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還是陷阱:從“中國的奇跡”到“奇跡的黃昏”
――――讀《奇跡的黃昏》有感
2008-7-29
一、潛在的禁書
在我最近讀過的書中,袁劍著的《奇跡的黃昏》是最令人震驚和思考的一本,也是最令人難忘的一本書。第一次見到袁劍的名字是在《改革內參》上,那篇文章也是令人一振,有眼前一亮,豁然開朗的感覺。嚴格的說,《奇跡的黃昏》還不能算是一本書,因為它還未公開出版,但自從《奇跡的黃昏》的文字從天涯論壇上出現,人們就驚恐的發現其文字之犀利、觀點之精辟以及批判之深刻,以至于我們可以肯定,它必將成為又一部禁書。
在讀研究生的時候,導師列出許多參考書目,其中有一本印象深刻的著作是林毅夫成名作《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1994),林毅夫及其合作者蔡昉、李周用比較優勢理論解釋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并指出按照漸進式改革路徑,中國能夠實現更大的發展,林毅夫的預測是在21世紀上半葉,中國能夠趕上并超過美國和日本的總經濟規模,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毫無疑問,這是非常吸引人和令人振奮的。
《奇跡的黃昏》就是對《中國的奇跡》的否定,盡管這是許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不愿意接受的現實。看了《奇跡的黃昏》之后,我雖然不完全贊同、并且許多觀點與袁劍相左,但我仍然感觸頗深,有些文字不得不表。
二、批判現實主義之力作
我朝60年來出現過許多偉大作品,但出現更多的是應景之作、阿諛之作和淺薄之作。由于年頭還短,尚未充分的經歷史沉淀,高下還未徹底分開,在一片混沌之中,當代國人往往分不清哪一半是海水,哪一半是火焰。不過這一部《奇跡的黃昏》應該稱得上是當代的“警世通言”,至少他劃破了禁忌思想的天空。
袁劍指出,從1980年代出現的城市“放權讓利”實質上是傳統官僚體系內部的權力重新分配過程,與前一階段民的自發改革不可同日而語,這個區別導致了中國改革長期停滯直至最后變質。對于這種看法,我認為他點出了問題的實質,改革之所以越來越難,就是因為越來越多的改到了改革者自己的頭上,總有那么一天(基本沒有爭議的是這一天已經到來),改革無法形成共識,用經濟學的語言說是,無法實現帕累托最優,即所有人都獲益,這樣必須進行福利補償。對于補償方法,張維迎曾提出進行“權力收買”,即新興階級用貨幣來購買權力階層的權力,以推動改革繼續。但由于這個思路的不可行性,張維迎被國人嘲笑了好幾次。補償之難加劇了改革之難。
或許這本《奇跡的黃昏》的許多思想并非首創,而更多的是集大成式的集成創新,但對于閱讀來說同樣有諸多快感。袁劍說:“有什么樣的政治結構就有什么樣的改革模式,作為當時中國政治結構中最有力甚至是唯一的政治投票者,官僚集團選擇改革模式必然是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為首要取舍”。這樣,袁劍用公共選擇學派的基礎性觀點(官員有自己的利益)奠定了自己批判官僚集團的理論基礎,后續的許多觀點都從此發端,比如中國出現的被作者稱為“授權力于官”的改革模式、財富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共同富裕”的不可能實現、經濟上的官僚所有制、中產階級社會的無法形成、經濟精英依附于政治精英、泯滅了理想主義的知識精英、官僚體系對金融造成的傷害以及政治體系造成的金融系統的致命缺陷等等。這些觀點之精辟讓人不禁拍案叫絕,但是在獲得了閱讀快感之后心情卻是極端沉重、非常不安和不敢樂觀的,因為這是我的祖國,我不能置之度外。我越來越感覺到,一個人越了解中國現實,就越無法認同當前這種增長模式。
三、增長的極限:陷阱在哪里?
增長的極限本是1968年羅馬俱樂部關于人類困境的報告提出來的問題。按照羅馬俱樂部的解釋,傳統模式推動經濟增長方面的極限是糧食短缺和環境破壞,必須采用可持續發展來扭轉局面。
中國的經濟增長顯然也存在極限。只要想想,日本戰后經歷三十年經濟增長就成為發達國家,而我國經歷三十年經濟增長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就知道目前的增長模式肯定存在諸多問題。
在一片高歌猛進聲中,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經濟增長(在這里我寧愿使用“增長”一詞而非“發展”一詞)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在沾沾自喜之后我們要思考的還有很多很多,比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的最大成績是什么?”這個問題有答案嗎?我回答不上來,當然也不輪不上我來回答。但是,誰能拍拍胸脯告訴我嗎?
這個問題在英國有答案。
英國《泰晤士報》在2000年曾做過一項調查,在回答“你認為政府在20世紀影響英國人生活的最大業績是什么”時,46%的人認為是國民衛生醫療體系,18%的人認為是社會福利制度,第三位才是贏得二戰的勝利,占15%。
那么,我們目前增長模式問題在哪里?袁劍認為,我國經濟高增長背后的政治理性是經濟增長模式的本質是“官僚+市場”,即“官僚強制型”增長模式,就是將政權合法性與經濟表現相互捆綁,而不是“努力重建政體本身的合法性”。根據我對經濟增長的理解,我認為這種增長模式的極限是行政強制力量動員、整合和配置資源的最大極限,而這一極限取決于政府行政系統的效率,是人類組織一黨制政府的極限能力。與其他社會制度相比,這一極限顯然是低于民主國家中依靠知識創新和技術進步進行經濟增長的極限。這就是說,在民主國家增長的極限是創新,而在我國增長的極限是體制(說到底,是民主體制束縛較小)。這是因為,創新是無極限的,而任何體制都是有極限的。
所以,作為閱讀心得,我的最大感觸是,我國經濟增長的極限就是體制本身的極限,陷阱就是政治體系。要想取得更高的經濟發展成就必須重建政治體系。在這里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在懷疑這個似曾相識的論題:民主到底能不能促進經濟增長?這個問題其實一直是經濟學和政治學關于民主和經濟增長關系問題的爭論核心之所在。一直以來爭議的雙方沒有一個結論性的東西,因為民主促進增長的理論脈絡雖然清晰,但全世界范圍內的實證證據太難找了,為此新增長理論的代表人美國的羅伯特?巴羅曾做過全球的實證分析,在其《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跨國經驗研究》中,他的結論是:民主和經濟增長具有某種非線性關系。無疑,這是讓人失望的。對于這個問題還要進一步思考。
四、誰在崛起?
在大國崛起的聲勢中,令我們矚目的還有亞洲近鄰印度,在這里可用美國《外交政策》雜志2008年七八月期封面文章《亞洲新奇跡》的觀點來對民主和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進一步說明,并對《奇跡的黃昏》做出評論。《亞洲新奇跡》講述的是印度令人不可小覷的發展勢頭,實際上國內外對于中印不同發展模式的表現爭論頗多,通常的結論無非是“集權中國發展快,而民主印度發展慢”。《亞洲新奇跡》指出,“現在已經沒有必要辯解了。印度已經結束了它聲名狼藉的每年百分之二到三的’印度式增長率’,并開始經濟起飛。”到了2006年,被人瞧不起的印度人均GDP達到634美元,非常接近中國的635美元,要知道在1990年,中國還以461美元遙遙領先于印度的317美元。
這是怎么回事?我本不相信,但我愿意去弄個明白。
《亞洲新奇跡》指出:印度的奇跡的給人的印象是“希望是永久”,擊碎了民主不利于增長的這一徒有其表的觀念。而“在中國的政治精英們紀念其經濟改革30周年的時候應該深刻的反思一下印度經驗,以及什么才是他們自身經濟奇跡的真正原因”。作者指出中國自身奇跡的真正原因不是林毅夫所說的“比較優勢戰略”,也不是漸進式改革戰略(此戰略馬上將被后來居上的俄羅斯證明是錯誤的而必將引起國內進一步的反思),而是1978年以來的經濟自由化以及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化的結果。由于“經濟自由化”經常被國內的新左派和威權主義者批判,許多國人對其有一定誤解,這里不想浪費篇幅詮釋,簡單的說,自由化戰略實際上是政府放開各種管制,“放權于民”。《亞洲新奇跡》這篇文章指出:中國的起飛并不是因為其集權政治,他的起飛是因為1980年代的自由化政治改革使該國不再那么的集權。同印度一樣,當1990年代中國政治改革倒退政府管理變差的時候,人民福利下降,家庭收入增長緩慢,尤其是農村地區;分配不均達到了警戒水平;經濟增長給普通人帶來的收益迅速下降。中國甚至在其傳統優勢領域也表現不佳:教育及醫療,成人文盲率上升,疫苗接種率下降。作者認為,中國早晚要對此付出代價。
作為結論,《亞洲新奇跡》
作為結論,《亞洲新奇跡》指出:“民主終究是對經濟增長有利的”。“由政治改革帶來的經濟紅利并不能一夜得見,這種在時間上的滯后總會使事實變得模糊。但是通過不同方向的考察,我們看到政治自由化給中國和印度經濟帶來的是促進而非阻礙”
從《中國的奇跡》到《奇跡的黃昏》再到《亞洲新奇跡》,我們看到了不斷的反思以及政策調整。最后,雖然想說的話還有很多,值得思考、質疑、爭論的問題還有很多,我想用《亞洲新奇跡》的副標題來做這篇讀后感的總結。其副標題是“為什么印度可以教中國如何成為真正的超級大國”,我想,要想真正崛起就不能止步于目前的政治制度。或許,謙恭的學習印度不是壞事,也不丟人。只有及早學習、改弦更張才能夠最終避免奇跡的黃昏的到來。
studyfans 2012-07-15 21:3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