翩若驚鴻,婉若游龍
2] 《新品種的基督徒》,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福音派牧師、作家麥拉倫(Brian D. Mclaren)的代表作。書中記述了兩名同行的天路客在屬靈旅程中的對話,徹底分析了基督徒不敢開口的許多疑問。該書指出,一個轉變的時代,需要新的思維來因應。信心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不只是一套僵化的信仰系統。
C.S.路易斯在二戰期間,到牛津大學的學生團契分享。當時,很多年輕人都去參軍了,有一些在前線戰死。那些沒有參軍的同學有很大的良心上的壓力,追問說我們在這個時候讀書有意義嗎?C.S.路易斯對他們說,這場仗早晚會過去,希特勒注定會失敗,但當倫敦上空納粹的飛機消失后,另一場屬靈的大戰即將來到——馬克思的聲音、弗洛伊德的聲音,各種世俗的思想和價值都將蜂擁而至。那時,誰可以升空,去參與這場屬靈的“不列顛空戰”呢?他說,這就是上帝讓你們活下來的原因。
中國即將到來一個巨大的轉型時代,教會必須很深地陪伴、祝福和醫治這個社會。遠志明最近說了一句話,教會復興,要有大逼迫,大災難,和大人物。他說,大逼迫已經過去了,大人物還早得很,那么,教會必須要預備和中國一起承受大災難。在整個社會的價值觀的角逐中,我們必須為真道辯護,讓基督教的價值和文化獲得重要的一席之地。不僅是以個人的聲音,而且是以教會的聲音,以圣徒群體中的牧職的身份發出先知、祭司和君王的聲音。
。他雖然在事工上不及戴德生牧師,但他的遠見卓識,我以為稍勝過戴牧師。他說,“只有基督能引領中國復興,走向光輝的黎明,引領這個高貴的國度走向新生,走向自由和正義,不斷拓展其文明”。在一百五十年前的中國,除了長老會的宣教士,幾乎沒有其他任何人能說出這樣的話來。
公開化的異象是一個時代性的異象,回應和面對的就是宗教逼迫和政教合一的社會現實。這一異象推動我們,建造公開化、社區化的堂會,具體來說,就是教會的敬拜、講臺、治理、圣職選立和財務的公開化,最終是福音和植堂的公開化。用個不恰當的比喻,家庭教會的公開化,就是推動福音從“零售”走向“批發”。福音有三個層面:第一個,是個體意義上的罪得赦免、脫離死亡、獲得永生;第二是與神和好、傳揚福音,全人做基督的見證;第三個,是萬物復興、天國降臨。福音不僅關乎個人生命的得救,而且關乎整個宇宙的結局,福音是我們對整個宇宙和歷史的、唯一正確的理解方式。
如果僅從文字的角度看,這種在個人與社群之間、介于權威與自由之間的文字樣式,我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所以牧函的內容既有個人的默想,也有對教會生活的描繪,和對時代社會的觀察。既充滿神學性的反思,也灑落著教會建造工地上的瓦礫。在一群看得見的弟兄姊妹的肉身和靈性的連接中,去觸摸與主基督的生命關系,去彰顯讓這個世界驚訝的,讓這個世界感動或反感、敬畏或害怕的生命共同體。
用圣經的話來說,寫作,就是“將屬靈的事指教屬靈的人”(林前2:13)。隱秘的讀者就是屬靈的人,是在上帝的旨意中“預定得永生”的人。圣經是為神的子民而寫的,不是為那些最終下地獄的人寫的。如果我不是一個加爾文主義者,老實說,我很難抵御寫作中的偶像崇拜對我的試探。
我在想,如果中國的基督徒能寫出最好的懺悔錄,就寫出了漢語中最偉大的小說。因為唯有基督徒,才能把人心里最深的罪、動機、憂傷、掙扎,都在一種恩典的、而非怨恨的眼光下,統統都寫出來。
見證和象征,是基督徒寫作的兩個核心品質。因為神的道在肉身當中,歸根到底是通過象征來揭示的。我不可能把基督的肉身指給你看,神也沒有把他自己完全顯明給你看。因為上帝是不可被看見的,也不可塑像的。你只能在基督徒的生命里看見,在神的話語中看見,和在我們真實的生命體驗中看見。對教會而言,基督徒的寫作,將會提升整個教會對“見證”這一概念的理解。對整個中國文化來講,基督徒的寫作將為其注入一種真正的見證文學。中國文學缺乏見證,缺乏象征,也就缺乏真正的生命力。最美的童話,最美的想象都是基督徒作家寫出來的,比如安徒生跟C.S.路易斯,他們的作品有溫暖,不是讓人恐懼,而是讓人產生希望和愛,《納尼亞傳奇》和《魔戒》都是如此。基督徒的寫作,就是要把自己一生中血肉模糊的東西都寫出來,把每個細節中的魔鬼都寫出來,然后交給耶穌的十字架。
王怡:我愿意用一句詩,來表達我在文化中、在處境中、在肉身中、在普遍啟示的環境中,去敘說、傳遞和分享神的特殊啟示,而要彰顯出來的那一個“文化基督化”的場面。這句詩就是“人面桃花相映紅”。
在伊甸園,亞當夏娃沒有墮落之前的光景,就是“人面桃花相映紅”。上帝創造的萬物可以用桃花來代表,萬物本來是美的,但這一切創造的最高峰乃是人面,就是神照著他的形象造的人。“人面桃花相映紅”,是神創造的人托管萬物的和諧相處。然后人墮落了,然后在基督的十字架上人被挽回,虧損的人面被贖了回來。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桃花一開始是美善的,神造它的時候說是好的。然后,因著人的墮落,桃花也變成了虛空的虛空,所以《羅馬書》第八章說,萬物都在勞苦嘆息中等待著被贖,意思是人面把桃花連累了。到了最后,一切受造物都在基督里合一、更新的時候,因著“人面”被贖了回來,所以也“雞犬升天”,連著桃花也重新開放在新天新地里,重新回到“人面桃花相映紅”這一神創的世界里面去。
如果說《舊約》是預表,那么《新約》就是見證。我自己不擅長講故事,而擅長講道理。我也曾試著寫過幾篇小說,但我最不擅長的還是敘事體。有一次,一個傳道人給我講一句話,他說寫作要像保羅,講道要像耶穌。我一聽馬上說,我做不到。我寫和講都像保羅,我沒辦法像耶穌,我講不來故事,也用不好比喻。
但是,我慢慢看見基督徒寫作的特質,無非就是兩個:一是見證,一切都為了見證基督,在最終的意義上,我們不寫任何新的東西,基督徒不求新,不去寫世界上沒有過的東西。二就是比喻和象征,神使用了文學的語言,來啟示那似乎不可被啟示的、不可被理解的神的永能和神性。所以若不用比喻的話,耶穌說,“我對你們說地上的事,你們尚且不信,若說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約翰福音》三章十二節)
同時,文學是最好的認罪工具。在教會,聽弟兄姊妹們的認罪禱告,你常會覺得很枯燥,很公式,有點像什么呢?中國法院的判決書是全世界寫得最粗糙、最簡短、最缺乏說服力的判決書。我們的認罪禱告,差不多就像中國法院下的判決書。如果你的認罪像判決書,你的一生就像判決書;如果你的認罪像說明文,你的一生就像說明文。實際上,大部分認罪禱告都像議論文。但是,如果你的認罪像小說,你的人生就像小說。最偉大的小說,就是對人的罪性有最深刻刺入的小說。所以我說,文學是最好的認罪工具,議論文不是,判決書也不是,說明文不是,文學才是。認罪要像跟寫小說一樣,要細節,要刻畫,沒有任何細節,就幾乎沒有任何認罪。認罪如果像小說的話,神的恩典也就會像小說,也會那么豐富,也會那么形象。
在耶穌基督誕生之前,人類寫作的最高峰就是舊約的啟示,人類最了不起的作家,就是在圣靈啟示之下寫出圣經的那些人。除他們之外,其他的作者都是在揣摩,老子是在覺悟,柏拉圖他們是在推理。但唯有圣經的作者不是在悟,不是在猜,也不是在算,他們是領受圣靈的默示,說出是上帝的話語。一個基督徒的寫作者必須承認,人類文字的最高峰是圣經。
安徒生講過一句話,也讓我很感動。其實這是他的一個禱告。他求上帝使他這一生,不寫下一個不能夠說明基督的字。
很多牧師都是多產作家,他們不但對教友寫作,也對社會發言。他們不只在教會的四面墻內牧養靈魂,他的寫作確實也影響社會。你的寫作,我稱為“先知型的寫作”,而我的寫作,是向著“祭司型的寫作”轉變。
要警惕西方思潮,譬如馬克思的過度泛濫會導致饑荒。
就是地方教會的建造,對于中國社會轉型的不可取代的價值。這不是教會的目的,是教會的副產品。但這個副產品,最終會為一場更大、更深入的福音運動預備人心。地方教會就是一個基督徒社區,是唯一真實的人類共同體。五旬節圣靈降臨時,圣經是這樣描述信徒們的生活樣式的,“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贊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使徒行傳》二章四十六至四十七節)。這個群體在耶路撒冷,是突然出現的一個新的社群。首先,他們的敬虔,在殿中和在家中,在公共生活和在個人生活中,是保持一致的。他們有敬拜,也用飯,信仰和生活也是融為一體的。其次,眾人對他們的態度是又畏懼、又喜愛的。他們超越了這座城市以前的全部生活經驗,建造了一個公開化、社區化的堂會。其他人不是驚訝于一個人的改變,而是驚訝于一群人活出來的這種樣式。于是,許多人就開始相信他們所傳講的基督。初代教父屈梭多模解釋這段經文,有一句很美的話,稱這樣的地方教會是“天使的聯邦”。
上帝和他的選民的關系,是通過立約來反映的。人作為一個群體在盟約中與上帝的關系,是人之為人最根本的定義。所以馬克思的這個定義,來自兩個人類思想資源,一是猶太-基督教文明,另一個是唯物主義和社會主義。后者取代了上帝和人的盟約關系,將圣約關系縮減為“社會關系”,又在社會關系中,繼續縮減為“經濟關系”。
貓柵欄
先久病成醫,再撒豆成兵。
大眾意識中,「財務自由」幾乎是人生的最高目標。大凡人生,會分為兩個階段,財務自由之前和財務自由之后。財務自由之前,你起早貪黑,忍辱負重,磨礪前行;財務自由之后,你睡到自然醒,海邊隨意「北京癱」,動不動就 Fuck your money。媒體告訴你一個確切的數字,說你只要達到這個數字就可以「財務自由」,但是當你好不容易到達了,媒體又告訴你,數字變了。然后當極少數人到達了這個10倍的數字,然后媒體又告訴你,財務自由有不同的層次。你剛剛到達的是一個低層次的財務自由,還有更高的財務自由等著你。這不是蒙人嗎?你當我是一頭蠢驢嗎?
綜合 2022-01-09 11:2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