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初歷史變遷觀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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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有人說，晚清最后十年的核心是“激進與保守”之爭，最后“激進”的革命戰勝了“保守”的立憲，槍桿子逼走了皇帝，中國便向前邁進了一大步。這個說法是大有問題的，事實上晚清推行新政后，根本就不存在保守一說，這十年與其說是“激進與保守”之爭，倒不如說是“革新與革命”之爭，最后“革命”戰勝了“革新”。

　　把皇帝打倒在地而未能改變專制的結構，這種革命是一種形式主義的革命。就辛亥革命而言，革命黨人的“民主共和”觀念固然是很浪漫很激進甚至很得人心，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只有審美價值而沒有現實價值與實踐意義。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績在于趕走了皇帝，但它最大的敗筆也在于此，因為它的目的本應是推翻專制結構，卻將革命的矛頭集中指向了滿人皇帝。

　　毫不客氣的說，在上個世紀的前半程，中國仍舊是需要皇帝的，畢竟歷史是需要一個過渡期。就歷史的發展而言，究竟是“革命”的效果好，還是“革新”的結果，這都需要時間去考驗，一時半會不宜蓋棺論定。在筆者看來，以革命的方式推翻一個王朝，趕走一個皇帝，也未必就是件好事-----至少從晚清的最后十年和其后的幾十年看來，我們對革命的喝彩聲來得有點蒼白，又未免有點尷尬。

　　暴力革命遠不能帶來國民幸福，歷史上從來沒有，將來也不會有。歷史的悲劇往往在于，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一味的追求盡善盡美，得到的從來就是殘缺的美(可殘缺又算哪門子美呢)。對此，魯迅先生曾深有感觸的說，辛亥革命后，“我到街上走了一通，滿眼都是白旗。然而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因為還是幾個舊鄉紳所組織的軍政府”;“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而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了他們的奴隸了。”

　　作為曾經的先進代表而后又落后于時代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曾說，“革命不是最佳途徑，共和政體也不是唯一的選擇結果。當前應該以‘唯一正當之手段，唯一正當之武器’，那就是改良式的君主立憲制”。他們認為，帝制時期的國民“毫無政治智識，毫無政治能力者，不知要求為何物，不知當要求為何事”。換句話說，即使革命共和了，最終也不過是阿Q式的革命，到“小姐的牙床上滾上一滾”。但革命黨人并不怎么認為，他們斷論：“只要是中國國民，必然有共和國民之資格”;章太炎更是信心十足的說，“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事實真的如此嗎?很可惜的是，革命未必是濟世良方，建設也不是打家劫舍。辛亥革命一聲炮響，給多災多難的中國送來了三民主義，但革命之后的中國，問題依舊是層出不窮，那些花樣不斷翻新的一個又一個主義，大都是中看不中用的繡花枕頭，最終還是不能解決問題。章太炎從革命家到國學大師的回歸，或許能說明一點問題。

　　張朋園先生曾在其著作《立憲派和辛亥革命》中引美國學者的觀點說，“一個革命運動的發生，不在專制統治的敗壞或者壓迫到了極點的時候，而反是統治者措意改善，壓迫已經減輕、政治趨向開明之后”，此所謂，“高壓者不惜增加你的痛苦，但痛苦不能構成不滿;痛苦愈是加深，愈無反抗的余地”。

　　這個判斷形容晚清的最后十年可謂十分貼切。頗具諷刺意味的是，辛亥革命的爆發并不是因為清廷專制腐敗到了極點，而恰恰是因為其推行了新政和立憲的改良措施。這看起來是個悖論，卻是近乎殘酷的歷史真實。

　　那清廷為什么要推行新政和立憲呢，難道是一時的頭腦糊涂?

　　大多數人認為，慈禧太后推行新政和立憲，不過是為了拖延時間，愚弄百姓，正如她自己所說，“立憲一事，可使我滿洲朝基礎永久確固，而在外革命黨亦可因此消滅，候調查結局后，若果無妨礙，則必決意實行”。但是，孽種一旦誕生便自行滋長，新政和立憲措施施行后，民眾的政治參與便如洪水般無法阻擋，其目標和結果決不是設計者所能一手掌控的。

　　這最終的結果便導致了一個兩難困境。新政啟動之后，清廷既無力阻止變革的運行和深化，又無法有效應對變革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和矛盾，但要試圖回歸到傳統的統治秩序中去的話，那更是自尋死路，加速死亡。如此一來，清廷既沒有勇氣繼續推行憲政，又無力重走老路，新政和立憲的結果反而是引火燒身后的雙重煎熬，最終被由變革引發的各種合力所推翻。這種結果，不僅僅是清廷難以解開的死結，也是歷史上所有既得利益者自我改革的噩夢。

　　馬勇先生在其著作《超越革命與改良》中提出，“現代化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歷史過程，現代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已充分證明，如果沒有一個穩定和諧的內部秩序，任何浮躁的空喊都無濟于事。社會秩序的建立與穩定并不是單單是政府的責任，全體社會成員不僅應建立起社會的共識，而且要有一個為民族根本利益而自我犧牲的勇氣。”

　　但是，在一百年前那個社會大轉型的時代，國民素質的提升不是朝夕之事，共識更是無從談起。與此相對應的是，反是四種“對立”格外醒目，這便是滿與漢的對立、漸進與激進的對立、保守與進步的對立及革命與改良的對立。對立壓倒共識，立憲和改良的艱難可想而知。

　　事實上，一百多年前的大多數國人未必反對皇帝，只是不能容忍滿人做皇帝。按錢穆先生的說法，清代施行的完全是一種私心的政治，因為皇帝背后有全部滿洲人撐腰。但清朝建國兩百多年后，作為統治集團的滿族貴族，他們不但不是全體國人的利益代表，在很大程度上連普通旗人的利益都不能代表。但是，為了維護他們的統治，他們總是自覺不自覺的將他們的利益泛化，把原本只是滿族貴族的利益說成是全體滿族人的利益，并把自己打扮成全體國民的利益代表。可惜的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喪權辱國面前，這種代表往往意味著國民的恥辱，更加激發了漢人的不滿情緒----這大概就是滿人的原罪了。

也許由此可以推論，假如當時是漢人做皇帝，循序漸進的推行到英國虛君式的君主立憲制，或者還有成功的可能。可惜的是，歷史是不容假設的。但是，假如我們拋開民族的特性問題來看晚清最后十年的改良措施的話，其實也不失為一種制度上的革命。事實上，革命并非是社會政治變遷的唯一方式，清廷若以其政治權威的合法性為基礎，充分運用其現有的行政組織手段進行一場自上而下的自我更新，并最終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話，整個國家、社會和國民都將付出更小的成本。

　　可嘆的是，1908年11月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的相繼去世，使得清廷的權威出現了致命的真空。年輕的攝政王載灃上臺后，更是讓當時的政治局勢迅速走向兩極化，而載灃本人又嚴重缺乏駕馭大局的能力和見識。本來前幾年新政和立憲措施已經吊起了社會民眾特別是士紳階層的胃口，各種參政機構如諮議局、資政院等和地方自治機構也已經建立，而攝政王載灃為代表的皇族親貴卻在失去權力的恐慌中加速走向保守和偏執，其“皇族內閣”的杰作更是把立憲推向了死路，也把自己推向了絕路。正所謂“庸奴誤國，荼毒蒼生”，誠哉斯言。

　　被推上絕路的不僅僅是清廷和皇族親貴，還包括那些為推進憲政而努力的立憲派。雖然立憲派曾在帝國崩潰前的的最后幾年中占盡先機，風光一時，并成為當時社會的主流，但最終也只是曇花一現。在辛亥革命的隆隆炮聲中，立憲派更是迅速被邊緣化而淪為配角，甚至成為了時代所謂的“反動派”，這最終的結果便是“偏師戰勝了主流，革命戰勝立憲”，歷史便是這樣的殘酷。

　　不可否認的是，革命在推翻皇權的同時，也破壞了傳統的權威，而一旦權威被破，建立一個新的權威必須要付出相應的成本，而其中主要又以暴力為手段并需要付出千萬國民頭顱的代價。可嘆的是，當革命成為社會共識的時候，這帶來的往往是一種災難-----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如果學不會積極適當的妥協和有風度的對抗，那它只能在專制、暴力和血腥中沉淪。

　　固然，革命黨人占據了道德的制高點，但這并不意味著一定會推動社會的進步。嚴復曾稱革命后的時期是“舊者已亡，新者未立”，這種制度的混亂和失范，給國家、社會和國民，帶來的何嘗不是一種更大的傷害，這在后來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得到了充分的證明。

　　在國人自古以來的生存條件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條件下(即小農經濟轉向工業社會未完成前)，強行實行西方的民主政治，其結果不僅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而且極容易地破壞了民主的名聲和信譽。任何企圖以觀念的變化和政治體制的改變來推動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其用意雖然善良，但目的未必能夠實現。這就象推翻了一個皇帝便以為革命成功一樣， 如果體制結構和國民的觀念結構不變，那也只是趕走了王座上的皇帝，而沒有趕走心中的皇帝;如果權力掌握者都想著獨裁專制做皇帝，立憲主張再精致、共和制度再完美，也不過是徒具其表的空架子。

　　俱往矣!古老的帝國要脫去那沉積千年的厚重外殼，其痛苦的嬗變何嘗不是一種死去活來的煎熬。客觀的說，清末新政和立憲本已經打開了結束舊體制、開創新制度的通道，更重要的是，如果按照這種趨勢走下去的話，中國沿襲了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將發生結構性變化。這種大轉型，無疑是最具有革命性意義的。但歷史終究是歷史，它未必會符合人們的美好愿望。反對派的百般阻撓、清廷的矛盾猶豫和革命的風起云涌，終于讓近三百年的清王朝轟然倒塌，隨之殉葬的也包括了曾經帶來無限希望的清末新政和憲政改革。

　　歷史是容易被遺忘的，如今的人們早已忘記了那些曾經為這個古老國家的轉型而努力奔波的先行者們，只因為他們沒有成功的推行憲政，也未曾在歷史上留下濃重的色彩。這一切，和一百年前那個飄落的憲政夢一樣，都最終湮滅在滾滾的歷史浪潮之中。 

環球網 2010-07-15 08:3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