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鄉在八十年代

　　“魂”在八十年代，“頭腦”在九十年代，“身體”在新世紀，這是中國人的“三段論”。八十年代回不去了，正因為回不去，才越發地想“家”。如果把八十年代比作故鄉，我們這些背井離鄉的異鄉人，又該向何處去？

　　文/胡赳赳 

　　三代中國人的命運，交叉于八十年代：一代是毛澤東的嬰兒，他們出生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八十年代獲得知識啟蒙和復蘇機會，從此改變命運走向；一代是鄧小平的嬰兒，他們出生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伴隨改革開放度過成長期，不再受饑餓的威脅，個性和內心開始表現，在城市中拼搏獲得自己的位置；一代是全球化的嬰兒，出生于上世紀 90 年代及新世紀，被稱為新新人類，受惠于八十年代的余溫，然而，互聯網才是他們的精神原鄉，他們聽八十年代的故事，感覺陌生，像個神話，也羨慕不已：父兄輩們，這樣活過。

　　回首八十年代，是否能帶給我們進一步邁向“新世界”的精神源動力？

　　八十年代是個弱話題，因為被談論得太多，人們或許已感受到疲憊；但同時又是個強話題，其思想資源和話語資源未得到系統的整理，其精神線索尚未充分展露，其人文傳統不敵物質大潮，漸漸潛伏下來，等待又一次“復盤”。尤其是，回首八十年代，是否能帶給我們進一步邁向“新世界”的精神源動力？這一點尤為重要，因為眾多人感受到自己活得很“茍且”、“前途渺茫”，物質主義勝利后，徹夜的狂歡后，迎來的不是天堂般的喜悅，而是對自我價值的“鄙視”。

　　八十年代的啟蒙思潮尤其可貴，可以說，上接晚清“幼童”赴歐留美的思想資源，中接五四西學東漸的革新傳統，下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拿來主義”精神。八十年代的“洋務運動”曾被斥為“全盤西化”，但也由此發端，知識分子階層和工商實業階層，風氣為之一變。一個現代化的中國，在政體未有大動的局面下，競然崛起。可以說，我們享受的一切，均來自八十年代的饋贈和遺產。

　　“穩定壓倒一切”、“不折騰”，種種后來政治上的綱領，都來自一個古老民族對華夏一統的天真想象和熱切盼望。“家天下”是五千來中華文明的最高文明，分權于民是一種革命的浪漫主義，歷史溫情脈脈的面紗終將可恥地撕去。盡管“權力的下移”是一條矢志不渝的歷史主線，最終將走向人人平等、性別平等、眾生平等的信仰王國中去，但在歷史實際的進化路線上，仍要經過多次的搏殺、博弈，圣人與暴徒的交替誕生，最終，權力體現在每一塊面包和每一個微笑之中，體現在人與人的平等和尊重之中。在文明的演進途中，野蠻扮演的不可一世的角色，只是集體無意識的“痛苦之身”的凝結與發作。“道可道，非常道。”多年前，老子騎著青牛出關時，已微笑著洞悉周知了這一切。

　　許多人把八十年代歸結為“理想主義”，相對應的，九十年代是“市場主義”，新世紀之后是“物質主義”。《新周刊》有一期專題叫“外心人”，將一心向外求的中國人的欲望和焦慮表述出來。于是，我們也離開了精神上的故鄉，離開了八十年代這一作為出發點的原鄉。

　　靈魂，故鄉，一代人的愛與怕，都糾結在一個繞不開的時空結點上：八十年代，中國。

　　魂斷八十年代，異化九十年代，失落于新世紀，反思于末日危機后的 2013。

　　一代人靈魂的高度止步于八十年代，再也沒有進化與發展。

　　這既有其外部環境、思潮的制約，也有其內在的主觀因素在作祟。“悲觀情緒”籠罩著當初的奮進者，而在九十年代的市場經濟紅利中，大多數當初的失意者又變成了“既得利益者”，成為中國巨艦“合謀”的一部分。痛苦的回憶在于：雖然靈魂仍停留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之中，身體卻已不可遏制地越漂越遠。理想號變成了欲望號，欲望號變成了和諧號。

　　當年，薩特紅極一時的理論“自我選擇”，第一次將中國人從“集體主義”中解救出來，回歸到“原子個體”，重新擎起“個人主義”的大旗。《存在與虛無》是八十年代的“紅寶書”，它的引用在那個時代超過了《毛選》。此時，崔健也替中國人第一次喊出了“苦悶”和“宣泄”。整個八十年代的樂章，可以說序曲是《一無所有》，尾聲是《最后一槍》。

　　八十年代戛然而止。

　　自此，涇渭分明。要前途還是要真理，成為擺在少數人面前痛苦的抉擇。大多數人，正如劉索拉在中國當代小說的開山之作中所說的：“你別無選擇。”精英群體星散，一部分由士而商，一部分赴海外尋求發展，一部分人在巨大的失意中徘徊，一部分人隱遁。

　　現在看來，當時的紀錄片《河殤》所引起的震動是多么的可笑，稚子們的心聲，綴連在中國文化母體的長河中，滾燙的詞語和激情四溢的文氣掩蓋了學識上的粗糙，成為一代人尋求心靈突圍的符號性作品。那時，鮮活靈動的魂未斷，每個人都自覺地將自己歸類于“中國”這個詞根下，吸收東西方文化，希翼把自己貢獻出來。

　　但八十年代的精氣神，到九十年代散開了，一方面市場化，另一方面全球化，稀釋得無影無蹤。在新世紀后，一切圍繞著現實考量，發財致富成功學，追求“牛逼、刺激”(鄭也夫語)成為個人價值的最高實現。

　　八十年代的宏大命題，幾乎是一代人的口頭禪，信奉知識改變命運，然后呢？個人的命運確乎得到改善，國家的命運依然在慣性中滑行。《中國合伙人》的電影重現了八十年代的學習熱、九十年代的出國熱、新千年后的崛起熱。但是，這一切有一個前提，即他們本質是中國這個母體的散伙人而不是合伙人，他們賺到了錢，卻可能只有一張暫住證或綠卡。他們與中國命運的關聯僅僅是人民幣，而不是人民。他們對“中國”這樣一個詞根的理解，僅僅是“中國”是個龐大的超級市場，而不是“中國”是原鄉。原因和邏輯都很簡單，他們篤信：自己不能改變中國的命運。

　　魂斷八十年代，異化九十年代，失落于新世紀。現在，該進入反思的時間了。

　　我從八十年代走來，我的故鄉在八十年代，我的身上有著八十年代的記憶和魂魄。我是“八十年代下的蛋”。

　　八十年代的短缺經濟正在接近尾聲，計劃經濟開始了某種形式的松動。生活方式在年輕人那里首先得到了召喚和響應。“一無所有”之后，是不斷地解禁，詩歌、文學、音樂全面復蘇，出現了百花齊放的局面，82 屆畢業生踏入了社會，開始貢獻心力、實現自我。讀書無禁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使得學術、文藝和實業紛紛繁榮。一個開明的、離民主最近的時代，就這樣到來了。

　　有人總結說，八十年代是“大起大落、大紅大紫、大開大闔”。大起大落：八十年代，思想文藝最盛，是一座高峰，九十年代迅速衰減；大紅大紫：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動搖的大紅路線，與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進行交鋒；大開大闔：改革開放，是為大開；體制收緊，是為大闔。

　　八十年代的“好”在于“每天都有好消息”、“太陽每天都是新的”；九十年代的“好”在于要機會有機會；新世紀的好在于要錢有錢。八十年代的好是“精神頭”好，九十年代的好是“頭腦”好，新世紀的好是“老人頭”好。

　　對八十年代的追憶不僅僅是一個“情結”，而且是著力要尋找到的精神力量。沒有一個詞能截然概括這種力量，但是，它確實使一代人覺得自己被一個時代轟然打開了。在后來的時間里，這種效用再也沒有發生過。

　　八十年代，也許一切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好。它存在著許多不足，遭受許多誤讀，也帶給許多人很多痛苦和傷害，想逃離這個時代。但它的確是個“大時代”，價值觀很多元、很有朝氣，不像如今價值觀單一，人人奔著錢去。現在的時代變化也很快，但都不及八十年代“只爭朝夕”的勁兒。現在的變是物質的巨變，當時的變是思想的裂變。現在的變是有形的變，當時的變是無形的變。現在的變是每況愈下，當時的變是蒸蒸日上。

　　八十年代能否成為“上行社會”的思想資源和精神源動力？重提八十年代是否能讓我們重新審視一個時代與它的潛在影響？最能夠接續百年來歷史流變的時代中，八十年代居在一個怎樣的位置上？有一個學者說：“甚至可以開一門八十年代學，八十年代的清點工作遠未結束，才剛剛開始。”

　　媒體人陳虻有句名言：“不要因為我們走得太遠，以至于忘了我們為什么要出發。”也許某一天，有一個人會這樣給八十年代寫一封信：我從八十年代走來，我的故鄉在八十年代，我的身上流著八十年代的血液，我的魂魄系于八十年代……離開八十年代的故鄉，我們開始流浪，可是我們累了，知道哪里是方向，卻總是隔著透明的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