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農民戰爭史 第七章 李自成起義軍在河南的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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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李自成起義軍在河南的大發展

生伯死的朱常洵一帶到李自成面前腳嚇破了膽,"色怖,泥首乞命”們。李自成端坐殿上親自審問這位朱明王朝的親王,怒斥道:“汝為親王,富甲天下。當如此饑荒,不肯發分毫帑藏賑濟百姓,汝奴才也。”(2)命左右打他四十大板,梟首示眾。當審訊呂維祺時,李自成不無諷刺意味地說:"呂尚書今日請兵,明日請餉,欲殺我曹,今定何如?”下令處死了這個反動官僚[3)。接著,響亮地向洛陽的貧苦群眾宣布:“王侯貴人剝窮民,視其凍餒,吾故殺之,以為若曹。[4]李自成的話鮮明地表達了他所領導的起義軍的革命宗旨,對于動員人民起來同朱明王朝作拼死的搏斗是個有力的號召。

在經濟方面,起義軍沒收了福王府中金銀財貨和大批糧食、物資,發布告示大賑饑民,令饑者遠近就食,得到廣大群眾的熱烈擁護。史載:

遠近饑民荷旗而往應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絕。一呼百萬,而其勢燎原不可撲。自是而后,所過無堅城,所遇無勁敵,諸將皆望風走。即秉鉞者以名節自許,不過以身予敵而已矣。[5]

除了開倉濟貧以外,起義軍還把大批金錢物資運往山區,充作軍用。剩下的金銀財物,李自成在準備移兵攻取開封時,委派原洛陽的一名書辦邵時昌為副將,用以募兵守城。同時授官的還有洛陽生員張旋吉、梅鼎盛

[1]《平寇志》卷四;《國榷》卷九七;《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八。吳偉業大概是認為福王“泥

首乞命”有失大體,在《綏寇紀略》里竭力加以掩飾,記作“福王趺坐于地,賊逼之。王閉目搖首不語,已而大罵,因遇害。"

[2]徐樹丕:《識小錄》卷二,《襄福二藩陷沒》條;同書卷四《福藩之變》條,記李自成之語

作“汝在藩王中,富甲于天下,當此兵荒,汝不肯以一絲一粒賑濟百姓,汝奴才也。”文字略有不問。

[3]《昆山王源魯先生遺稿》,《殘明前編·雜傳·呂維祺》。又,呂維棋之子呂璜在《呂太傅

忠節述乞言》中,記李自咸詰責語為:“呂尚書今日請兵,明日議別,何遢人太甚?”見順治十八年《河南府志》卷二五,《藝文》。[4]《綏寇紀略》卷八。[5]《球變紀略》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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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保一權父。”11“御袖為濕”12,諸臣只好俯伏請罪3。史料又載,此后的一天,朱由檢去朝見其庶祖母劉太妃,坐下不久就打瞌睡,一覺醒來感到有失體統,忙向太妃道歌說:"神祖時海內少事,至兒子苦枝梧多難。兩夜省文書未嘗交健,心煩感,輒廢餐。自以年才逾壯,為國事磨耗,蚤困劣。在太妃前悟然不自持一至此。”“太妃為之泣下,上亦汍瀾者久之,諸官人莫能帥視。)這個小故事形象地說明了,在起義農民的打擊下,明王朝最高統治者已經陷人了極大的苦悶之中,昔日的美好安寧成了不堪回首的往事。他們建筑在勞動人民血汗和白骨之上的樂園已經動搖,歡笑的日子確實不多了。

第三節 李自成起義軍首攻開封和項城戰役

李自成部攻克洛陽時,明河南巡撫李仙風正領著游擊將軍高謙所部官軍。在黃河以北的懷慶地區鎮壓當地的農民起義。開封城守副將陳永福獲悉洛陽失守,火急率兵往援。開封的守御力量因而非常單薄。李自成得到這個情報,決定奇襲開封。二月九日,他帶領精兵三千、部卒三萬從洛陽地區出發,急行軍三晝夜,于十二日中午時分到達開封城下,立即大舉攻城。明河南巡按御史高名衡等唯恐重蹈洛陽覆轍,落個失城陷藩的罪責,急忙把一切能夠動員的力量統統趕上城去固守。封在開封的周王朱恭枵和

[1]陳洪綬:《備陳一代興亡班》,見《甲申就亭小紀》二編卷二。據當時參加這次召對的兵

活。”(見《依水園文集》前集春二。)

科都給事中張播度記載,朱山檢說:“親叔不保,背聯不穩所致云云,言訖大病,掩袖流

[2]花村看行侍者:《談往錄》卷中。[3]張緒彥:《依水園文集》前集卷二

[4]《環宮遺錄》春下;又見《綏寇紀略》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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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七章 李自俄起艾軍在河南的大發展

其他嗜財如命的藩王們有點不同,他奉行的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保命哲學。在起義軍兵臨城下時,他一狠心把府中累朝積攢的銀子搬出一部分,"下令民間,有能出城斬賊一級者賞銀五十兩,能射殺一賊者賞三十兩,射傷一賊或磚石擊傷者賞十兩。!”這一舉措果然生了效,開封城內一批亡命之徒紛紛上城同義軍為敵。盡管義軍攻城非常勇敢,"射終日,箭插城如猬”【2),但是,原來設想的以奇襲方式奪取開封的計劃卻未能實現。這時,前往洛陽赴援的陳永福聽說起義軍乘虛進攻開封,連忙帶著軍隊兩晝夜兼程趕回,十六日由水門入城參加防守

由于敵情發生了變化,李自成在十七日親自到城下觀察形勢,以便決定下一步的攻城方法。不料行蹤不密,被城上的官軍射中左眼13]。后來傷口雖經治愈,左眼卻從此失明。當時,起義軍的領袖負了重傷,又有消息說左良玉的軍隊和保定總督楊文岳所統官軍正向開封進發。只有“精兵不過三千,脅從之眾不過三萬”[4]的義軍首領明白,一旦明政府的援軍到達,自己就可能陷入內外夾攻的境地。于是決定停止進攻開封,主功向西轉移到登封、密縣、嵩縣一帶。李自成部義軍的首次進攻開封,遂以自動撤圍而告終。

崇禎十四年七月,羅汝才由于與張獻忠不和,率領部眾到河南淅川,同李自成部義軍聯合作戰5。當時,李自成部已經成為各支起義軍中實力最

[1]李光壂:《守汴日志》。[2]《守汴日志》。

[3]究竟是什么人射瞎了李自成的眼睛,史籍中有不同說法。有的說是陳永福射的,崇禎十六

年陳永福投降李自成時還說過“親集失于王目”的話。《守汴日志》、《豫變紀略》等書則說是陳永福的兒子陳德(時任明軍守備)射的。還有的史籍說是官軍士辛所射,陳德據為己功,向朝延請賞。周在浚《大梁守城記》說:“究不知為何人所射,陳總鎮逆攘為其子陳德之功,以守備擢游擊。”又根據一種傳聞,說是謝三所射,"三名不顯,故為陳所掩云。"[4]《守汴日志》

[5]李自成、羅汝才兩都起義軍開始聯合作戰的時間。《國榷》記于九月,《懷陵流寇始終錄》

記于八月,《平寇志》、《豫變紀略》記于七月。據《明末農民起義史料》三三六至三三七頁所載《兵部為塘報鄧宛棗隨等處賊情事》,崇楨十四年七月間,李自成與羅汝才二部已在河南唐縣聯合作戰,故取七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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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綱領、政策和宣傳口號等,必將大大推進一步。

第四節李自成、羅汝才聯軍二攻開封

項城戰役以后,李自成、羅汝才聯軍乘勢攻克了商水、扶溝、洧川許州、長葛等豫中州縣。十月間,義軍包圍了葉縣。奉命在這里鎮守的是北舞渡副將劉國能,此人原是農民軍的一位重要首領,綽號闖塌天,崇禎十一年投降官軍后就死心塌地充當明政府的鷹犬,以忠臣孝子自命。義軍圍攻七晝夜,劉國能眼看難以據守,便自己縋下城墻進人起義軍營壘,裝出一副悲天憫人的樣子,向李自成、羅汝才聲稱:“凡所以防守之具皆吾自為之,與葉民無涉。今吾力已竭,不忍城破盡斃此民,特來請死”。李自成勸他投降,他卻說:“吾大逆人,受朝廷厚恩,不敢負”,自刎而死。十-月初四日,義軍攻克南陽,總兵猛如虎、劉光祚均被擊殺,唐王朱聿鏌也被處死121。接著,義軍又攻克鄧州,然后回師北上,在十二月間進攻襄城。襄城守將李萬慶也是農民軍叛徒,原先的綽號為射塌天。他同劉國能一樣,在投降官軍之后墮落成了農民起義軍的死敵。義軍破城,李萬慶被處死與此同時,義軍還攻克了鎮平、新野、唐縣、泌陽,舞陽、汝州、許州、

[1]張永祺:《偶然逐紀略》。乾隆十一年《葉縣志》卷八,《雜記·紀事》將起義軍攻克葉縣,

誤記于崇禎十五年,與同書卷一《祥異附兵荒》所記“十四年十月,流賊李自成陷葉,副將劉國能、知縣張我翼死之",自相矛盾。鄭廉《豫變紀略》卷三,記起又軍攻破葉縣于十二月乙卵(十四日 ),誤。又順治《南陽府志》卷三,《祥異》記起又軍攻克葉縣的時間是崇禎十四年十月十四日。

[2]朱幸鍵在崇楨五年襲封為唐王,至九年秋京師成嚴時擅自提兵勤王,加以他事被廢為庶

人,圍禁鳳陽高墻。其弟來幸鎮承襲唐王,為李自成起義軍攻克南陽時所殺。朱幸鍵在弘光帝登極于南京時遇教得出高墻。后來即位于福州,即南明隆武皇帝。鄭廉《豫變紀略》卷三記,“十一月,流賊破南陽府,唐王走”,似未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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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家 李自成服義車在河南的大發展

打將四肢釘在城門上,壯烈地犧牲了。

起義軍首領們總結了兩次進攻開封失利的教訓,決定改用長期圍困的策略。除了把主力用于包圍開封以外,還“分黨四比,勢如破竹”2,兩個月內就攻克附近三十多座州縣,使官軍據守的開封變成了汪洋當中的狐息。為了爭取城內明朝文官武將停止抵抗,義軍曾以李自成的名義,寫了一件文告用箭射人開封城里。告示原文如下:

奉天倡義營文武大將軍李示:仰在城文武官吏軍民人等知悉。照得丁啟睿、左良玉俱被本營殺敗,奔走四散。黃河以北援兵俱絕。爾等游魚釜中,豈能當(長)活?可即開門投降,一概赦罪紀功,文武官員照舊錄用,斷不再殺一人以千天和。倘罪重孽深,仍舊延抗,本營雖好生惡殺,將置爾等于河魚腹中矣。慎勿沈迷,自貽后悔。[3]

這件告示很值得注意,它不僅表達了李自成等起義軍領導人力圖減輕雙方軍隊的傷亡和城中百姓的苦難等愿望,也反映了義軍在政治上的更臻成熟和在組織上的變化。李自成長期沿用的“八隊”(或老八隊)營號,這時已經改為“奉天倡義營”,他自己的闖將稱號也隨之改為“奉天倡義營文

武大將軍”。這說明到崇禎十五年五月以后,原來時分時合的各支義軍開始

走向統一,李自成的領袖地位逐漸形成。“奉天倡義”的營號,明顯地具有號召各路義軍和廣大群眾共同推翻明王朝的意義。告示中命令開封城內的明朝官僚立即投降,并且宣布“照舊錄用”,表明義軍已有建立政權的明確

[1]白愚:《汴圍濕襟錄)。李光墼《守汴日志》中也談到,有霍賣婆“假采菜出城”為起又軍

提供城內消息,李自成賞以金銀六錠,入城時被搜出,明政府“連禁婦女出城”。

[2]康熙十四年《香河縣志》卷十一。《藝文志》,《奏疏),《明崇楨十五年河南開村府汜水縣

知縣周騰蚊揭帖》

[3]鄭廉:《豫變紀略》卷四。白愚:《汴圍濕穆錄》也記載了這件告示,文字有出入,如鄭康

所記說,明朝文武官員如果“仍舊延擾”,起又軍破域后將嚴懲不貨,”置爾等于河魚腹中”;白愚文本卻說:"本營不日決黃河之水,恐爾輩盡葬河魚腹中矣!”看來,有可能是白愚在明政府決河灌行之后,為了嫁禍于起義軍,私自偷換了文告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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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問。李自成發布的文告,給開封城里的明朝官僚指明了出路,然而,這批家伙仍然把希望寄托于明廷調集兵力把他們解出重圍。他們對義軍的文告置之不理,繼續負展預抗,從而給開封城內的百姓帶來了極大的災難。經過一段時間的圍城,城內的糧食所余無多,普通居民大批地餓死,明官館卻趁機大肆搜刮。他們強行攤派民戶交糧,無糧的折銀交納。開初每石食糧折銀八十兩,后來增加到一百三十兩。交不出糧食和銀錢的就“先捉幼男女以大針數百刺其膚,號叫冤慘”[1]。甚至有的富室交納了上萬兩白銀仍不免于拷掠而死。守城的官軍持巡撫的令箭闖人民家搜糧,除郡王以上的府第外,無處不搜,“掘地拆屋破柱以求”12]。市上糧價飛騰,“米粟百金_斗、青菜千錢一斤”[3);后來完全斷市,有錢也買不著食物。城里糧食告絕后,居民們吃牛皮、皮襖、藥材、水草、瓦松、馬糞、膠泥等以求茍延時日,最后竟至于出現人吃人的悲慘局面。官軍更公然以人為糧,“將軍密計撫軍頷,肥瘠皆堪充軍食。” [4]

到崇禎十五年九月間,明官僚見外無救兵,內無糧草,開封城的陷落已經迫在眉睫。為了逃避失城陷藩的罪責,他們竟喪心病狂地決定把黃河大堤決開,企圖放水淹沒開封和圍城的義軍,自己則事先打造好船只準備

[1]《寧許日志)。

[2]《守汴日志)。義,馬士騭《詐城國陸述》中記:“乃又有一二職官借養兵之名,借搜糧之

舉,而不肖帥妗如楊銓、張爾猷輩,挾城胍杜鼠之奸,恣狼貪虎噬之計。逐門挨戶,掘地糟闊,不為人留一除轂,猶然日搜糧以養兵也,乃竟轟入富室。拷夾仆婢,金珠銀錢,

所有,以他貪升。"

無不思去。甚至接家派糧,指名發營,無論紳衿巨室。晝則鐵其項,夜則繩其足,罄家

[3]馬士黑:《汴城圍陷述》,見順治十七年《河南通志》卷四一,《藝文》

[4]王常段:《火梁宮人行》,見鄭陳《像變紀略》;又見康熙《開好府志》卷三四。《藝文四》《河南透志》卷七三,《藝文二》,文字略有不同。按,將軍指總兵陳水福,撫軍指河南巡拉高名衡,馬士騭《汴城偶陸述》中也說:“玉午夏初,卷土重來,糧盡撥絕,掘羅無計:

存一二者,今百無一二實。”

屋飯茶男,午絲煮女,百姓之死于饑者幾幾,死于殺而機食者凡幾。哀此殘黎,向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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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L 東自成又軍在河南的大發理

逃命。九月十五日夜,官軍決堤,大水如山的而至。除了一小撮反動官像擁簇著周王朱恭枵登身逃出以外,整個開封城和附近的居民都被淹沒。義軍戰士急忙移到大堤等高處避水,被洪水沖走的仍有一萬多人。時人陳之遴寫了一首《汴梁行》說:“守臣登陴但垂位,面著塵土心寒灰。繡衣使者出奇算,中夜決堤使南灌。須臾盈城作魚鱉,百姓盡死賊亦散。九重聞報空痛心、縉紳萬舌緘如暗。”揭露了明官僚決河灌汴的黑幕。

明官僚的水淹開封,充分暴露了剝削階級仇視人民的反動本性。事后,在朝廷上雖有一些官僚上疏,要求追查開封城守官員自行決堤淹城的責任,朱由檢卻認為他們在起義軍三次進攻開封時始終負隅頑抗,表現了效忠明王朝的反革命氣節,因此不僅不予處罰,反而“念其勞苦”,獎勵有加。黃河大堤的被決開,給附近州縣的百姓造成了極大的災難,葬身魚腹者不計其數,僥幸逃生者也因田地屋舍被水淹沒而號泣呼天,顛連無告。明朝廷對此竟熟視無睹。到崇禎十七年正月,這個罪惡的王朝即將受到最后的清算時,兵部尚書張縉彥等人竟然異想天開,提出派人去開封撈取水中沉銀。崇禎皇帝聽說有銀可撈,立即食指大動,催促火速進行。大學士蔣德璟等人會商后回奏說:“至樞臣所奏汴城撈銀一事,其名不甚雅。欲專責撫按,又恐別有漏卮。察得工臣周堪賡見在河工,即以汴城修復之舉,權令相度而去其積水,撈出余銀,借修城之名而收助餉之實,似亦事理之

[1]陳之遴:《浮云集》卷四。按,決河灌汴是明河南高級文武官員串通密謀的結果,具體拉

行人為河南巡按御史嚴云京。崇禎十六年正月,兵科給事中李永茂在《治河擊奸疏》內說:“今覆按其自供狡賊坐困一揭,及臣同官劉昌與總漕史可法各疏,始知周藩遷徒,汴民慘死,新漕梗塞,泗陵震憾。皆云京一決為之。即寸磔其身,尚不足以抵償諸罪。(見李永茂:《樞趣初劇》)。陳之遴詩中所云,出奇算之“繡衣使者”即指嚴云京。崇賴十七年正月給事中光時亨在《王言更斷疏》中,要求朱由檢下罪已謠,也把決河灌汴到為明政府所犯罪過之一。他說:“款鑿挖河堤以致汴城億萬化為魚鱉,反開冒功幸賞之門,為親藩避地之始者乎?”(孫承澤:《天府廣記》卷十三,《糾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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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作自成息文軍在河南的大發牌

非為汜水也,非為汴城也,亦非為周藩天潢宜軫、百萬生靈宜恤他。獨念汴城系河南樞紐腹心、南北咽喉也。……汴城不守是無河南,河南不保是無中原,中原不保則河北之咽喉斷,而天下之大勢甚可憂危也。”明安廬池太巡撫鄭二陽是河南鄢陵人,他也指出:"中原為天下腹心,開封又中原腹心,闖賊耽耽窺犯為謀甚狡。雖幸固守無意,然屬邑丘墟,則開封亦塊然孤城。倘一旦淪陷,天下事尚忍言哉![21后來的事實證明,自從開封陷沒之后,明廷在河南就再也沒有一個強固的據點。千里中州的易手,使李自成起義軍獲得了戰略上的主動地位,而明廷則由于咽喉被扼,腹心內潰。卻處于半癱瘓狀態了。

第六節 侯恂督師和起義軍一敗孫傳庭

崇禎十五年夏天,李自成、羅汝才聯軍在河南境內所向克捷,剩下周藩所在的開封孤零零地處于義軍的重圍之中。朱由檢眼見農民起義在中原地區有如烈火燎原,無法收拾;返顧官軍的狀況,幾年以來武將擁兵自重,逐漸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突出地表現為調動不靈,或者即便奉調而來,一遇勁敵就丟下督師的文臣各自逃命。當時明政府用于鎮壓農民起義的官軍中,實力最強的是屯駐于河南、湖北的左良玉部和所謂援剿總兵賀人龍等統率的陜西兵。這兩人都驕橫跋扈,不為朝廷所用。賀人龍于崇禎十三年曾從四川“噪歸”陜西,不肯為追剿張獻忠、羅汝才部起義軍賣命,后來兩次隨陜西總督出關都不戰而潰,把朝廷的方面大員傅宗龍、汪喬年先

[1]康熙十四年《香河縣志》卷十一,《藝文志·奏碗》。[2]鄭二陽:《鄭中丞益樓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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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美船了義不。左庭五在揚用昌督師時就不服調遣,丁啟睿繼任督師后對他更是一等莫展,"往來依違其間,為良五調遣文書,未始自出一令。時人調之“左府幕客””"在這種走狗不走的局面下,朱由檢知道無法把農民起

文蔬壓下去,遂決定分別采取措施,力圖改變現狀。

由于賀人龍問題更嚴重。朱由檢密令新任陜西總督孫傳庭將他處斬,借以殺一般百。這年四月間,孫傳庭檄調各總兵會集于西安,在筵席上突然逮措賀人龍,宣布罪狀后立即斬首示眾。接著部署善后事宜,以賀人龍部兵丁分隸諸將,提升賀人龍手下的農民軍叛徒、副總兵高杰為總兵,借以穩定軍心121

對于左良玉,明廷考慮到他麾下兵多勢重,其中相當一部分是他收羅來的義軍叛徒所統的部隊,如果處置不當很可能一哄而散,依舊變為“流寇”。因此朱由檢采取了結之以恩的辦法。左良玉年輕時曾犯下搶劫軍裝罪被削去官職,屈身走卒之列,后來被侯恂看中授以兵權,在援遼戰役中嶄露頭角,從此一帆風順位至大將。由于有這一番遭遇,他對侯恂自然懷有好感。崇禎帝知道個中原委,認為可以利用侯恂同左良玉的關系加以籠絡。崇禎十五年六月,他特旨把當時因事下獄的侯恂放了出來,任命為兵部右待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軍務,并轄“平賊”(指掛“平賊將軍印”的左良玉)等鎮援剿官兵,讓他組織官軍南北合擊以解開封之圍。侯恂是河南歸德府人,對家鄉情況比較了解,接任以后就上疏朝廷,對用兵方略提出了一個全盤計劃,疏中說:

寇患積十五年而始大,非可一朝圖也。由秦入豫,一敗汪喬年,再敗

[1]強方城:《讓協堂文集》卷五,《寧南侯傳》

[2]許多大籍記戴誕,起義軍得到有人能被殺的消息后“的酒相慶,四、賀孩子死,取關中如拾莠也。”這種把賀人龍描給成又軍助致的說法來必可靠。彭孫距在《平寇志》卷五中評論說:“天開縣之清,陳州之逃,誰則為之了謂實勇組為城餅者,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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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縣志》也說:“十月初三日,流寇老回回、左髻王、格料雅、一樣谷等由周始、新蔡而來,如風雨驟至。”!”這些貓述說明五營的力是相當雄厚的他們來到河南同李自成、羅汝才部匯合,是明末農民戰爭中各支義軍由分散作戰,走向統一的一個重要標志。

在粉碎孫傳庭部的進剿以后,李自成等人曾經準備乘勝尾追,奪取陜西。革里眼賀一龍卻提出,汝寧的兵馬還很多,不可輕視。李自成也"老諸軍議其后”12,于是決策向汝寧進兵。閏十一月初七日,李自成、羅汝才、革、左五營分道由上蔡、舞陽向汝寧進發。十三日,義軍完成了對設寧的包圍,開始攻城。楊文岳以保定兵守西城,監軍孔貞會以四川兵守東城。明崇王朱由橫知道起義軍勢大難守,唯恐落到福王和唐王的下場,主張開門投降,被楊文岳阻止[3)。十四日,起義軍戰士用門板遮蔽矢石,直逼城下,四面立云梯如墻,一鼓百道并進,攻克了汝寧府城。明保定總督楊文岳、監軍孔貞會都當了俘虜。李自成親自審問楊文岳,楊堅持反動立場。破口大罵。自成大怒,命人縛至城南三里店用火炮轟斃。明崇王朱由及他的弟弟河陽王朱由材、世子朱慈輝投降[4)。自成封朱由為襄陽伯,不久,連同他的親屬一起處死于河南泌陽。

這樣,從崇禎十三年秋季李自成起義軍進入河南到十五年閏十一月,在短短兩年多的時間里,義軍不僅基本上掃滅了河南境內的官軍(明政府所能控制的地方只剩下黃河以北的懷慶、衛輝、彰德三府和豫東少數州

[1]順治十五年《沈丘縣志》卷十三,《叢紀志·災祥》。按,左髻王即左金王,格料雁即革

里眼。

[2]康熙元年《汝寧府志》卷一○。

[3]康熙《汝寧府志》卷一口,《武備·軍功》記:“十四日展,有通謀崇王中貴,辨王旨議

降。或以告文岳,文岳大怒,舉刀砍杜,厲聲曰;有敢言降者手刃之,至午,戚自西北門入城"

[4]《平寇志》卷五,記崇王名朱由橫,河陽王誤書為河南王。《國榷》卷九八,記世子名為朱慈坡。這里是根據《明史》卷-一九。但《明史》卷二六二《楊文齒傳》,亦記起義軍“虜……河南、懷安諸王以行。”按情理,明封郡王不應以河南為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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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而且多次粉碎了明廷調來的精說援軍,從而為爾后徹底推翻明王朝的

統治奠定了基礎,戰果是極其輝煌的。

汝寧戰段之后,起義軍確立了對河南大面積土地的有效控制,在政策上也有了相應的變化,開始了“守土不流”的新階段。主要表現在:一義軍對占領地區不再棄而不守11,而是留下一部分軍隊駐守和屯田,同時派設地方行政官員。二、在流動作戰階段,起義軍將士的家屬隨軍行動,給作戰帶來一定困難;這時開始把家屬留在某些城鎮2),從而提高了義軍的作戰能力,也加強了它的正規化。三、在知識分子的問題上,過去只需要為數不多的文人充當顧問、軍師,參與謀劃和辦理文書事宜;建立地方政權以后則需要大批有文化的人充當官吏。有的史料說,李自成在河南時已舉行了科舉,“自水渝汴梁,援兵覆沒于朱仙鎮,乃蓄大志,假仁義愚天下。禁殺掠,諭民歸業,選士用人,……先期榜示曰:'有不預試者屠其家。不得已皆出。試之日,有憤激為文大罵者,有感傷為文痛哭者,有畏禍勉應故不成章者。自成怒曰:"我剪爾輩如刈草,但我方施仁義,且殺之不武。只殺其罵與哭者,其故不成章者皆裁去耳鼻,俟一統開科禁錮終身。”[3)從幾個月以后,李自成在湖北襄陽、荊州、承天,德安四府派設的地方官員

[1]直到常短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李自成起又軍弄克洛陽時,仍然采取了拆毀域墻的措

晚:“因念成中肚兵與彼作難,道令偽將驅其男女平城。"(順治十八年《河南府志》卷三,《災開》)汝寧戰段以后,史籍中不再見有平城的記載(指李自成為首的起又軍;張獻志鄭國實力敬小,直到崇賴十六年三月攻克湖北薪水時仍然平城,同年五月占領武昌以后才改變策略,據域設中,開始建立大西政權),兩代之以派遺地方官員,如十二月“發糖兵千余騎,送襄陽徐秀才往鄧州上任。”(李水茂:《樞垣初刻·襄陽再陷疏》)。

[2]《綏寇紀略》騫九,記常福十六年九月孫傳庭統兵出潼關,傾得起又軍“老營在唐縣,精

銳電暴阻”,乃添游去新增修領兵問透潛攻唐縣。結果唐縣被攻破,起又軍“輻重俱盡,妻子細口被殺”。這雖然是半年多以后發生的事情,但起義軍把安置家屬和輻重的老營另行電勝,不再隨精稅部隊還徒大概要早一些

[3]康熙三十三年《武強縣志》卷六。《列傳》,張星法:《李令尹列傳》。按:李今尹即李模,

河南鄭縣人。據傳中所說,李模當時也參加了考試,“鼻耳皆截去”,大概是屬于故意不成章者。順治年間,李模中了進士,殿試時清世租當面詢問過那時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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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通商費、募民縣田,收其籽粒以餉軍”11,使貧苦群眾能夠安心生產,義舉對念官污吏和豪強富室實行“籍其家以賞軍”12的政策,既打擊了官镲地主,也券補了零隊的食用。在起義軍內部從上到下實行了平均主義的供齡測度,同心同熊地渡過難關。“所掠金房、米粟、珠貝等物俱上掌家;凡支費但出自掌家,但報成數。請食不足,則均短之。人不能囊一金,犯者亮”),精兵是作戰的主力,每天吃三頓飯;其他士卒和家屬只吃兩頓。連季路成這樣的院助人物,也在飯食上“粗糲與眾共之”[4),穿著方面“衣帽不穿人~8),混在戰士當中都使人難以識別。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在明末農民大起義中平均主義包含了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對極端的社會不平等,對富人和窮人之間、主人和奴隸之間、驕奢淫逸者和饑餓者之間的對立的自發的反應”,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這種自發的反應,就其本身而言,是革命本能的簡單的表現。”16]從李自成初起事時“率本地少年挖人藏粟散糧于眾”(7),到崇禎十四年以后攻克洛陽,義正詞嚴地斥責福王朱常洵等“王侯貴人剝窮民”,“富甲天下”而“不肯以一絲一粒賑濟百姓”,處死福王后大開福邸倉困“令饑者以遠近就食”,對其他“貪污吏及豪強富室”也“籍其家以賞軍”181,都體現了農民們要求鏟除被剝削者同剝削者之間極其尖銳的貧富對立的平均主義思想。千百萬農民正是在這種當時“最革命的思想”1)鼓舞下呼嘯前進,向吃人的封建統治階級展開了拼死的搏斗,創造了

[1]張岱:《石置韋后集》卷六三。[2]張岱:《石量書后集》卷六三。

[3]查繼位:《國壽承》卷一,《徐一源傳》[4]《懷授流寇始終錄》卷十六。[5]《國壽錄》卷一,《徐一源傳》

7]費密:《荒書》

[6]退格斯:《反社林論》,引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二二二頁

8]出處均見上引

二一七頁。

[9]列寧:《社會民主黨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引自《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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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七章 李自獨貼又軍在同街的大廈照

驚天動地的業績。否定和貶低封建社會中起義農民的平等、平均思想,不論其主觀動機如何,實際上都必然導致抹殺農民革都的正義性,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封建統治的辯護士。其二,起義農民的平均主義思想也體現在起義軍內部的供給制度方面。他們所采取的原始共產主義分配方法是當時歷史條件的產物。既然農民們憎惡社會上的貧富懸殊,他們要求在自己的隊伍當中把生活上的差異縮小到最低限度也就是很自然的事。

起義軍的鮮明階級屬性還表現在它紀律嚴明,嚴禁搶掠民間購物、隨意殺人和調戲婦女。張岱記載說,起義軍所過之處“秋亳無犯。自成下令曰:殺一人者如殺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進攻開封時,李自成也發布過命令:“窩鋪內藏匿婦女者斬。”[2)義軍作戰時的軍令也極其嚴格,令行禁止,“臨陣無得反顧”,“前者死,后者繼進。”(3)攻城時為了實施爆破或拉崩,命令軍士每人沖往城下鑿取三塊墻磚,完成任務的回營休息,不足數的正法。盡管城上矢石交下,戰士們仍然奮勇攻城。

起義軍的這些優良作風同明王朝官軍的無惡不作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河南人民從事實當中認識到李自成起義軍是自己的真誠保護者,由衷地歡迎和支持起義軍。如史籍所說:

朝廷方急獻賊,竭天下之兵馬錢谷專向一獻賊。賊自成乘間養勢,勢遂大。又能假仁愚百姓,百姓當他賊過,人畜巢卵靡有孑遺,即官兵過亦不下賊。惟闖賊過則家室完好,畝禾如故。百姓竟德之,竟多歸附,勢益

大。14]

賊令嚴明,將吏無敢侵略。明季以來,師無紀律,所過鎮集,縱兵搶掠,號曰“打糧”,井里為墟。而有司供給軍需,督通賦甚急,敲樸煎熬,

[1]《石匱書后集》卷六三。[2]《守汴日志》。

[3]《平寇志》卷十一。

[4]李長祥:《天問閣集》卷上,《甲中延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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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堪命。整是隨賊,及得安舒,為之歌曰:“殺牛羊,備酒槳,開了城門

迎閣王,闖王來時不的糧。”由是遠近欣附,不復目以為賊。11)

封建文人的筆下能出現這樣接近實錄的描寫,確實是難能可貴的。它清楚地表明,李自成起義軍其所以能所向無敵,根本原因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朱明王朝自居正統,把起義軍斥之為犯上作亂、十惡不赦的盜賊。老百姓卻基于自己的親身感受根本不信這一套。他們的心是向著起義軍的。史籍中保留了一些河南人民支援起義軍的片段記載,例如:“初,賊之至他邑、有候于途者,有餉之糧者,有貽之弓箭者”[2。崇禎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左良玉所統官軍“冒雪行抵裕州”,當地“士民皆潛伏女墻,澆水凍城,為賊堅守,即粒糧根草呼之不應,與價亦拒。”[3]由此可見,李自成起義軍在河南的擴展絕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某些封建史籍中以“虛聲煽動”等誣蔑之詞所能解釋的。它歸根結底反映了李自成起義軍是深得人心的。

[1]《石匱書后集》卷六正。

[3]《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三得四頁。 [2]康熙五年《許州志》卷十四,《碑記》,吳爾撞:《許昌全城死節家碑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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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那跟還沒站想只好順江逃往九江。"十六日擄兩岸船幾盡。先是小民不能自置舟者,瓶挈室托于糧艘,凡數千家,以糧艘可恃也。至是概椋之。一卒登舟,百人請命,刀聲人語,魚亂水飛,可憐哉!十八日,全師東下。福朝蔽江,張泣之音,十里相接焉。兩郡(指漢陽、武昌兩府)方幸得稍蘇息。·左良玉部逃跑后,李自成起義軍取道劉家隔,于正月十八日攻充了漢陽府、繳獲船只四五千號。十九日,渡江進攻武昌。由于江水湍急。部隊又不熟悉水性,許多船只被風浪打沉。李自成決定暫時停止渡江,于二十一日起營經云夢縣返回襄陽12

在此期間,李自成起義軍向黃州挺進時發布的《剿兵安民檄》,是一件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農民革命文獻。檄文說:

為剿兵安民事:明朝婚主不仁,寵定官,重科第,貪稅斂,重刑罰,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師旅,擄掠民財,奸人妻女,吸髓剝膚。本營十世務農良善,急興仁義之師,據民涂炭。今定承天、德安,親臨黃州。遣牌知會:士民勿得驚惶,各安生理。各營有擅殺良民者全隊皆斬。爾民有抱勝長鳴迎我王師,立加重用,其余毋得戎服,玉石難分。此檄。13]

這篇檄文筆墨不多,卻旗幟鮮明。它直截了當地斥責明朝當今皇上朱由檢,是不仁的“昏主”,并且歷數他的罪狀,指出絕對不能指靠他救民于水火。這對于朱由檢多次下詔所說“愛民如子”之類的空話,是個有力的揭露。接著,李自成聲稱自己“十世務農良善”,同廣大貧苦群眾具有共同的悲慘遭遇,為了“拯民涂炭”,才“急興仁義之師”。表達了李自成和他領導的起義軍將士,為了貧苦農民的利益,決心同朱明王朝奮戰到底的堅定信念。

[1]魏雪延:《竹中記》。

[2]《明末農民起義變料》第四一二頁。[3]《千寇志》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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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文針對明廷把血腥鎮壓農民起義說成是“飄賊安民”"不得已雨用兵”的反革命宣傳、李自成等義軍領導人一針免血地揭得了明政制容不。“掠民財,奸人妻女、吸髓剝膚”,是真正的盜戰;啊亮地提出了“副兵安民”的口號。這個口號一提出,立即就得到了各受官軍蹂瑞的人民群眾的熱烈支持。明末著名官僚堵胤錫,在崇禎十六年給朝廷上的《救時二十議疏》中,反映了當時群眾的這種心理:“自“賊梳兵篦”之謠興,而民想兵人骨。于是猾賊創為“剿兵安民’之說以愚的首,所到之處翕然從之一1日堵胤錫在疏中還說了一句老實話:“臣知驅天下之民而從賊者。盡哭之為也。”2]當然,他的意思是要求朝廷認真整飭軍紀,同起義軍爭奪民心。最后達到把農民起義鎮壓下去的目的。但我們卻可從中看到,李自成發布的《剿兵安民檄》是符合人民愿望的,為動員群眾起來斬斷朱明王朝的爪牙、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檄文也反映了李自成在各部起義軍中,業已享有領袖的地位。他自稱“本營”,下文卻宣布“各營有擅殺良民者全隊皆斬”,表明到崇禎十六年初,李自成同羅汝才、革、左五營之間的關系,已從聯營作戰向建立一支以李自成為首的統一農民軍過渡了。

第二節 起義軍的走向統一和“羅、賀事件’

同許多史籍的記載相反,明末農民起義軍在組織上的統一,是在長期的對敵斗爭中逐漸實現的。大量的原始材料令人信服地證明,那種把高

[1]堵胤錫:《諸文忠公集》卷一。[2]堵胤錫:《堵文忠公集》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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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職官員,便給人一種印象,似乎大順政權及其前身不重視鞏器地方。除面零零一兩名文職官員外沒有什么護衛力量。這是不正確的。在地方老和一些文獻里,可以查到不少大順政權地方武裝的記載。到崇禎十六年五月,李自成的襄陽政權派設官員的地方,已經北至黃河南岸,南達湖南的

漕州、安鄉、華容11,可以說是頗具規模了。

大規模地建立政權機構,需要大批知識分子。李自成便通過征聘和調集諸生考試,以選拔人才。如占領荊州后,在崇禎十六年正月考試諸生題為《三分天下有其二)。參加考試的共九十人,中試者七名。首名賞三百兩銀子,其余六名賞一百兩;未中試者也賞給十兩以資鼓勵2)。在河南,也移文“防御使考取生員,一、二等者送偽吏政府選官,又提調府州縣在籍鄉紳,量材擢用。”[3]

在軍制方面,隨著起義軍組織上的統一而作了重大的整頓和改革。其主要措施是:一、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把起義軍劃分為擔負攻城野戰的五營和鎮守重要城市和戰略要地的地方軍;二、授予各級將領以正式的職稱。

先說五營。按照吳偉業在《綏寇紀略》中的記載,可知其大致情形如下:權將軍二人:田見秀、劉宗敏4。據說田見秀“為人寬厚”,能得眾心,所以命他“提督諸營事”[5)。劉宗敏的主要職責是,充當李自成的左右手,

[1]崇祖十六年《兵部為寇報交馳防河孔亟事越本》中,引保定巡撫徐標的報告說:“據順廣

道副使宋權糖報,五月二十一日,聞寇四至洛陽,凡府、州、縣俱另安官。又報大寇在沙梁來仙鎮等處溫近黃河。……二十三日據大名道副使朱延煥塘報,流藏安設偽官已至紅王鎮,瀕河二十余里。(見《清代檔索史科叢編》第六輯,一二四頁)李自成在湖南遭州、安鄉漲設官員的情況,可參考《澧州志林》和《安鄉縣志》[2]通靈武:《明李實錄》時錄《蒼格兄酉陽雜筆》。[3]康熙三十二年《內鄉縣志》卷一〇,《頭事》

[4]《因雄》基九九作:“報營總督權將軍田見秀,帥標權將軍劉宗敏。”

[5]狐稅隆五十年《按德直隸州志》卷八,《雜記》,田見秀為綏施縣福樂里人。他在李自成起又軍寧地位很高,原露大約是適他車自成較早,為人又寬厚。但是,他的戰功見于記載的并不多,后來在抗清斗爭中,他的動格變節給大順軍帶來了嚴重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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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指揮總部的直轄部隊--中權親軍11。

中權親軍:在劉宗敏之下有帥標正威武將軍張麗121,成武將軍黨守案副之:帥標左威武將軍辛思忠,果毅將軍谷可成副之131;帥標右威武將軍學友;帥標前果毅將軍任繼榮;帥標后果毅將軍吳汝義。

左營:制將軍劉芳亮,左果毅將軍馬世耀,右威武將軍雞汝魁!。右營:制將軍劉希堯(當作袁宗第)51,左果毅將軍白鴻鶴163,右果將

軍劉體純。

前營:制將軍袁宗第7,左果毅將軍謝君友,右果毅將軍田虎。后營:制將軍李過,左果毅將軍張能,右果毅將軍馬重僖。

[1]吳偉業在《綏寇紀略》卷九中說,李巖是中營制將軍。實際上中營即中權條軍,由劉宗數統率,直到進入北京時仍是如此。楊士聰說:“余睹其街云:中吉營左軍都督府左都督”《甲中核真略》)。中吉營就是中營,為李自成西安建國時改定的名稱(提康然十二年《延綏鎮志》卷五之四,《借國列傳》)。但是,劉宗敏的權限并不僅是統率中營,在中營和他營共同承擔一項戰斗任務時,也往往由他指揮。關于劉宗敏參加起又以前的情況,目前知道得很少。《綏寇紀略》說他是藍田縣人;王世德在《烈皇帝遺事》中,說是陜而商南縣人(見《野史無文》卷三)。趙士錦《甲中紀事》中說:“宗敏者,冶夫也,芬顏骨臉,日不識丁,為賊寇軍將軍。”其他史籍,也多說劉宗敏是鐵匠出身,比較可信。

2]據我的初步查考,張鼐很可能就是李雙喜。張蠶是本名,李雙喜是李自成收他為養子后

改的名字,永昌元年正月在西安大封功臣,有的書記張盈被封為義候,有的則說又能是李雙喜:李自成犧牲后,明督師何騰蛟給隆武帝的奏越內稱之為張雙喜,都進露了其中的一些蛛絲馬跡。

3]這條記載可能有錯誤,因為果轂將軍高于威武將軍。另外,谷可成就是谷英,幾個月之

后被封為薪侯,在大順軍里地位相當高。說他在襄陽時期充當威武將軍辛思忠的制手。似乎不大合于情理。

[4]《綏寇紀略》卷九,在劉汝魁的名字下面,加了個小注說“稱灶管”其實當作“非營”。因為這個營的旗盤規定為黑色。康熙二十五年《滑縣志》卷-○,《叢志》《荒亂紀略》內,兩次提到“賊將皂旗劉汝魁”,可責證明。

(5]根據右營經過的一些州縣的地方志,右營制將軍肯定是袁宗第,而不是劉希堯。[6]《綏寇紀略》和《見聞隨筆》寫作“白鳴鶴”,《平寇志》寫作“白九鶿”,均誤。

[7]上面已指出哀宗第是右營副將軍,前營制將軍究竟是誰,還弄不清楚。吳偉業把劉希堯列為制將軍之一,是否將袁宗第、劉希堯兩人的營別開錯了,也存在疑問。就日前所見變料而言,左、右、后營的制將軍劉芳亮,袁宗第、李過,都曾經獨當一面傾兵作戰。賀錦也曾統兵負責平定甘肅、青海,而劉希堯卻沒有這類事跡的記我。《國被》張九九。記劃考堯為“左營副制將軍”,錄以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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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8 19: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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