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天開始，我將用較多的篇幅介紹發生在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變”及事件前后的歷史背景。之所以對這次事變大張旗鼓的講述，是因為“西安事變”毫無疑問的是中國近代史的一個分水嶺，它是國共兩黨關系的轉折點，如果歷史允許假設的話，那么可以肯定的說：假如當時西安事變沒有發生，那么中國近代史將會徹頭徹尾的被改寫。另外，我們還可以這樣講，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所發生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在為“西安事變”進行醞釀，而“西安事變”之后所發生的一切的一切，又都是這次事變所造成的結果。

然而，就是這么一個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如此重要地位的“西安事變”，其真相70多年來卻從沒被搞清楚過，不論是在大陸，還是在臺灣，亦或是在海外，關于西安事變的“真相”歷來都是眾說紛紜，截至20世紀末，僅中國大陸就推出了好幾十個版本。當然，在已經發布的眾多版本中，有一些是顯然不能相信的，比如中國大陸的歷史教材，畢竟大陸在近代歷史問題上說了太多的謊話，掩蓋了太多的真相，顛倒了太多的黑白；另一方面，臺灣的一些歷史資料也不能相信，那完全是為了丑化一切與共產黨有關的事物而特意編造的。作為西安事變的主角，張學良在大陸和臺灣所受到的評價也是“冰火兩重天”，大陸將其譽為“民族英雄”（畢竟張少帥“救了”共產黨），而臺灣則定其為“歷史罪人”。隨著時間的流逝，當年參與過那場兵變的人相繼離開了這個世界，20世紀90年代初，不少媒體和歷史研究者親自找到了張學良，希望他在半個多世紀以后能將“西安事變”的真相公之于世，但張學良卻對內幕絕口不提，一直到2001年10月去世，最終將所有他知道的秘密都帶進了墳墓。

在這里，我不能說我下面寫出的一切都是歷史之全部真相，我也只能把我所知道的，以及我所相信的東西展示給大家，其目的是為了讓讀者至少知道他們在中學里所了解到的有關這次事件的一切都是虛假的。在本文的開篇，我們不妨首先來看看“西安事變”造成的后果，以便佐證其在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

過去曾經講到，1934年10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在江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進行了長征，其間損失非常慘重，8.6萬人的中央紅軍在翻過雪山后只剩下了不到8000人。更糟糕的是，好容易才會師的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又發生了分歧，張國燾帶走了自己的隊伍，另立中央，毛澤東只能帶著名副其實的“紅軍殘部”來到陜北。此時，蔣介石又將大軍調到西北，展開了大規模的剿共，南京政府的中央軍，加上張學良的東北軍，再加上楊虎城的西北軍，一共有33萬人，紅軍幾乎瀕臨絕境。然而，“西安事變”最終改變了這一切，共產黨軍隊非但不再被圍剿，反而改編成了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和新四軍，在其后的八年抗戰中，毛澤東實行“三分抗日，七分發展”的內部政策，至抗戰結束時，八路軍發展到90萬人，新四軍為30萬，這對后來中共趕走國民政府，奪取全國政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有日本歷史學家說過：“在‘西安事變’里獲益最多者是中國共產黨，蔣介石失去了身為國家元首的面子，張學良種下了被監禁半個世紀以上的開端，楊虎城也導致了被慘殺的命運，但是對共產黨來說，拜‘西安事變’之賜，紅軍得以蘇生、發展而取得天下。”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有今天，是托張少帥之福。因為認清這個事實，中國共產黨一直把張學良看成‘千古功臣’。” 。對“西安事變”導致共產黨和紅軍幸存這一事實，歷史學家幾乎沒有異議，問題的關鍵是人們怎么看待共產黨和紅軍的幸存，以及后來取得政權——如果大家認為最后坐大并至今掌權的中國共產黨給中國人帶來了民主、自由和幸福，那就應該肯定張學良；如果認為中國共產黨給中國人帶來的是專制、災難和痛苦，那就應該否定張學良。從這個角度講，正如胡適所說：“沒有西安事變，共產黨很快就可以消滅了……西安事變對我們國家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

在“西安事變”的第二天，胡適曾給張學良發去一封電報：“中國形成一個領袖不容易，如果蔣介石出現不幸，中國將倒退20年”，并嚴詞警告張學良“應念國難家仇，懸崖勒馬”，陪同蔣介石回南京，以謝罪國人，同時明確定性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名為抗敵，實則自毀長城”，是“國家民族之罪人”。費正清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中國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中寫到：“若不是日本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來可以逐步引導中國走向現代化。但事實卻不然，抗日戰爭給了毛澤東和共產黨機會，他們在鄉間奠定了新的專制勢力，卻排除了國民政府剛剛開始發展的都市文明社會的影響，在戰爭環境下，中國共產黨建立起一個準備好打階級戰的新形態的中國。” 。

“西安事變”造成的另一個后果是，蔣介石被迫提前全面抗日，由于倉促，結果只能用中國人的血肉鑄成“新的長城”，面對日本侵略軍的飛機、坦克、大炮，中國軍隊根本沒有打擊的武器，士兵只得全身綁上手榴彈，滾到坦克底下，和它同歸于盡。 “八一三”淞滬會戰，國軍在十周的時間里損耗了85個師的兵力，近50萬人，其整個防線都在日本海軍大炮的射程之內，徐州會戰后，國府只能用決堤黃河的方法遲滯日軍。今天的中共實在不該將這些史實作為“嘲諷”國民黨的范例，如果現在遇到這樣的侵略，我相信共產黨未必能比當初的國民黨高明到哪里去，也許還會作出更“絕”的事情，然后粉飾以“顧全大局”的光鮮外衣。

下面看看引發“西安事變”的兩個最根本的原因：張學良不抵抗和蔣介石不抗日。當然，這二者究竟是不是引發“西安事變”的根本原因，還是值得商榷的。

在以前講“九一八事變”的時候我曾說過，所謂“張學良因收到蔣介石手諭而下令不抵抗”完全是中共對歷史的歪曲，就連張學良自己都在1991年5月的一次訪談中承認“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他下的命令，與蔣介石無關。至于后來張學良多次抗汪精衛之命，拒絕與日軍開戰，則更加證明“張學良為保全東北軍實力而對日不抵抗”乃是不爭的事實。這里，我再補充幾個例證：1990年12月9日，張學良在接受日本NHK電視記者采訪時曾這樣解釋：“當時的中央不是蔣總統，是孫科（蔣介石31年底下野后，國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行政院長是孫科），當時中央給我的指示是，相應處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認那時判斷錯誤。我下令不抵抗是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

除了所謂“錯估局勢”之外，張學良可能還有不愿直說的原因，那就是當時東北軍根本不是日本關東軍的對手，如果抵抗就是全軍覆沒，而張學良作為一個軍閥，是絕對不會讓自己的家底兒有什么閃失的，后來熱河的失守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日本軍隊正是因為看清了這一點，才在軍事上進行了多次“冒險”，并得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獲。

從蔣介石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的言行來看，雖然他當初沒有下達“不抵抗”的手諭，但對于張學良事實上的“不抵抗”，蔣介石卻是默許的，因此中共才得以幾十年來將“不抵抗”的黑鍋扣在他們的頭號敵人蔣介石身上。從常識和邏輯來說，當時連一般老百姓都無法容忍日本的侵略，作為一個具有強烈民族主義情緒的中國領導人，蔣介石又怎么可能不想抗日呢？從蔣介石的一生可以看出，盡管他和毛澤東有很多不同，但有一點非常相似——他們都是強烈的民族主義份子，這點從后來他和毛澤東都無論如何都要堅持“一個中國”就可以看出。蔣介石寧肯中華民國忍辱退出聯合國，也絕不放棄大陸版圖，更不走臺獨。而且，后來八年抗戰的歷史事實已證明，蔣介石不僅堅定的抗日，而且領導了整個抗戰的正面戰場。

大陸和臺灣的史料都已證實，蔣介石并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戰略時機上和中共及后來的張學良有嚴重分歧。蔣介石主張“攘外必先安內”，即抗日之前，先統一內部，清剿共產黨紅軍。這種政策主要出于兩個考量：

一是當時中國雖結束了軍閥割據，但政令難以統一，尤其是共產黨不僅仍擁有軍隊，還割據陜北一方。蔣介石和張學良的最大不同之處是：蔣介石對共產黨的本性有相當的了解，深知如果不鏟除紅軍，他們便會利用抗日之機得以發展而后患無窮（后來的歷史正是這樣演變的）。蔣介石苦心經營的五次圍剿紅軍和共產黨，雖然前四次無果，但第五次獲得成功，紅軍被迫進行所謂“兩萬五千里長征”的大潰退。潰退到陜北的紅軍僅剩下幾萬人，蔣介石多年的艱苦剿共，終于有了眉目，怎好讓它功虧一簣呢。

二是以當時中國的國力無法與日本匹敵，必須盡量爭取時間，以儲備力量。當時蔣介石深知兩方的實力，如即此倉卒應戰，只有自取敗亡，因此他的策略是，盡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發，以爭取時間組建更多師團，建造兵工企業，構筑能夠對日作戰的國家能力。從這點看，張學良采取不抵抗，在策略上也不完全是錯，畢竟它可以為國民政府保存一定軍事實力，以后從長計議。不過，蔣介石的這種戰略卻是不能公開講明的，因為當時雖然關東軍大舉入侵東北和華北，但日本政府內部對于是否占領整個中國還是存在分歧的，中國方面仍有與日本周旋、拖延日本全面入侵中國的時間，以積蓄自己的力量，所以，如果當時作為中國領袖的蔣介石公開這種戰略部署，那就等于是告訴日本人，中國正臥薪嘗膽，準備全面抗日，這勢必會刺激日本鷹派提前全面侵華。

令人無奈的是，國人當時大多不了解蔣介石的這種國防設計。日本占領東三省后，中國人慷慨激昂，誓言抗日，尤其是大學生和小知識份子們，更是游行示威，在高喊“ 刀槍不入”的義和團文化背景下，很容易熱血沸騰，難以聽進去理性的聲音。 蔣介石也就因此被畫上了并不光彩的臉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