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才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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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才略

  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略而詳也。虞、夏文章,則有皋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則有贊,五子作歌,辭義溫雅,萬代之儀表也。商周之世,則仲虺垂誥,伊尹敷訓,吉甫之徒,并述《詩》、《頌》,義固為經,文亦足師矣。

  及乎春秋大夫,則修辭聘會,磊落如瑯玕之圃,焜耀似縟錦之肆,薳敖擇楚國之令典,隨會講晉國之禮法,趙衰以文勝從饗,國僑以修辭扌干鄭,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善于辭令,皆文名之標者也。

  戰代任武,而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報書辨而義,范雎上書密而至,蘇秦歷說壯而中,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揚班儔矣。荀況學宗,而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

  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進《新語》,其辯之富矣。賈誼才穎,陵軼飛兔,議愜而賦清,豈虛至哉!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書》,膏潤于筆,氣形于言矣。仲舒專儒,子長純史,而麗縟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相如好書,師范屈宋,洞入夸艷,致名辭宗。然核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揚子以為“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王褒構采,以密巧為致,附聲測貌,泠然可觀。子云屬意,辭義最深,觀其涯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鉆思,故能理贍而辭堅矣。

  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宋弘稱薦,爰比相如,而《集靈》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于諷諭,不及麗文也。敬通雅好辭說,而坎壈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二班兩劉,弈葉繼采,舊說以為固文優彪,歆學精向,然《王命》清辯,《新序》該練,璿璧產于昆岡,亦難得而逾本矣。傅毅、崔骃,光采比肩,瑗寔踵武,能世厥風者矣。杜篤、賈逵,亦有聲于文,跡其為才,崔、傅之末流也。李尤賦銘,志慕鴻裁,而才力沉膇,垂翼不飛。馬融鴻儒,思洽識高,吐納經范,華實相扶。王逸博識有功,而絢采無力。延壽繼志,瑰穎獨標,其善圖物寫貌,豈枚乘之遺術歟!張衡通贍,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則竹柏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劉向之奏議,旨切而調緩;趙壹之辭賦,意繁而體疏;孔融氣盛于為筆,禰衡思銳于為文,有偏美焉。潘勖憑經以騁才,故絕群于錫命;王朗發憤以托志,亦致美于序銘。然自卿、淵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雄向以后,頗引書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

  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于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懵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為篤論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禹以符檄擅聲;徐干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優以得文;路粹、楊修,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鄲,亦含論述之美,有足算焉。劉劭《趙都》,能攀于前修;何晏《景福》,克光于后進;休璉風情,則《百壹》標其志;吉甫文理,則《臨丹》成其采;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

  張華短章,奕奕清暢,其《鷦鷯》寓意,即韓非之《說難》也。左思奇才,業深覃思,盡銳于《三都》,拔萃于《詠史》,無遺力矣。潘岳敏給,辭自和暢,鍾美于《西征》,賈馀于哀誄,非自外也。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龍朗練,以識檢亂,故能布采鮮凈,敏于短篇。孫楚綴思,每直置以疏通;摯虞述懷,必循規以溫雅;其品藻“流別”,有條理焉。傅玄篇章,義多規鏡;長虞筆奏,世執剛中;并楨干之實才,非群華之韡萼也。成公子安,選賦而時美,夏侯孝若,具體而皆微,曹攄清靡于長篇,季鷹辨切于短韻,各其善也。孟陽、景陽,才綺而相埒,可謂魯衛之政,兄弟之文也。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諶情發而理昭,亦遇之于時勢也。

  景純艷逸,足冠中興,《郊賦》既穆穆以大觀,《仙詩》亦飄飄而凌云矣。庾元規之表奏,靡密以閑暢;溫太真之筆記,循理而清通,亦筆端之良工也。孫盛、干寶,文勝為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戶牖雖異,而筆彩略同。袁宏發軫以高驤,故卓出而多偏;孫綽規旋以矩步,故倫序而寡狀。殷仲文之孤興,謝叔源之閑情,并解散辭體,縹渺浮音,雖滔滔風流,而大澆文意。

  宋代逸才,辭翰鱗萃,世近易明,無勞甄序。

  觀夫后漢才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儷鄴都。然而魏時話言,必以元封為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為口實。何也?豈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貴乎時也。

  贊曰∶

  才難然乎!性各異稟。一朝綜文,千年凝錦。

  馀采徘徊,遺風籍甚。無曰紛雜,皎然可品。

文心雕龍才略譯文

  《才略》是《文心雕龍》的第四十七篇,從文學才力上論歷代作家的主要成就。全篇論述了先秦、兩漢到魏、晉時期的作家近百人,正如黃叔琳所評:“上下百家,體大而思精,真文囿之巨觀。”本篇確可謂古代批評史上作家論的洋洋大觀。

  全篇共五個部分。第一部分評先秦作家,其中如“皋陶六德,夔序八音”等,不僅是不可靠的傳說,也還談不到什么文學作品;至于《五子之歌》原是后人偽作,劉勰竟奉為“萬代之儀表”,這都是其歷史局限。第二部分評兩漢作家三十三人。第三部分評魏代作家十八人。第四部分評兩晉作家二十五人,附帶說明宋代作家“世近易明”,不再評述。第五部分是根據以上評述所作的小結,主要說明文人成就的大小和他所處的時代有關。這一認識值得注意的是:本篇以評論作家才氣為主,這只是作家成就高低的主觀因素,篇末強調“貴乎時”,則注意到了作家成就的客觀因素。文人與社會的關系,是《時序》篇的論題,本篇簡要地提出,不僅必要,且有畫龍點睛的作用。但也應看到,劉勰在這里講的“貴乎時”,主要指“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本篇按略遠詳近的原則評論歷代作家,其略與詳,主要指所論各個時期作家的多少而言;凡所論及,其詳略雖也稍有不同,總的來說,都是很簡要的。但劉勰所論,話雖不多,大都概括了作家的主要成就、基本特點和重要得失。這些作家在“論文敘筆”的各篇,大都各有分別論述,所以,本篇的概括評論,則是劉勰對作家的總論。在這篇總論中,也有如曹操、陶淵明等少數重要作家沒有談到。曹操在本書其他篇章還講到幾處,陶淵明則除存疑的《隱秀》篇外,全書都沒有提到。就《才略》篇來說,陶淵明或被列入“宋代逸才”而不論,不講曹操就毫無道理了。此外,如班婕妤、徐淑、蔡琰、左芬等女作家一個不講,這就是劉勰的儒家正統觀念造成的了;其中對《五子之歌》、尹吉甫、馬融等評價太高,也是這個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本篇雖對“九代之文”做了比較全面的評述,文史詩賦、章表奏議等都有所涉及,但劉勰對文學藝術和學術論著的不同特點,在這些評論中卻表現了他更為明確的認識。如董仲舒和司馬遷,劉勰說他們一是“專儒”,一是“純史”,其所肯定的,并不是《春秋繁露》或《史記》這樣的巨著,而是董仲舒的《士不遇賦》和司馬遷的《感士不遇賦》,認為這才屬于“麗縟成文”的文學作品。又如說:“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宋弘稱薦,爰比相如,而《集靈》諸賦,偏淺無才。”“王逸博識有功,而絢采無力。”這里,不僅沒有混同文學作品和學術論著,反而是有意識地加以對照,用“富號猗頓”的論著,“博識有功”的學力,來反襯他們在文學創作上“偏淺無才”,“絢采無力”。這說明,本篇所論之“才”,是專指文學創作的才力,文學家的“才”和學術家的“才”,是各有特點而不可混同的兩種才力。

  (一)  從黃唐到魏晉九代的文章,是十分豐富而繁盛了;這個時期優秀的作家作品,可略加評述。虞夏時期的文章,有皋陶提出諸侯必備的六種品德,夔所整理的八音,益對舜的贊辭等。太康的五個兄弟所作的《五子之歌》,文辭溫和,意義雅正,為后世萬代的典范。商、周時期,有仲虺告誡商王的《仲虺之誥》,伊尹教訓太甲的《伊訓》,尹吉甫歌頌周宣王的詩篇:這些作品的意義既合于常道,文辭也值得后人師法。到了春秋時期,各國大夫在聘問集會中運用修飾得很好的辭藻,其眾多如美玉聚積的園圃,光彩似繁華的錦繡市場。薳敖選用楚國美好的典章,士會講求晉國的禮法,趙衰以富有文采而隨晉公子重耳到秦國赴宴,子產因善于辭令而捍衛了鄭國,鄭國游吉貌美才秀而有文采,鄭國的公孫揮善于言辭:這些都是春秋時期以文辭著稱的突出人物。戰國時期任用武力,但文人仍不斷出現。諸子百家以他們的思想學說為憑借,屈原、宋玉以《楚辭》表現其異采,樂毅的《獻書報燕王》明辨而義正,范雎的《獻書昭王》雖未明言“宣后亂秦”卻講出了當時秦國的要害,蘇秦游說六國的言辭有力而切合時事,李斯的《上書諫逐客》文辭華麗而內容有說服力:如果在重視文辭的盛世,這些作者就是揚雄、班固一類的人物了。此外,荀況既是儒學的宗師,又描繪物象而稱之為《賦》,文采和內容相稱,的確具有大儒的特點。

  (二)  漢初陸賈,首先創造了奇特的文采,他寫了《孟春賦》和合于《典》、《誥》的《新語》,其中辯麗的文辭已很豐富了。賈誼銳利的才力,能超越奔馳的駿馬;他的議論妥帖,辭賦清新,豈能是憑空達到的!枚乘的《七發》,鄒陽的《上書吳王》等,筆下有豐富的文采,言辭有旺盛的氣勢。董仲舒是儒學專家,司馬遷是純粹的史學家,他們也以富麗的辭采寫成《士不遇賦》、《感士不遇賦》,也就是《詩經》的作者抒發哀思的意義了。司馬相如愛好讀書,學習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大量夸張艷麗的描寫,成為辭賦的宗匠。但考察其辭藻的純粹意義,內容和形式很不相稱,所以揚雄認為“文辭華麗而用處不大的,就是司馬相如”,這話的確是對的。王褒創造文采,以細密工巧為旨趣,他描繪的聲音狀貌,輕巧可觀。揚雄作品的命意,是辭賦家中最深刻的,試看他寫得內容深廣,文辭奇麗,又能竭盡全力進行鉆研思考,所以內容豐富而文辭有力。桓譚的理論著作,號稱比古代猗頓的的財產還富裕;宋弘向光武帝稱揚推薦,便把桓譚比作司馬相如;但他的《仙賦》等文學作品,卻寫得淺陋無才:由此可見,桓譚雖長于論著,卻不善于文學創作。馮衍很愛好進獻說辭,在東漢的昌盛之世卻很不得志,但他抒寫其不得志之情的《顯志賦》,反而像蚌的病成了珍珠一樣。班彪和班固,劉向和劉歆,都是父子相繼有文采。過去的說法是班固的文才優于班彪,劉歆的學識精于劉向;但班彪的《王命論》寫得清晰明辯,劉向的《新序》寫得完備精練,這就如同出產于昆山的美玉,也難超出昆山之玉的原貌了。傅毅和崔骃,他們的光華辭采并駕齊驅;崔瑗、崔寔緊跟其后,可謂能繼承其家風了。杜篤和賈逵,在文才方面也頗有聲譽,考察他們的實際才力,只能是崔骃、傅毅一類作家的末流。李尤的賦和銘,希望寫成意義鴻深的作品,可是才力不高,只能低垂著翅翼不能奮飛。馬融是東漢的大儒,思想博大,認識高超,作品合于儒家經典的規范,內容和形式相得益彰。王逸的學識廣博,這方面很有成就,但文學創作沒有力量。王逸的兒子王延壽繼承父志,瑰麗的鋒芒特別突出,他善于描繪事物的形貌,豈不是得到枚乘流傳下來的技巧!張衡多才多藝,蔡邕精深雅正;他們都文史兼通,前后三十多年遙遙相望。由此可見,竹、柏雖有異而同樣貞定,金、玉雖殊卻都是珍寶。劉向的奏議,意旨急切而文辭舒緩;趙壹的辭賦,意義充實而體制松散;孔融的氣勢較盛,顯示在書表方面;禰衡的文思較銳,運用在辭賦之中:他們都各有自己的優點。潘勖憑借儒家經典而施展才力,所以《冊魏公九錫文》寫得超群出眾;王朗努力著作以寄托情志,也在學習古代銘文上獲得成就。但司馬相如和王褒以前的寫作,主要是運用才氣而不追求學識;揚雄、劉向以后,就常常引用古書來輔助文章:這是憑才氣或靠學識的重要界線,它的區分是不可混亂的。

  (三)  魏文帝曹丕的文才,旺盛而清麗,過去的評論貶低他,認為比曹植相差千里。但曹植是文思敏捷而才氣俊秀,詩歌華麗而章表卓越;曹丕則思考周詳而才力遲緩,因此他的名聲不大。可是曹丕的樂府詩清新激越,《典論·論文》辯明扼要:注意到他們各有長短,也就可以做正確的評價了。但世俗之情對人的或抑或揚,往往是隨聲附和,于是使曹丕因身為帝王而降低了文才,曹植因處境困難而增加其價值,這并不是準確的論斷。王粲的才力充沛,寫作敏捷而精密,詩賦論銘樣樣都寫得好,文辭也很少病累:取其優秀的詩賦,就是“建安七子”中成就最大的作家吧!陳琳和阮瑀,以擅長章表檄移稱著,徐幹以辭賦和論著顯示其優美,劉楨以高尚的情操和辭采相結合,應玚才學優秀而在詩賦創作上有所收獲。路粹和楊修,在筆札書記方面頗為精工,丁儀和邯鄲淳,他們的《刑禮論》、《受命述》也還寫得不錯:這些作家都有值得稱道的。劉劭的《趙都賦》,能夠追趕前代優秀的作家;何晏的《景福殿賦》,則可光照后世的作者。應璩深懷意趣,用《百壹詩》顯示他的情志:應貞掌握寫作的道理,用《臨丹賦》組成其文采。嵇康獨出心裁來寫論文,阮籍任其志氣以寫詩歌:他們通過不同的形式發出共同的心聲,用不同的翅膀朝著同一方向奮飛。

  (四)  張華的小賦,寫得很美而清新流暢,其《鷦鷯賦》的寓意,就是韓非所寫《說難》的意思。左思有出奇的文才,擅長于深入地思考;但他寫《三都賦》用盡了銳氣,寫《詠史詩》表現了才華的卓越,就再沒有寫其他作品的精力了。潘岳的文思敏捷,文辭暢達,意義和諧;他的才氣積聚在《西征賦》中,更充分體現于哀誄之作,這是他內在的情感所決定的。陸機的才力要求深入探討,辭藻力求繁富:所以他的文思雖很工巧,卻不能約束繁雜。陸云愛好明朗簡練,由于他懂得控制繁多,所以運用文采鮮明省凈,善于寫短小的篇章。孫楚構思作文,往往是質直陳述而文辭通暢。摯虞抒發胸懷之作,總是遵循天命而辭義溫雅;他在《文章流別論》中敘述各種文體的源流并加以品評,寫得頗有條理。傅玄的作品,內容大都是規勸鑒戒;傅咸的奏議,能繼承其父的剛勁正直:他們父子都是堪當重任的棟梁之材,而不是各種花朵的美麗花托。成公綏的賦大都寫得不錯;夏侯湛的作品,雖具有《尚書》、《詩經》的形式,但成就都很微小。曹攄的長詩寫得比較清麗,張翰的小詩寫得明辨而切實:這是他們各不相同的優點。張載、張協兄弟,才華秀麗而不相上下,正像魯國和衛國的兄弟之政,他倆的文學成就也在兄弟之間。劉琨的作品雅正雄壯而富有風力,盧諶的作品情志明顯而道理清晰:這都是由當時的政治形勢造成的。郭璞的詩賦華艷俊逸,可稱東晉之冠;他的《南郊賦》既是莊嚴美好的大手筆,《游仙詩》也能使讀者有如飄浮在云端。庾亮的章表,寫得細密而閑熟暢通;溫嶠的筆札書記,遵循事理而清新通達:他們也是筆札方面的高手了。孫盛和干寶,都長于文辭而成為史學家,他們學習的標準,是《尚書》中的《典》、《訓》:兩人的途徑雖然不同,但文筆辭采是相近的。袁宏寫文章立意甚高,所以雖卓越出眾卻常有偏差;孫綽的詩賦過分拘守玄理,所以雖有條理卻缺乏形象。殷仲文的《南州桓公九井作》,謝混的《游西池》,都沖散了長期來講玄理的文辭,使虛浮的玄音漸趨淡薄:如同滔滔洪水的玄風雖已消失,殘存在詩文中的玄理,仍使文章大為澆薄。  宋代才高的作家、作品如鱗片大量積聚;因為時代很近,容易了解,就沒有加以評述的必要了。

  (五)  查看東漢的作家,和西漢作家也相差無幾;晉代的文壇,幾乎可以和建安文學媲美。但曹魏時期的議論,必然以漢武帝時期為最高理想;劉宋以后的高論,又總是以建安時期為話題。這是為什么呢?豈不是因為這兩個時期是崇尚文學的盛世,廣招才士的最好時機。唉!這就是古人不能不重視時機的原因了。

  (六)  總之,人才難得,確是如此;每個人的稟性是各不相同的。一旦寫成文章,就凝結成千古不朽的錦繡。豐富的文采長期流傳,良好的風尚更加盛大。不要說九代的作家作品紛雜,仍可清清楚楚地予以品評。


2022-12-08 18: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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