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文集學術論文外貿順差逆差與“經濟中心”

簡體傳統

從考證的角度講，專業漢學家之外談論中國的西方人，包括從馬克思、韋伯到布羅代爾這些大家，都不免粗疏的。像布羅代爾的書，談歐洲自然很有功力，一涉及中國，常識性問題一大堆，大至“中國人口增減節奏與西方類同”這樣的判斷，小至把甘肅而非新疆稱為“中國的突厥斯坦”、以及說華北農民用鋤頭而不用鐮刀來收割小麥等等。這些都不奇怪，何況弗蘭克這樣一個非專業學者。劉禾說他在資料上下過很大功夫，這是可以相信的。問題在于弗蘭克動用大量資料證明的只是一個眾所周知的常識：中國在1400—1800年間的對外貿易大量出超，使大量白銀作為貿易順差流入中國。但是弗蘭克從這樣一個老生常談的事實中推出了一個獨創性的新穎結論，即中國是當時世界經濟體系的中心。而這個推論恰恰既沒有什么實證基礎也沒有邏輯依據。鴉片之禍以前中國有大量外銀流入，中外學界不僅早有專家論及（如民國時期就寫成的彭信威《中國貨幣史》），而且我們的中學課本就一直以此來反襯西人輸入鴉片之害。但在弗蘭克之前的確誰也沒想到以此證明中國是“全球經濟中心”而西方只是“邊緣”地區。
評論界早有人指出這種以外貿盈余來證明經濟發達的“貿易主義” 是弗蘭克此書的一大硬傷。所以說是硬傷，蓋因其不是個資料多少的問題，而是個不合邏輯的問題。眾所周知，我國現在就是世界外貿順差最大的國家之一（僅次于日本），而美國則是世界頭號外貿逆差國。這能說明我國如今是“世界經濟中心”而美國則是比非洲還要慘的最“邊緣”之地么？
如果延伸到中國歷史，問題就更大了。在中國古代外貿史上，外幣與貴金屬的流入主要在明清。而我們以往引以為榮的秦漢唐宋輝煌文明都是本國貨幣（包括貴金屬）流出時期，亦即外貿（如果可以把那時的各種中外經濟來往形式都稱為“外貿”的話）大量逆差的時期。
在流通黃金的漢代，中國的對外貿易就是長期逆差，黃金是比絲綢更重要的對外支付手段。今人把當時的中外商道稱為“絲綢之路”，實際上史籍中漢的輸出通常都是黃金與絹帛并列，而以黃金居首。如《漢書·張騫傳》：“赍金幣帛直數十巨萬”；《漢書·地理志》：“赍黃金雜繒而往”；《鹽鐵論·力耕篇》：“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羌胡之寶也”等等。當時在西北陸上“絲路”以黃金易“宛馬”、在西南海上“絲路”以黃金易珠寶琉璃的貿易極為活躍。而由于漢的貨幣經濟更為發達，漢方用作通貨支付的黃金在對方往往被視為一般商品：“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不知鑄錢，……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顯然，在這里如果有什么“經濟體系”的話，其“中心”只能是貿易逆差的漢帝國，而不是“順差”的對方。
唐宋時期中國的貿易逆差就更為明顯，這個時期中國貴金屬的極度稀缺據說就與此有關。貴金屬之外，當時中國一般通貨的大量外流更蔚為大觀，從“開元通寶”到宋代制錢，都曾廣行于周邊地區，幾成“國際通貨”，有似今日美國以美元支付逆差的結果。所謂“兩蕃南海貿易，（錢幣）有去無還”；“北界（契丹）別無錢幣，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銅錢，……本朝每歲鑄錢以百萬計，而所在常患錢少，蓋散入四夷，勢當爾矣”[10]；“四夷皆仰中國之銅幣，歲闌出塞外者不貲”；“金銀銅錢之類，皆以充斥外國”；“泉州商人……載銅錢十余萬緡出洋” ；等等、等等。有趣的是：當時的一般趨勢是中國經濟越繁榮，通貨輸出越明顯，而在經濟衰敗時期便會出現通貨回流。如宋金對峙時代南宋錢幣長期北流入金，但到南宋末的最后數十年間，卻出現了錢幣回流現象。
實際上，農業時代世界史中相對發達地區貿易是逆差、通貨純流出的現象是大量的，相反的事例反而較少。在漢帝國黃金流向西域的同時，羅馬帝國的黃金也在向東流。早在共和晚期，為了與東方的交易等用途而流出的黃金便多得據說“可與19世紀加利福尼亞大淘金相比”，以至于引起金荒，一度使羅馬元老院下令實行黃金出口管制。帝國時代與東方的奢侈品貿易耗費的金銀更多，據普林尼記載，當時流向東方的金銀總值達到每年一億塞斯退斯之多。而當時作為羅馬最大富豪之一的普林尼全部年收入為一百萬塞斯退斯，一所科路美拉式莊園初始地價才7000塞斯退斯，房價最貴的意大利地區60%的建筑價格都在2—20萬塞斯退斯之間。相比之下每年一億的外貿逆差實足驚人。西亞、中亞和印度這片地區成了吸納羅馬和秦漢這東西兩大文明中心流出之貴金屬的貿易大“順差”地區，而穆罕默德之前六個世紀的不毛之地阿拉伯也是普林尼所說吸納羅馬黃金的主要地區之一。這難道可以證明這里當時的經濟是世界第一，而羅馬與秦漢兩大帝國反而是“邊緣”么？
在弗蘭克此書論述的16—18世紀，西歐不僅對印度、中國的貿易是逆差，對世界其余地區例如東歐、俄羅斯的貿易也是如此。用布羅代爾的話說：（西歐）貴金屬也經由波羅的海流向東歐。這些落后國家為西方提供小麥、木材、黑麥、魚、皮革、毛皮，但很少購買西方的商品。實際上是西方逐漸促成這些國家的貨幣流通。16世紀與（俄羅斯）納爾瓦的貿易便是一例，……1553年英國人在（俄羅斯）白海港口阿爾漢格爾斯克開創的貿易是又一個例子。18世紀圣彼得堡的貿易也屬于這種情況。必須注入外國貨幣，才能指望俄國輸出西方期待的原料。荷蘭人執意用紡織品、布料和鯡魚支付貨款，結果他們失去了在俄國的優先地位。
眾所周知，這個時期正是俄國彼得大帝大力倡導西化改革之時，而按弗蘭克書中的邏輯，俄國向西方大量輸出“但很少購買西方的商品”便證明它比西方先進很多，那彼得一世就可以說是“龍王”學習“乞丐”的曠古未聞之大傻帽、是使國家由“先進”變落后、由“中心”淪為“邊緣”的歷史大罪人了。
同樣按這個邏輯，明清有大量白銀流入中國，因此她是世界第一。那么我們怎么評價秦漢唐宋? 那可是大量通貨流出中國的時代，是大量外國商品傳入中國的時代，是“貿易”大量逆差的時代。如果用這種尺度評價，那兩千多年中華帝國歷史的大部分便成了大衰落的時代，一無可取的時代，龜縮于“世界體系之邊緣”的時代，只有到了明清間的這幾百年，才曇花一現，忽然崛起為“全球經濟中心”，爾后又莫名其妙地忽然衰落。同樣根據這種尺度，全部產生于明以前的中國四大發明，以及恰恰出現在弗蘭克講的西方“邊緣”時代的產業革命前后科學技術的諸多突破都不知有何意義，而處于“世界體系中心”地位的明清王朝（也許還有明以前的西方中世紀？）又不知為什么在技術、制度與文化上都找不到什么突破這樣的邏輯能讓人信服么？
應當看到，近年來在“重新發現東方”的時髦中經濟史學界除了“貿易主義”（應譯為重商主義）尺度外，也還有證明“東方”先進的其他研究成果。如從人口增長、勞動生產率推算等方面取得的的進展，王國斌、李伯重等的研究就是如此。然而弗蘭克在這方面汲取的東西很少，他的基本立論幾乎完全建立在外貿順差這一點上，此書中譯本取名《白銀資本》（據說這個書名征求了弗蘭克本人的意見）即因此而來。但是，即使考慮到重商主義之外的這些研究，是否就能得出“重新發現”者希望得出的結論，也是很可疑的。因為歷史上人口、土地、產量、生產率乃至生活水平的考證十分復雜、因而爭議極大，尤其涉及兩相比較時更是如此。許多“重新發現”都是有爭議的。倒是在外貿格局方面的確爭議不大如前所說，明清白銀大量流入是誰都承認的常識。但從這一常識中能得出什么結論則是另一回事。正是在這一點上，弗蘭克豈止是激情有余而論證不足，他幾乎是只有激情而無論證的。
其實從情理與世界史上大多數事例而言，相反的結論恐怕要合理得多：農業時代的外貿需求一般主要是奢侈品需求，強大帝國的這種需求（可以貨幣支付的需求）往往高于衰弱國家，因而容易形成更大的逆差。初級工業化開始后大宗產品供給與大宗原材料需求同步增加，但如果它是與沒有投資需求的傳統農業國進行貿易，則它的大宗原材料需求會比大宗產品供給更易實現，從而也造成大量逆差。秦漢唐宋與羅馬屬于前一種情況，而18世紀前后的西歐屬于后一種情況。但兩者都不表明它們的經濟不如其貿易對象。勿寧說，在前重商主義條件下，明清時代中國對外貿易之從此前的歷史性逆差轉變為順差，倒更有可能是她開始逐漸轉為相對落后、相對“邊緣”化的體現。
以外貿順差的有無及多少作為經濟發達水平的核心尺度乃至唯一尺度，這是典型的重商主義標準。這樣的標準在某種經濟結構中可能是合理的，但在另外的背景下這種標準就會顯得荒誕。無論在農業時代的“前重商主義”條件下，還是在自由貿易的“后重商主義”條件下，前者如把明清的“順差”看成“世界體系中心”的證明，后者如把今日美國的“逆差”看成它的“邊緣”化。而“前重商主義”與“后重商主義”都還是就市場經濟本身的發展程度而言。如果放在根本非市場經濟的背景下，比如說在J. 希克斯所說的“習俗命令經濟”的背景下，這種標準就更成問題了。
然而許多人在進行“中外比較”或“古今比較”時，往往忽視這種背景的區別，從而導致許多隨意性極大的結論。這個毛病不僅弗蘭克為然，也不僅研究中國問題的西方學者為然，中國學者也常犯類似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