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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兼論中國的專制主義

傳統文化與文化傳統
　　二十年以前，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以“破四舊”的名義把中國傳統文化加以“封資修”、“大洋古”之名予以毀滅性的打擊，因此，作為對這種大破壞的反作用，在中國大陸掀起過一陣“文化熱”。此之所謂文化大體就是指的中國的傳統文化。人們發現，傳統文化不但并不如文化大革命所認為的那樣壞，而且為了救治文化大革命的禍殃，還迫切需要恢復提倡“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的傳統文化。但是，同時也有另一種認識產生，認為文化大革命固然是以最最最革命的名義發動的，實際上卻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最最最反動黑暗的東西。八十年代上半期，很有一些論證文化大革命為“封建社會主義”，論證應當“建立社會主義高度民主”的文章發表在像《人民日報》這樣的權威報刊上，不過這陣風刮得并不長，熱鬧了沒有幾天，很快就過去了。
　　從九十年代開始，我就漸漸形成了一種看法，朦朦朧朧地認為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是不同的。后來知道龐樸同志也有相似的看法，他還把這個意思寫成論文，在1993年“東亞經濟社會思想與現代化”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發表，后來又發表在同年的《中國社會科學季刊》上，題目就叫做《文化傳統與傳統文化》，很受海內外學術界的重視。
　　龐樸同志套用中國古老的說法，說：“文化傳統是形而上的道，傳統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離道。”我的看法相似而不相同，至于到底什么是中國的文化傳統，龐樸同志并無具體說明。我以為，傳統文化就是中國自古以來形形色色的文化現象之總和，其中任何一種，不論從今人看來是好是壞，是優是劣，只要沒有消失，或者基本上沒有受到（1840年以來）強勢的西方文化的徹底改造的都算。但是它又是一個變化的、包容的、吸收的概念。古老的東西只要慢慢失傳了，如《周禮》中的許多規矩、制度，也就從傳統文化變成已死的“文化遺跡”了；外來的東西，只要被中國人廣泛接受了，與中國文化接軌而融合，它就可以稱是融入中國的傳統文化了。比如西服、芭蕾舞……，我們今天是沒有人會把它看成是傳統文化的，但是再過若干年，它們就可能像我們今天看胡琴、金剛經……一樣認為是中國的傳統文化了。文化傳統則不然。它是傳統文化的核心，它的影響幾乎貫穿于一切傳統文化之中，它支配著中國人的行為、思想以至靈魂。它是不變的，或者是極難變的，如龐樸同志所說的是一種惰性力量（或曰慣性力量），“任你風吹雨打，我自巋然不動”。
　　因此，傳統文化是豐富的、復雜的、可以變動不居的；而文化傳統應該是穩定的、恒久單一的。它應該是中國人幾千年傳承至今的最主要的心理習慣、思維定勢。根據我近年的觀察與研究，中國的文化傳統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專制主義”。為什么說中國的文化傳統是專制主義？這個問題太大。我只能依靠權威學者的結論來作我的根據，就是陳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中的一段話。他說：“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出的者。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為酈寄亦待之以鮑叔。”對于主宰了中國人傳統文化的三綱六紀，我還要引用中國近代第一位“儒學名臣”曾國藩在他家書里的話再作進一步的說明。他說：“羅婿性情可慮，然此亦無可如何之事。爾當諄囑三妹，柔順恭謹，不可有片語違忤三綱之道。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地維之所賴以立，天柱之所賴以尊。故傳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儀禮記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以不順。’”“爾當諄勸諸妹以能耐勞忍氣為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勞忍氣四字上做功夫。”（曾文正公全集·家訓卷下，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四時）曾國藩這段話把三綱都提到天的高度。天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后最高的概念，確實只有希臘柏拉圖所說的Idea可以相比，因此，把三綱六紀（六紀指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說稱之為“形而上的”也是完全可以的。
　　我過去常常引用宋朝文天祥的《正氣歌》，以為他所歌頌的“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也是極具形而上意味的中國民族精神。實際上，它也是專制主義下的愛國忠君的表現。只要再往下看：“……為嚴將軍頭，為稽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系命，道義為之根。……”就足以證明了。這些話跟明朝人的話“萬古綱常維宇宙，一生節烈凜星辰”，再到上引清朝人曾國藩的話是一脈相承的一個意思。
　　當然，經過這一百年的西化，中國已經沒有皇帝了，父母、夫妻之間的關系也有了很大的改變。比如歷來被認為是“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的一個孝字，現在已經幾乎聽不到看不見而被洋里洋氣的“愛心”代替了。但是只要一加審視，三綱在歷史上就不是平等的，作為政治范疇的專制主義居于至高無上的地位，不是子事父的“孝”和妻事夫的“順”可比的，這是沒有制約的權力結構的本性決定的。這一點只要看《紅樓夢》里賈元春省親這一幕就明白了。不是她先向長輩請安，而是祖母和父母先要跪迎她這位貴妃，這就叫做“未敘家人之情，先行君臣之禮”。因此，在皇帝被推翻以后的一百多年里，老百姓對人主的“忠”，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仍然長存不衰，而且變本加厲。我是清朝覆亡十二年以后才出生的，然而我記得在小學讀書的時候還學過一首歌，雖然連調子都記不起來了，但是有一句“把生命交托給總理”卻還記得很清楚。總理指的是國民黨的總理孫中山。他都已死了，而他的在天之靈卻還要管治著中國的蕓蕓眾生。我在上初中的時候，學過一首歌，頭幾句就是“大哉中華，代有賢能，蔣公中正，今日救星”，歌頌的是既非國家元首，又非政府首腦，可是卻在實際上統治著中國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至于以后高唱《東方紅》，歌頌“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怕一直到今天還可以說是無人不曉。
　　說專制主義是中國的文化傳統，還決不是僅指這些形式，而是指它的實際影響。雖然可以同意多數世人的見解，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不是一種宗教的文化，必須看到，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強烈的意識形態的文化。這個意識形態就是主義，譯成洋文就是totalism，autocracy，tyranny，authoritarianism，despotism，totalitarianism，absolutism……這些詞程度有強弱，范圍有大小，但是基本意義差不多，而中國的專制主義，因為時代的不同，內容也多少有些變化，但是大體上也差不多。它完全控制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面、各種表現，尤其是支配了中國政教禮俗。它實際上就是歷來所說的名教、禮教、禮法。我現在特別拈出“政教禮俗”這四個字，以為可以說得更全面、更明白些。凡是能決定支配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政教禮俗的，就是意識形態。
　　非常特殊的是：就專制主義之作為意識形態而論，不論是中國文化的大傳統還是小傳統，也不論大小傳統怎樣劃分，基本上都是一樣的。隨便舉一個例子，一個多世紀以前，被正統的清朝與儒家視為異端的“太平天國革命”，實行的“萬事爺哥朕作主”，“敬主方是真敬天”，“只有人錯無天錯，只有臣錯無主錯”那一套。其他的武林、黑道……就不用提了。中國人之接受專制主義正是到了深入骨髓的程度。這里特別要提到的是，中共元老李維漢在1980年5月24日特意求見鄧小平，向他提出，所以出現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悲劇是因為中國的封建遺毒太深。因此建議鄧小平“補上肅清封建遺毒這一課”。鄧小平完全同意李維漢的意見，并在6月27日指示在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報告時，特別提出要“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可見剛剛走出文化大革命的惡夢的中共元老們對傳統意識形態的毒害是有共識的。他們之所謂封建主義就是我所說的專制主義。不過所謂“肅清”的工作后來也并沒有堅持下去，而是不了了之。其原因也很簡單，就是因為這個專制主義的傳統太深，深到不易認識清楚，深到不能真的觸動的程度。
　　附帶說一句，本來也可以以別的概念來總結中國的文化傳統，如由范文瀾發明而后來得到顧準贊同的“史官文化”，又如中國人自古以來各派各家都標榜的“道”，或者宋以后的“理”，甚至“天人合一”、“實用理性”、“憂患意識”、“樂感文化”……等等。但是認真研究一下，這些概念實在都是過分抽象，因而暖昧不清；或者信口開合；言人人殊（中國人的“道”不知有多少種說法，甚至一個人都有好幾種不同的說法），真是“子之所謂道非吾之所謂道也”，只有“專制主義”這一概念才能滿足“文化傳統”的定義各方面的要求。兩千多年來中國文化的主流正脈正是一種政治的文化，權力的文化。
　　
作為意識形態的專制主義
　　“意識形態”一詞，據《漢語大辭典》的解釋：“指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形成的對于世界和社會的系統的看法和見解，包括政治、法律、藝術、宗教、哲學、道德等思想觀點。”這個解釋大概受到日本人的影響。事實上，“意識形態”這個詞也正是日本人藉與中國人共用的漢文，對西文ideology的翻譯，其實不但文理欠通，意思也不確切。據英國的牛津字典，ideology的解釋是：Asystemofideasandideals，especially onewhichforms the basisofeconomicorpolitical theory andpolicy。照美國的韋伯斯特字典的解釋是：Asystematicbodyofconceptsespecialy about human life or cultu。另一個解釋是：The integrated assertions ，theories and aims that constitute a socialpolitical program。三者大意差不多。如果用中文簡單地陳述，就是一整套關于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的教條和理論。中國的專制主義恰好符合這個解釋。
　　在上述列舉的西文與中文專制主義對應的詞中，我的朋友、去年逝世的芝加哥大學教授鄒讜最愛用的是第一個詞totalism，他譯之為“全能主義”，因為皇帝老子什么都要管，實際上也就是“權力通吃”。藉此，也可以更清楚地明白專制主義的涵義。不要忘了，不過幾十年以前，全國各地，不分東西南北，普通人家的堂屋正中，還都是供著“天地君親師”的牌位的。
　　海外華人學者有把ideology按聲音譯成“意底牢結”或“義諦牢結”的，倒也尚能傳神達意。它真是牢牢地固結在一起，不用極大的力量，不經過長期的沖激，不經過內部的腐爛，確實是攻不破的。所以，意識形態很近似于中國古人所謂“道統”。為了與之相區別，又因為近代的西化了的中國人好談“理論”，我主張譯為“理統”。比如《德意志意識形態》就以譯作《德意志理統》為好。
　　所謂專制主義，只是用一個名詞來說。它也可以一分為二地說，那就是在上的一方面是專制主義，而在下的一方面是奴隸主義。專制主義就這個意義上說是一個合二而一的結構。它決定了中國的政教禮俗，也因之而決定了中國的國民性。在這方面迄今為止看得最深最透的是魯迅，他所創造的阿Q就是長期的專制主義統治下中國國民性的典型。阿Q明明是奴隸，可又老想當主子，后來又因為加入“革命”而威風了幾天，于是又大擺其主子的架子，最后還是以亂黨的身份被殺了頭。魯迅說，對中國老百姓而言，中國歷史只有“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與“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實際上就是皇權趨于穩定或皇權遭到破壞的時代。這實在是一針見血，鞭辟入里的話。

中國專制主義的歷史
　　中國專制主義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呢？我想避開一切可能的爭議，截斷眾流：定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稱帝時算起。這樣二千二百年的歷史也已經是世界上資格最老的了。當然別的國家在宗法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階段，也有專制主義的因素，但是它們持續的時間大多沒有中國長。中國的專制主義在秦始皇以前當然也有根子，然而只有到秦始皇的集中統一，才出現了大成至上的專制主義，以前的那一段算不算都不致影響大局。
　　秦始皇并吞六國，統一天下（其實只是中國，不過在當時已經是世界上版圖最大、人口最多的第一大國了），確實是中國歷史上、甚至世界歷史上的一件大事。當時他當秦王已經有二十五年了，統一中國以后，他首先就讓群臣給自己上尊號為“皇帝”。這是合遠古所謂三皇五帝而言，其尊貴是從來沒有的。皇帝自稱曰“朕”，歷來稱為“民”的百姓則更名“黔首”。他既然掃滅諸候，并吞六國，就索性廢除了有近千年歷史的封建制度，而改行郡縣制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每郡又分為若干縣，由皇帝派出的大臣直接統治，同時統一全國的文字與度量衡，筑馳道通到全國各地。這就是所謂“車同軌，書同文字”，或者是所謂“混一車書”，“并冠帶之倫”。在兩千年前，秦始皇的這些作為確實是驚天動地的大事，在當時是有其合理性的。所以唐朝的李白說：“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明朝的李贄則尊之為“千古一帝”。這些都是他應得的贊揚，但是到二十世紀，秦始皇所建立的一套制度就已經不折不扣地是落后而且反動的了，只是他的偉烈豐功卻還是壓在中國人的心頭，而始終不敢改弦更張，或者雖有改變而又藉尸還魂，變本加厲。
　　自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國到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大清帝國為止，兩千一百多年間的中國政治制度，除了漢初有過若干年分封諸王的反復外，基本上沒有大的變化，也就是王夫之所說的“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由于意識形態的支配作用，中國經濟制度基本上也沒有什么大的變化。這就是有名的中國停滯論。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中國學術界受馬列主義的影響，以所謂五階段論（即認為人類歷史發展必然經過原始公社、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共產主義五個階段的理論）的影響。不斷有人論證，到明朝末葉即已有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不是受到西方侵略，中國自己也會發展出資本主義來。但是這只是一種無法證明的假設。而據另外一些學者如傅筑夫、顧準等人的研究，則中國早在周秦即有資本主義的萌芽，就是因為政治上的極權專制主義而始終發展不起來，一直到西方帝國主義以大炮轟開中國的大門以后，資本主義才得以艱難地成長，卻又因為政治制度的束縛而始終不能順暢地發展。我是比較相信后一種說法的。

中國專制主義的理論
　　前面已經談到，中國專制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是一種理論體系（我主張稱之為理統），然則它的理論是什么呢？
　　歷來作為主導的看法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正脈是儒家。唐朝的韓愈與宋朝的朱熹甚至制造出一個道統來，把《尚書·大禹謨》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執厥中”說成是“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珂”的所謂“十六字心傳”，是以后又經韓愈、朱嘉傳之后世的“道統”。事實上，即使不說這只是虛妄的捏造，光把儒家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正脈，也是極其偏頗的。應該明確，法家在締造中國文化傳統亦即專制主義傳統的過程中，其作用決不亞于儒家。儒法互補，儒法交融，這才構成中國專制主義的核心理論，才是中國傳統社會的道統，或曰理統。首先，不但秦始皇在建立大帝國的時候，就純粹是按法家的思想統治天下的，而且秦之所以富強，以至被六國視為“虎狼之秦”，又是秦孝公任用商鞅勵精圖治一百多年的結果，商鞅當然是儒家所鄙視的法家。法家雖然刻薄寡恩，但是在兩千幾百年前要做到富國強兵還真是有辦法。不過，秦政苛暴，二世而亡，從統一算起享國才十五年。漢承秦制，后世又承秦漢的制度，雖不無斟酌損益，但是到底沒有什么根本的變動。所以譚嗣同說“兩千年之政皆秦政也”，毛澤東也說“百代皆行秦政制”，實在是千真萬確的。雖然毛澤東自己實行專制主義，還要揚法批儒，無非是進一步表明自己的立場，給自己的行為尋找一個中國自己的道統作根據。但是他明確指出法家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地位，看到大反傳統的五四先賢所沒有看到的東西，在學術上倒是頗有貢獻的。
　　不過，法家相信“仁義惠愛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罚之可以治國”，畢竟太肅殺了一點，施政效果也可以從秦二世而亡這一點上證明不怎么樣。因此，到漢文帝的時候，賈誼作《過秦論》就批評秦“仁義不施”；到漢武帝時，用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歷朝歷代都尊崇儒學，孔子也一直被追尊追封，直到“大成至圣先師文宣王”，而法家則自秦以后即不得其傳，沒有一個學統，道統亦隱而不見。于是形成一種成見，認為儒學是中國學術的正統。其實，法家的思想早已融化于“百代皆行”的“秦政制”中而千古不能廢了。以至北宋的蘇東坡都說：“讀書萬卷不學律，致君澤民總無術”，“儒主禮樂而法崇刑賞”。儒家的作用不過是替法家冷酷無情的專制主義為之“節文”，為之“緣飾”，使之增加一點“仁義”，罩上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而已。所以自古到今，中國都有“儒表法里”，“外儒內法”，或“陽儒陰法”的說法，實在是不錯的。事實上，漢武帝的玄孫，后武帝十三年當皇帝的宣帝就對自己的太子說過“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前漢書·元帝紀）所謂霸道與王道雜用，說的就是法家與儒家并用。這一點，歷代最高統治者都是十分明白的。再看一看號稱尊崇儒學的明朝的開國之君朱元璋，竟因為看到孟子書中有對帝王不敬的話而勃然大怒，差一點把他永遠革出孔廟，就更加清楚了。
　　南宋的儒學領袖朱熹對這種情況很不滿意，只能慨嘆：“（從孔子算起）千五百年之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間也。”這實際上就是承認儒家的“德治”或“禮治”的理想始終未能實行。不過，認真說起來，法家也有理由對這千五百年之間的治道表示不滿意，因為“哪怕你銅墻鐵壁，哪怕你皇親國戚”的“鐵面無私”的“法治”理想（注意：此之所渭“法治”只是法家反對儒家的“德治”、“禮治”的說法，決不是建立在現代民主制度上的“法治”），也從來沒有得到貫徹，在朝廷執法的過程中，也不知有多少“拉關系，托人情”的循私枉法的事例，中國的專制主義實際上也就是在這種不儒不法，亦儒亦法的狀況下延續了下來。而且儒家也自有其嚴酷的一面，它與法家都尊崇絕對皇權。即以上面所說的自以為中興儒學，傳承道統的韓愈而言，他在著名的《原道》中說：“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一個“誅”字，實在是夠鮮血淋淋、殺氣騰騰的。就是這個韓愈，硬是替兩千多年前的周文王做了一首向當時的最高統治者殷紂王認罪效忠的《拘幽操》，說什么“臣罪當誅今天王圣明”，作為忠君的最高典范，作為后人學習的榜樣。這原本應該是十分可恥的一句話，倒成為千年來中國人的最高道德準則。不過，據我的同學唐振常教授的考證，韓愈此話“是微詞，是反語，是消極的咒罵”。但是我本來并不知道這些，倒確實是靠了這兩句話發揚自己的奴性即阿Q性，才渡過了被劃為右派后思想上極其艱難的最初兩年。我確信還有不少與我抱同樣心理的人。我們都可以說是以親身的經驗驗證了專制主義主宰中國人靈魂的實際的。
　　中國人總是把佛教融人中國文化評價得非常高，以為中國文化特別富有包容性，殊不知釋氏與道家所謂“二氏之學”雖說對中國的知識分子的精神生活有相當大的影響，對儒學的精致化與形而上學化有所推動，但是對中國整個社會的政教禮俗來說，與儒家和法家的主流作用是無法相比的。印度人欣賞的“佛法平等”，硬是被中國的專制主義擠得無影無蹤（當然也是因為中國社會的不平等遠不如印度的種姓制度嚴酷）。倒是佛教給中國引入了印度的地獄與西天極樂世界的信仰，對中國人相信因果報應的心理有極大的影響，而且還帶動了所謂“中國真正的本土宗教道教”的發展，又從而帶動了一大批“邪教”從白蓮教到義和團……的發展。這些在中國歷史上對人民的實際生活也起過不小的作用，但是始終取代不了儒法交用、政教合一的正統地位。

中國專制主義的特點
　　世界上許多國家、許多民族都曾有過專制主義的歷史，若不是如此，洋文里怎么會有上面舉出來的那么多名詞呢？要比較各自的特點，非學貫中西不可，我實在是沒有這個學力，但是籠而統之，對中國的專制主義也勉強可以說出一些特點來。
　　第一是資格特別老。從秦始皇稱帝算起，專制主義已有二千二百多年的歷史，這個歷史比起世界上的大宗教如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已經長得多了。
　　第二是儒家雖然未必能如康有為、陳煥章以及今天有些人主張的那樣，就是一種宗教，但是它確實具有某種神學的品格。本來從孔孟起，儒學就把天或道與人事相聯系，特別是從董仲舒開始，把皇權與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高的概念天或者道具體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套頗為完整而又精微奧妙的理論，使皇權具有神圣的意味。從來皇帝的尊號中都有“奉天承運”、“繼天立極”這樣的字樣。明明是流氓地痞、靠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發跡的人，只要一登皇位，就自然而然戴上這樣神圣的光環。我了解外國的情況很少，只知道在基督教或者伊斯蘭教的國家中，王權或皇權都要受到上帝或安拉或者他們的仆人教會的制約，基督教國家的國王或皇帝登位后還要由教會來加冕。中國的皇帝則是直接通于天的，他是唯一的“天子”，是天在人世間的代表，是道的化身，是當然的圣人，一切都由他作主。藉外來的術語來說，中國實行的是一種政教合一的專制主義。其實，因為中國的政與教由于儒法兩家都有“君師合一”的傳統，歷來就分不清楚，所以也許還不如說“政教混一”更為確切。
　　第三個特點就是把專制主義人情化，也就是有名的“政治倫理化，倫理政治化”。三綱六紀本來就是從家人父子的親情出發的，所謂“孝弟其仁之本歟”；再轉到忠君上，所謂“近之事父，遠之事君”，“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再轉到天的頭上，所謂“王道之三綱，可求之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這樣就構成了一個循環糾結怎么樣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的網，而最后落實到皇帝的絕對專制上。
　　在外國的專制主義下，老百姓都稱為“臣民”（subject），現在有的學者也把這套到中國人身上，說中國人只有臣民心態而沒有公民意識，中國的出路就在讓臣民社會演化為公民社會。其實說中國老百姓是“臣民”還是不夠確切，中國老百姓的實際地位是“子民”，是無法翻譯成洋文的。歷來說“天子撫育萬民”，皇帝是上天的兒子，又是百姓的嚴父，百姓對皇上的依附關系因此又比外國的臣民對君主的依附更深一層。
　　這一傳統之深可以從前幾年還唱徹神州大地的：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還有“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的歌聲中得到充分的證明。許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在被打成右派或三反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以后，一面表示服罪，一面在內心對自己說：“被黨打了，就跟被爹娘打；還能怎么樣呢？”這些話在當時是不能公開的，那樣就是不服罪，就是繼續反黨。等到平反以后把這些思想公開出來，卻又居然被認為是“政治覺悟真高”的標志。在專制主義統治下，中國人并沒有“公民”的覺悟，只有“子民”的順從。
　　第四個特點是“大一統”。《春秋公羊傳》固然有大一統的說法，認為周天子應當做到“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但是只有到秦始皇才在事實上做到，以后就成為定制。雖然中國的歷史上分分合合，正如《三國演義》上說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是畢竟是合多分少。即使是分的時候，其中一個比較強的國家也總是要處心積慮，力爭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中國實際上是一個封閉或半封閉的國家，地處亞洲的東方，至少從秦起就是世界第一大國，作為主體民族的漢民族又老早就是世界第一大民族。所以中國雖然一再被北方來的游牧民族所征服，可他們又都不得不“師漢法”，也就是學習漢民族的文化以統治漢民族，金元之際為一代儒宗的元遺山甚至還夥同別人請蒙古的忽必烈為“儒教大宗師”呢！
　　第五個特點就是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這也是從秦始皇統一中國，廢封建，立郡縣而形成的。中國歷史上屢次受到外族的人侵。但是任何文化較低的北方游牧民族都不能改變而只得接受中國的皇權專制主義。事實上，古代西方的羅馬帝國，也是因為北方蠻族的入侵而滅亡的，這些蠻族的文化也遠低于羅馬帝國，他們也不得不被羅馬的文化所同化，但是他們不是化于羅馬的政治制度而是化于羅馬人信奉的基督教。結果是成立了許多分立的封建小國。雖然其中也有一些戴神圣羅馬帝國的皇帝為共主，但是第一，這只是一部分國家；第二，羅馬皇帝的統治是松松垮垮的。因此，據后人研究，歐洲的封建國家倒是比較容易產生民主主義的。中國則不然，自秦始皇以后，地方行政長官都由中央派出，以下層層節制，最高權力集中在“執長策以御天下”的皇帝一身，統治力量要強得多，嚴密得多。兩千多年來一直是如此，民主思想根本沒有產生的空間。直到現在，“父母官”三個字，還是掛在人們嘴上，壓在人們心頭。這些所謂“親民之官”固然也有好人，但是往往是更加專橫，更加殘暴，到今日而尤甚。
　　中國專制主義的第六個特點，也是最可惡、最黑暗的一個特點，就是思想統制或曰愚民政策，其實它本來就是政治上的大一統必有的一個組成部分。“自是而相非，自貴而相賤”，本是人性中固有的陰暗面，因此現代民主制度首先必須保障人民的思想、言論、出版自由，以相互寬容作為民主的第一要義，而中國的文化傳統則反之。且不說秦始皇以前的孔子即有“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就有“息邪說，放淫詞”的話，至少那時還容許“百家爭鳴”，雖然爭鳴的內容一概都是“人君南面之術”。秦始皇是完全靠法家的理論立國的。他稱帝以后，除了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以外，還燔百家“以愚黔首”；“以吏為師”以統一思想，終于達到“偶語者棄市，腹誹者誅，道路以目”的程度。以后，法家之治漸漸儒化，情況當然要好一點，但是總的來說仍然是實行的“輿論一律”，到后來更發明了開科取士的方法，又進而發明了八股制藝。天下士子都得“為圣人立言”，“非圣人之言不敢言”。至于以言獲罪，以文字賈禍的則代不絕書，而以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面專政”達到頂峰。
　　由于以上的六個特點而有了第七個特點，即中國專制主義的生命力特別頑強。這一點是大家都看得到的明白的事實。請看1911年10月10日辛亥起義推翻帝制，中國成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以后，人們本來滿以為專制已經結束，民主馬上可以實現了，殊不知不過三年（1915年）就發生了袁世凱稱帝的活劇，雖然他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就下臺而且病死了，但是次年（1917年）又發生了張勛擁戴溥儀復辟的短命鬧劇。以后經過十年的軍閥混戰，好容易蔣介石率領國民革命軍北伐，統一了中國，但是不久就暴露出其法西斯獨裁的本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結果卻迎來了1957年到1976年的二十年極左路線，毛澤東自稱“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中國人民一百幾十年的維新、革命并沒有改變兩千多年的專制主義的本質，只是革掉了一個皇帝。反觀同在亞洲的日本，照說也是一個專制主義的國家，而且它的天皇據說還是天照大神“萬世一系”的子孫，實際上則是京都由“將軍”主政，各地由“大名”統治的封建國家。自從1854年被美國海軍打開國門以后，經過所謂的“尊王攘夷”到“大政奉還”，到1868年不過十幾年的功夫就實行了明治維新，正式開始了現代化的進程。當然日本的民主是很不成熟的，后來軍部專權，實行侵略政策，又敗于同盟國之手，又在美國的占領下重訂憲法，實行了第二次開國。到目前的世紀之交，在信息時代的大形勢的壓力下，日本又在醞釀“第三次開國”了。可以預計，日本將進一步民主化，人民將得到更多的自由。同日本對比起來，中國停滯的主要原因只能歸咎于我們的專制主義文化積淀太厚。

中國專制主義的支持力量
　　在中國，專制主義還受到許多強大的思潮以至現實力量的支持。計劃經濟是對專制主義最有力的支持，甚至是現代專制主義的基礎。這點應該是自明之理了。用最簡單明白的話講，就是計劃經濟只有一個老板，即國家。沒有國家的恩賜，任何人都不可能有飯票。所以現在有人質疑二十世紀下半期中國人普遍地軟弱、奴性，沒人格以至無恥，這是無論如何不能深責的，因為任何人敢不服從，就得面臨沒有飯吃，也就是生死存亡的問題，而求生的本能又是每一個人都有的。這番道理在中國改行市場經濟以后漸漸地有人懂得了，但是中國迄今還沒有進行認真的反思甚至拒絕懺悔，這才是中國的恥辱。
　　專制主義還容易受到十九世紀以來因為遭到外國侵略而義憤填膺的中國人的民族主義的支持。正如一百年前如狂飚突起的義和團的口號“扶清滅洋”就是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五四運動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反專制的啟蒙運動，不過它確實是以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北洋政府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賣國條約開頭。以后的幾十年有“救亡壓倒啟蒙”之說，也并非無稽之談。任何一個專制政府，只要把民眾的怒火引到外國頭上去，它就可以壓倒民眾的民主要求而可以保住以至加強自己的統治。一個新興的政治力量只要能利用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甚至可以取得政權。一句“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立刻可以使聽眾百脈僨張，滿座若狂。中國人民歷來是講究“夷夏之辨”的，可又是歷來不講究專制與民主的區別的。他們對愛國還是賣國的敏感程度要比對專制還是民主的敏感程度高出萬倍。
　　集體主義是支持專制主義的又一個強大力量。中國傳統文化中從來沒有“個人主義”的觀念，就同根本沒有“自由”與“人權”的觀念一樣。雖然戰國時候有個“楊朱為我”，但是其思想從未發育成一種有效的政治、倫理思想，而且很快就被孟子將他同墨子一起斥為“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罵倒了。“大公無私”，“為集體而犧牲個人”，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狠斗私字一閃念”，好像誰都認為是高尚的道德行為。“識大體，顧大局”更是被認為是高貴的情操，然而就在這種情操之中，人都變成了奴隸。上面所說的風陽縣小崗村十八戶農民決定擺脫人民公社的嚴酷束縛，自己謀一條生路而按血手印決定分田單干的時候，他們是自覺地在“犯罪”。二十多年過去了，他們開辟的道路給改革開放帶來了巨大的成績，而中國的知識分子居然還沒有人把他們的行為所代表的理性的力量作出像樣的總結。
　　當然，中國的專制主義也受到中國的傳統哲學的支持。這樣說有點像同語反復，似乎并無多少新意。所以值得一提，只是因為中國專制主義不但是由上面說過的那些法家的和儒家的思想家或哲學家，如董仲舒、韓愈、朱熹、曾國藩所提倡，甚至鑄造的，它還受到其他各派的思想家，如陰陽家和讖緯學的附和，也受到道家或釋氏的消極的支持。現在是有人從老莊禪宗中間發現了所謂“消極的自由”，即使此言屬實，他們反正是到現在都沒有發展成為足以與專制主義對立或者足以消解專制主義的積極的自由。甚至近百年來被認為代表下層人民利益、許多老共產黨員（包括少年時的我）所推崇的墨家，也一樣是十足的專制主義者，主張“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墨子·尚同上》）。一部中國哲學史或者中國思想史怎么樣也脫不了專制主義統治一切的模式。正是因為這個緣故，事情才會如魯迅所說：“可憐外國事物，一到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無不失了顏色。”“民主”一辭，明明是外來的，到了中國，便成了“為民作主”；“法治”一辭在今天的中國，也明明是ruleoflaw的翻譯，但是沒過多久，便成了“依法治國”，變成rulebylaw了。中國的意識形態的惰性或曰慣性簡直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專制主義、封建主義、皇權主義
　　對中國專制主義的歷史、理論、特點討論了一番之后，應該討論一下它同封建主義、皇權主義的關系。
　　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因為受馬列主義的強力影響，中國人一直把秦始皇以后到鴉片戰爭為止的兩千年歷史稱之為封建主義階段；把1840年到1949年（因為外國帝國主義的入侵以及本國資本主義的生長）稱之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階段。其實這是很大的誤解，是極不準確的，是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所謂人類歷史發展的“五階段論”推導出來的。中國自己的傳統則歷來都把秦始皇一統天下、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以前稱為封建時代。從社會制度上說它與馬克思所說的封建主義，也就是西方一般史學家普遍說的封建主義基本一致，甚至也與日本明治維新以前各地由“大名”統治的封建制度基本一致，而與秦始皇建立的郡縣制大不相同。所以發生這樣的誤解都是因為用“五階段論”硬套的結果，也可以說是文化專制主義的結果。到現在，半個世紀過去，眾口一詞，己經積非成是，積重難返了。流風所及，老百姓把一切傳統的東西，包括風俗習慣，都冠之以封建的形容詞，如坐花轎、拜天地、裹小腳、燒香祭祖、求神拜佛……等一概稱之為封建思想、封建迷信。五十年前有一位衛生部長甚至把中醫稱為“封建醫”，引起上下的反對，于是改口。在我的記憶中，這是唯一得到糾正的一例。
　　照國際通例，封建主義主要指的是一種社會制度，而專制主義主要指的是一種政治制度。所以專制主義可以發生在經濟相當發達的地方，如德國與蘇聯，而封建主義則無論如何是與現代社會不能相容的。
　　我的總的看法是：人類社會在過去幾百萬年的發展道路，或曰發展模式是很不相同的，最明顯的不同就是本來同源共祖的人類居然能分化出白人、黑人、黃人等膚色形貌不同的人來。因此即使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后，也很難說五種制度能夠包括一切。封建制度廢除以后的中國的中古社會就是相當獨特的一種，是不能硬歸入歐洲中古的封建社會一類的。到底它是什么樣的社會形態，有待認真深人細致的研究。但是作為數量占人類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時間長達兩千年的一種模式，完全可以而且應當自立名目。我歷來認為，最好就稱之為帝國主義，因為民國以來已有不少學者稱周朝為封建而以秦漢為帝國，但是因為與世界上已經約定俗成而且意思另有所指的imperialism犯重，所以只好稱之為皇權主義，也可以稱之為皇權專制主義，或者絕對皇權主義。我杜撰了一個英文譯名emperorism，以此來稱呼中國兩千多年的社會形態，以代替名實相乖的封建主義（feudalism）。十幾年來也曾多次就教于同道諸君子，沒有遭到什么反對。只有一個人認為以稱郡縣制為好，但是它不好翻譯成外文，無法與外國交流，無法在世界文化中獨樹一幟，而且不能表示與近代國家一般都有的地方行政區劃不同的特點，也不能表示皇帝老子“予一人撫有萬方”的威嚴。想來想去就還是以皇權主義為好。請高明指教。
　　俄國雖然現在由普京起自稱是一個歐洲國家，但是它的文化與社會制度也自有特點，因此決定了它在二十世紀走了近八十年的極權主義的道路，在此以前，它的社會——政治制度被稱為沙皇主義，我以為它也是有資格與中國皇權主義的社會——政治模式并立的。
　　現在是全球化的時代，全球化的浪潮洶涌澎湃，光憑全球化這個“化”字，當然可以使世界上許多國家會有許多方面歸于趨同，比如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但是它是不是會達到全球一道同風，我還是有懷疑。既然同源共祖的人類，進化的過程中會變得“殊方異俗”，甚至“殊形異相”，難道在將來真的會回到一個模式里去嗎？把未來的世界看成是一個大體相同，然而各民族又各有特點的“和而不同”的世界，似乎要合理一些。全人類的發展道路可以大致一樣，但不會完全一樣。畢竟按生物進化的過程說，不論是全體生物，還是某一物種，都是越進化就殊異性越大。各個民族在各個階段，各有自己的形式是可以想象需要研究的。

中國的專制主義與現代化
　　中國的現代化如果從1840年算起，也已經有一百六十年了，在物質方面是有成就的，而且可以說是成績大大的，比如一百年前，中國人連火柴、洋襪都造不出來，但是中國現在已屬于少數幾個能造兩彈一星（核彈、導彈、衛星）的國家之列了。在精神方面，也可以說有許多的收獲。比如1901年底才由皇上“勸諭女子勿再纏足”，現在可以說已經看不到多少小腳老太太了。其他種種“解放”，也真是不勝枚舉，觸目皆是。但是，如果我們深入觀察中國人的內心，就必須承認，中國人的政治文化變化很少。最近看到報上有青年干部說：“看看他們現在對上級說話的態度，已經跟過去完全不一樣了”。他的意思是說上下關系已經很民主了。我卻很懷疑，不一樣的恐怕只是失去了中國曾經十分講究的禮貌與規矩而趨于隨便與粗野，不變的卻是首長的自以為是和下屬的曲意逢迎。證據真是隨處可見，只要打開電視，翻開報紙，看看上面的新聞報道和評論文章，都是只見千士之諾諾，不見一士之諤諤。又比如，現在的社會，真可以說是貪污成風，賄賂公行。而所以能出現這種現象，又是因為存在著廣泛的以權謀私的可能性，而所以可能大規模地以權謀私又必然是因為公權力行為缺乏公開性或透明度的結果。這恰好就是專制主義存在的明證。
　　這樣的社會不但在精神上與現代社會的標準相距甚遠，而且在物質上，也就是在經濟建設上，即使能取得若干進展，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持久的。經濟，尤其是現代經濟的發展，首先要依靠的是個人有充分的自由，有充分的安全保障，也就是民主和法治。飲水思源，中國二十年來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從1978年安徵風陽縣小崗村十八戶農民按血手印分田單干開始的。這既說明了人民對自由的渴望何等強烈，也說明了自由的價值何等偉大。要知道，這一點求自由的精神是從當年幾乎是世界上最貧窮、最落后的小崗村到當今世界上最富裕、最先進的硅谷是完全貫通的。1925年，魯迅在回答《京報副刊》關于青年必讀書的問題時，勸中國人“要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國書”。這話在當時倒還沒有引起多大的反對，現在則成了魯迅的一大罪狀。我自己對中國書是讀得不算多的，但是對外國書讀得更少，對魯迅的回答既沒有反對過，也沒有深究過。一直到近兩年，我才漸漸悟到專制主義、奴隸主義的氣息幾乎彌漫在各色各樣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只要一接觸就會受感染而不自覺，我自己即是中毒甚深的人。魯迅的話固然是憤激的話，然而卻是一個只有對個人自由與個性解放有深刻覺悟的人才說得出來的話。當代中國人對魯迅的垢病，只能說明中國人的總體覺悟又退回到五四以前去了，這真是可悲的事。

中國現代化的前瞻
　　我曾經相信過魯迅的話，認為中國要現代化“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較量，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我也曾服膺過陳寅恪的話，認為中國今后“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經過近幾年的觀察與思考，我現在認為，所謂“固有之血脈”或者“本民族之地位”必須分清是傳統文化還是文化傳統。如果是前者，可繼承發揚的當然是極多的；如果是指后者，那么，我認為無論如何不能繼承作為頑固的意識形態的專制主義。專制主義是只能否定，談不上繼承的。
　　只要拔除了專制主義這個毒根，中國傳統文化中不但不受意識形態污染的廣大部分，從文學藝術到科學技術，可以而且應該繼承發揚，即使是儒家與法家的學說，也都有應該繼承的因素。比如儒家的“民本主義”固然不等于民主主義，但它并不難轉化出民主主義來。古人的許多嘉言彝行都應當成為中國未來的民主主義的源頭。我曾說過：“孔顏孟曾、程朱陸王的思想，只有在中國徹底清除了專制主義之后，才能大放光彩。正像基督教只有在革掉了教會與教皇的專橫腐敗以后發揚光大一樣。”即使是法家，其“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話也可以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接軌。不過要注意，說“王子犯法”，而不說“皇帝犯法”，就表示統治者是高居于法律之上的，因此還不是現代的法治而只是專制主義者的法制，要警惕！最近在報上看到有人主張加強德治。我完全贊成這個意見，不過要指出，認真的德治只有在完全的法治的基礎上才有可能發揮好作用，否則難免不成為專制主義的幫兇。孔子的一些話，像“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還有孟子的“雖千萬人，吾往矣”，簡直可以說完全與現代的個人主義相通。同樣孟子給“大丈夫”下的定義：“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不但在歷史上已為士所取法，在明天還可以為更多的人取法。更不用說像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樣的話，已經被世界公認為“全球倫理”的“金規則”了。這些都是必須放到中國未來的公民教科書里去的內容。
　　中國要否定專制主義只有兩條路：一條是制度的改革，一條是進行啟蒙教育。前一條如果機緣湊巧也許可以速成。后一條則必然是一個長期的耐心的過程，要急也是急不得的。
　　要有一批人長期潛下心來做認真細致的啟蒙工作，實際上就是要變中國人現有的“子民心態”為“公民意識”……現在大家都說中國人的素質低，其實所謂素質低，就是缺乏公民意識。要提高人民的素質只有大規模地、長時期地，扎扎實實地、認認真真地進行這幾十年社會上、學校里根本不存在、甚至沒有聽說過的公民教育。
　　中國為什么要現代化？現在在多數人心目中，現代化只有物質的標準，只是幾十年前鄉下人對城里人的觀念“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延長與放大。殊不知中國人所以要現代化根本上是為了要做現代化的人——獨立的、自由的、自尊的人。一百多年前，嚴復在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后成為第一個看出中國的病根在人的不自由，以后，他又成為第一個把西方關于“自由”的學說介紹進中國的人。但他在翻譯穆勒的《論自由》一書的時候，竟因為担心“中文自由常含放誕、恣睢、無忌憚諸劣義”，而費盡心思改譯為《群己權界論》。我們應該理解他的心情，繼承他的遺志，做好啟蒙工作。個人與他人的權利如何劃分，如何劃定界限，確實是公民教育的一個重要內容，但是還不是全部內容。在幾千年的專制制度下培育出來的順民與刁民還必須分清個人的權利與國家的權力的范圍，還有許多其他重要的東西。可以說，凡是應該歸入公民教育的內容，幾乎沒有一條是不重要的。
　　要注意，上面所說的兩條道路有可能是矛盾的：一方面說要民主化必須有合格的公民；一方面又說沒有合格的公民就不能民主化，兩者頂牛。實際的解決辦法是：只有先實行制度的民主化，然后再完成子民的公民化。
　　我是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前從大學畢業的，畢業后不久就到戰時首都重慶，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華日報》工作。正好趕上舉世矚目的國共談判。我當然沒有資格躬逢其盛，但也算得是一個就近的觀察者。當時雙方“斗爭的焦點”是國民黨要把持政權，并且以政府的名義要解散或者收編共產黨的軍隊；共產黨則主張成立聯合政府，要國民黨開放政權，開放民主。其中有一個到今天看起來還特別有意思的論點是：國民黨認為中國人民的素質太低，實行不了民主；而共產黨的反論則是，要學會游泳只有跳到水里去才能學會，不實行民主，人民的素質永遠不會提高。奇妙的是半個多世紀過去，國民黨的論點現在成了共產黨的論點，而大批的知識分子，從當年的國民黨人和黨外人士到今天的共產黨人和黨外人士，雖然身份變了一個個兒，但是論點卻完全一致，都是認為中國人素質太低，短期內不能實行民主。這個觀點是康梁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百年癌疾，中國要有前途，必須打破這個只能引人走入死胡同而且永遠轉不出來的論點，歷史是人干出來的，不是摳書本、講死道理摳出來的。當然，如果機緣湊巧中國能夠迅速民主化了，可以預言那個民主大概也是很不如人意的民主。然而我們只能以此為起點，認認真真地進行公民教育，既是大刀闊斧地也是一點一滴地剔除中國人靈魂里的專制主義的毒素，使中國的民主逐步健全起來，正規起來，再在大體上實現了民主，亦即人民已取得了基本自由的條件下，完成完全的法治。中國的志士仁人只有以此為目標，有努力奮斗幾十年的思想準備來建設中國的民主。
　　人類的文明史證明：所有已經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莫不以保護人民的自由與公民權利為第一任務。歷史也已經證明：只有人民最自由的國家才能成為最穩定、最繁榮、最強盛的國家。
　　
　　二○○○年五月十五日
　　原載于《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4期

李慎之 2013-08-22 14:1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