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線》雜志封面

像比爾·蓋茨一樣，史蒂芬·列維(Steven Levy)報道過的很多黑客現在已經擁有了財富、聲望和權力。

　　黑客的價值觀

　　時隔25年之后，我再次對比爾·蓋茨進行了采訪。他表示：“我年輕的時候，這個行業才剛剛起步。那時候我們這些微處理革命的參與者都是年輕人。現在這個行業已經十分成熟了，想起來有點難以置信。”25年之前，作為一名作家，我試圖了解如火如荼的電腦革命的核心——那些沉迷于電腦、極其聰明且富有創造力的黑客。當時，蓋茨剛剛與IBM達成協議，為其提供DOS操作系統，比爾·蓋茨和Word軟件還不像現在這樣家喻戶曉。此后，我又對蓋茨進行了幾次采訪，但第一次的采訪還是很特別的。在我看來，他對電腦的激情具有歷史意義；而我表現出來的尊敬令他感到很驚奇。但那時我就確信，我記錄的事件將影響每一個人。

　　那時我正在寫《黑客：計算機革命的英雄》這本書，該書于1984年末出版。在編輯的要求下，我寫了450頁，分為三部分，告訴人們：那些在電腦代碼中找到全新世界的編程人員將成為席卷一切的數字革命的主要參與者。

　　在開始這個項目時，我認為黑客頂多算是一種亞文化。但在進一步了解他們之后，我認識到他們的玩樂精神和敢于挑戰“不可能”的精神將定義人們的電腦體驗。麻省理工學院的早期黑客最先發現電腦的文字處理功能。他們最初的程序被幽默地稱為“昂貴的打字機”，因為當時每臺電腦的售價高達12萬美元。他們還發明了最初的數字視頻游戲。硅谷的家釀計算機俱樂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最先利用低價芯片制造個人電腦。

　　通過采訪，我了解了這些黑客信奉的一系列價值觀，而這些價值觀將成為信息時代的信條，我將這些準則稱為黑客道德。現在一些顯而易見的觀念當時并不被接受，比如，在電腦上創造藝術和美。這些準則還認為，對黑客的評價應該基于他們的黑客行為，而不是基于學歷、年齡、種族、地位等因素。另一個信念是，電腦可以為普通人提供權利，使他們不再相信權威，促進“非集中化”。但我們認為，黑客文化最核心的價值觀是“所有信息都應該是自由傳播的”，盡管人們對這一觀點存在爭議。

　　黑客教父、《地球目錄全編》的作者斯圖爾特·布蘭德(StewartBrand)就反對這種觀點。他在首屆黑客大會上表示：“一方面，人們希望以高價出售信息，因為這些信息十分有價值；另一方面，人們希望信息是免費的，因為獲得信息的成本不斷降低。”他的話簡潔地概括了黑客領域的一種沖突——極客的理想主義與冷漠的商業化之間的沖突。

　　盡管《黑客》這本書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震動，但我沒想到它會獲得如此巨大的讀者群。經常有人通過Email、Twitter或當面告訴我這本書給他們帶來了啟發。大衛·卡什諾(David Kushner)在《DOOM啟世錄》中寫道，《黑客》這本書使射擊游戲之父約翰·卡馬克(JohnCarmack)堅定了游戲開發的決心。最近采訪谷歌首席信息官本·弗里德(BenFried)的時候，他拿出一本卷角的《黑客》讓我簽名，并表示：“如果沒有這本書，我今天不會在這里。”

　　而真正啟發整整一代程序員、思想者和企業家的是那些黑客本身。每一個使用電腦的人都從中受益。互聯網的產生得益于黑客的理想，互聯網的發展得益于自由訪問的設計理念。在80年代中期，由于一些青少年的黑客行為，人們開始將黑客與偷竊和監視聯系起來。對于我描寫的黑客來說，他們的驅動力不是被偷竊和破壞，而是學習和創造。這種友好的黑客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符號，就像印有蓋茨頭像的T恤。

　　圖片人物：1、5：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2：GNU計劃領導者、自由軟件基金會創始人理查德·馬修·斯托曼(Richard MatthewStallman)，3：Apple II電腦開發者史蒂夫·沃茲尼克(Steve Wozniak)，4、6：Osborne1電腦的開發者李·費爾森斯坦(Lee Felsenstein)，7：Viaweb 創始人、YCombinator投資公司聯合創始人保羅·格雷漢姆(Paul Graham)

　　比爾·蓋茨：黑客精神與商業化

　　在《黑客》的最后幾章，我關注了商業化對黑客道德的影響。我并沒有想到，這些理想將重新定義商業的本質。在《黑客》即將再版的時候(并首次推出數字版)，我重新拜訪了那些人物和這種文化。就像電影《破碎之花》(Broken Flowers)中的比爾·莫里(BillMurray)試圖找回自己的前女友那樣，我想了解這些年中我的寫作對象發生的變化，重新理解黑客對世界的改變。

　　我只能再次拜訪其中的一部分人，但通過這些人我將了解科技界在過去的25年中發生了哪些變化。盡管黑客運動取得了勝利，但運動的發起人的命運卻各不相同。一些人像比爾·蓋茨一樣，現在已經功成名就。在黑客運動從亞文化轉變為數十億美元的產業的過程中，他們獲得了成功，盡管可能會背離原有的黑客準則。而另一人因為不愿或無法適應這種轉變，一直默默無聞。對于黑客文化的新一代繼承人來說，他們認為商業和黑客理想并不沖突，并且把自己的想法轉化成了商業上的成功。

　　真正的黑客不會休假。按照這個標準，比爾·蓋茨已經不算是真正的黑客了。蓋茨也承認了這一點，他說：“就投入的精力而言，我必須完全承認。我在二十幾歲的時候，每天都在工作。現在我會回家吃晚飯。當你選擇結婚生子之后，就必須放棄一些幻想。”蓋茨表示他在13到16歲是才算得上真正的黑客，他說：“到17歲時，我的編程思維已經基本固定了。”

　　在蓋茨27歲時，我對他進行了采訪。在交談過程中，他一直盯著電腦屏幕，使用當時還很新奇的鼠標測試程序，談論他的同事和對手。他表現出一種執著的精神，這種精神將影響他的工作和公司，并最終使微軟成為軟件業的巨頭，也使他自己成為世界首富。蓋茨對技術的信仰反映在他工作的各個方面，包括員工的招聘。他說：“如果你要雇用工程師，只需看看他寫的代碼。如果他沒寫過多少代碼，那么不要雇用他。”

　　蓋茨在黑客歷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很多人認為他是有史以來最優秀的代碼編寫者。他最初版本的Basic程序編寫得十分高效，以致可以在4KB的Altair(世界上第一臺PC)上運行，這十分令人驚嘆。蓋茨與其他人一起，將一個不為人知的職業變成了全球性的經濟和文化力量，并獲得了金錢、影響和聲望。

　　如果蓋茨只是一個普通的黑客，這一切都不會發生。他放棄了黑客的一些基本準則，實現了計算機的商業潛力，并把電腦推向了普通大眾。純粹的黑客鼓勵所有人對代碼進行復制、檢查和改進，但蓋茨認為軟件是一種知識產權，復制數字產品與盜竊襯衫具有相同的性質。1976年，他向復制他的軟件的電腦愛好者寫了一封公開信，指責他們的行為是一種盜竊。蓋茨的反對者認為商業化會扼殺創造性，但蓋茨反駁道：“如果一本雜志很容易被別人復制，那么雜志社就很難維持運營，很多年之后，雜志文章的作者可能就需要白天為別人理發，晚上寫文章了；軟件行業也是相同的道理。”

沃茲尼克：從技術到娛樂

　　沃茲尼克：從技術到娛樂

　　今天，傳奇黑客、Apple電腦開發者史蒂夫·沃茲尼克已成為了一種流行文化符號。去年，他參加了《星隨舞動》(Dancing WiththeStars)活動。盡管早早出局，但他并不沮喪。作為選秀明星，他的光環甚至超過了自己在科技領域的成就。他說：“人們會對我說‘我在《星隨舞動》上看到你了’，我不得不告訴他們‘我還從事過IT工作’。”

　　人們忘記沃茲尼克在技術方面的成就是情有可原的。因為近年來，他受關注是因為思維車馬球(Segwaypolo)這一獨特愛好和他的情感生活：他曾與凱西·格里芬(KathleenMary)傳過緋聞。他經常出現在等待蘋果產品首日發售的隊伍里，這不免讓人感到一點傷感。但他本人對此毫不在乎，就像他幾年前曾經對凱西說過的那樣：“你可以讓我難堪、罵我、取笑我——但只要別人笑了，就值得。”當我在《黑客》中描寫他的時候，他是一個不善交際、沒有安全感的百萬富翁，但他現在變得十分自信，并且成為備受喜愛的偶像。

　　現在，沃茲尼克還經常出現在媒體報道中，角色是一些創業公司的推動者。CL 9和Wheels of Zeus就是他建立的公司，CL9主要開發可編程遙控器，而Wheels ofZeus聲稱用戶可以使用其產品追蹤個人財物的位置。但前者并未達到人們的預期，后者從未推出過任何產品。現在，他是存儲公司Fusion-io的首席科學家。他說：“我參與了很多營銷工作，但也很關注未來有潛力的技術。”

　　《黑客》中的另一個人、Mac操作系統的開發者之一安迪·赫茲菲爾德(AndyHertzfeld)一直熱衷于黑客技術。他目前在谷歌工作，為谷歌新聞設計了時間序列功能，以便使用戶可以了解事件的發展進程。但很明顯，50多歲的人無法像20多歲那樣工作。他說：“在開發Mac時，我以為自己工作了一個小時，抬頭看看表，發現四個小時已經過去了。現在我以為自己工作了一個小時，抬頭看看表，發現確實只過了一個小時。”

　　使赫茲菲爾德發生變化的不只是時間，還有他的工作環境。谷歌將工程師看作最重要的資產，認為員工必須喜歡自己從事的工作，同時支持開源軟件。但赫茲菲爾德承認，谷歌是一家大公司，在產品設計方面有嚴格的標準和程序，因此減少了他工作中的樂趣。他說：“我與工作的關系是藝術家與他的作品的關系，但在谷歌，我無法從自己的工作中獲得快樂。”

　　盡管個人的控制力降低了，但赫茲菲爾德擁有了產生更大影響的可能性。有時，谷歌的幾行代碼可能會影響成千上萬的人，這為他的工作帶來了一種激情。他說：“這里的一切都是主流的。谷歌、iPhone，這些比上世紀60年代甲殼蟲樂隊更能影響文化，它們甚至會影響整個人類。”

　　理想主義者

　　黑客理查德·格林布賴特(Richard Greenblatt)對HTML和C++等主流語言的應用方式很不滿，他十分懷念LISP語言，這是他在麻省理工學院時使用的語言。

　　他說，商業利益正在入侵計算機文化，而這種文化最初是建立在開放和創造性的理想之上的。在格林布賴特的黃金時期，他會和朋友會分享代碼，而且他們工作的目的只是開發更好的產品。他說：“今天的人會設計一種迫使你不斷點擊按鈕的網頁，這樣用戶就會看到很多廣告。簡單地說，那些成功的人是給你帶來最大不便的人。”

　　格林布賴特屬于另一群人，他們一直保持著最初的驅動力——發現的喜悅和想法的自由交流。這些人沒有推出數百萬美元的產品，也沒有成為偶像。

　　在我參加第25屆年度黑客大會的時候，我遇到了很多這種理想主義者。會議的內容包羅萬象——從經濟理論到數據存儲。盡管會議主張邀請更多30歲以下的年輕人參與，但與會者中年齡較大的居多。科技領域現在已經新人輩出，但那些年齡較大的人仍在努力，盡管他們并未取得令人關注的成就。

　　在麻省理工學院，格林布賴特開始使用互動電腦。他成為最優秀的代碼編寫者之一，作品包括先進的LISP編輯器和一款電腦棋類游戲。當時，他被稱為黑客中的黑客。

　　但與其他高手不同，格林布賴特的工作并未引起巨大的關注。目前，他將自己稱為獨立研究者。他說：“在過去的15年中，我一直在研究thread memory，涉及機器對英語語言的理解。這是一種基礎研究，目前還無法應用，但是具有意義。”

　　另一位堅持理想的是自由軟件基金會創始人理查德·馬修·斯托曼(Richard Matthew Stallman)。他開發了GNU操作系統，目前該系統與Linux被共同用于成千上萬的電腦上。此外，他還為自由軟件運動提供了知識框架，這一運動是當代軟件業的重要元素，同時對互聯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如果軟件界有圣人的話，斯托曼就是當之無愧的一位。

　　他同樣因不屈的個性為而聞名。2002年，創作共用(Creative Commons)的倡導者勞倫斯·萊斯格(LawrenceLessig)寫道：“我并不很了解斯托曼，但我知道這個人很難令人喜歡。”在我對他的最初采訪中，他說：“我是一種逝去的文化的最后的幸存者，可以說，我不再屬于這個世界。我甚至認為自己不應該繼續活下去。”現在，我在一個中餐館再次對他進行采訪時，他進一步明確的這些觀點：“我曾經想，如果我從未降生到這個世界該多好。就對這個世界的影響而言，我的存在還是值得的。但我確實希望自己沒有經歷那么多痛苦。”

　　這種痛苦一方面是因為孤獨，孤獨對電腦愛好者來說是很普遍的。在上世紀80年代，心理調查發現黑客多是一些努力避免人際交往的失敗者。而隨著黑客文化的傳播和被大眾的接受，黑客開始被看作名人。

圖片：Facebook CEO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表示，公司倡導黑客價值。

　　李·費爾森斯坦(Lee Felsenstein)也持有相同的觀點。他的家釀計算機俱樂部(Homebrew ComputerClub)就是比爾·蓋茨的公開信譴責的對象。他認為，為大眾提供低價電腦，將有助于他們獲取信息、處理信息，以便使信息更好地反映事實、促進信息的傳播。他因為開發Osborne 1電腦而出名，但是他的公司和研究院相繼破產。他說：“如果我愿意，我可以抱怨和悔恨，但我不會這么做。”

　　相反，現在他開始培養新一代的極客。在加州的山景城，他成了了一個名為“黑客武術館”的機構，這是一個設備齊全的黑客DIY場所，對學員進行培訓。

　　下一代黑客

　　費爾森斯坦把黑客看作理想，而Y Combinator投資公司聯合創始人保羅·格雷厄姆(PaulGraham)則將其看作一種經濟引擎。他的公司每年舉行兩次類似選秀的活動，挑選20-30家有潛力的創業公司。在活動的“展示日”，將會有眾多天使投資人、以及谷歌、雅虎等互聯網巨頭參與。

　　格雷厄姆如何挑選有潛力的公司？很簡單，他關注那些黑客。他說：“我們都是搞技術的，所以很容易判斷他們的職業精神。”1995年，他與別人聯合創立了Viaweb，這是第一個基于網頁的應用。投資者愿意投資由黑客運營的公司。他說：“我們告訴創業公司的創始人：在展示日，如果你太在意穿著，投資者會認為你很愚蠢，因為他們想找的是下一個拉里和賽吉(谷歌創始人)，而不是MBA。”

　　格雷厄姆發現，商業對黑客價值來說并不是一種威脅，因為黑客價值征服了商業。隨時解決問題、分散化決策、強調工作質量而非服裝質量，這些都是黑客的價值觀，并且已經滲透到的所有工作領域。

　　新一代的極客已經產生，他們認為商業化不是敵人，而是把觀點和創新傳達給大眾的工具。比如，Facebook CEO扎克伯格就深諳經營之道，把自己的網站向廣告客戶和營銷者敞開大門。

　　我在加州的Facebook總部對扎克伯格進行了采訪。一向喜歡穿NorthFace羊毛衫的扎克伯格卻打著領帶。他解釋說，我曾向員工承諾，今年每天來工作都要打領帶。盡管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但Facebook用戶數量翻了一倍，并實現了盈利。他指著領帶說，這可能是我的護身符，但它讓我喘不過氣來。

　　扎克伯格延續了一種黑客精神，他說：“我們并不是從宏大的理論開始的，我們最初的工作是在幾周內完成的。我們的文化是盡快將創新投入應用。”每隔一段時間，Facebook舉辦“黑客馬拉松”，讓員工在一夜之間想出好的觀點，并完成一個項目。扎克伯格說：“我十分重視速度，這我的個性的一部分。”

　　在對人才的競爭中，扎克伯格認為擁有最好的黑客的公司將成為贏家。他說：“一名好的黑客相當于10-20名工程師。我們的文化允許優秀員工快速推出成果，并贏得尊敬。”作為上世紀90年代后期成長起來的黑客，扎克伯格的工作主要涉及高層語言，這使他可以專注于系統，而非機器。

　　像蓋茨一樣，扎克伯格也被指責背離了黑客理想，因為他禁止其他網站訪問Facebook用戶創造的內容。

　　與我此前担心相反，商業化并沒有扼殺黑客文化。黑客文化的持續發展表明了其靈活性。大公司可能會利用黑客的一些創新，但黑客可以在新的前沿領域取得創新。

　　O’Reilly媒體公司表示，那些熱愛技術但對盈利不感興趣的純粹黑客已經把目光投向了新的領域，比如DIY生物領域。在這一領域，他們可以像控制電腦代碼那樣控制基因代碼。

　　比爾·蓋茨表示，如果他現在還年輕，會研究生物技術。他在比爾與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的工作使他對疾病和免疫學有了較深的了解。他說：“如果你想為世界帶來巨大的變化，就應該研究分子生物學。這一領域的研究也需要黑客精神，而且將對人類產生同樣深遠的影響。”

　　也就是說，黑客仍將是下一場革命的英雄。(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