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汪精衛于1935年11月遇刺后不久，主和派的外交部副部長唐有壬又遭暗殺，此后國民黨內主張對日強硬的主戰派成為主流。由于蔣介石不像汪精衛那樣有敢于承担“賣國責任”的“勇氣”，因此蔣介石執掌黨政軍后，南京政府開始向主戰派的方向傾斜。不過，蔣介石對中共的政策卻并沒有因此而改變。

1935年初，就在中央紅軍進行長征之時，蔣介石調原馮玉祥部將楊虎城率所部西北軍赴陜南剿共。楊虎城與紅軍交戰數月，互有勝負，自身實力受到削弱，但蔣介石卻因楊虎城所部并非嫡系而不愿給予其補充，結果楊虎城與紅軍暗中接觸，達成默契，相約互不侵犯，偶有“遭遇”就向天放空槍敷衍南京。

1935年9月20日，蔣介石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任命張學良為副司令，調東北軍入陜甘剿共。不久，中央紅軍數千人完成長征，抵達陜北。當時，蔣介石看的很清楚：逃竄到甘肅、陜北一帶的毛澤東、彭德懷所部紅軍兵力單薄，只是紅軍的一小部分，而紅軍真正的主力是仍留在川北和川甘邊境的紅四方面軍。于是，蔣介石將陜西一帶的剿共事務全部交給張學良處理，讓其代行總司令職務，自己則親往成都指揮圍剿紅四方面軍。10月到11月，張學良與紅軍打了三仗——勞山戰役、榆林橋戰役和直羅鎮戰役——結果三仗皆敗，損失了兩個師，紅軍在陜北站穩了腳跟，張學良則就此發現西北剿共對東北軍來說簡直就是一個災難。

當時，張學良覺得，如果再這么打下去，那么東北軍就將完全消耗在西北內戰上，自己將無顏面對成千上萬流亡關內的東北同胞。另一方面，中共所提之“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打回老家去”也已經動搖了大部分東北軍將士，尤其是東北軍中的少壯派。就這樣，張學良開始考慮聯絡共產黨，與早已同中共“私通”的楊虎城合作。1935年底，中共在積極準備瓦窯堡會議上決定的“東征”的同時，對東北軍展開了積極的統戰工作，當時統戰的主要目標是東北軍中的部分將領，而不包括西北剿總代總司令張學良，因此在紅軍的各種宣傳品中，幾乎都是把張學良與蔣介石相提并論的。后來，通過一個偶然的機會，紅軍才了解到，原來張學良也在動搖。

紅軍在與東北軍幾度交手后，發現東北軍的戰斗力較弱，因此紅軍將領都不把東北軍放在眼里，軍事行動也越發大膽。后來，在進攻甘泉的戰斗中，紅軍遭到具有武器優勢的東北軍的頑強抵抗，傷亡很大，卻遲遲不能破城。于是，前線總指揮彭德懷下令圍而不攻，并找來已歸順紅軍的原東北軍67軍的一個師長高福源到陣前喊話，勸說守軍起義。高福源在陣前通過電臺得知，67軍軍長王以哲要他速往洛川67軍軍部一談。在征得紅軍領導人的同意后，高福源便成了中共和東北軍之間的聯絡使者，并于1936年1月8日前往洛川。有人認為，作為張學良最信任的將領之一，王以哲一向行事謹慎，并對張學良十分服從，就算心里贊同中共的立場，也斷不會有任何公開的表示，因此這次他邀高福源來洛川，必然是張學良在幕后主使的。

1月15日，高福源自洛川返回紅軍司令部，并帶回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在洛川，高福源不僅見到了王以哲，而且張學良也親自駕機飛來與他談話；更令人振奮的是，不僅王以哲對中共共同抗日的主張深表贊成，就連張學良也表示愿意親自與中共方面的全權代表就共同抗日問題進行商談。對于張學良的誠意，毛澤東并不care，他所需要的是可供共產黨利用的國民黨內部的矛盾——不管張學良是為了保存實力或是別的什么目的才找到中共，只要與東北軍實現全線停戰，整個西北的局面就會改觀，紅軍下一步東征山西就會減少許多后顧之憂。于是，毛澤東電令彭德懷，對張學良、王以哲應提出如下條件：一、全部軍隊停戰，全力抗日討蔣；二、目前各就原防互不攻擊，互派代表商定停戰辦法；三、提議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征求張、王意見；四、請張、王表示目前東北軍可能采取之抗日討蔣最低限度之步驟（不論是積極的或消極的）；五、立即交換密碼；六、歡迎王軍長與彭德懷見面，目前派紅一軍團政治部秘書長周桓去洛川，編一適當密碼帶去，來回最好是十天以內。

1月16日，中共派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隨高福源前往洛川；17日，王以哲與李克農會面，進行了初步的交談。1月18日，張學良來電，通告即將親赴洛川與李克農會晤，毛澤東因此于20日下令彭德懷解除對甘泉的包圍。1月20日晚，張學良親自駕機飛來洛川，與李克農秘密會談三個小時，表示愿意在國共之間進行斡旋，約期兩周，如有成績，則擬約彭德懷在延安或洛川見面，并可另外再約幾位中共領導人同來談話。張學良雖然贊同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主張，但仍明確表示對蔣介石還有好感，不贊成中共的“抗日反蔣”方針，希望紅軍能夠北出寧夏，到綏遠背靠外蒙發動抗日。

由于沒能爭取到張學良“抗日反蔣”，中共高層對這次會談不是很滿意，認為這只是張學良在蔣介石一時抽不出軍力來援助他的情況下所采取的緩兵之計，特別是張學良勸說中共“北出寧夏，到綏遠背靠外蒙發動抗日”簡直就是企圖讓紅軍脫離陜北，以使其甘陜地盤完整，并引發日蘇戰爭。于是，中共將統戰的重點轉向“更有誠意”一些的王以哲，不過由于當時紅軍“東征”開戰在即，與王以哲的進一步接觸也就因此不了了之了。

1936年2月中旬，中共和張學良相約再次在洛川談判。2月21日，李克農由瓦窯堡動身，前往洛川，當日，毛澤東發去談判訓令，要求把張學良與蔣介石分開對待，不要因張學良暫時不贊同“反蔣”而使談判破裂，訂立互不侵犯協定，如果張學良提出取消蘇維埃，則李克農就提出取消南京政府，如果張學良提出取消暴動，則李克農就提出取消一切國民黨的壓迫制度、封建剝削，另外還要要求停止內戰，不攔阻全國紅軍集中河北，不反對紅軍充任抗日先遣隊。

2月25日，李克農到達洛川，因張學良臨時有事去南京，沒來得及趕回，李克農先行會晤了王以哲，與67軍達成了一定的諒解。3月3日，張學良返回西安，并于4日夜親駕飛機飛抵洛川，與李克農會面。這一次，張學良絕口不提對蔣介石的問題，也沒有在政治上向中共發難（李克農事前所做的“功課”算是白準備了），只是一再表示希望能夠盡快與中共中央領導人在延安進行會談，并派代表常駐西安，以便擴大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宣傳和與各方面的接洽。同時，張學良還特別提出，希望中共能夠介紹他的代表前往蘇聯，與蘇聯政府商談合作抗日的問題——這無疑也正是中共中央想要提出的。

當時，東征的紅軍正在山西石樓準備開會，討論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關于統一戰線的新政策，就連身在后方的周恩來、博古等領導人也都已趕往山西石樓，因此來不及在張學良所提的一周內回到延安與其會晤，再加上此時張學良正好也生了病，需要靜養，于是雙方的會面就耽擱了下來。考慮到毛澤東和彭德懷必須留在山西前線指揮東征作戰，不便趕回延安與張學良會談，3月16日，毛、彭二人通電表示，中共方面將派周恩來為全權代表到延安與張學良會面。

1936年4月9日，張學良親駕飛機抵達延安，與中共周恩來、李克農進行了秘密會談，雙方就組建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一致抗日，以及紅軍和東北軍停火等問題的細節進行了商討，并達成了一致的對蔣態度——“逼蔣抗日”或“聯蔣抗日”。5月初，紅軍完成東征，返回陜北，此時突然傳來消息：張學良愿意聯合紅軍，抗日反蔣，在西北另立局面。但5月5日，中共卻在發表的《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中，首次放棄了“反蔣”，以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5月12日，周恩來與張學良在川口第二次會面，商談了東北軍反蔣行動的各項具體準備，向其它地方實力派進行統戰，東北軍日后與紅軍的共同行動方針和如何應對中央軍在陜北軍事行動等問題。此后，張學良開始在武器彈藥、軍事行動和情報等方面不斷向紅軍大開方便之門。

至此，紅軍與張學良、楊虎城所部之間實際上已停止了敵對狀態，并結成了共同抗日的同盟關系，此后更是越走越近，9月，中共與東北軍正式簽訂《抗日救國協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