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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建 “走近”胡適先生

　　邵建， 南京曉莊學院中文系副教授。著有《文學與現代性批判》、《知識分子寫作:世紀末的“新狀態”》等。

　　武嶺突起于剡溪九曲之上，獨立于四明群峰之表，作中流之砥柱，為萬山所景仰……嶺之上，古木參天，危崖矗立。其下有溪，流水瀠洄，游魚可數……隔溪之綠竹與嶺上之蒼松，倒影水心，澄澈皎潔，無異寫真……

　　這段話來自《武嶺樂亭記》，它駢散交錯，文字稱美，是民國時代進入國文教材中的一篇。2003年8月下旬，為編《大學人文教程》，我隨朋友們去了屯溪，其中的一項安排是去績溪上莊拜訪胡適故居。那是一個晴朗的上午，車在徽州山道中逶迤，灰白如帶的山道，一邊是嶺一邊是溪，便不由得產生了上述文字的幻視，盡管它寫的是浙東。皖南與浙東，同樣山水形勝，人杰地靈。對著窗外不斷移動的秀水青山，一車人都在慨嘆：難怪這里出了胡適！

　　從胡適故居中出來，正逢一間學校放學，我隨意問路邊的小學生胡適是誰，一連兩次，誰知都望著我搖頭不語。是不知道、還是有什么隱諱？我不解。真不知上莊人是怎么看待這個前輩鄉賢的，這個不是生于上莊卻是從徽州山道走出去的人哪，原是20世紀中國文化的“先知”。

　　不過，這個“先知”在20世紀的命運卻是繞有意味的。

　　胡適，1891年出生，1962去世，享年七十余。19歲時（1910）通過前清華的庚款考試，先后留學于美國的康乃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1917年完成哲學博士的考試，回國后因蔡元培邀請，任北京大學教授。回國前夕，一篇發表在《新青年》雜志上的《文學改良芻議》，使古老的中國發生了一場白話文運動，這是一次劃時代的語言革命，以致我們今天通行的語體得拜那場運動之賜，胡適也由此奠定他在中國的影響。天下何人不識君，那個時代有個口頭禪，居然是“我的朋友胡適之”。然而，20世紀下半葉，形勢陡轉，胡適的形象一落千丈。20世紀50年代，大陸中國發起轟轟烈烈的批胡運動。幾十年后（2003年），海南出版社出版了堂皇九卷的《古史考》，其中前四卷就是那個時代（1949年-1980年）批胡運動的史料匯編。近三百萬的大批判文字，集成了這厚厚的四卷大開本，它像小山一樣堆在書桌上，我就像打量一個怪異的時代。

　　就我本人而言，接觸胡適很晚，在我讀中學的20世紀70年代，是沒有胡適書讀的，如果偶然碰上，那肯定是在批判的材料中。但，盡管沒讀過胡適，胡適在我的心目中卻是一個反面形象，記得“走狗”兩個字庶幾便是我腦海中對這個形象的最早勾勒。多年后，等到我自己系統地讀胡時，胡適在中國的命運已經走過了一個大大的“之”字。文革結束后的20世紀80年代，大陸中國逐步對胡適重開評價，這是一個“去妖魔化”的過程。胡適作為一個研究對象，逐步從學術領域過渡到文化領域和思想領域。隨著人們對胡適和胡適思想的深入，已經沉入歷史背影中的胡適再度走向歷史前臺。以致一個我很尊敬的老人在他去世前這樣語重心長：21世紀是胡適的世紀。

　　當然，這里的“胡適”已不僅是他自己，而是某種精神的象征。問題是，今天，如果我們把“胡適”作為21世紀的文化選擇，那么，由他所代表的精神坐標到底是什么呢？

　　胡適一生和他的思想都相當豐富，有這樣一篇寫胡適的文章，內容沒看，但題目卻過目未忘：他什么都沒有完成，但卻開創了一切。這句話非常到位，庶幾可以視作胡適的墓志銘。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中國學術史、中國思想史、中國教育史以及20世紀歷史本身都留下歷史轍跡的胡適，他的豐富的精神遺產，放在今天，我以為有這樣一點——這也是胡適身上最突出的一點——可以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樞要，那就是：“寬容”。

　　什么是寬容？應該說在中國本土的傳統中幾乎找不到這樣的精神資源。作為一種價值之光，20世紀以來，它主要是靠當年留學英美的那撥知識分子輸入和奉持，而胡適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在牛津、朗門或韋伯斯特等大辭典中，寬容通常解釋為對不同于己的信仰、思想和行為的容忍和承認。美國一位宗教思想家甚至把它視為“一種和思想及行為與眾不同者建立和維持共同體的品質和能力”。是的，社會作為一個異質共同體，組成它的人有不同的信仰、相異的文化背景，這就決定了他們的處世態度和對事物的看法無法一致。那么，這樣一群人如何在社會中共存呢？如果我們不是強調彼此之間斗爭的話，寬容就是構成社會和社會和諧的必要條件。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培養自己的寬容意識和能力。

　　然而，20世紀中國最匱乏的精神資源之一，就是寬容。20世紀是一個奉行“斗爭哲學”的世紀，寬容則是這種哲學的反面，它由于被誤認為是軟弱、妥協和不徹底，因此，奉持這種價值的胡適自然也就成為那個時代的反面。胡適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生為傳播自由的理念盡心勞力。然而，他在他的晚年卻以“容忍與自由”為題，連續作文兩篇（其中一篇是講演），強調的是同一個主旨“容忍”。他說：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會見我的母校康乃爾大學的史學大師布爾先生，那天談話很多，有一句話我至今沒有忘記：我年紀越大，越感覺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適把這句話稱之為“不可磨滅的格言”，進而申說：“有時我竟覺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這里的容忍，就是容忍異己。在胡適看來，“沒有容忍‘異己’的雅量，就不會承認‘異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自由”。當然胡適也清楚，真正做到容忍并不容易，“因為不容忍的態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會錯’的心理習慣，所以容忍‘異己’是最難得，最不輕易養成的雅量。”

　　在“容忍與自由”之后，胡適致信蘇雪林。信中再度重復了一個至今尚未引起我們充分注意的詞：“正義的火氣”。胡適是很鄭重地談這個詞的。在說過有關《紅樓夢》的一大段問題后，胡適筆鋒一轉：“現在我可以談談‘正義的火氣’。你若記得我前年發表的《容忍與自由》，就可以明白我所謂“正義的火氣”是什么。‘正義的火氣’就是自己認定我自己的主張是絕對的是，而一切與我不同的見解都是錯的。一切專斷，武斷，不容忍，摧殘異己，往往都是從‘正義的火氣’出發的。” 為了說明這一點，胡適在“容忍與自由”中甚至舉了自己年輕時的一個例子。年輕的胡適是一個無神論者，他痛恨迷信，因此，也痛恨在他看來是迷信之類的《西游》《封神》，認為它們是“惑世誣民”。在一篇文章中，胡適不惜借《禮記·王制》中的話表明自己的態度：“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亦即殺掉那些借鬼神以疑眾的人。在這里，胡適是斬釘截鐵的，因為他是在反迷信。反迷信還不對嗎？這里正有著“明確的是非”，所以胡適不憚以“熱烈的好惡”顯示自己的決絕。此時，胡適方才十七歲。可是，十幾年后，胡適在北大，北大的一些“衛道士”卻要“殺”胡適了，理由也是《禮記·王制》中的話，所謂：“學非而博……以疑眾，殺”。什么叫“學非而博”？此“非”即“是非”之非。既然，你所學的東西是不對的，且又以此惑眾，那就該“殺”。這里，“明確的是非”和“熱烈的好惡”也是一點都不含糊。于是，晚年的胡適把這己對人和人對己的兩件事并作一類，說：無論“當年我要‘殺’人，后來人要‘殺’我，動機是一樣的：都只因為動了點‘正義的火氣’，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胡適在美國接受的是自由主義教育，自由主義和容忍有著內在的邏輯關聯。在一個不寬容和反寬容的社會中，每個人的自由選擇事實上是談不上的。執于此，在新文化運動發端之初，年輕的胡適在推進它時始終能以寬容的態度面對文化論敵。長期以來，我們幾乎是一面倒地歌頌新文化運動的偉大功績，與此同時，我們可能忽略了它的一個致命的隱患：不寬容。這個不寬容體現在胡適的同道身上。或者說，胡適的“寬容”和他的同道的“不寬容”構成了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個內在的裂痕，它最終導致了新文化運動團體的分裂。如果說這場運動已經形成了我們20世紀的文化傳統，那么，今天我們倒真需要反問一下，這是一個怎樣的傳統？至少，由它的“不寬容”所導致的歷史負面性，我們今天還缺乏到位的體認。

　　不妨以粗線條勾勒一下這個運動的輪廓。1917年1月，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后，陳獨秀嫌改良不夠，又做了篇態度更激烈也更極端的《文學革命論》。人在紐約的胡適看了后，心中不安，便致信陳獨秀：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顯然，胡適的態度是寬容的，也是懇切的。可是，陳獨秀讀了信，大不以為然，他給胡適回了封公開信，卻如同一份宣言書：

　　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于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陳胡間的一通書信，構成了新文化運動中同一陣營的不同文化對比。如果胡適的主張是對話和討論，陳的態度則是“不容”和“一言堂”。這是“文化霸權”，也是“正義的火氣”的自然流露。而陳唯一的理由就在于，白話的主張是“對”的、“是非甚明”的。陳獨秀沒有考慮到，所謂“對”和“是非甚明”都是一種“認為”，而“認為”常常是人各認為。當你認為“對”就不容討論，哪怕即使“對”的是你，這樣的邏輯也將導致文化專制——“對”的專制。

　　在這種邏輯下，我們看到，北大教授錢玄同披掛上陣。他比陳獨秀更進一步的是開始罵人了，在陳獨秀《文學革命論》的當期，以“通信”為題，錢玄同寫到：

　　頃見五號《新青年》胡適之先生《文學芻議》，極為佩服。其斥駢文不通之句，及主張白話體文學說最精辟……具此識力，而言改良文藝，其結果必佳良無疑。惟選學妖孽、桐城謬種，見此又不知若何咒罵。

　　緊接著，針對上述陳獨秀“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錢接過話頭：

　　此等論調雖若過悍，然對于迂繆不化之選學妖孽與桐城謬種，實不能不以如此嚴厲面目加之。

　　以為自己“對”，就不容別人“反對”，甚至還罵人。我們今天回看五四，有些東西實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可是，在什么意義上，“能作散文之桐城巨子，能作駢文之選學名家”（錢玄同語）就要被罵為“謬種”和“妖孽”？新文化運動，其實是新文化運動者罵人在先，并且以罵鳴鑼開道。你看，對方還沒出陣，它就把未來的敵手給“妖魔化”。有趣的是，錢氏不但罵以壯行色，還唯恐人家不罵，居然懸擬被罵者將“若何咒罵”。此公罵字當頭，理直氣壯，不就是認為自己“對”，自己正義在胸、真理在手嗎？

　　更有遞進的是魯迅。1926年了，新文化運動已有10年的歷史，白話文早已取代文言文。可是，魯迅對于反白話文的態度是：

　　我總要上下四方尋求，得到一種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妨害白話者。即使人死了真有靈魂，因這最惡的心，應該墮入地獄，也將決不改悔，總要先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妨害白話者。

　　……只要對于白話來加以謀害者，都應該滅亡！……只要對于白話來加以謀害者，都應該滅亡！

　　敵人不投降，就叫它滅亡：當年，蘇俄的高爾基也說過類似的話。兩人的態度，何其相似乃爾。

　　那么，胡適呢？和以上幾位相比，胡適是理智的、寬容的，同時也是孤立的，面對來自美國留學生對《新青年》罵人和不容討論的批評，胡適在《新青年》上表態：

　　本報將來的政策，主張盡管趨于極端，議論定須平心靜氣。一切有理由的反對，本報一定歡迎，決不致“不容人以討論”。

　　然而，胡適只能代表他個人，無以代表《新青年》群體。上述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或先鋒，在文化氣度及其方式上，比例是1∶3。這樣一個格局，表明新文化運動以陳、錢、魯的方式為主導，胡適則注定要被邊緣化。因此，新文化運動的路線圖由胡適而陳獨秀而錢玄同而魯迅，就是從“平等討論”到“不容匡正”到“罵”到“咒”。這條“不寬容”的邏輯一路下行，必然付諸“不寬容”的行動。

　　于是，我們看到，1925年11月，北京知識界（左翼）在政黨背景下策劃倒段運動。11月29日下午，天安門廣場集聚著被運動來的學生、工人約五萬，散會后，群眾游行示威。其中部分隊伍手執旗幟，上書打倒晨報及輿論之蟊賊等標語，浩浩蕩蕩，直沖宣武門大街的晨報館而去。在現場，人們一邊高呼“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一邊以“正義的火氣”，點燃沖天大火，把恰恰象征著言論自由的晨報館燒成灰燼，而晨報不過發表了煽動者素所不能容忍的主張。事后，從新文化運動中已經分別走出但還保持私誼的胡陳兩人論及此事，胡適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陳獨秀卻在信中反問：“你以為《晨報》不該燒嗎？”陳獨秀的邏輯一以貫之，當他以為自己是唯一的“對”，他就能在《新青年》上不允許別人討論；同樣，他以為自己是唯一的“對”，他也就能（只要他能夠的話）不允許對方存在或消滅它。不寬容的邏輯必然導致縱火這種表達“正義火氣”的方式，而這種方式又不斷升級……，終于，它釀就了20世紀這一百年來的血與火。

　　胡適不是沒有意識到其中的危險，針對陳獨秀的反問，他的批評可謂嚴厲：

　　你我不是曾同時發表一個“爭自由”的宣言嗎？《晨報》近年的主張，無論在你我眼里為是為非，決沒有“該”被自命爭自由的民眾燒毀的罪狀；因為爭自由唯一的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爭自由的惟一理由，換句話說，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

　　批評過后，胡適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慨，新文化運動過去了，“但這幾年以來，卻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氣充滿國中，”令胡適驚心的是，這個不容忍的力量并不是舊勢力，他們已經沒有摧殘異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為最新的人物”，而且是新文化運動中的領頭人物，以及由他們培養出來的青年學生。這讓胡適感到“悲觀”，他說：“我怕的是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后，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噫吁兮！胡適是杞人憂天嗎？歷史不幸如此，使我們倍感寬容的重要。當年，從新文化運動中的言論不寬容，發展到這里，就邏輯地變成一把火，以至再往下，我們分明可以把握這其中的發展脈線。這條“不寬容”的脈線四處橫溢，它給20世紀的中國文化和文化以外的中國帶來了致命的傷創，甚至驅導我們走上包括文化領域在內的“斗爭哲學”的不歸路。這條路，你死我活，一走就是一百年。

　　血與火的一百年！今天，我們終于在時間上走出了那個世紀，我們在價值上也走出了嗎？答案懸疑。就這個時代而言，30年來的精神蛻變，從歷史上走失了的胡適又回來了，這個時代開始重新認讀胡適。但，盡管如此，胡適這個形象以及由它體現的寬容精神，是否成為這個時代的價值認同？沒有，遠遠沒有。即使在今天，在新文化運動已經翻過90年日歷之后，我依然感到，在我們的精神世界里，寬容依然是一種稀缺元素。如果進一步把它落實到自己，我不得不承認，雖然我認同并欣賞寬容，但寬容的能力在我身上依然低弱，除了自身的性格偏激，畢竟我還吃過前一時代的精神之奶，中過“毒”的我尚需長期克己。

　　今天，寬容的求取，是為了社會這個共同體的和諧，而和諧本身又必然要求寬容。不止一次有人指出：和諧的“和”就是口中有糧，和諧的“諧”則是人人都能說話。前者姑置，后者如果像當年陳獨秀那樣“不容”異己的言論，哪怕你是正確的，所得也不過是“正確的專制”。現代社會，又有哪一種專制不認為自己是正確的呢，包括法西斯。因此，我們可以不要“正確”，但決不能取舍“專制”。21世紀的今天，我們為“和諧”而努力，就是為“寬容”而努力，我們需要的不僅是寬容的意識和能力，我們更須要寬容的制度（不妨想想那種不寬容的制度是如何建構起來的吧）。胡適和弘揚胡適的意義，正在于此。因為胡適的一生，就是為制度寬容而努力的一生，盡管他直到去世都沒有看到這種制度的到來。

　　正如21世紀是胡適的世紀，并非指的是實然，那是一個文化老人的文化企盼；本文這里的走近“胡適”，其訴求也就是走近“寬容”，從而讓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紀成為一個非血火的寬容世紀。那么，丈量一下吧，我們離寬容，到底還有多遠。記得2003年8月，我和朋友們從績溪小路一步步走近胡適，心中抱著一份期待；今天，我們這個世紀也在一步步走近胡適，心中更抱一份期待。我期待我們這個世紀鑄“斗爭”之劍為“寬容”之犁，我期待我們能為這寬容世紀的到來做出努力、哪怕是抗爭的努力——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就像當年胡適所做的那樣。

　　讓這個世紀早日到來吧！

　　讓我在此馨香禱祝！

邵建 2013-08-20 10:4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