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百年(六):對日作戰的艱苦八年(1)——“西安事變”后的國共和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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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

“西安事變”后,在歐洲養病的汪精衛回國,由于身體原因,他并沒有在政府內任職。然而,此時的汪精衛仍是國民黨最高決策機關中央政治會議的主席,政治地位在蔣介石之上,對國民黨的方針政策仍有極大的影響力。1937年以后,南京政府開始采取強硬姿態對待華北地方軍閥的“華北自治政權”。1937年2月15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召開,會前南京方面要求華北五省領導人出席,閻錫山和韓復渠同意出席,宋哲元以立場特殊為由要求不出席會議,于是,蔣介石給宋哲元發去必須出席會議的強硬電報,宋哲元只好派他的副手秦純德代理出席。此后,宋哲元便在日本和南京之間受夾板氣,1937年5月10日,離職回到山東老家,不再過問華北政事,他的29路軍也在6月被南京政府國軍化——這支軍隊也是后來抗戰全面打響后,第一支與日軍交火的軍隊。

在五屆三中全會上,國民黨中央決定重設國防委員會,代替國防會議,并賦予其很大的權力,國防委員會有權直接領導南京政府的軍事、行政和監察機關。在外交上,國民黨中央在全會上明確闡明了南京政府的政策:“對外決不容忍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事實,亦決不簽訂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協定,遇有領土主權被侵害事實之發生,如用盡政治而無效,危及國家與民族之根本生存時,則必出以最后犧牲之決心,絕無絲毫猶豫之余地,……如果主權蒙受損害,超過忍耐限度,則決然進行抗戰。”,這表明南京政府對日抗戰的態度是十分堅決的。

五屆三中全會的另一個看點是有關國共合作的問題。1937年2月10日,三中全會召開前,中共曾致電大會,就國共兩黨合作問題提出了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五項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二、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四、迅速完成對日之一切準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四項保證是:一、在全國范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二、工農民主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三、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雖然在五屆三中全會上,國民黨中央并沒有提出明確的抗日方針,否定國民黨過去的政策,也沒有根本放棄反共立場,但不可否認,南京方面的政策已經開始轉變,即由“武力剿共”改變為“和平統一”,實際上是接受了國共合作。對于“西安事變”中口頭上答應的一切,蔣介石確實沒有食言。

五屆三中全會結束后,1937年2月24日,蔣介石就開放言論、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等問題,發表談話,部分的接受了中共提出的要求。此間,國共雙方高級領導層也開始了正式談判。

在“西安事變”期間,蔣介石曾親口許下聯合抗日的諾言,并邀請周恩來到南京談判,但后來張學良被扣,中共對蔣介石能否兌現諾言深表懷疑,毛澤東也發電指出:“此時則無人能證明恩來去寧后,不為張學良第二。”。就這樣,中共沒有按原來的計劃派人到南京談判,而是邀請南京代表來到西安。1937年2月8日,中共代表周恩來、葉劍英與南京政府代表張沖、顧祝同、賀衷寒在西安進行了國共第一次正式會談。

在“西安談判”中,南京政府全權代表顧祝同表示,紅軍可以在西安設立辦事處,周恩來則按張聞天、毛澤東的意思要求將紅軍編制定為12個師,4個軍,軍餉按中央軍待遇,并允許紅軍派代表參加國防委員會,還要求南京承諾不逮捕中共黨員,不破壞中共組織,保證中共對紅軍的領導。此外,顧祝同、張沖還提出,中共應取消蘇維埃政府改為特區,紅軍番號應改按國軍編制,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派政訓人員及聯絡員,其它地區游擊隊改為民團。不久,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共向大會致電,以“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的形式,接受了南京的要求,也換來了南京對中共黨員、中共組織和中共參政權利的保證。

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后,與會的張沖準備返回西安繼續參加談判。臨行前,蔣介石召見張沖,并向他交了底牌:共產黨要等憲法公布后公開;特別區恐怕中央的法令不能容;紅軍可以改編為3師9團,不可再加。張沖回到西安,代表蔣介石再與周恩來談判,轉述了蔣介石的意見,并介紹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的情況,周恩來對會議通過的《關于根絕赤禍之決議案》表示遺憾,保留將來聲明的權利。他還告訴張沖:中共目前無意參加政府,只要求參加國防機關。至3月8日,周恩來與張沖會談6次,張沖提出紅軍主力可編為4個師、16個團,另編兩個徒手工兵師,共6萬人,并建議中共通過在蘇聯的蔣經國做蔣介石的工作,周恩來立即將張沖的意見向延安匯報。3月3日,張聞天、毛澤東來電,同意張沖所提的紅軍改編意見,并指出當前談判的中心是“使中共在南京政府下取得合法地位,使全國各方面的工作得以開始”。但是,當張沖的意見轉至南京時,蔣介石卻予以否決,他只允許紅軍改編為3個師9個團,最后,中共作出讓步,雙方的意向也逐漸趨于統一。3月8日,周恩來、葉劍英和顧祝同、張沖、賀衷寒共同商討形成一個總結性的條文——“三八協議”,但賀衷寒后來修改了周恩來起草的協議,限制了紅軍的兵力,取消“民選制度”,還刪去了停止攻擊紅軍西路軍的條款。周恩來十分氣憤的指出:“賀衷寒是要以紅軍西路軍困陷河西地區,而‘束縛我們’、‘脅迫我們’。”,并認為在西安與顧、賀繼續談判已經沒有實際價值,要求直接與蔣介石面談,以期問題的根本解決。

3月13日晚,周恩來會見張沖,提出了將“三八協議”直接送達蔣介石的要求,蔣介石在獲知后,同意與周恩來直接會談,并邀周恩來先到上海,再約地會晤。3月下旬,周恩來在張沖的陪同下從西安飛抵上海,在這里,周恩來會晤了宋美齡,請她將中共的十五條談判意見轉交蔣介石,宋美齡也表示,中共可以合法存在。隨后,周恩來、潘漢年等又驅車至杭州西湖,與蔣介石和張沖在西湖南邊煙霞嶺上的煙霞洞展開秘密會談,這就是國共“西湖會談”,也稱“杭州談判”或“西湖密談”。

在“西湖會談”中,周恩來重申了中共十五項談判條件,并提出了幾點具體要求:一、陜甘寧邊區成為整個行政區,不能分割;二、紅軍改編后人數須達4萬余人;三、3個師以上必須設總指揮部;四、國民黨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訓人員;五、紅軍學校必須辦完本期;六、紅軍防地須增加。這一次,蔣介石十分爽快,不但答應了中共的全部要求,而且還表示國共兩黨都要各自檢查過去的錯誤,希望這次合作是永久的,即便他死后,也不要分裂,并同意周恩來提出的“制定共同綱領”的建議,確保國共的永久合作。3月30日,周恩來攜帶同蔣介石聯系的密電碼返回延安。

在這次談判中還有一個花絮值得一提。3月26日,就在“西湖會談”即將結束時,身為共產國際代表的潘漢年收到了共產國際發自莫斯科的一份急電;27日,宋美齡生日,周恩來和潘漢年送去一束鮮花,并給蔣介石帶去了一個出人意料的消息:“委員長,我們已收到共產國際的電報,蘇聯內務部已查到蔣經國先生的下落,并批準他立即返回中國。”——蔣經國是蔣介石與原配妻子毛福梅所生,1925年10月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7年畢業,其間曾正式加入蘇聯共產黨。國共關系惡化后,斯大林將其扣為人質,后因卷入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黨內斗爭,被下放至西伯利亞,其間與白俄羅斯姑娘芬娜(后改名蔣方良)結婚。1937年,國共關系緩和后,出于統戰需要,被釋放回國——蔣介石聽后,大為感動,他讓周恩來開一張政治犯名單出來,并保證查實后分批釋放。想必“蔣經國獲釋”一事也是此次國共談判如此順利的原因之一。1937年4月中旬,蔣經國偕夫人返抵上海,次年加入中國國民黨。

1937年3月底,周恩來從杭州返回延安后,中共中央立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了周恩來“西湖會談”的匯報,并決定起草一個永久合作的民族統一戰線綱領。4月中旬,蔣經國回國,中共指示李克農會同張沖赴上海面見蔣經國,以期蔣經國能從中影響蔣介石。在整個4月的頭三個星期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連連開回,就下一步談判的原則、策略,進行準備。4月25日周恩來等乘車赴西安,準備南下再次與蔣介石會談,后因途中受阻,返回延安,次日又改乘飛機抵達西安。在西安,周恩來與顧祝同、張沖等交換了意見,接著,又與顧祝同就軍事問題進行談判。

1937年6月4日,周恩來帶著中共起草的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綱領,到廬山與蔣介石會談,此即國共“廬山談判”。從6月8日到15日,周恩來與蔣介石石進行了多次交談,宋美齡、張沖也在座。此間,蔣介石雖然沒有推翻“西湖會談”所言,但卻增加了一些附加條件,對中共起草的合作綱領漠然置之,另外提出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意圖將共產黨溶化于國民黨之中,此即“溶共”。后來,蔣介石又違背“西湖會談”的承諾,出爾反爾的提出,先由中共發表宣言,國民政府即公布紅軍3個師的番號,人數為4萬5千;3個師以上不設總司令部,而改為“設政治訓練處指揮之”;毛澤東、朱德離開紅軍,出國考察;對于陜甘寧邊區政府,仍然堅持中共推薦,國民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職,“邊區自己推舉副的”;關于南方游擊隊問題,應由中共聯絡,然后“實行編遣,其首領須離開”。對杭州所談“允許共黨適時公開”,蔣介石矢口不談,只是說中共可以派代表參加國民大會,但又“不以共黨名義出席”。

面對如此之大的分歧,周恩來與蔣介石爭執得很激烈,期間雖有宋子文、宋美齡、張沖等往返磋商,但蔣介石仍固執己見,談判難以進行下去。6月16日,周恩來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匯報談判情況。中共高層經研究后,決定對南京妥協讓步,由周恩來負責起草談判新方案:原則上同意組織國民革命同盟會,但要求先確定共同綱領,并在共同承認綱領的基礎上,由國共雙方各推出數量相等的干部組織最高會議,并以蔣介石為主席,承認其依據綱領有最后決定之權;此外,鑒于蔣介石提出由中共先發表宣言,中共方面還準備7月中旬發表宣言,在宣言發表后,如蔣介石同意設立總的軍事指揮部,紅軍即待其名義發表后改編,否則即于8月1日自行宣布改編,采用國民革命軍暫編軍、師名義,編3個正規師,共4.5萬人;第三,陜甘寧邊區將于7月實行民主選舉,在張繼、宋子文、于右任3人中,選舉一人任邊區行政長官,共產黨方面由林伯渠任副長官;最后,改編后的紅軍可以政治機關名義指揮,但要求朱德任該機關主任,不能離開軍隊,毛澤東則不拒絕出外做事,但非到適當時機不去,中共也不會放棄國民大會民主選舉的基本原則。6月25日,中共發表了這份新提案。

這時,蔣介石決定召開廬山談話會,邀請社會各界名流共商國是。6月26日,南京方面來電催促周恩來再上廬山,繼續談判。7月4日,周恩來、博古、林伯渠抵達西安,7日飛抵上海;當日,“盧溝橋事變”發生。7月13日,周恩來一行抵達廬山,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交予蔣介石。

在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前,國共共進行了三次談判,就在第四次談判開始前,抗戰全面爆發,而國共的第二次合作也在五次談判后最終形成。 


三鑒齋 2010-07-20 15: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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