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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新年輕時在中國人民大學讀書時的留影

桑塔格曾說：“照片可以提供證據”。她說這句話的時候意在強調，統治者可以主動地用照相機來“監視及控制日益機動的人民”。

然而照片也可以提供另一種證據：通過觀看和解讀一些曾有意或無意湮沒的歷史老照片，我們得以知曉或者印證主流歷史敘述之外，歷史的另一種可能。

收錄于馮克力先生《當歷史可以觀看》（增訂版）一書中的112幅老照片，或許就可以提供這樣的“證據”。這是一些“不宜發表”、“曾入敵檔”、“讓歷史成見尷尬”的照片，在“蔚為大觀的家國影像”之外，凝視“個體生命與時代記憶”……結合作者多年來征集、編輯這些照片的親歷親聞，歷史仿佛以一種新的面貌重新“活”了過來。

今日微信選取的就是其中一小部分文字和圖片，各位不妨看看。

當歷史可以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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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誕生以前，人們主要是通過文字記述去了解歷史，最多還可以通過雕塑、建筑、繪畫以及出土的實物去觸摸和感知過去。攝影術的發明，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看待歷史的方式，從此，歷史由被回憶、被敘述，變成了可以觀看的。

照片所定格的歷史，是全息的。觀看者對于照片信息的關注與選擇，往往與拍攝者的主觀愿望大異其趣，有時候攝影者作為畫面的主體呈現給人的，觀者卻熟視無睹，反而是畫面里那些毫不起眼的什物觸動了他的神經，引發了他的思緒，從而對某件史實、某個人物或某種社會現象獲得了新的認識。

1965年，“四清”運動期間，黑龍江阿城縣批斗富農分子。他們襤褸的穿著，之于他們“富農”的成分，真是莫大的諷刺！羅蘭·巴特說，每一張好的照片，都有一個令人心悸的“刺點”，而這張照片的“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

著名攝影家李振盛拍攝過一組反映“四清”運動的照片，記錄了1965年黑龍江阿城縣農村開展“四清”運動的場景。李先生當時是黑龍江日報社的一名攝影記者，他應該是帶著宣傳“四清”運動大好形勢的使命去進行這次采訪的。事過四十多年之后，再來看這些照片所定格的信息，卻別有意味。其中一張照片里，兩個富農分子低著頭、弓著腰站在臺上接受批斗，他們身上穿著油光可鑒的破棉衣，看上去與叫花子已沒什么兩樣,卻還要被推到人前遭受這樣的羞辱，讓人覺得實在可憐。這身破衣爛裳，對于希望這張照片所能訴諸讀者的感情，比如激發對于富農分子的義憤與仇視等等，幾乎具有某種顛覆性。

讓“歷史成見”尷尬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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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是一柄雙刃劍，在以其具象、直觀的屬性，為歷史敘事與研究提供極大便利的同時，也往往讓一些“歷史成見”面臨尷尬。

長期以來，在我們的正史敘述里，在各種版本的歷史教科書里，對抗日戰爭中正面戰場的描述語多輕蔑，國民黨正規軍的諸多對日大兵團作戰似乎可以忽略不計，抗日戰爭的勝利端賴敵后軍民的襲擾與游擊。說到國民黨正規軍的將士，要么在日軍的攻勢面前“不堪一擊”、“望風而逃”，要么就專與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作對，“制造摩擦”、“破壞抗戰”。這樣的敘事，深深地影響了幾代的中國人。

如今隨著國共之間的和解，大陸這邊對正面戰場的記述已經越來越趨于客觀，各種相關的照片也盡可隨意呈現。但退回去十幾年，情況卻不是這樣。正因為如此，十幾年前，當來自臺灣的老照片收藏家秦風先生，把一組組記錄正面戰場的照片在《老照片》里披露出來的時候，在讀者心中才引起了那么強烈的震撼。

1944年11月，中國軍隊在滇西作戰中收復龍陵。國軍士兵奮不顧身沖向敵陣的英姿，與經由多年灌輸培育起來的諸多認知，迥然有異。

這是其中一幅國民黨軍隊的士兵在滇西作戰中冒著炮火硝煙，躍上龍陵城頭的照片。這張與我們以往的認知迥然有異的照片，不僅以其極具震撼的信息訴諸人們的視覺，更訴諸人們的情感，經由多年灌輸培育起來的對國軍將士的諸多偏見，正是在那一刻被化解于無形。這就是照片的魔力！而且不用多，有時一張就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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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黨專政”，曾是國民黨遭政敵詬病最多的一個議題。《老照片》里曾經刊出過一張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民眾集會的照片（圖四），在主席臺一側的標語中，赫然寫著“迅速結束一黨專政”。可見，那時“一黨專政”正是國民黨的軟肋所在，挑戰“一黨專政”自然也就成了反對派最具殺傷力的武器，大有一劍封喉的威力。平心而論，說國民黨獨裁（它自己稱說是“訓政”），并沒有委屈它，從其執政的二十多年里，足以找出車載斗量的事實來證明這一點。

抗戰期間，共產黨領導下抗日根據地的一次集會。主席臺一側的標語“迅速結束一黨專政”，赫然在目。

不過，事情也還有另一面，并且有圖為證。

1948年5月，“行憲”國大舉行副總統選舉，一位代表正走向會場專設的“秘密寫票點”。

上面這張照片拍攝于1948年5月的“行憲”國民大會期間，當李宗仁與孫科的副總統競選進入白熱化的時候，一位代表正匆匆走向設在會場后面的“秘密寫票點”圈寫選票。

國民黨信奉的是“黨國”理念，在其執政的那些年里，也大體上是“以黨領政”，但這一次的“行憲國大”卻開得貨真價實，尤其是“黨魁”所屬意并由黨中央提名的副總統人選孫科，經過幾輪的投票后，居然敗給了以個人名義參選的李宗仁，這至少證明了，那時的國民大會還沒有淪為可憐的“橡皮圖章”。

縱觀眼下選舉的種種怪現狀，我們可能沒有多少資格對民國年間的憲政舉措過多地去評頭論足，相反，它在憲政的建設與準備方面，或許還有不少值得今天借鑒的地方，比如照片上的那個毫不茍且的“秘密寫票點”。

日常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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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提起民國社會，大陸的一般民眾耳熟能詳的是紅軍的偉大長征，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斗爭，是國統區的腐敗以及埋葬蔣家王朝的戰爭。而對于民國社會的各項事業、戰爭以外各階層民眾的庸常生活，則所知甚少，與此相關的照片更是鳳毛麟角，難得一見。

1935年，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即景。冬日的陽光，暖暖地，灑在年輕女教師娟秀的面龐和孩子們歡快的笑臉上，溫馨而祥和……

照片拍攝于1935年的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定格了一位幼兒園女教師帶著一群孩子在草坪上做游戲的瞬間。這張照片定格的雖只是日常生活的一個瞬間，但所折射的時代意涵也是顯見的。北伐結束，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到了1935年，社會尚稱安定，各項建設逐次展開，如果沒有兩年后日本人的大舉入侵，和平發展的局面得以延續，中國的社會進程完全會是另外一種樣子。而這張記錄民國首都民眾尋常生活的照片，以及畫面本身所透露出的安寧與祥和，正是那個時代的某種寫照。與通常印象里的“萬惡舊社會”，至少是大相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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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幾十年，除了抗戰前有過幾年的相對和平時期以外，大部分時間都處在動蕩與戰亂之中，這無疑給民眾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很大影響。但戰亂與動蕩并不就是民眾生活的全部，即使身處戰亂中，老百姓的日子照常得過。戰爭雖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變著百姓的生活，卻無法使它中斷。

1948年，豎立在長春街頭的新影片上映廣告畫。

1948年，長春市一間酒吧里一位登臺表演的鼓手。

這兩幅照片均拍攝于1948年的長春。此時國共內戰方酣，長春已處在解放軍幾十萬大軍的重重包圍之中，不僅十幾萬國民黨守軍與外界的聯系逐漸中斷，一般百姓的出入，也受到嚴格的限制，一場空前的饑饉正一步步逼向這座城市。生活在長春城里的人們，已不止一次地聽到遠處傳來的隆隆炮聲，但這并不妨礙最新的美國大片一部接一部地上映，而架子鼓手一旦登臺演出，還是西裝革履，頭發依舊梳理得絲毫不亂，專注地沉浸在自己敲出的鼓點里……

老照片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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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收藏家來說，老照片的價值更多在于作為信息載體的“那一張紙”，然而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老照片，其價值則在于照片所定格的社會歷史信息是否珍貴，是否有趣。有些瞬間，像抗戰勝利南京受降儀式后岡村寧次率日方代表黯然退出會場，像重慶談判期間蔣介石與毛澤東并肩合影，再有1971年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宣布恢復中國席位時中國代表的樂不可支……面對這些歷史性的關頭，在拍攝者按下快門的那一刻，無疑就注定了照片的價值，而且這價值也是拍攝者很容易留意到的。但在很多情況下，照片信息的價值并不是即時顯現的，往往是在經過了歷史演變、歲月淘洗之后才凸顯出來。

張志新年輕時在中國人民大學讀書時的留影。這張原本尋常的生活照片，因為主人公后來悲壯而慘烈的人生，獲得了一種特殊的價值。

《老照片》里曾刊登過一幅張志新上大學時的照片，照片里的張志新穿著樸素，臨風玉立，臉上洋溢著清純的微笑，對未來充滿憧憬……照片刊出后，在讀者中引起很大震撼。嚴格說來，張志新這張照片不過是一幅司空見慣的生活照，許多人都不難從自己的影集里找出幾張這樣的照片來（如今，各地的老照片市場上這種照片大量充斥，擺在那里，很少有人問津），而張志新卻以自己悲壯而慘烈的人生，賦予了這張早年間的“倩影”以特殊的價值和驚心動魄的力量。

照片“遭遇”之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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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傳到中國的一百多年間，從晚清到北洋，到民國初創，到日本侵略，到國共內戰，到新中國建立，再到接踵而至一波一波的政治運動，政局變幻之不測，社會動蕩之劇烈，為數千年來所罕見，而沉浮其間的國人則往往昨是今非，今是昨非，天上地下，不堪其憂。于是，為了使作為“證據”的瞬間定格能夠達成或避免某種后果，無數的照片便難逃被抄檢、被藏匿、被銷毀、被涂改的種種命運。

這張拍攝于1900年的全家福，全賴照片的主人別出心裁，將其藏在了居室拉門的縫隙間，才得以躲過“破四舊”一劫，完好保存下來。

著名學者周一良先生與夫人鄧懿女士的結婚照。文革期間，周先生恐懼于照片中穿著華麗的衣服，會招致紅衛兵的批斗，遂自行毀掉。這些被周先生在“文革”中親手焚毀的照片，后來又從國外的親友處陸續找回。

一位國民黨軍隊的少尉收藏過的照片。禮堂正中的標語“忠黨愛國”表達了國民黨對官兵的一般政治規范，而其中的蔣介石標準像，明顯后來被涂抹過。

“不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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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發表的照片指那些可能觸犯了某一禁忌，而官方審查不予通過的照片。

《老照片》曾刊發了一幅毛澤東與著名社會學家潘光旦先生在一起的照片。刊發這張照片時，隨附了吳兵先生撰寫的解讀文字，其中寫道：“1951年10月23日，政協第一屆第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休息時，毛澤東從主席臺上下來，與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潘光旦交談。潘光旦上大學時因體育事故，斷了一條腿，行走不便。大概是休息時毛澤東見其他人均離席走動，惟潘光旦端坐未起，故特加顧問。潘光旦見毛澤東來到自己面前，遂拄著拐杖從座位上欠起身，用握著煙斗的另一只手撐著桌面，微笑著與毛搭話……”

1951年10月23日，政協第一屆第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休息時，毛澤東從主席臺走下來，與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潘光旦交談。這大概是毛澤東僅有的一幅以背影面世的照片。

這幅照片以瞬間的定格，反映了特定時期共產黨領袖與知識分子尤其著名知識分子間的微妙關系。解讀者從照片上“領袖謙恭的背影里”讀到的，是建國之初“國家愛惜人才、尊重人才的殷殷之情”。但作者也對短短幾年后知識分子即“厄運臨頭”有所慨嘆：連被毛澤東如此禮遇的潘先生也沒能幸免！

就是這樣一幅極富現場感與時代意味的新聞照片，卻因領袖是背對鏡頭，而被歸入“不宜發表”之列，在通訊社的資料庫里沉睡了幾十年，直到《老照片》刊布后，始以“歷史照片”的面目得見天日。

1949年初，蔣介石宣布“下野”回到奉化老家祭祖時，與蔣經國在山間俯瞰家鄉。

真是無獨有偶。后來《老照片》里還刊發過一張1949年初蔣介石宣布“下野”回到奉化老家祭祖時，與蔣經國在山間俯瞰家鄉的照片。據照片的提供者秦風先生介紹，這張照片也因為是俯角拍攝了領袖的背影，被逃到臺灣的國民黨方面列為“不宜刊布”，直到蔣氏父子離世后，才得以公開面世。

雖然這兩幅照片的基調有很大的不同，前者表現了領袖與知識分子的一度相敬如賓，后者留住的卻是蔣氏父子倉皇辭廟的無奈，但以領袖需以正面、高大形象示人的構圖標準來衡量，這兩張照片無疑是觸犯了同樣的禁忌。看來，對于照片的取舍，許多時候并不完全取決于黨派的意識形態，恐怕還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層影響在里面。

時代轉換中的人文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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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時代轉換之際，最有代表性、最具標志性的，恐怕就是那些“大人物”們形同天壤的命運了。

1951年，流氓大亨黃金榮被安排在上海大世界門前打掃衛生。這年他已八十四歲高齡，兩年后便撒手人寰。

1949年上海解放時，已八十二歲高齡的前上海灘巨富和流氓大亨黃金榮，放棄了出走，選擇了留下，以靜觀其變。在1951年的鎮反運動中，黃金榮的不少徒子徒孫被抓捕，還在黃公館搜出了槍支和鴉片。黃于當年5月在《文匯報》上刊登“自白書”，表示“擁護人民政府和共產黨”，要“洗清個人歷史上的污點，重新做人”。接下來——

在“勞動光榮，不勞動恥辱”的氛圍中，人們認為黃金榮不能光吃喝不做事，政府就派人通知黃金榮，要他從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勞動，譬如掃地等，尤其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地點正是在他昔日的生財寶地大世界門口。明知是對他的懲罚和羞辱，黃金榮也無可奈何，于是出現了照片中的一幕。路過的市民無不感嘆，世道確實變了。聞訊趕來的記者攝下了這一情景——曾經不可一世的大人物竟如此落魄，又是那么老態龍鐘。……舊上海另一大亨杜月笙在香港得知這一消息，暗自慶幸自己沒有留在上海，躲過一劫。考慮到國內外的反響，對黃金榮的這項“改造”措施只是象征性的，并沒有持續下去，畢竟他已是風燭殘年的老人了。兩年后，黃金榮便撒手西去了。（見《老照片》第三十八輯，景智宇《掃大街的黃金榮》）

1967年：定格在地質部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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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間拍攝于地質部機關大院里的一組組照片，具象地展示了“文革”時的社會人文環境。內容涉及奪權兼成立革命造反委員會，慶祝奪權一個月，慶祝奪權半年直至各派大聯合，時間跨度自1967年1月至9月。這期間，發生在地質部機關大院里的事情，也是那時中國社會的一個縮影。

1967年2月16日，地質部機關造反派集會慶祝奪權“一周月”，會上人們跳起了“忠字舞”。

上圖是1967年2月16日，那一天，奪了權的造反派們在地質部大院集會，慶祝奪權一周月。“一周月”也要慶祝，聽起來有些不可思議，可影集的說明文里就是這樣寫的。如此迫不及待，分析起來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無法抑制的奪權的喜悅；二是想通過大張旗鼓的慶祝來鞏固新權力機構的地位。

照片上的人在干什么呢？乍一看像是在打太極拳，但在那轟轟烈烈的年月，誰還有這份閑情逸致？何況又在這樣的聚會上。做工間操嗎？不光動作不像，慶祝會上做工間操也無從說起。想來想去，照片上的人很可能是在跳“忠字舞”。“忠字舞”是“文革”初流行的一種集體舞，少則幾人、幾十人，多則幾百人，甚至上千上萬人，伴隨著“永遠忠于毛主席”的樂曲，按照規定的動作，翩翩起舞。像“早請示”、“晚匯報”一樣，那時候跳“忠字舞”也是人們經常要做的“功課”。

1967年7月16日，地質部機關造反派集會慶祝奪權半年，某造反派組織的代表在會上發言。

上圖是地質部的造反派組織為慶祝奪權半年而舉行的一次集會，至于集會的主題，照片中的標語已隱約道出：“地質部1·16奪權好得很！”

北京的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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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溫記錄1976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北京游園活動情形的舊照，揣摩其存留的信息，很有發人深思處。

上圖原照片說明文為：“黨和國家領導人華國鋒、葉劍英、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陳錫聯、倪志福、郭沫若、徐向前、聶榮臻、陳云、周建人、許德珩，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沈雁冰，在中山公園同首都人民一起參加節日聯歡。”那時，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活動的排名次序與現在沒有什么不同，政治局委員也是以姓氏筆畫為序，畫面上江青站在華國鋒一側的顯要位置，蓋因此故，似乎沒有什么特殊的意義。

可是，仔細看看，問題就來了。畫面上前排出現的十四位領導人，居然是華國鋒與江青兩人一起居中站立。按常規，像這種出現兩人居中的情況，居中的應是華國鋒與葉劍英，因為葉是政治局常委，而江青只是一名政治局委員。這種錯位，顯然不是照片發行者的一時疏忽，因為在中國，領導人的出場次序一向是最大的政治，許多國外的政治觀察家往往從中國領導人出場次序的微妙變化中去推測中國政壇的蛛絲馬跡。而且，只是因在報紙的版面中顛倒了地方領導人的出場次序而丟官的社長、總編，并不在少數。排除了發行者工作疏忽的可能，江青的“錯位”無疑是當時中國政壇的一個重要信號：伴隨著鄧小平的失勢，江青在中國政壇的地位正急劇上升。此外，從照片上葉劍英、李先念、陳云等人凝重的表情里，我們也不難讀出當時中國政壇的陰晴。

上圖原照片說明文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張春橋、紀登奎、汪東興、陳永貴、吳桂賢、張鼎丞、胡厥文、李素文、王震、孫健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同首都人民一起參加節日聯歡活動。”在這幅照片里，我們又一次目睹那幾張曾活躍于中國政壇上的熟悉的面孔，當然，其中最惹人注目的還屬張春橋（前排左一）。看他一臉的春風得意，分明此時自己也覺得是倒鄧的最大贏家了。可是，又有誰會想到，僅僅五個月之后，他就成了階下囚，從政壇上驟然消失。又過了幾年，當人們在法庭上再次見到他的時候，張春橋已完全換了一副模樣，人們怎么也不會將法庭上的那個胡子拉碴、一臉沮喪、身裹一件黑棉襖的落魄老者與照片上溫文爾雅、躊躇滿志的張春橋聯系起來。

種種的跡象表明，從政在中國似乎是一種很危險的職業，今天還在天上，不知什么時候就下了地獄。不過想想張春橋這些人對待政敵的為所欲為，他們有后來的下場，也是罪有應得。這使我想起了不久前從《南方周末》上讀到的劉軍寧的一篇文章，其中談道，憲政體制是馴服統治者的最有效的工具，他說，“值得強調的是，對統治者的成功馴化，受益者固然是普通的民眾，因為他們不再遭受專橫權力的涂炭，但是，統治者們也同樣能從中得到利益，首先是大大提高了政治這一行業的安全系數。在憲政體制下，統治者們雖然要忍受公眾的挑剔和對手的責難，卻不再會因為追逐權力而被競爭對手投入監獄或送上絞架，也無坐在火山口上之憂”。不過，拿這些話說給張春橋們聽，別說他們已經聽不到了，即使他們能聽到，也無異于是對牛彈琴。更可悲的是，幾乎同樣的戲碼，在此后的中國政治舞臺上一直就沒有斷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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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 2022-01-09 19: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