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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生育強制墮胎，嫖宿幼女，中華大地荒謬的事情一件接一件，結果卻是一年拖一年的再等等，再看看，再議議，周而復始。而在階層固化的改革攻堅時，我等小民除了罵罵“吃得太多”的領導“不要臉”之外，還真做不了什么了。

　　又是一年畢業季，吃完一頓又一頓各種名目的散伙飯，送走一個又一個各奔東西找尋未來的同窗好友，一群年輕人就這樣離開大學，沖向社會。

　　在這個時點，大學校長或是社會名流會對學生發表一場畢業演說，為畢業生留下回憶，也會觸動那些畢業許久的人。比如2005年輟學生斯蒂夫•喬布斯在斯坦福大學做的畢業演講。“求知若饑，虛心若愚（Stay Hungary，Stay Foolish）”也成了長時間的熱門簽名檔。當時的喬布斯尚未推出iPhone手機，只是硅谷無數創業者中成功、跌倒之后又爬起來的Come Back Kid，而不是日后如日中天的喬幫主。他對到場的斯坦福學生說出“連點成線” （Connecting the dots）的奧秘。

　　“你們同樣不可能從現在這個點上看到將來；只有回頭看時，才會發現它們之間的關系。所以你必須相信，那些點點滴滴，會在你未來的生命里，以某種方式串聯起來。你必須相信一些東西–你的勇氣、宿命、生活、因緣，隨便什么–因為相信這些點滴能夠一路連接會給你帶來追隨內心的自信，它使你走離平凡，變得與眾不同。”

　　而今年畢業季，在英語世界刮起旋風的人物是1980年代華爾街的債券交易員，如今的暢銷書作家邁克爾•劉易斯（Michael Lewis），雖然只在所羅門兄弟短暫工作，但那本《說謊者的撲克牌》暢銷百萬冊，讓當時只有28歲的劉易斯揚名天下。

　　今年，劉易斯回到自己的母校普林斯頓大學做畢業演講，這個當初的藝術史專業學生講述了自己的成功經歷，其實一個詞就可以概括：運氣。對那些已經開始搖頭的人，劉易斯早就準備好了，他說“這不僅僅是謙虛。我的經歷說明了成功的故事是如何被理性化的。沒人想聽僅靠運氣成功的故事，尤其是那些成功人士。當人們崛起、成功，他們都認為自己的成功是不可避免的。他們不愿承認運氣的功勞。而原因是：連這個世界也不想承認。”

　　劉易斯的演講同樣講了一個故事。他住在加州伯克利，幾年前加州理工心理學系的研究員曾做過這樣一個實驗。他們抓了幾個學生做實驗對象，把他們按性別分成幾組，每組三男或三女，然后這些組被分配到一個房間，并隨機制定一個人為隊長。研究員給他們幾個復雜的道德問題，比如如何處理作弊，如何控制校園里的酒精。30分鐘后，研究員打斷了他們，拿著一盤餅干進了房間，每隊有三人，卻有四塊餅干要分。顯然每人先拿了一塊，留下了第四塊，這本該是尷尬的一刻。但毫無例外的，那個被隨意指派的領導者抓起了第四塊餅干，吃了下去，不只是吃了下去，而且嚼得津津有味，只留下襯衫上的碎屑。這個領導者沒有什么特別，他或她并沒有特別的美德，只是30分鐘前被隨機選擇而成為領導者。除了運氣他與別人毫無二致，但這還是讓他相信那塊餅干就該是他的。

　　劉易斯說這個實驗解釋了華爾街的巨額獎金和CEO的工資，而我愿意把這個故事延伸到中國問題。想想看，為什么30多年前想象之中無比美好的“先富帶動后富”在現實中就變成了階層固化？為何有人得以先富？為何有地區得以享受率先改革的特殊政策紅利？這不是運氣嗎？

　　憑借好運氣翻身的人以為自己牛逼，是不招人喜歡的，他們不會把自己的發家致富歸結為外來運氣，而認為更多依靠自己的聰明才智，既然依靠的是自己聰明才智，那有什么必要帶動“后富”呢？他們并不覺得自己對那些沒那么幸運的群體負有責任，甚至會盡一切可能向人傳遞“感恩的心”，當然感恩的主體不是自己，而是那些沒那么幸運的人，讓這群沒那么“幸運”的人想到自己當年吃不上肉而如今既然吃上了，就不要罵娘了。

　　你可以說，這都是那些富人“為富不仁”，把自己的責任推個干干凈凈。這個時候必須用顧炎武先生的話來激勵各位，中國的事情，事事都要“匹夫有責”、“紅顏不讓”。胡適與李大釗先生當年有“問題與主義”，可當主義的問題解決后，人們卻發現現實沒有了解決問題的動力。

　　想想看最近很熱的養老金問題，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新聞說： “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繳費占工資收入的28%，居全球最高水平之列，而機關和事業單位未納入社保體系，不用個人交一分錢，退休時養老金卻是前者的3倍。”

　　這公平嗎？可是怎么改呢？拍破腦袋也想不明白，如果養老金制度的改革是要企業職工像機關和事業單位一樣不交錢呢，還是讓機關和事業單位退休養老金拉回到和企業職工相同的待遇水平上呢？如果這件事最終表決權，還是由大部分公務員群體組成的各種代表決定的話，按照經濟學理性人的原理，我實在看不出來這個群體投票表決的結果能有多樂觀。

　　如果之前，我們可以說自己并不認識多少富人的話，那么我們肯定認識幾個“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的人，那些人就是我們的親朋好友甚至就是我們自己，我們也一定認識那些繳納工資收入28%的“企業職工”，那些人同樣是我們的親朋好友甚至就是我們自己。

　　人們已經聽到太多次改革進入攻堅階段的宣傳，就好像上學時聽到“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一樣，都成為了正確的廢話。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一邊是某方面的既得利益者，另一邊又是某方面的受害者。

　　一個簡單而又現實的問題是：當改革需要利益再分配的時候，你準備好在自己頭上動土了嗎？

　　這就是我們身邊的事。類似的事，還有戶籍制度改革。看看偌大的北京城，有多少已經為這個城市納稅的人群仍不得不只能“暫住”在自己擁有產權的房子里？類似的事，還有計劃生育強制墮胎，還有嫖宿幼女，還有很多還有，中華大地荒謬的事情一件接一件，結果卻是一年拖一年的再等等，再看看，再議議，周而復始。

　　想想20年前，那時的大學畢業生懷揣壓抑的理想，再看看20年后的現在，當年的大學生成為體制中堅力量，同時也成為了既得利益者，失掉了理想，甚至失掉了基本的公平與正義感，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我到底能為改革攻堅做些什么？認真想了很久這個問題，還是回到劉易斯幸運餅干的比喻，改革確實給了各個群體一塊餅干的好處，但是多出來的那塊餅干不能是誰想吃就吃的，吃餅干必須是要有理由的，如果不分青紅皂白，以為自己是領導者就想多吃餅干，那只能用幾年前流行過歌曲說：“吃了我的給我吐出來，拿了我的給我還回來”。

　　古代，攻城小兵總是要在城前罵陣，現在改革攻堅時，我等小民除了罵罵“拿餅干”的領導“不要臉”之外，還真做不了什么了。

　　（作者系資深財經媒體人）

韓巍 2013-02-22 15:2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