的《贈行人劉偕立使西南夷序》涉及到明代和南洋諸島的友好往來；吳桂芳的《議阻澳夷進貢疏》、龐尚鵬的《題為陳末議以保海隅萬世治安事》，記述了澳門的情況及其被蒲都麗家（葡萄牙）占領的經過；徐學聚的《報取回呂宋囚商疏》，說出了當時呂宋慘殺華人萬余人的慘狀；余子俊的《添設將官事》，宋懋澄的；東征紀略》，記載了明王朝與建州女真族之間的戰事；周忱的《與戶部諸公書》，指出蘇松戶口流亡的嚴重性，并以太倉為例，批評了當時的弊政；耿裕的《災異疏》記述了光祿寺的廚役原先就有六千三百八十名，后來又增添一千五百名，可見當時官僚機構的龐大和統治者的腐敗。這些史實，對研究的明代歷史有著重要的意義。書中錄存了《徐文定公集》六卷，特別受到后人的重視。徐光啟是明末第一位思想家，精通天文、歷算、火器、兵機、鹽、水利、農政等實用之學，也是中國最早介紹西方學術思想的人，在西文化交流方面有卓越的貢獻。
此書在清代被列為禁書，清代《違礙》、《禁書》兩目均著錄。
原因之一是因為書的主編陳子龍是一個抗清志士。明之后，一直在南方從事抗清活動。在太湖組織義軍，事敗后，投水自盡。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清朝統治者為了掩飾清代先祖同明朝的關系，把建州部族說成一個從來都是獨立的部族，從沒有臣服過明王朝，而大量禁毀明末清初的詩文。此書恰好收入了清朝統治者最不愿為人所知的一些歷史文獻。例如王瓊的《王晉溪本兵敷奏為計處夷情以靖地方事》，揭露了建州左衛一些首領“做賊”的行徑；張學顏的《張心齋奏疏撫遼疏》和《申飭邊臣撫夷疏》，道出了建州領袖王臺、王杲對明朝的不同態度；楊道賓的《揚宗伯奏疏海建二夷■期違貢疏》和《海建夷貢補至南北部落未明遵例奏請乞賜詰問以折狂謀事》，說明了建州和海西兩部對明朝的朝貢制度、時間、人數和努爾哈赤的兵力情況。
熊廷弼的《敬陳戰守大略疏》、《上葉相公書》、《答友人書》，更具體地說出了李成梁如何設計殺努爾哈赤的祖父塔失，又封努爾哈赤為龍虎將軍，努爾哈赤遠交近攻，日益強大的原委；姚希孟的《建夷授官始末》更是原原本本的闡述了建州和明朝的關系。所有這些真實的史實，揭穿了清統治者的謊言，當然地遭到了禁毀。此書卷帙繁重，當時印本就不多，再經過明末清初一次改朝換代的大動亂，后屢遭禁毀，流傳至今就成為稀有的珍本了。此書收集的文集在千數以上，有些文集已沒有傳本，只是通過此收的選錄才得以保存至今。今有一九六二年中華局出版的明末平露堂刻本的影印本。 編輯本段編者簡介
編輯采用主編負責、集體選輯的方法。參與者多為復社、幾社成員，且多為松江望族。主編是云間陳子龍、徐孚遠、宋征璧三人。 幾社明朝末，東南各地知識分子紛紛組織文社，講求制藝，議論朝政，聲勢最大的是蘇州以張溥、張采為首的復社。松江則有幾社的組織。幾社取義于絕學有再興之幾，和知幾其神的意義。幾社的主要成員同時也參加了復社。初創時有所謂幾社六子：徐孚遠、陳子龍、夏允彝、杜麐征、彭賓、李雯。宋征璧是后來參加的。初創于崇禎二年（公元一六二九），以文會友，搞得很熱鬧。后來便和書坊合作，選刻時文，由徐孚遠主持編選，從崇禎五年到十四年，刻了幾社會義五集，會義很受要參加考試士子們的歡迎，參加幾社的人也越來越多，超過百人了。在選刻時文的基礎上，陳子龍等編輯《皇明經世文編》。 據宋征璧所撰凡例，編輯分担任務，徐孚遠、陳子龍十居其七，宋征璧十居其二，此外李雯、彭賓、何剛等都曾參加商酌。以此，文編各卷都列有陳子龍、徐孚遠、宋征璧三人姓名，其余一人則李雯、宋存標(宋征璧兄弟)等輪流列名。綜計全書，列名選輯的二十四人，列名參閱的一百四十二人。選輯的都是松江人，是負實際工作的；參閱的則是分散在各地的人，參加文集的搜集或校選工作的。
陳子龍（1608—1647年），字人中，又字臥子，軼符，號大樽。南京松江府華亭縣莘村人。出生于當地的豪紳之家。其先祖陳鉞在明代中期，倭寇沿海進犯，直到江南時，曾帶領家奴和佃夫二百余人給倭寇以相當的打擊。 子龍的父親則是科舉出身，萬歷四十七年考取進士，天啟元年改刑部郎中，不久改工部郎中，這一年，他的父親去世，奔喪南歸。陳子龍父親的影響下，從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父親的督促下學習《周禮》、《儀禮》、《禮記》、《史記》、《漢書》等，同時學做八股文，準備通過科舉進入仕途。 陳子龍擅長制藝（八股）文字，詩、古文、駢賦也寫得很好，同時擅長填詞，是明代著名詞人，對清代詞的發展有深遠影響。陳子龍年輕時就很出名，崇禎三年舉人，十年中進士。官紹興推官，任職期間多次平定地方暴亂，論功，升兵科給事中。清兵南下，子龍和太湖義兵相結，事敗被俘，投水自殺。 陳子龍詩、詞、文、賦兼工。詩歌方面，被譽為明代最后一位大詩人，朱東潤和施蟄存等人更是認為其詩歌代表明代詩歌最高成就；詞方面，陳子龍被公認為“明代第一詞人”，并對清代詞的復興造成巨大而深遠的影響；陳子龍策論散文別具一格，吳偉業認為其散文可媲美蘇軾、蘇轍兄弟（吳偉業《梅村詩話 陳子龍》：“其四六跨徐、庾，論策視二蘇，詩特高華雄渾，睥睨一世。”），并非夸大；陳子龍駢賦深得戰國和漢代駢賦名家之妙，留存篇目雖少，但是精品卻不少，被一些人推許為“明代駢文第一”。陳子龍因為抗清而死，他的作品在死后一百多年一直是禁書，不能公開流傳出版，導致一些珍貴的明末別集刻本漸漸散佚甚至絕版，直到乾隆年間，乾隆表彰明代忠烈，陳子龍等26人獲得級別最高的“專謚”，謚號“忠裕”，他的作品才開始公開流傳，民間熱心人士和他的文學思想追隨者開始搜集刊刻他的全集。經過王昶等人的長年累月的努力，陳子龍生前所寫的各種體裁的作品，多數被收集在清嘉慶八年（1803）刊行的《陳忠裕公全集》中，另外一部分文章收錄于《安雅堂稿》。《安雅堂稿》是明末刻本，為陳子龍自選文集，王昶等人發現這個珍貴刻本時，《陳忠裕公全集》已經刊刻完成且將付印，因此只好不將《安雅堂稿》收入，因此《陳忠裕公全集》是“非足本”，并非真的“全集”。即使如此，《陳忠裕公全集》的出版仍然具有重大意義，他表明一代文學宗師的作品終于基本上被收齊出版。
徐孚遠（1599－1665），字闇公，徐階曾孫，崇禎十五年舉人。清兵破松江，孚遠從魯監國漂泊海島，有人說他后來到臺灣依鄭成功，死在臺灣。但也有人說他未久留于臺灣，后再返廈門。永歷十七年（1663），清師攻陷金門、廈門，孚遠擬攜眷歸鄉而不果，遂滯留廣東饒平，兩年后病故于此。(關于徐孚遠晚年行蹤，包括是否曾入臺灣，及去世之地點，都有不同說法。綜合各項數據，推測他應該曾來臺灣，但停留時間不長；因此，最后病故的地點也不在臺灣，而以廣東饒平之說較可信。由于留臺的時間不長，相關詩作可清楚看出作于臺灣者數量甚少。再者，臺灣各種方志有明末諸入臺遺老小傳，但獨缺徐孚遠，這也是他留臺時間甚短的旁證。參考陳乃干、陳洙《徐闇公先生年譜》的考證。)
李雯
李雯（1607-1647），字舒章，江南青浦（今上海）人。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占領北京，李雯與父親正在京城，李雯父親被李自成軍隊拷掠而死，李雯無錢為其父買棺下葬，跪在路邊乞討，才獲得微薄銀兩為父親買到薄棺。繼而貧病交加而病倒，吳三桂引清軍入關，投降李自成政權的前明官員龔鼎孳轉而投降清朝，并推薦李雯入清朝政府任職，李雯因父親尚未歸故土入葬外加性格軟弱，答應清朝的任命，被授官為內閣中書舍人。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南歸葬父，第二年在返京途中染病，回北京大約半年后不治而亡，時年四十一。 李雯擅長填詞，與陳子龍、宋征輿、宋征璧、夏完淳等人為早期云間派骨干。李雯也擅長詩歌，但是詩歌多擬古之作，成就不如其詞。
宋征璧(約1602～1672)，原名存楠，字尚木，天啟七年舉人，后改名征璧，崇禎十六年進士。明亡，和弟征輿都投降了清朝。 官潮州知府。有《三秋詞》。 宋征璧是云間詞派的重要成員之一。與云間詞派盟主陳子龍的倡和影響較大。 宋征璧早有詩名，在結識陳子龍前就已經匹馬入京師，與宛平王崇簡諸人互相倡和。天啟五年（1625年），宋征璧大約24歲，與當時17歲的陳子龍結交，頗受陳子龍推重。此后，宋征璧一直與陳子龍保持深厚的友誼，二者互相有相當多的贈詩，并在順治四年互相倡和填詞，對云間詞派有很大影響。
周立勛，字勒卣，茂源從子，與同里陳子龍、夏允彝齊名，為"云間五子"之一。以太學生屢試不第，留滯南雍，未幾客死，年四十三卒。幾社同人中，朱灝最長，立勛次之。
此書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例如宋濂的《渤泥入貢記》、商輅的《贈行人劉偕立使西南夷序》涉及到明代和南洋諸島的友好往來；吳桂芳的《議阻澳夷進貢疏》、龐尚鵬的《題為陳末議以保海隅萬世治安事》，記述了澳門的情況及其被蒲都麗家（葡萄牙）占領的經過；徐學聚的《報取回呂宋囚商疏》，說出了當時呂宋慘殺華人萬余人的慘狀；余子俊的《添設將官事》，宋懋澄的；東征紀略》，記載了明王朝與建州女真族之間的戰事；周忱的《與戶部諸公書》，指出蘇松戶口流亡的嚴重性，并以太倉為例，批評了當時的弊政；耿裕的《災異疏》記述了光祿寺的廚役原先就有六千三百八十名，后來又增添一千五百名，可見當時官僚機構的龐大和統治者的腐敗。這些史實，對研究的明代歷史有著重要的意義。書中錄存了《徐文定公集》六卷，特別受到后人的重視。徐光啟是明末第一位思想家，精通天文、歷算、火器、兵機、鹽?、水利、農政等實用之學，也是中國最早介紹西方學術思想的人，在西文化交流方面有卓越的貢獻。
此書在清代被列為禁書，清代《違礙》、《禁書》兩目均著錄。 原因之一是因為書的主編陳子龍是一個抗清志士。明之后，一直在南方從事抗清活動。在太湖組織義軍，事敗后，投水自盡。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清朝統治者為了掩飾清代先祖同明朝的關系，把建州部族說成一個從來都是獨立的部族，從沒有臣服過明王朝，而大量禁毀明末清初的詩文。此書恰好收入了清朝統治者最不愿為人所知的一些歷史文獻。例如王瓊的《王晉溪本兵敷奏為計處夷情以靖地方事》，揭露了建州左衛一些首領“做賊”的行徑；張學顏的《張心齋奏疏撫遼疏》和《申飭邊臣撫夷疏》，道出了建州領袖王臺、王杲對明朝的不同態度；楊道賓的《揚宗伯奏疏海建二夷■期違貢疏》和《海建夷貢補至南北部落未明遵例奏請乞賜詰問以折狂謀事》，說明了建州和海西兩部對明朝的朝貢制度、時間、人數和努爾哈赤的兵力情況。 熊廷弼的《敬陳戰守大略疏》、《上葉相公書》、《答友人書》，更具體地說出了李成梁如何設計殺努爾哈赤的祖父塔失，又封努爾哈赤為龍虎將軍，努爾哈赤遠交近攻，日益強大的原委；姚希孟的《建夷授官始末》更是原原本本的闡述了建州和明朝的關系。所有這些真實的史實，揭穿了清統治者的謊言，當然地遭到了禁毀。此書卷帙繁重，當時印本就不多，再經過明末清初一次改朝換代的大動亂，后屢遭禁毀，流傳至今就成為稀有的珍本了。此書收集的文集在千數以上，有些文集已沒有傳本，只是通過此收的選錄才得以保存至今。今有一九六二年中華局出版的明末平露堂刻本的影印本。
皇明經世文編 - 《皇明經世文編》成書時代及其士風
1. 全書504卷補遺4卷。 2. 編輯時間在明崇禎十一年（公元1638），二月開始，十一月便編成，時間極為短促。 3. 在這年之前二十年中，后金崛起，明軍屢敗，民變四起，山東白蓮教徒，陜北李自成、張獻忠鬧得正兇。這部書編輯的時候，正是明朝內亂外患尖銳的時代。黃澍序：「南寇北奴，日益滋大。」是最好的說明。 4. 當時商品經濟發達的城鎮，尤其是江南的城市社會，正是一片繁榮景象，逸樂文化是主流，講究食衣住行情色的高水平消費生活，奢靡享受，行樂縱欲，聲色犬馬。 《陶庵夢憶》序：遭時太平，海內晏安，老人家龍阜，有園亭池沼之勝，木奴、秫粳，歲入緡以千計，以故斗雞、臂鷹、六博、蹴踘、彈琴、劈阮諸技，老人亦靡不為。 張岱《自為墓志銘》：蜀人張岱，陶庵其號也。少為紈褲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美童；指時供人狎玩的美男子，或稱為男妓)，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戲班)，好鼓吹(音樂)，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指虛擲光陰于閑茗棋戲之間；橘虐，今之圍棋也)，書蠹詩魔(癡愛詩書)，勞碌半生，皆成夢幻。（《嫏嬛文集》卷五，光緒三年首刊本。） 5. 儒生、士大夫中大部分人對現實問題不關心，更談不上研究。 (1)黃澍(湖廣巡按御史)序說：乃文人柔弱，既已論卑氣塌，無當上旨，凡而呫哦誦記，自章句而外無聞焉。指出文人伊伊啞啞，除了章句之學以外，什么也不懂。 (2)陳子龍序說：俗儒是古而非今，擷華而舍實。夫保殘守缺，則訓詁之文充棟不厭，尋聲設色，則雕繪之作永日以思。至于時王所尚，世務所急，是非得失之際，未之用心，茍能訪求其書者蓋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絀，故曰士無實學。儒生是古非今，講形式不求實質，訓詁、詞藻，成天揣摩，至于當前現實問題，世務所急，卻從不用心，連是非得失也搞不清楚，結論是士無實學。 (3)至于作了官的士大夫呢，徐孚遠序說：今天下士大夫無不搜討緗素，琢磨文筆，而于本朝故實，罕所措心，以故掞藻則有余，而應務則不足。語云：高論百王，不如憲章當代。(憲章：效法)同樣是只講詞藻，不了解過去，也不了解現實。 (4)許譽卿序更慨嘆地說：予惟學士大夫平生窮經，一旦逢年，名利嬰情，入則問舍求田，出則養交持祿，其于經濟一途蔑如也。國家卒有緩急，安所恃哉！他們沒有作官以前，讀的是經書，和現實無關；中了科舉以后，在家搞房子買田地，做官搞好關系作巧宦，對于現實問題的解決，毫不關心：國家有事，怎么能依靠這種人呢！與柳如是齊名的王修微(號草衣道人，明末廣陵詩妓)離開茅元儀之后，嫁給兵科給事中許譽卿(三垣疏稿)。
皇明經世文編 - 《皇明經世文編》繼承的傳統
陳子龍（1608—1647），明末官員、詩人、詞人、散文家、駢文家、編輯。陳子龍于萬歷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六月初一出生于南直隸松江華亭（今上海市松江區），初名介，后改名子龍；初字人中，后改字臥子，又字懋中；晚號大樽、海士、軼符、於陵孟公等。崇禎十年進士，曾任紹興推官，論功擢兵科給事中，命甫下而明亡，繼而任南明弘光朝廷兵科給事中。清兵陷南京，他和太湖民眾武裝組織聯絡，開展抗清活動，事敗后被捕，永歷元年（公元1647年）五月十三投水殉國。陳子龍不僅是明末著名烈士與英雄，也是是明末重要作家，具有多方面的杰出成就。他的詩歌成就較高，詩風或悲壯蒼涼，充滿民族氣節；或偉麗秾艷，直追齊梁初唐；或合二種風格于一體，形成沉雄瑰麗的獨特風貌，為云間詩派首席，被公認為明代最后一個大詩人（“明詩殿軍”），并對清代詩歌與詩學產生較大影響。陳子龍各體詩歌中，成就最突出的是七言律詩與七言古詩。陳子龍亦工詞，為婉約詞名家、云間詞派盟主，被后代眾多著名詞評家譽為“明代第一詞人”、清詞中興的開創者，著名詞評家譚獻、龍榆生等人均對其詞作評價甚高。陳子龍的駢文也有佳作，《明史》稱其“駢體尤精妙”。陳子龍的奏疏與策論都有很深厚的功底，也很有成就。陳子龍的小品文自成一格，《三慨》等作品真切感人又寄托自己纏綿忠厚之情。陳子龍也是明末著名的編輯，曾主編巨著《皇明經世文編》，刪改徐光啟《農政全書》并定稿，這兩部巨著具有很重要的史學價值。
網載 2015-09-06 23: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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