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爾庫塞理性觀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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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問題,歷來是西方哲學史上的核心命題之一,黑格爾哲學作為西方傳統哲學的集大成者,在批判康德實踐哲學的基礎上,更是將理性問題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水平,在這一點上可視為代表了整個西方哲學從近代過渡到當代的根本性的轉折(注:參閱俞吾金:《論黑格爾的理性觀》,載《俞吾金集》,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 頁。)。理解黑格爾的理性觀,對于理解全部黑格爾哲學乃至馬克思哲學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但長期以來,尤其在二戰前夕,法西斯主義意識形態、實證主義思潮以及第二國際、第三國際的主流意識形態,或將黑格爾哲學與反理性等同,或鄙視、擯棄黑格爾哲學,甚至將其視為反動哲學等等,在學理上與政治實踐上都造成了嚴重后果。正是在此嚴峻的社會背景下,赫伯特·馬爾庫塞在《理性與革命》一書中對黑格爾的理性觀作了深入剖析,并重新解釋了馬克思與黑格爾的關系。
      一、馬爾庫塞理性觀的涵義
  馬爾庫塞通過對黑格爾理性觀的闡發,提出了批判理論的理性觀,它包括四層涵義,即否定理性、辯證理性、自由理性和批判理性。
    1.否定理性
  馬爾庫塞首先肯定作為黑格爾哲學核心的理性概念在哲學領域體現了法國大革命的成果。法國革命表明了理性是戰勝現實的最終力量,理性能夠主宰現實。馬爾庫塞借黑格爾之口,提出了“主體就是客體”的主客體統一思想,認為客體的現實也就是主體的實現,并重新解釋了黑格爾“凡合乎理性的東西是現實的,現實的東西是合乎理性的”命題。現實并不意味著實際存在的一切(更應稱為現象),而僅指在形式上與理性原則一致存在的一切。由此,現實并非都是合理的,惟獨合理的才是真正現實的。即凡是現存的(現象),已喪失必然性的東西必然滅亡,而合乎理性的,主體必將將其實現,成為客體的現實,因為這個主體是能夠實現的現實性。黑格爾在晚年論道:“現實的東西是合理的。但并非實存的一切都是現實的,是合理的,惡劣的東西是種其本身就是殘缺和渺不足道的東西。自由是什么,這是需要理解的,只有這樣,理論的精神才會使自己解放。精神不能作概念理解的,就是同它對立的東西,對它便是一種他物。……與這種理論的意趣相聯系的,是實踐的意趣,概念在今日正是這一時代的觀點。人們根本不再把單純基于權威的東西看作有效的東西,法律通過概念才能使自己合法”(注:參閱俞吾金:《論黑格爾的理性觀》,載《俞吾金集》,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20頁。)。 這段話說明了黑格爾本人對“現實”與“實際存在”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對于什么是真正現實的,進而是合理的,這需要進行理論認識。在此,馬爾庫塞從“左”的方面發揮了黑格爾的命題,指出了黑格爾理性概念內蘊著的批判性。
  在對《精神現象學》的解讀中,他進一步分析了事物內部矛盾對立的性質,指出了“否定”乃是理性的本質:“事物通過與其它事物的對立表明了其自身的性質,它是其自身對立面的統一,或是自為的存在與為它存在的統一體”(注:馬爾庫塞: 《理性與革命》, 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98、122、23、24、42、102、110、235—238、256、 260、 377頁。)。這個“自為的存在”和“為它的存在”構成了每個存在的兩個概念要素,而“否定作為事物統一體內自為存在和為它存在間的差異出現。……事物的規定包含著它的內在潛能,內在潛能和仍未融于事物本身的外在條件相對立”(注:馬爾庫塞:《理性與革命》,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98、122、23、24、42、102、110、235—238、256、260、377頁。)。這種矛盾有一種“應該”的力量,這種“應該”的力量迫使人去實現還未存在的一切。這就是理性的力量。“理性的現實化不是一個事實而是一個任務。客觀呈現的物質形式并不是他們真正的形式。僅僅給定的首先是否定,這與它真正的潛在是相當不同的。它只有在克服其否定性的過程中才能變得真實,所以真理的誕生要求著給定事實的消亡。黑格爾的樂觀主義建立在對給定概念的消解之上。所有的形式都經過對理性的溶解運動而獲得這個運動取消并改變著它們的(外在形態),直到它們達到與其概念的吻合。黑格爾的哲學,因而是一種否定的哲學,……真理只能通過其消亡才能成立。”(注:馬爾庫塞:《理性與革命》,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98、122、23、24、42、102、110、235—238、256、260、377頁。)馬爾庫塞認為,這種更改的現實化不從屬于一個道德或宗教的領域,而屬于一個實際的實踐領域,并直接導向革命。
  馬爾庫塞通過對黑格爾“有限”與“無限”、“無”與“存在”等概念的辯析,論證了辯證理性的批判特質。
    2.辯證理性
  否定并不是虛無主義的否定,否定的同時也即肯定,是“揚棄”,故又是辯證理性。馬爾庫塞認為黑格爾的辯證法就是一種否定的辯證法:“黑格爾的哲學的確被稱為反思的哲學。那個體現一般感觀的假設事實確信,作為真理的實證標志存在于現實真理的否定中,是一種原初的動機。通過這種否定,使真理能夠被承認。辯證法的力量存在于批判的確信之中,全部的辯證法都被一種彌漫著本質否定的存在形式的概念聯系著,這種概念的內容和運動也是被否定所限定的。”(注:馬爾庫塞:《理性與革命》,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98、122、23、24、42、102、110、235—238、256、260、377頁。)他認為盡管康德與黑格爾的認識論都涉及到知性與理性,但康德只在認識論的某一部分探討理性,理性被局限于“調整”功能,而黑格爾深刻地批評了知性的缺陷,認為康德哲學“完全是知性哲學”(注:轉引自薛華:《黑格爾和普魯士王國的關系》,《哲學研究》,1979年第7期。),在黑格爾那里, 理性滲透到邏輯學的每一部分,理性成為普遍的思維方法。在知性范圍里,概念保持著穩定的狀態,它固執對立,因而是分離、有限的;而理性則促使對立著的范疇彼此轉化,是流動的:“理性的使命就是使對立實現和諧,并在一個真正的統一體中揚棄對立”,從而克服知性達到理性。而這個“真正的統一體”并非正、反、合的空洞的先驗形式,而是指主體、客體和二者統一體三個要素作為一個對立面的力量的統一體,它消除了常識的可靠性,證明了“常識所認定的直接的確定對于哲學來說并不具有任何現實性”。在馬爾庫塞看來,這種對“常識”的懷疑、對物質事實的反詰正是真正的“革命”的精神實質所在,他稱之為“真正的懷疑論”,是任何一種真正哲學的“自由成分”(注:馬爾庫塞:《理性與革命》,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98、122、23、24、42、102、110、 235 —238、256、260、377頁。)。他進而將批判的鋒芒直指訴諸于常識的實證主義,“事實并不能代表現實所能代表和應該代表的,為了一個虛幻和外在的世界,實證主義最終放棄人的真正潛能。”(注:馬爾庫塞:《理性與革命》,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98、122、23、24、42、102、110、235—238、256、260、377頁。)同樣,否定也成為了事物的“真正的辯證過程”,它是“所有能動性的最內在的源泉,是生活和精神上自我運動的最內在的源泉。”(注:馬爾庫塞:《理性與革命》,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98、122、23、24、42、102、110、235—238、256、260、377頁。)馬爾庫塞認為存在的所有直接的形式都是“惡”的,只有當直接狀態被否定時,當存在變成“主體”并使其外在狀態適合于潛在時,真正的存在才開始了,在此,馬爾庫塞回應了黑格爾“合理的都是現實”的命題,在他看來,一個真正的哲學體系,必然包括著否定階段和肯定階段,包含著重新成為虛假的過程后回歸到真理的階段。作為這樣的體系,辯證法因而是哲學的真正方法。這表明了哲學所探討的對象存在于一種“否定”的狀態中,通過它自身的存在的力量,在回歸真理的過程中被揚棄。
  馬爾庫塞對于辯證理性的這種認識充滿了歷史感,在他看來,真理、理性、自由等都是一個現實的過程,這個過程不能像數學定理那樣被表達為一個命題,也不能由其自身來證明。真理需要展開,理性也不能省略構成其理性的歷史內容,它的證明不是認識的外在過程,而是由人類的歷史所提供的。他極其敏銳地看到日益增長的那種與現實保持一致的妥協的、實證主義的單面肯定思維極有可能斷送歐洲的理性主義傳統,落實到社會現實層面上就暗含著自由主義被極權主義代替的危機。
    3.自由理性
  作為對自由潛能的實現,馬爾庫塞的理性概念與自由同義,理性的要求就是對自由的召喚。馬爾庫塞認為理性與自由有著緊密的關系,在某種程度上互為條件,理性的實現就在于激發人們追求自由的潛能,從而突破現狀,追求更高的合理性的自由。理性以自由為先決條件,以根據真理去行動的力量為先決條件,以形成與潛在相一致的現實的力量為先決條件。自由也以理性為條件,因為自由僅是對知識的理解,而知識是主體獲得的,并發揮其力量的。理性實現了自身,而自由恰恰是主體存在。作為黑格爾辯證哲學的捍衛者,馬爾庫塞對于德國古典理性主義哲學高度推崇。他指出,由于德國長期處于封建專制主義的壓制之下,十八世紀后期的德國并非黑格爾理想中的國家,與法蘭西相比,德國沒有強大的、自覺主動、經過政治教育的資產階級領導的反對專制主義的斗爭,無論是貴族還是市民資產階級都無力形成和實現任何有威脅的反抗力量,這使得當時的德國人轉向內心世界尋求理性的自由,向內而不是向外部世界尋求自身生命的實現,這種傾向,成為德國唯心主義思想來源的社會成因。唯心主義的學說在本質上并非主宰著事物的自身,毋寧說它主宰著事物的理念。盡管如此,在當時的狀況下還是具有歷史進步性的,是值得肯定的。黑格爾把理性和自由作為“我們的原則”,而其哲學中具體的歷史因素使它突破了唯心主義構架。
  在馬爾庫塞看來,要繼承和發揚唯心主義學說的這一巨大的進步意義,就必須重樹理性的權威,必須為恢復理性的革命批判精神吶喊,尤其不能消除理性的批判性和否定性,不能消除理性的懷疑一切和超越現實的精神。確實,傳統理性主義過于推崇形式思維,過分強調普遍性而導致對個體自由的忽略,馬爾庫塞汲取了非理性主義的因素——充分重視人的存在本質,重視人的自由和潛能的實現,強調個性和情感思維,批判實證思維和技術理性等等,以此改造黑格爾的理性觀,建立起一種既保留了理性的批判否定精神,又兼顧人的存在和本質、人的自由和潛能的實現的新理性觀。在馬爾庫塞看來,真正的“理性”蘊含著為自由和合理生活秩序而頑強抗爭,洋溢著人的主體性精神。
    4.革命理性
  作為實踐、批判的理性,馬爾庫塞的理性觀直接通往革命的道路,構成獨特的革命理性觀。他借用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宣稱的“觀念與現實的溶解”一說,認為“當哲學系統地闡述了理性實現了的世界的觀點時,哲學已達到了它的頂點。……哲學最后的終結,同時也就是哲學的讓位。……然而,其結果并不是思想遵循于存在的秩序。批判的思維并不能終止,不過是表現出一個新的形式。理性的努力轉變成了社會理性和社會實踐。”(注:馬爾庫塞:《理性與革命》,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98、122、23、24、42、102、110、235—238、256、 260、377頁。)正是在此意義上, 他認為馬克思是黑格爾哲學遺產的真正繼承人,二者同屬于理性主義傳統,也是真正的革命理論的締造者。“在黑格爾的體系中,所有范疇終止于存在著的秩序中,與此同時,在馬克思的理論中,所有范疇則觸及對這些存在著的秩序的否定。……馬克思的理論是一個‘批判’的理論”(注:馬爾庫塞:《理性與革命》,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98、122、23、24、42、102、110、235 —238、256、260、377頁。)。馬爾庫塞認為,從黑格爾到馬克思, 確實已發生了“不同的真理序列的變化”,但這絲毫不影響馬克思對黑格爾革命的理性觀的繼承。只不過在黑格爾那里,理性還是一個封閉的觀念體系,但在它的唯心主義的形式中已內蘊了得出超出其唯心體系的結論——革命,而到了馬克思那里,對現實的否定——理性,已變成了一個歷史條件,一個與社會的特定歷史形式相聯系的社會條件,這是因為馬克思通過對經濟事實的分析,對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的分析,已深深觸及到實際人類內容的經濟關系的結構。像資本和勞動、資本和商品、勞動和商品之間的關系和商品之間的關系都可以理解為人類的關系,理解為人類的社會存在關系。在馬爾庫塞看來,馬克思的辯證法與黑格爾一樣,就是“否定辯證法”,即“每一事實不僅是一個事實,它又是一個否定的和對真正可能性的限制。”(注:馬爾庫塞:《理性與革命》,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98、122、23、24、42、102、110、235—238、256、260、377頁。)而“共產主義,由于它積極地廢除了私有制,因此它的真正本性乃是個人主義的新形式,不僅是一個新的不同的經濟制度,而且是不同的生活制度。……存在于黑格爾哲學和所有傳統哲學內部的矛盾,將在這個新的社會形式中得到解決,因為這些矛盾都是根源于階級社會對立的歷史矛盾。哲學思想一旦被置于批判理論的微觀考察之下,被有意識的社會實踐所把握,那么,它所表達的是脫離它的哲學形式的物質條件和歷史條件。”(注:馬爾庫塞:《理性與革命》,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98、122、23、24、42、102、110、235—238、 256 、260、377頁。)
      二、馬爾庫塞理性觀的效應
  由于馬爾庫塞的理性觀是在對黑格爾理性觀的闡發以及對馬克思理論與黑格爾哲學關系的再解釋中建立起來的,因此,對馬爾庫塞理性觀的再評價就必然涉及到兩個層面:馬爾庫塞對黑格爾理性觀的剖析是否符合黑格爾的原意?馬爾庫塞對馬克思理論的解釋是否成立?只有在弄清這兩個問題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得出對馬爾庫塞理性觀得失的評價。
    1.馬爾庫塞與黑格爾
  馬爾庫塞緊緊抓住了黑格爾的理性概念,作為解剖黑格爾全部哲學要義的鑰匙,他深刻地揭示了黑格爾的理性觀在其形而上學的外觀下隱含著顛覆現實的革命性,凸顯了理性對常識的揚棄并直指現實實踐領域——革命。正如科萊蒂指出的,馬爾庫塞著重區別了“實證思維”和“否定的思維”,“前者是與知性相聯系著的,遵循著常識和科學的無矛盾的物質主義原則,后者則與辯證法和‘理性’哲學概念相聯系。實證思維是一種只承認世界實存,注重‘事實’,真實和權威的思想,而否定概念是一種對‘事實’加以否定的思想。”(注:馬爾庫塞:《理性與革命》,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98、122、23、24、42、102、110、235—238、256、 260、377頁。)科萊蒂的這一評價是中肯的,馬爾庫塞把這兩種思想對立起來,贊成后者,否定前者,在理性和革命之間建立了同盟。馬爾庫塞對黑格爾理性觀否定批判性內涵的揭示,是符合黑格爾理性觀的真義的。黑格爾也正是通過理性概念突出強調人的崇高地位,強調了理性與革命、自由的緊密關系:“世界歷史是永恒理性的產物,正是理性決定了它所有偉大的革命。”(注: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四卷,第306頁。)
  馬爾庫塞對黑格爾的解釋也引起后來者的種種置疑。如美國學者阿拉斯代爾·麥金太爾認為“馬爾庫塞對待黑格爾及黑格爾派學說的態度,既不是黑格爾本人的,也不是馬克思的,馬爾庫塞應被列入左派或青年黑格爾派”。“黑格爾理性概念系統是否運用于現實世界的問題,就是一個經驗的問題。馬爾庫塞從來沒有提出這個問題。”(注:阿拉斯代爾·麥金太爾:《馬爾庫塞》,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39—40頁。)也就是說馬爾庫塞始終還是停留在概念系統中對理性加以闡釋。波蘭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柯拉科夫斯基也將馬爾庫塞對黑格爾的解釋歸為“幾乎等同于青年黑格爾派”,他尤其不同意馬爾庫塞對實證主義的看法。他認為馬爾庫塞對實證主義的評價“無論是在邏輯上還是歷史上都是不確切的”。
  應當指出,馬爾庫塞并不是一般地反對實證哲學,而是有所特指的,他是在二戰前夕法西斯主義政治日益猖獗的背景下提出對代表了德國官方哲學的實證主義思潮的批判,從而將黑格爾的哲學與非理性主義區分開來。馬爾庫塞對黑格爾理性觀闡發的偏失之處倒并不在于對實證主義的批判,而在于他過于強調了理性否定的一面,而沒有真正將黑格爾的思辯理性貫徹到底,在張揚其否定性的同時,忽略了黑格爾哲學理性的肯定性一面。而在黑格爾那里,肯定的理性作為認識真理的最高的階段,既揚棄了知性的確定性,又揚棄了理性的否定性,從而達到了包含否定在內的肯定。馬爾庫塞對這種肯定理性的忽略,受到后來一些研究者的嚴厲批評,原蘇聯學者A·C·鮑戈莫洛夫等人認為馬爾庫塞“將黑格爾哲學解釋成只是一種‘否定的’即完全‘否定的’哲學,這種哲學是同時代現實與非理性的矛盾不可調和的情況相符合的”,“將黑格爾的‘理性’變為全面反抗的象征,相應地將‘悟性’與調和的方法論基礎混為一談,試圖運用這些解釋來為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和一般極‘左’辯護,為那些既不要資本主義,也不要社會主義的人提供了理論根據”,“在五十——六十年代起了相當大的混淆視聽的作用。”(注:A.C.鮑戈莫洛夫等編:《現代資產階級哲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480—481頁。)
    2.馬爾庫塞與馬克思
  馬爾庫塞再三強調在黑格爾的理性與馬克思的理論之間已經架起了一座橋梁,并把馬克思看作是黑格爾革命遺產的唯一真正的繼承人。他認為,盡管從黑格爾到馬克思發生了“不同的真理序列的變化”,(從哲學理論向社會學理論的轉變),但這并不足以說明二者實質內容上的對立,恰恰相反,馬克思直接繼承了黑格爾哲學中最富革命意味的理性主義,并且主要體現在馬克思對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理性觀的繼承上。他認為馬克思把《精神現象學》視為“黑格爾哲學的真正誕生地和秘密”不是偶然的。馬克思注意到了《現象學》中蘊含著的批判力,并加以肯定:“《現象學》是一種暗含著的,自身還模糊不清的,帶有神秘色彩的批判;但是,既然《現象學》緊緊抓住人的異化,……那么,在它里面就潛藏著批判的一切要素,并且這些要素往往已經具有了遠遠超過黑格爾觀點的完善和成熟的形式。”“包含著——盡管還是以異化的形式——對宗教、國家、市民生活等等整個領域的批判的要素。”(注: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5頁。)
  馬爾庫塞也指出了馬克思對黑格爾理性觀的揚棄。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一文中,他指出馬克思從德國古典哲學到革命理論有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這是因為馬克思把實踐和社會的存在引入關于人的本質的存在的定義中,也就是說,在黑格爾那里,人的存在還是一種抽象的,不受先定“自然”約束的,既創造自身又創造一切對象,而馬克思從感性(對象化)出發,把人的本質定義為“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然而,這種從費爾巴哈到馬克思的道路并不是以徹底拋棄黑格爾為特征的,相反,在革命理論的來源方面,馬克思在改造的基礎上再次吸取了黑格爾的決定性的成就,馬克思超出了費爾巴哈而回到了黑格爾那里,吸收了黑格爾的勞動概念并把它理解為人的“生命活動”和人的真正的實現。即馬克思并不是簡單地將黑格爾的“方法”加以改造后運用到新的領域中去,而是重新追溯到黑格爾哲學的基礎問題,并采用了這些問題的現實的內容。他認為馬克思理論的意義和目的根本不是哲學上的,而是實踐的和革命的,即通過無產階級的經濟斗爭和政治斗爭推翻資本主義制度,馬克思的理論本身就是一種實踐的理論,而實踐不僅僅存在于理論的終點,而且在理論開始之時就已出現。
  馬爾庫塞對馬克思理論的闡述與他對黑格爾哲學的發揮一樣,也存在著一些疑點,他對馬克思的解釋正確嗎?麥金太爾認為:“馬爾庫塞把不屬于馬克思的成熟著作的那些黑格爾觀點帶到他對馬克思成熟著作的分析中去,……(不僅如此),他還把一種馬克思從未有過的與黑格爾的決裂歸于馬克思。”麥金太爾認為,馬克思受黑格爾影響的程度表現在他不同時期的著作中是不一樣的,而“當馬爾庫塞從解釋黑格爾轉向解釋馬克思時,他恰恰是把說明絕對理念自我實現的黑格爾特征加到了馬克思關于資產階級社會和資本主義經濟的分析上去”。“他用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6年就已拋棄的黑格爾術語。……而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就嘲笑了黑格爾的‘更高存在’和‘理念’等術語。在某種程度上,這使人想到馬克思可能同樣也將嘲笑‘否定’一詞。”(注:阿拉斯代爾·麥金太爾: 《馬爾庫塞》,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42—43頁。)這說明馬爾庫塞在暴露馬克思哲學黑格爾主義來源的同時,有可能忽略了對馬克思主義科學主義一面的體察。馬爾庫塞在相當程度上的確忽略了理性實現所必需的政治—經濟的要素,這使他對馬克思理論的闡發不免執于一端,也使其自身的理性觀蒙上了空想的成份。因為他未從人們現有的社會聯系、從現實生活過程和生活條件來考察人和歷史,也就未能歷史地批判現實的生活關系,反之,他在論及理性與革命的真正領域之時,卻回避了他一度贊賞的具體的歷史因素,轉而還是回到主觀意識領域為其理性觀找到一處棲身之地。他片面地把理論的效用夸大為改造社會的力量,把理性的自我實現與改造現實的革命理論完全等同了起來,實際上是將精神的力量加以理想化了。在他后來的一系列著作中,盡管深刻地反映了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及其人們的愿望與焦慮,但卻未能真正揭示造成這種矛盾的政治與經濟根源,從而也就回避了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批判。故他的這種批判理性觀既是激進的、深刻的,但又伴隨著理論上的空想和濃重的思辯氣息,最后只能走向審美的烏托邦和悲觀主義。
  馬爾庫塞在黑格爾哲學和馬克思理論遭到來自各方歪曲和攻擊的背景下,對黑格爾理性觀革命性的闡發以及他本人的理性觀的提出,是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的。他不僅僅對馬克思主義與黑格爾哲學互相關系的研究作出了重大推進,而且極富洞見地指出了馬克思理論對黑格爾哲學的繼承乃是經過了一個唯物主義的改造。
  在科技日益發展的今天,當人們日益慣于用觀察自然的實證方法來考察社會現象,實踐往往被簡單地等同于行動,理性的追問更多被權威、服從、整體等字眼所遮蔽之時,重溫馬爾庫塞對黑格爾理性觀含義的挖掘以及對其蘊涵著的批判精神和革命精神的張揚,無疑對我們更好地解讀馬克思和黑格爾,更好地發展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個較高的理論起點;同時,也對我們進一步認識現實、批判和改造現實不無啟迪。
浙江學刊杭州43~47B6外國哲學潘非歐20002000本文著重考察馬爾庫塞《理性與革命——黑格爾和社會理論的興起》中的理性概念,揭示其理性觀的四層內涵,即否定理性、辯證理性、自由理性和革命理性,認為馬爾庫塞理性觀極大地發揮了黑格爾哲學的革命性,具有批判現實的進步意義。辯證地分析馬爾庫塞的理性觀,棄其糟粕,揚其精華,對于我們今天進一步深刻領會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涵義,重視開掘理性的批判功能,從而不斷對現實進行反思并作出新的建構具有重要意義。馬爾庫塞/黑格爾/理性/革命/馬克思潘非歐,女,1969年生,浙江省社科院鄧研中心助理研究員。(杭州 310025) 作者:浙江學刊杭州43~47B6外國哲學潘非歐20002000本文著重考察馬爾庫塞《理性與革命——黑格爾和社會理論的興起》中的理性概念,揭示其理性觀的四層內涵,即否定理性、辯證理性、自由理性和革命理性,認為馬爾庫塞理性觀極大地發揮了黑格爾哲學的革命性,具有批判現實的進步意義。辯證地分析馬爾庫塞的理性觀,棄其糟粕,揚其精華,對于我們今天進一步深刻領會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涵義,重視開掘理性的批判功能,從而不斷對現實進行反思并作出新的建構具有重要意義。馬爾庫塞/黑格爾/理性/革命/馬克思

網載 2013-09-10 21: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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