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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群眾性學校中，黨的支部與群眾團體，是并行的。假如說支部是從黨的系統來保證教育計劃的完成，則群眾團體是以群眾組織的力量來進行學生自治，各種課外活動及文化娛樂等輔助教育使教育內容更豐富更生動。（如果我們不把教育僅限于書本上的知識的話）因此在完成教育作業的意義上，支部與群眾團體是沒有任何分歧的理由的。

　　因此支部應該鼓勵黨員積極參加群眾團體的活動，同時對這些團體必須采取團結、幫助和提攜的方針，只要這些團體是符合于抗戰、團結、進步的原則并向學校履行一定的手續而且取得了合法的地位的。

　　群眾性學校的學生，是來自各階層各地域的知識分子，一般的說，除抗日救亡的目標是比較一致外，其觀點其立場必然有所分歧。就是加入群眾團體，也在某種程度內各懷有不同的動機。唯其如此，他們對民主作風格外重視，支部工作者應該掌握住這一特點，不僅宣布而且實際上尊重其思想的自由，（包括信仰）學術研究的自由，和作風上充分發揚民主的精神。

　　為什么要特別強調這一點呢？因為延安是共產黨員占優勢的地方，學校里也如此。所以支部工作者更須具有恢宏的胸襟和寬容的器度，只有這樣，才能團結得住廣大的青年知識分子。黨中央曾有正確的對群眾團體的政策，但如果在下面執行不善、手法拘謹，也會影響到這種民主作風的實質的。所以黨員在群眾團體中也只有以互相商量的互相辯論的方法，去解決問題，去求得各種不同意見之漸趨于一致，性急也是沒用的。

　　黨內同志一方面尊重別人批評的權利，傾聽別人批評的意見，接受別人正確的批評，另一方面也要闡明自己的信仰與理想，批評別人錯誤的意見，二者不可缺一。在黨外同志來說，批評別人，被別人批評，這不等思想上壓迫。在黨內同志來說，如果只有前者而無后者，則不是民主而是尾巴，就永遠不會把錯誤的意見領導到正確方向上去。只有在錯綜復雜的環境中，在紛紜龐雜的意見上，以曲折的道路，使其一致，使其走向正確，這才看出領導的必要與黨的意義。

　　但是上面所說的領導，自然不是支部對群眾團體直接的命令、指示，或在組織上的把持，而是要通過黨員提出積極的意見，使黨的主張貫澈到這些團體中去。領導的中心環節，就在于主張正確與別人相信這些主張的正確。而不是倚恃人多勢大。這里的區別，就是“以德服人”與“以力假人”的區別。

　　過去學校中由于個別黨內同志存在狹隘的觀點和拘謹的手法，致死黨員與黨外同志之間，涂上一層不和諧的氣氛，而某些黨外同志也固執于自己是“群眾”因此對某些黨員有過高的要求。后來黨內同志和黨外同志一齊積極參加與自己興趣所近的群眾組織，建立直接的正面的交往關系，這不惟沖淡彼此間存在著的隔閡，而且在團結上起了組織的作用。“共產黨員有義務與黨外同志合作，無權利排斥黨外人士。”這就是黨員對黨外同志所采取的原則。

　　學校中支部對群眾的問題，就是現實的青年知識分子的統一戰線問題。因為來延安的青年有各階層各政黨的前進分子，有不同的社會關系，有不同的政治認識，有不同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因此在群眾團體的選舉上，必須廣泛的容納這些人。就是說這些團體的組成分子中，黨員與非黨員的比率，與這團體的領導部門中黨員與非黨員的比率應成正比例。這就是說，假如組成分子中黨員占百分之三十，則領導部門中黨員也只能占三分之一。后者歲前者的變動而變動。這可使保持各種觀點的人，都有其真正的代表到領導機構中去。這對這些團體是有好處的……

　　假如黨員被選到領導機構中，則民主作風，寬宏氣量，就有更高的要求了。一個工作上問題的決定，盡可能經過協商、傾聽黨外同志的意見，取決于多數，明知解決問題失策，亦須以解釋說服的辦法糾正。剛愎自用，盛氣凌人，自以為是等不良習慣，都應該反對。萬一有原則上的分歧，解釋無效，則申明保留自己的意見，迨將來事實證明看。假如黨外同志被選到領導機關，則黨員須自覺的忠實于自己的工作，以減少領導者的困難。并進而設法協助領導者解決其發生的疑難問題，使工作能夠順利進行。全校性的人數較多的團體中的黨員加以適當的組織，由支部領導使其多少具有黨團的形式，這在延安的學校中還是必要。因為黨員重視其所參加的群眾團體，遠不如重黨，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因此這組織的任務應該著重在督促這些團體中的黨員執行決議、遵守紀律、積極工作以保證這些團體的鞏固和發展。顯然這與一般的黨團是有區別的。

　　為要加強支部與群眾團體間之聯系，支部有關會議歡迎這些團體的代表參加互相交換意見，使得彼此依靠得更緊密。

　　教育計劃的完成，在學校范圍說來是很大的組織工作。假如支部不把學生中半數的黨外同志團結起來，步調一致，這對教育工作將是很大的損失！從此目的出發，則團結群眾團體，團結黨外同志，應當作為支部“保證學校教育計劃完成”的主要工作之一。

　　　　――＜解放日報＞　1942年8月2日

解放日報 2012-08-21 17:5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