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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7.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394X(2007)10-0071-06
　　孫犁是著名的解放區文學作家，他之所以能在眾多解放區作家中脫穎而出，一舉成名，不僅是因為“白洋淀”系列作品的題材新穎，更是因為他對政治與戰爭的獨特理解。他雖然也描寫戰爭的殘酷場面，但是戰爭本身卻并不是他作品所要表現的正面主題；他雖然也謳歌崇高的政治信念，但是政治寫意卻又是以人性美與人情美的獨特方式得以表露。所以，在孫犁早期的小說創作當中，自然和諧的人際關系遮蔽了中華民族現實生活的深重苦難，血色浪漫的故事敘事鼓舞了解放區廣大軍民的戰斗士氣，溫情詩意的藝術畫面洋溢著令人心醉的審美情致。這種渴望和平、向往寧靜、追求完美的人文理想，既集中凸現了孫犁早期作品的浪漫風格，同時也奠定了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特殊地位。
　　一、美麗的心靈：人際關系的和諧頌歌
　　作為以寫戰爭題材見長的解放區小說作家，孫犁早期的作品創作似乎很少去描寫烽火歲月的殘酷場面，也沒有去刻意表現苦難人生的悲劇意識。恰好相反，他把社會生活的關注視角，投向了對普通農民美好人性的深刻發掘，并以一種令讀者遠離世俗塵囂與現實紛擾的情感態度，讓人們去感受一個優美而寧靜的溫情世界。在這個充滿著人性善良與和諧仁愛的完美世界當中，家人、戰友以及軍民間的親密無間，使得孫犁早期小說呈現出猶如天籟地籟般的純凈畫面。用他自己對于文學功能的認識來說，即：“真正想成為一個藝術家，必須保持一顆單純的心，所謂‘赤子之心’。有這種心就是詩人，……保持這種心地，可以聽到天籟地籟的聲音”。[1]242追求詩意、保持“純”心的藝術追求，造就了孫犁早期小說的抒情風格，更體現了革命浪漫主義的極高境界。
　　為人熟知的《荷花淀》向人們講述了一個古老而動人的妻子送郎上戰場的故事。小葦莊的游擊組長水生在沒有征得家人同意的情況下“第一個舉手報了名”參軍。夜間回到家后，他“不像平常”的一笑泄露了心事，水生的妻子知道了真相也沒有人們想象中的阻攔與哭泣，她雖然內心波瀾起伏難以平靜，但“女人的手震動了一下，想是叫葦眉子劃破了手”，女人低著頭說：“你總是很積極的”，所有的抱怨都在這短短的一句話里含蓄表達。盡管對丈夫的離去心有不舍，可“雞叫的時候，水生才回來。女人還是呆呆的坐在院子里等他”，識大體、顧大局的水生妻，終于以自己的理解和寬容，親自幫丈夫打點好包袱送他出門。水生的父親也深明大義，胸襟開闊。他對兒子說：“水生，你干的是光榮事情，我不攔你，你放心走吧。大人孩子我給你照顧，什么也不要惦記。”這樣一個傳統的送別場面，我們看不到風蕭蕭易水寒的悲壯，而是平淡質樸的骨肉親情。水生走后，妻子終究有些“藕斷絲連”，忍不住結伴去找丈夫，卻陰錯陽差地將日本鬼子引進了游擊隊的伏擊圈，讓水生他們打了一個大勝仗。戰斗結束后，雖然水生有些生氣地責怪道：“不是她們是誰，一群落后分子”，但卻將包裝精致的餅干盒扔到女人們的船上。一句看似批評的話語背后，包含水生對于妻子的無限柔情。在這個極平凡的故事敘事里，作者的主要目的并非要表現戰爭本身的殘酷性，而是要表現妻子、丈夫、父親三者之間在特殊時代背景下的親情關系；三者關系也完全擺脫了中國封建社會的父權文化與夫權文化的落后因素，進而呈現給廣大讀者以一種解放區的全新家庭人際關系：這里的妻子美麗而賢淑，這里的丈夫英勇而柔情，這里的父親善良而偉大。特別是在《囑咐》里，父親已永遠離去，讀者通過水生妻的一段話，對于這位極其普通的農村老人，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水生歸隊前，妻子一定要讓丈夫去老人的墳上看看：“你去看看，爹一輩子為了我們。八年，你只在家里呆了一個晚上。爹叫你出去打仗了，是他一個老人家照顧了咱們全家。……不管是風里雨里，多么冷，多么熱，他老人家背著孩子逃跑，累得痰喘咳嗽。是這個苦日子，遭難的日子，担驚受怕的日子，把他老人家累死。”這是一種無私的奉獻，也是一種人性的善良，作者并沒有用什么豪言壯語去渲染普通百姓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所付出的巨大犧牲，然而這一席感人肺腑的親情話語，令人為之感動唏噓。《麥收》講述了一個一家人齊心協力為抗戰服務的動人故事。主人公禿大娘不僅將兩個兒子都送上了慘烈搏殺的抗日戰場，并且還支持年僅十五歲的孫女二梅參加村里的婦救組，禿大娘自己也忙前忙后為婦救組送茶送水。貫穿這個故事始終的情感導向，同樣是家人間的相互理解與支持。在這篇小說里，孫犁同樣也為我們構建起了一幅共同抗敵、其樂融融的和諧景象。
　　孫犁筆下這種和諧與溫情的人際關系，不僅體現在家人之間，同時也體現在戰友之間。《游擊區生活一星期》里，“我”與19歲的游擊組員三槐同住地洞，并“住在一條炕上……情況緊了，我們倆就入洞睡，甚至白天也不出來，情況緩和，就守著洞口睡。”在這種最為原始的生活方式中，人際關系的溫情與愛也體現得淋漓盡致。三槐悉心照顧著自己的戰友，“他不叫我出門，吃飯他端進來一同吃，他總是選擇最甜的有鍋巴的紅山藥叫我吃”。在《小勝兒》里，小金子與楊主任之間也是心脈相連。楊主任是那么的體恤戰友，“打仗的時候，他自己勇敢得沒對兒，總叫別人小心。平時體貼別人，自己很艱苦”。戰斗中，楊主任為了保護戰友，“跳出了掩體和敵人拼了死命”。他犧牲后，小金子就病了，“他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著”。他的腦海里老是一幕又一幕地重復放映著主任和戰友們的英姿，而“他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了”。小金子的所有思緒，都似乎隨著已逝的英魂，飄飛到世界的另一端去了。他有這么一段樸素而催人淚下的話語：“犧牲了。我老是想他。……老是覺得他還活著，一時想該給他打飯，一時想又該給他備馬了。可是哪里去找他呀，想想罷了！”血肉相連的戰友之情，在這無奈的思念之中，被渲染得淋漓盡致。
　　孫犁筆下的第三大類人際和諧關系，體現為軍民魚水之情。《蒿兒梁》里，只是因為傷員們吃膩了小莊里的莜麥面和山藥蛋，這里的女主任甘愿冒著生命危險，去川里為傷員們尋找大米和白面。在敵人襲擊這個小村的時候，還是這位主任和那些淳樸可敬的村民們，及時搶救轉移了八路軍傷病員：“她(女主任)臉上流著汗，手拉著踉蹌跑來的劉蘭！在她旁邊是由蒿兒梁老少婦女組成的担架隊，抬來了五個傷員。……凡是有力量的，都在担架上搭一把手，把傷員送了出來！”深厚的魚水之情，感人的軍民關系，在孫犁的筆下簡直是數不勝數。在《碑》里，趙老金一家人的心，始終與抗日勇士們緊密相連，李連長與戰士們沒有來訪的時候，這一家子惦記著他們，渴望他們的出現；而當他們終于出現，并要求趙老金渡他們過河的時候，這一家人的心卻又揪了起來。送走勇士們之后，大娘再也不能入睡，她坐在炕上側耳傾聽屋外可能發生的一切，盡管河灘里的風很大，她什么也聽不見。但竟能從心里“聽見了那一小隊戰士發急的腳步，聽見了河水的波濤，聽見了老李受了感動的心，那更堅強的意志，戰斗的要求”。他們一家人都“惦記著那十幾個人，放心不下”，担心他們遇到什么危險。當李連長等戰士英勇犧牲之后，趙老金一直延續著一個悲壯然而充滿詩意的舉動，他每天去李連長等戰士犧牲的地方一次又一次的撒網，他“是打撈一種力量，打撈英雄們的靈魂”。還有《刑蘭》，盡管他自己家里窮得孩子在冬天褲子都沒有得穿，他們卻將很貴的木柴，一捆又一捆拿來給戰士取暖；在《女人們》里，穿紅棉襖的年輕姑娘，用“我”覺得只有“幼年自己病倒了時，服侍自己的媽媽和姐姐有過的”動作，悉心照料著受傷的八路軍戰士。
　　總之，生活在孫犁筆下的人們，他們的一切行為深刻地喻示了仁愛與溫情在民族集體意識中的厚實根基，他們的靈魂都是平等而純凈的。正如人類學家威廉森所說：“任何東西都有靈魂，沒有一個靈魂優于另一個靈魂，不存在‘高’或‘下’、‘優’或‘劣’，也不存在‘支配’或‘從屬’。這些高低優劣等區分只是從不清晰的思維中產生的幻覺”。[2]137孫犁正是用他自己單純而具有詩意的童心去進行寫作，他有意識地避開嚴酷戰爭給人們帶來的不安與壓力，而站立在人性的立場對人際關系的古樸、和諧與溫情進行了充滿詩意的謳歌與贊賞，進而還原出艱難歲月中人性的本真與美好。
　　二、恬靜的世界：人與大自然的親密接觸
　　孫犁早期的作品之所以能夠向讀者展示一個令人陶醉的溫情世界，其原因除了美好人性的詩意寫真外，人性的淳樸與唯美的風光，也構成一道令讀者難以忘懷的靚麗風景線。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絕大多數作家都在“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指導下，過分強化文學創作過程中的實用功利意識，大大淡化了對美的事物的直覺感悟性。也正因如此，孫犁給當時的解放區文壇帶來一份意外的驚喜，從他的筆下，人們重新感受到人與大自然之間單純與和諧的原始美感。
　　在孫犁早期的小說創作當中，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共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層面上：
　　首先，是人與自然的親近與和諧關系。《荷花淀》里，作者以“月光”、“葦子”與“女人”這三種意象，構成了一幅清麗雅致的藝術畫卷。在月光如水的庭院中，“這女人編著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編成了一大片。她象坐在一片潔白的雪地上，也象坐在一片潔白的云彩上。她有時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銀白世界。水面籠罩起一層薄薄的透明的霧，風吹過來，帶著清新的荷葉荷花香”。在充滿血腥殺戮的戰爭年代，水生妻這樣的人物形象超越了現實苦難，在寧靜而和諧的大自然中與天地靈氣融為一體，儼然仙女下凡一般，給人以完美而圣潔的視覺意象。作者極力描寫人與自然的和諧之美，并非是對殘酷現實的有意逃避，而是對生活充滿著堅定的樂觀信念。孫犁將大自然賦予了濃厚的神奇靈性，它是游擊隊戰士們的最好保護神，荷花淀“那一望無邊際的密密層層的大荷葉，迎著陽光舒展開，就像銅墻鐵壁一樣”。危險來臨之際，大自然成了庇護人們的理想去處，他們或躲到繁茂的荷葉下，或“逃到遠遠的一個沙灘后面，或小叢林里”，或藏到像迷宮一樣的葦垛里。即使危險使他們無法再逃離了，大自然也便成為了他們生命歸宿的最后場所：“假如敵人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在這里，我們感受不到任何恐懼，大自然給了惡劣環境中的人們無窮的力量和心靈安撫。
　　其次，是人對自然敏銳的感受力。孫犁的早期作品中，多處描寫了人物對自然的態度與感受。他筆下的人物與自然有著非同尋常的親近之感。《游擊區生活一星期》中，“我”對自然充滿了興趣與情感。當“我”在地洞里悶了幾天出來后，“我看見曠野就像看見了親人似的，我愿意在松軟的土地上多來回跑幾趟，我愿意對著油綠的禾苗多呼吸幾下，我愿意多看幾眼飄飄飛落的雪白的李花”，十分顯然，這時的“我”已經將大自然當成了自己最親密的生命伙伴。同樣在這篇文章里，“我”的感覺異常靈敏，“我”感覺到麥苗地“就要挺出穗頭”，感覺到“小麥的波浪上飄過桃花的香氣”，看到大自然被破壞，心痛不已，“心里想著這算是個什么點綴哩！這是和自己心愛的美麗的孩子，突然在三歲的時候，生了一次天花一樣，叫人一看就難過的事”。將大自然比作自己心愛的孩子，可見他對大自然的深厚情感，已非同一般。
　　再次，是大自然也被賦予了人的情感。《蒿兒梁》中，盡管到處冰天雪地、一片蒼涼，但在這蒼涼之中，依然會綻放出熱烈而令人振奮的美感：“全村只有一棵歪把的老樹，但遍山坡長著那么一叢叢帶刺的小樹，在冰天雪地，滿掛著累累的、鮮艷欲滴的紅色顆粒。”在這兒，嚴冬酷寒中的大自然景象，似乎不忍心讓抗日勇士們感受到蒼涼與絕望，硬是執拗地展現出充滿希望的鮮紅亮色，暗示著作者內心世界中的必勝信念。《碑》中的八路軍戰士們犧牲在河里后，與趙老金日復一日執著的打撈相對應，那長年不息流動的渾黃的河水也“永遠叫的是一個聲音，固執的聲音，百折不回的聲音”。《澆園》里，自然與人的情感，再次合二為一。“一棵小葫蘆攀援上去，開了一朵雪白的小花，在四外酷旱的田野里，只有它還帶著清晨的露水”。小花與露水的意象，恰好暗示了兩個年輕人之間剛剛萌生的純潔愛情。大自然的人性化抒寫，令人驚嘆孫犁藝術想象力之豐富，同時這種詩意童心的創作構思，又極大地增強了他早期作品的審美內涵。
　　在外部狼煙四起的惡劣環境下，孫犁何以描繪出這樣一幅又一幅人與自然平靜和諧的畫面呢？或許榮格的這段話能給人啟示：“居住在美國西南部和墨西哥等地的印第安人，相信他們是‘太陽父親’的兒子。這種信仰賦予他們的生活以超過他們有限生存條件的遠景和目標。它給予他們以足夠的空間來開拓其人格，并使其有充實和完整的人生。”[3]67同樣也可以這樣說：孫犁以及他筆下的荷花淀人是如此堅信自己是大自然的兒女，正是由于這種信仰的客觀存在，才使他們在自己的心中建構起一個寧靜與悠然的和諧世界。當然，這個完美世界同時也為他們提供著戰勝強敵的巨大精神支撐。
　　三、崇高的信仰：血色浪漫中的人文理想
　　卡西爾在《人論》中曾指出，人具有“建設一個他自己的世界，建設一個‘理想的’世界的力量”，他還引用歌德的一句名言進一步說明，“生活在理想的世界，也就是要把不可能的東西當作仿佛是可能的東西那樣來處理。”[4]84孫犁便是這樣的一個作家，他總是盡量把璞雕琢成玉，盡可能地在亂石堆中發現美麗的東西。他早期小說創作，雖說產生于殘酷的戰爭年代，但在他的筆下，戰爭的殘酷性往往被大自然的詩意性所遮蔽，政治色彩也往往被柔和飄逸的抒情性所中和。正是因為孫犁早期作品充溢著濃郁的理想主義色彩，所以我們認為他并非人們所想象的那樣是一個現實主義作家，而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浪漫主義作家。孫犁毋庸置疑是一位紅色典型作家，但是他在談及自己的成功經驗時，卻一再告誡文壇后輩要“離政治遠一點”，并說“我的作品，賴此，得存活至今”。[5]363的確，在政治意識形態凌駕于文學創作之上的火紅年代，孫犁以他的才華和睿智，靈活巧妙地寫出了一部部藝術品位極佳的文學力作。他的小說創作盡管客觀存在著鮮明的政治傾向性，但又刻意與現實政治保持著一定距離，從而最終實現了以藝術遮蔽政治，以浪漫沖淡血色，以樂觀消解痛苦的人文理想。
　　從純粹藝術的角度來講，孫犁可以說是一個執著于美的現代作家，他的一生都在熱烈地追逐美，贊頌美，對此他本人從未表示過任何異議。晚年的孫犁在談及那個特殊年代以及自己的創作時，仍然十分肯定地說：“善良的、美好的東西，能達到一種極致。在一定的時代，一定的環境，可以達到頂點。我經歷了美好的極致，那就是抗日戰爭。我看到農民，他們的愛國熱情，參戰的英勇，深深地感動了我。我的文學創作，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我的作品，表現了這種善良的東西和美好的東西”。[1]241確實，人類的情感都有一種共同的價值取向，那就是愿意牢記生活中最美好的情緒意象，而刻意抹去那些不愉快或令人感傷的情緒記憶。這一點在孫犁早期作品中表現尤為突出。在他的作品里，殘酷的戰爭與人性的丑陋幾乎都被作者主觀消隱了，而美和善良的因素則明顯得到了人為的升華。即使丑陋的東西被他撞見，他也會在作品中將它們改頭換面，并為之著上美麗的衣裳。如他講述《山地回憶》的寫作時，就曾提到他在現實中所遇到的，并不是小說中那位雖然潑辣、但是善良可愛的美麗女孩，而是一位刁蠻潑野且不講道理的青年婦女。顯然在小說創作的具體實踐過程中，孫犁把他對山地女孩的美好印象糅合到這位人物身上，用他自己的話說，便是“用的多是彩筆，熱情的把她們推向陽光照射之下，春風吹拂之中”。[6]53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這種現實與理想的融合。《荷花淀》里的女人結伴而行去看望自己的丈夫，卻在淀里遭遇敵人，于是不可避免地展開了一場戰斗，然而這場戰斗，也奏響著歡樂。躲在“銅墻鐵壁”一樣的大荷葉下的戰士，只不過用了三五排槍的工夫，就用手榴彈將敵人的大船擊沉了。戰士們在歡歌笑語中打撈戰利品，他們撈出敵人的槍支、子彈帶，還有一袋又一袋的面粉和大米，水生甚至還撈出了一包精致的餅干扔給女人們。這是一場沒有流血、沒有犧牲且收獲頗豐的奇特戰斗，由于作者的原始出發點是唯美而非血色，戰爭的殘酷性顯然是被作者的浪漫詩意給淡化了。《戰士》里，傷了胯骨、兩條腿都軟了的革命戰士，照樣可以指揮一場漂亮的伏擊戰。《鐘》里，盡管敵人武裝到牙齒，然而只要大秋與他帶領的青年游擊組一掏出槍支，敵人便狼狽逃走。孫犁筆下的人物形象，活得也充滿著詩情畫意，比如：少女在“生死交關的時候也還顧到在頭上罩上一個男人的氈帽，在腳上套上一雙男人的棉鞋，來保持身體服裝的整潔”；女人們在敵人到來時雖驚惶逃跑，但敵人過去后她們便又“成群結隊歡天喜地的說笑著回來了”；盡管死神之手隨時可能掠走這群鮮活的生命，然而只要還活在人世一天，她們便生活得“活潑愉快，充滿希望”，堅信勝利就要來到。在孫犁早期的作品中，還為我們描寫了這樣一群人間精靈：《黃敏兒》中的孩子們可以在鬼子和漢奸的眼皮底下，來無影去無蹤令敵人心驚肉跳；《蘆葦蕩》里的老人為了給受傷的女孩兒報一箭之仇，一人竟然能夠神奇地消滅十幾個日本鬼子。應該說《蘆葦蕩》最能夠代表孫犁早期作品的血色浪漫藝術風格：他巧妙地布下鉤子陣，神態自若地誘使鬼子進入圈套，然后用船篙一個個敲碎被魚鉤鉤住身體的鬼子腦袋：“一個鬼子尖叫了一聲，就蹲到水里去。他被什么東西狠狠咬了一口，是一只鋒利的鉤子穿透了他的大腿。別的鬼子吃驚的往四下里一散，每個人的腿肚子上也就掛上了鉤。他們掙扎著，想擺脫那毒蛇一樣的鉤子。那替女孩子報仇的鉤子卻全找到腿上來……”；而那位英勇神奇的老人則“舉起篙來砸著鬼子的腦袋，象敲打頑固的老玉米一樣”。而這位老人一邊拍打著日本鬼子，一邊竟還愜意地向葦塘望去一眼，因為在那里如同一片“展開的紫色的絲絨”的蘆花下面，竟還藏著一個女孩子，“她用密密的葦葉遮蓋著身子，看著這場英雄的行為”。詩性與理想、浪漫與抒情，被作者發揮到了完美的極致。戰爭與政治、現實與理想、生活與藝術能夠如此的完美統一，這在解放區作家當中恐怕是并不多見的。
　　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上，崇尚自然、歌頌人性最典型的作家應該說是沈從文。他一生遠離政治，遠離都市，全力在作品中精心營造一個恬靜、秀美、古樸的田園世界。他筆下的湘西民風淳樸，善良仁義，沒有受到人類現代文明的任何污染，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邊城生活洋溢著詩情畫意。這種世外桃源的藝術想象，最終奠定了沈從文在中國現代文壇上無人取代的特殊地位。雖然孫犁所處的生活環境與文化背景都與沈從文有所不同，但是他追求自然美與人性美的創作基點，卻與沈從文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我們甚至有理由相信，在孫犁早期的小說創作當中，明顯打下了沈從文影響的深刻烙印。20世紀30年代，沈曾主編《大公報》的文藝副刊，孫犁對這份副刊別有鐘情。他說：“我在北京住過，在保定學習過，都是看的《大公報》。現在我失業了，住在一個小村莊，我還想看這份報紙。”“我認為《大公報》上的文章好……最吸引我的還是它的副刊，它有一個文藝副刊，是沈從文編輯的。”[7]213由此可見，孫犁的小說風格與沈從文的審美習性具有極大的相似性，并非偶然。受《大公報》特別是其副刊里沈從文小說的潛在影響，孫犁要在他作品中構筑這么一個不落世俗、清新雅麗的藝術世界，其實是非常困難的。沈從文是完全遠離政治，因此他完全可以在屬于自己的世界中，悠然地做著理想主義的自然之夢。而孫犁不同，作為一個解放區作家，他的生活時刻都必須與政治緊密相連，戰爭、流血、死亡等等殘酷現實，每天都在他身邊發生，他不可能對此視而不見。但是，文學創作又不能不充分去展開生動活潑的藝術想象，理想與現實、政治與藝術、戰爭與生活的矛盾對立關系，是他面臨的最大障礙。孫犁的聰明才智就體現在他并不回避現實矛盾，而且始終保持一顆難以泯滅的詩意童心，在不脫離現實政治與戰爭的前提條件下，盡可能賦予自己作品以最大限度的審美趣味性。這使得我們在他早期的作品里，既看不到中國農村的凄慘破敗，中國農民的封建落后，也嗅不到戰場廝殺的硝煙彌漫，尸橫遍野的飛濺血腥。孫犁用他想象豐富、文采生動的藝術之筆，消解了苦難，驅散了恐懼，鼓舞了士氣，振奮了精神，為解放區文學的革命浪漫主義藝術追求，建立起一個全新的里程碑。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孫犁作品中唯美主義的藝術自覺并不亞于沈從文，他用田園牧歌似的筆調來描寫戰爭，他在戰爭中言說人文理想的詩情與浪漫，他以自己對于戰爭與政治的理解與感悟，深刻反映了中國人對現代性價值觀的深度渴望，同時又以自身健康向上的樂觀主義情緒，驅走了戰爭中人們對死亡的極度恐懼，并鼓舞人們樹立起戰爭必勝的堅定信念。所以，孫犁不僅是解放區文學的光榮與驕傲，同時更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光榮與驕傲。
廣州大學學報：社科版71～7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宋劍華/顏慧賢20082008
溫情/和諧/血色浪漫/人文理想/孫犁早期小說
　　Sentiment/harmony/blood and romance/humanist ideal/Sunli's early novels
Sentiment Preserved in Cruel War　　——Humanist Ideal with Romantic Features Expressed in Sunli's Early NovelsSunli is a unique writer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e composed, with gentle touches and melodious tones, many paeans of beauty and good which helped to ease people's fear and anguish in the harsh times of war.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 unity of reality and ideal are vividly expressed in his romantic portrayal of the sincere feelings between the army and the people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life. Blood and romance and sentimentalism are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e humanist ideal and artistic style expressed in Sunli's early novels.
孫犁是現代文學史上獨樹一幟的作家。在殘酷的戰爭年代里，他用溫情而悠揚的筆致，抒寫了一篇又一篇美與善的贊歌，極大地中和了嚴酷戰爭給人們帶來的苦痛。他以浪漫而生動的寫意，深刻表現了解放區軍民的質樸情感與人生態度，進而集中凸現了自然與人、現實與理想的和諧統一。血色浪漫與溫情主義，構成了孫犁早期小說創作的人文理想與藝術風格。
作者：廣州大學學報：社科版71～7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宋劍華/顏慧賢20082008
溫情/和諧/血色浪漫/人文理想/孫犁早期小說
　　Sentiment/harmony/blood and romance/humanist ideal/Sunli's early novels

網載 2013-09-10 20:5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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