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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的過客心態與選擇性遺忘

作者 | 劉兆隆

曾有大陸友人問過我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你們臺灣人恨不恨李鴻章？”這個問題既簡單又深刻，我把同樣的問題拿到課堂上去問我的學生時，換來的卻是哄堂大笑的回應：“哈哈！誰在乎李鴻章？”這個問題不僅充分體現了兩岸在根本思維上的差異，同時更凸顯出“原來你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你”的現實。

李鴻章是中國近代沉痛歷史的代名詞，許多屈辱性的條約都是經他之手簽署的，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談到李鴻章時往往是無奈又痛心。大陸友人在問我這個問題的同時，或許期待的是我有著與他一致的共鳴與疼痛，但我卻讓他失望了。我回答他的是：“你應該先問我臺灣人恨不恨日本人，如果臺灣人不恨日本人，你的問題根本是不存在的。”而事實上，臺灣人并不討厭日本人，所以這個問題并不存在。

過客心態與選擇性遺忘

從臺灣人眼中來看，中國大陸實在是一塊很沉重的土地，從紫禁城到圓明園，從北京到敦煌，只要有古跡的地方就會提醒著所有中國人近百年歷史的屈辱，所以古跡往往同時也是“愛國教育基地”，隨時提醒著原本試圖放松心情的游客“不要忘了過去的屈辱，要記得愛國”。反觀臺灣，沒有哪個地方會掛上“愛國教育基地”牌子來提醒你，古跡的說明牌只告訴你過去此地的歷史，也就是“誰曾經來過這里”，提醒人們原來大家都是過客——荷蘭人來過了，鄭成功來過了，清朝來過了，日本人來過了……最后呢？大家也都走了。同理，站在這里的你我，遲早也是要走的。既然大家都是過客，又何必去彼此怨恨呢？

兩岸歷史經驗和地理環境的差異，造成兩種不同的思維模式，這兩種思維的差異也造成兩岸今日交流的無形障礙。中國大陸的綿長歷史，是資產也是負債，更多地帶給中國人“不能當敗家子”的心理壓力，所以中國人時時都在追求強大，也提醒自己必須要“站起來”。無論是奧運還是世博，都旨在證明中國人站起來了，相信未來只要有這種世界級盛典，還是會繼續用來證明同一命題。這種心態既自大又自卑，所以大陸人在與外人(包括臺灣人)互動時，一部分是基于自以為是的大方氣派，另一部分是基于自卑的斤斤計較，二者巧妙地融合在大陸人的性格中，外人不解內情，一不小心就會踩到紅線。這樣的心態使中國始終無法脫胎換骨，成為一個真正讓人敬重的大國，即使今日中國經濟高度發展，武力也十足強大，但在國際上總覺得哪里似乎不到位。一個真正有自信的“三好學生”，是不會一天到晚要別人承認，并再三肯定他是一個“三好學生”的。

中國人在追求強大的過程中，除了通過不斷追求外在肯定來強化自身信心外，也經由不斷尋根去確認自我的認同建構。在自我認同建構的過程中，如果與外人在象征性的事物上產生沖突時，情緒性的沖突就會發生。例如近些年大陸憤青網民對于近鄰韓國與日本的言語與肢體攻擊，便是此類問題的代表。日本的問題比較明確而清楚，中國人對于二次世界大戰的傷痛至今依然耿耿于懷，所以修理日本便是一個既簡單又廉價的出氣方法，還能凝聚民族士氣；同時日本是中國在經濟崛起過程中一個巨大又必須超越的障礙，拿政治與民族情緒修理它，一方面滿足自身需求，另一方面壓壓對方氣焰，一舉兩得。韓國則是一個比較有趣的個案，它近年也在追求自身民族情感認同，在此過程中，如何詮釋與中國的關系便成了關鍵，詮釋得不好有礙韓國的民族認同建構，詮釋過了頭則傷害中韓友誼，同時又觸及到中國人自尊心軟肋，其下場就是大陸網民編造的一連串訊息在網絡上迅速流傳開來，例如“孔子是韓國人”、“屈原是韓國人”、“漢字是韓國人發明的”……結果，韓國大使館新聞官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經常開記者會去澄清這些謠言，這在全世界也是一個有趣的例外。

而在臺灣，大家都是過客心態，看起來就像是一副隨時準備離開的樣子，因此對于歷史的問題也就馬馬虎虎——反正隨時都可能要走，誰在過去或是此時此刻做過什么，有那么重要嗎？所以，臺灣人說的好聽點是“對歷史很寬容”，其實是“愛怎么解釋都行”。除了政客外，大概誰也不會去深究歷史的過往，而且就算是政客，也是選擇性的深究。因此跟臺灣人談歷史，每個人都像是得了選擇性的失憶癥，大家拋棄他要忘記的，記住他想記住的，同時也選擇他所想要詮釋的歷史。

很少有臺灣人能夠完整地說出這塊土地的點點滴滴，每個人的記憶都是支離破碎的：外省老兵記得的是大陸家鄉的好，本省臺籍老人記得的是日據時代的夜不閉戶與秩序井然，雙方完全沒有任何交集。日本人在殖民統治時期對臺灣的剝削與殺戮，幾乎不存在于臺籍老人的記憶中，所以抗日英雄簡大獅與林少貓沒有多少人記得，連引起國際震動的“霧社事件”，都同樣在臺灣人的印象中逐漸消失殆盡。同樣，對于蔣介石在統治大陸時期的腐敗與孔宋家族的貪婪，外省老兵也是選擇性的遺忘，不但忘了自己是如何被迫拉上軍艦當兵，來臺后更視蔣介石為“偉大的領袖”或“民族的救星”，并認為蔣介石是唯一能把他們再帶回老家的人，這簡直就是集體性的“斯德哥爾摩癥候群”。

對于一個過客而言，過去并不重要，現在也不重要，未來要去哪才是最重要的。但是這種過客心態，在人多了以后，量變也會產生質變。1949年退守臺灣是段神奇的歷史，所有過客擠在這個小島上，竟然產生出新的文化，迥異于1949年以前的五千年中國。

這種基于過客心態所造成的歷史與文化的斷裂，其實在臺灣屢見不鮮。例如，當世界各國都在熱烈慶祝二戰結束70周年時，臺灣卻是一切冷冰冰，好像二戰戰火從未波及過臺灣，大家似乎都忘記了二戰末期美軍在臺灣的慘烈轟炸，以及所造成的慘重傷亡。這種冷漠也會以一種匪夷所思的方式表現出來，例如在2009年9月，孟良崮之役陣亡的國民黨將領張靈甫遺孀王玉齡女士到臺灣來，申請補發張靈甫生前所獲得過的勛章，其中還包括軍隊最高榮譽——青天白日勛章，結果有關部門的辦事員有眼不識泰山，居然要求王女士必須按照價目表繳交“勛章制作工本費”才能補發，經媒體披露后引起了軒然大波。顯然張靈甫是誰已經被絕大部分臺灣人所遺忘，只有到忠烈祠去，才會赫然發現張靈甫居然是排名第一的人物！而在中國大陸，拜電視劇和中學歷史教材所賜，張靈甫的形象雖然未必正面，但卻仍鮮活地印在中國大陸人民的心目中。所以，兩岸對歷史解讀的差異很有趣，雖然共同經過，卻未必觀點一致，不一致的史實又各自選擇遺忘，或是各自表述立場。多像現在的兩岸關系！

于是，同文同種的兩岸人民，對歷史事務的詮釋也就開始產生了歧異。舉例來說，大陸人與日本人，有著不共戴天的仇怨，也是憤青時常做文章的好材料；而歷經了“皇民化”運動的臺灣人，對日本人及日本文化不僅能接受，甚至產生孺慕之情，以至部分文化成分已經滲入了基因當中，徹底改變了臺灣人的文化認同。所以一個日本文化已經滲入基因的臺灣人，怎會去恨日本人呢？如果這些臺灣人都不會恨日本人了，又怎會去恨李鴻章呢？至于《馬關條約》所帶來的恥辱，則更是早從臺灣人的記憶中徹底掃除出去了，宛如一個失憶癥患者。在很多臺灣人眼中，日本人仿佛是近親，有一種文化上的熟悉感與親切感，而分隔了50年的對岸大陸，卻像是陌生人了。因此，當李登輝說他20歲以前是日本人時，必然引起了對岸的憤慨：“怎么會有中國人愿意以日本人自居呢？”但在臺灣，李登輝的觀點卻是相當部分受過日本殖民統治的老一輩臺灣人的共同心聲。既然在20歲以前他們都被教育成日本人了，對岸大陸還一直強調“同文同種”、“血濃于水”，或者是不遺余力強調兩岸有那么多共通點，就這些臺籍老人來說，就成為一件莫名奇妙的事了。

什么是“中華文化的精髓”？

大陸朋友常說中華文化的精髓在臺灣，或者認為這是兩岸交流的基礎或共識，這樣的認知是否正確，其實見仁見智。臺灣的文化與記憶，是在1949年之后被重組過的，重組的元素除了1949年來臺的200萬軍民，還有原先居住在臺灣受過日本殖民統治的600萬臺灣人。如果用個數學題來看，即便這200萬人代表“中華文化的精髓”，被日本殖民統治了50年的臺灣人的記憶比例該算是多少呢？這樣的組合，又經過了60年的刻意引進的美國文化的重新組合與涵化，其所形成的文化與記憶，自然迥異于所謂的“中華文化的精髓”。除了這些元素以外，近些年很多臺灣人娶大陸與東南亞籍的配偶(總人數已經超過30萬人)，自然也給臺灣的文化構成又多增添了一些新元素，這些新元素會隨著時間的變化，去改變它的構成比例，這樣所形成的文化與認知，自然與傳統中華文化的認知會有著更多的差異，也會讓對岸的大陸人覺得更加陌生。

▲臺北故宮博物院

其實，到底什么是“中華文化”或是“中華文化的精髓”？恐怕連臺灣人自己也說不清楚。從具體的故宮博物院的國寶，到中秋、端午與春節，再到部分宗教人物如圣嚴法師所提倡的“心六倫”，都有人認為是。但這到底是不是“中華文化的精髓”，其實都很難說。舉例來說，大英博物館里也有很多中國國寶，難道能說英國也有“中華文化的精髓”嗎？中國周圍的國家如越南、韓國、日本也都過農歷新年，我們也很難說這些國家也都有中華文化的精髓。我們只能說，在臺灣的文化建構過程中，中華文化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但不是唯一的元素。至于它比例有多少，坦白講沒人能說清楚。

如果我們舉例剖析，要找一個東西代表臺灣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大概就是“川味牛肉面”了。早年臺灣人多務農，不吃牛肉，自然也不存在牛肉面。受到駐臺美軍的影響，臺灣人開始吃牛肉。部分外省軍人因嫌美式牛排難啃，軍隊伙房于是開始研發牛肉的中式紅燒制法，下個中式面條就成了陽春版的牛肉面；或把牛肉賣給肉販，內臟雜碎留下來煮成一鍋，又成了牛雜面；而高雄岡山的四川軍眷仿郫縣豆瓣醬制成岡山辣豆瓣醬，則成了川味牛肉面不可或缺的一味。一碗小小的牛肉面，包括了美軍、外省老兵、四川軍眷等人的心血與創意。大家都是過客，這些過客的個別因素整合成新的文化。這種新的文化，有傳統的舊元素，也有著好幾個舊傳統衍發出的新元素。這些新文化，我們還能夠說它是“傳統中華文化的精髓”嗎？

建構認同的多元立場

至于臺灣本身自我認同的建構，在多元文化重新組合的情況下，就成了大陸人眼中難解的“多選題”了。除了兩個統獨選項外，更多的選項是蛇鼠兩端的“邊走邊看”、“維持現狀”。換言之，就是大家都不說破，以后再看看。在這追求自我認同建構的過程中，臺灣也不斷去找尋各種元素，來作為建構有別于中國大陸的自我認同的象征。例如繁體字、媽祖繞境、關公信仰、注音符號、臺語，或是異于北京腔的普通話……有些元素即使與對岸雷同，臺灣人也不介意，即使媽祖信徒每年組團去福建湄洲祖廟進香，但是絕大部分的臺灣人還是認為這是屬于臺灣人特有的信仰與風俗。因此臺灣人在建構自我認同的過程中，有著巨大的妥協與包容力，即使部分元素與對岸相同，他們也不會臉紅脖子粗地去論證這是“專屬于他”的元素。從某個角度來說，臺灣人并不在意跟大陸共同擁有這個元素或特質，因為就一個過客來說，原本就不存在“專屬于他”的元素。既然如此，在選擇的同時，自然也可以接受未來某一天會放棄這一選項。從這個角度來看，大陸人與臺灣人不相爭論的所謂“共同元素”，大陸人當它是同文同種的文化基礎，以臺灣人來看，這只是現階段的暫時選擇，而不一定代表永恒的選擇。也因此當大陸人自認為可以此為基礎與臺灣人進行對話的同時，卻不知臺灣人正隨時可能準備放棄這個基礎。

當然，這種多元與包容除了歷史塑造的偶然性，也跟臺灣后來民主政治的實施有很大的關系。顯然，在兩岸的文化形塑過程中，政治因素始終是一個很重要的變項。對岸大陸當下的政治選擇與判斷，不斷影響著這一切。從“破四舊”到文革，這些歷史事件無不影響著中國文化的構成。甚至連要評價歷史人物，也都離不開政治正確。評價離現在歷史愈近的人物，受政治影響愈深，也愈難客觀公允。這個問題原本在臺灣也很嚴重，但在1987年解除戒嚴令與民主化之后，這個問題逐漸減輕，迄今幾乎已經不存在。由于民間史料不斷的出土(例如蔣介石與宋子文日記在美國的公開)，各式各樣原本名不見經傳小人物的回憶錄出版(例如蔣介石侍衛翁元等人)，或許資料未必全部可信，但是確實豐富了對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的詮釋角度。許多過去居廟堂之上的人物，或是重大的歷史事件，都被拉到公平及庶民的角度去重新審視品評，品評的角度雖然各異，但是多元的角度讓這個人鮮活了起來，讓他開始像個人，不會像個神。

除了對大人物或重大歷史事件的重新審視品評以外，對當下事件的立場選擇，更是多元到讓人目不暇接。這也讓對岸的大陸人對于臺灣人這種多元分歧的立場與選擇，更是覺得難以理解。一個簡單的善意的舉措，例如“一國兩制”、ECFA等議題，也可以在臺灣內部引發激烈的辯論，這是讓對岸的大陸人難以理解的。在大陸看來，為何釋放了這么多的善意，愿意有這么多的讓步或讓利，臺灣人卻還在挑三揀四，這是多么讓人為之氣餒。大陸人也永遠無法理解為何想要努力與臺灣靠得更近的同時，部分臺灣人卻努力伸手把大陸人推得更遠。這種對彼此內心世界的難以理解，其實也是現在兩岸溝通的最大障礙。因為雙方彼此永遠在不同的頻道上對話，自以為用對方理解的詞匯，論述著彼此無法理解的觀點。

每一次去大陸參訪，大陸朋友常用“兄弟”去形容兩岸關系。我也常開玩笑地說，如果你覺得兩岸未來將走向統一，那兩岸怎會是兄弟關系呢？因為中國傳統的兄弟關系，都是在父母過世之后分了家產出去開枝散葉的，這反而論證了獨立。我進一步說，兩岸之間未來發展的前提如果是統一，那應該更像是表哥想跟表妹結親，永久共同生活。既然如此，就表示除了有著共同的血緣與關系，又有著更多不同的元素與差異存在(例如姓氏不同、原生家庭不同)。如何彌平這些不同的差異，了解臺灣表妹內心深處幽微不為人知的變化，讓臺灣姑娘心甘情愿地出嫁，才是大陸表哥應該要有的心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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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 2022-01-09 18:5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