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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圖書館館長　任繼愈）
　　我認為，“中國沒有宗教”的結論，是“五四”以來中國宗教研究的誤區。
　　自從人類脫離了蒙昧時期，就產生了宗教。宗教是人類社會發展必須經歷的過程。據現在的社會普查表明，世界上還沒有發現哪一個國家或民族沒有宗教的，雖然各自有不同性質的宗教信仰，是多樣的，不是統一的。
　　中國古代的宗教是“儒教”。這是從它的發展成熟后給以定名的。在成熟之前，已有一些后來儒教的基本要素、基本信仰的神靈。
　　從發展的道路來看，我把它分為：
　　（１）前儒教——殷周開始到春秋戰國
　　（２）準儒教——漢代到隋唐
　　（３）儒教——宋到“五四”時期
　　前儒教：提出了以昊天上帝為信奉中心。祖先崇拜，圖騰崇拜以及地方巫術，都納入這一上帝信仰之下。
　　準儒教：推出了以孔子為教主的經學神學系統。魏晉南北朝建立了三教。三教并立，儒教入世，佛、道出世，共同教化天下。三教都尊奉中國的忠、孝三綱原則。最上神，三教分立，未統一。
　　儒教：宋以后，三教合一已成定局，儒教占有絕對優勢，將佛、道二教的心性、宗教修煉方法吸收進儒教。漢朝定儒為一尊，后來佛、道興起，儒教的一尊地位受到挑戰。但儒教占政治的優勢，并采取吸收融化的方式，終于從三教鼎立到三教合一，以儒教為核心，建成完整的儒教體系。
　　（１）儒教以上帝為最高神，下面包括地上百神、祖先神、孔子為首圣賢神三大系統。不能因為中國儒家有了眾多的神，就稱它為多神教。眾神的地位是不同的。儒教的根本歷史作用，和其它各大宗教一樣，都是用神學論證、保證君權合法性——“皇權神授”。從殷、周到袁世凱、溥儀稱帝，都用“神權”為“皇權”作論證。祭天是最隆重的國家大典（等于西方帝王的加冕）。
　　（２）儒教最成功地完成了“政教合一”的體制。西方教皇與國君是兩個人，引起政教之爭。中國儒教則“教皇”與國君統一為一個人。從堯舜以來，天子是政治領袖，又是宗教領袖，沒有政教之間的斗爭，而是融合無間。秦漢以后，長期穩定的大國，沒有分裂（短期分裂只是例外，被認為是亂世，不正常），與中國儒教的政教合一體制有關。
　　（３）儒教發生在統一的、多民族的大國。它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兼收并蓄其它地方宗教、地區神，把它們安放在適當的地位。諸神并存，共同拱衛著至高無上的上帝（昊天上帝）。多民族的凝聚力也反映在多神向昊天上帝的凝聚力。
　　（４）社會不斷發展，五千年的文明古國不斷產生新的事物，社會上產生新的矛盾，在人民生活中也會不斷有新問題。儒教通過它的宗教教義，不斷給以新詮釋。中國古代儒教經典只有四書五經，但關于四書五經的注疏、詮釋數量極多。古人“以述為作”，述也是作。“詮釋”的作用極大，中國古代文化遺產主要是借詮釋來完成的。
　　（５）中國傳統文化，在長達２０００多年的政教合一的政體下不斷完善，并通過行政手段，有效地保證其宗教思想的貫徹執行，運用強大的綜合國力，對世界文化作出了貢獻。同樣，也由于幾千年的政教合一體制，使一些新思想難以找到立足之處，對今天面臨的改革，起著頑固抵制的作用。今天看來不合理、本來講道理可以說明白的事，夾雜上宗教信仰，就不是講道理能夠輕易改變的了。
　　（６）儒教的宣傳機構及傳教方式十分完備，既有高度抽象思維的哲學思想，究天人之際，極高明而道中庸，也為一般信奉者提供通俗宣傳形式，如寶卷、勸善文，結合民間文藝、通俗故事，宣講忠孝節義的人物，吸收了佛教因果報應學說。連窮鄉僻壤不識字的人，也用竹簍收揀寫過字的廢紙，上寫著“敬惜字紙”，把經書上的文字，看作具有神圣性。
　　（７）天壇祭天，先農壇祈禱豐收，關心農業是天子到地方官員共同關心的宗教儀式。天旱不雨，地方官祈雨，是神事也是民事，這也是儒教政教合一的表現。
　　（８）儒教的發生、發展，為了研究的方便，雖可分為前儒教時期，準儒教時期及儒教時期，卻有一條線索貫穿始終：它是中國這塊土地上的文化結構，它是連續不斷地發展起來的。研究儒教，也要研究它的宗教儀式，儒教稱之為“禮”。不注意儒教中關于禮的宗教性、神秘性，是無法了解禮的實質的。學術界多強調儒教對天命鬼神存疑的一面，而忽略儒教對天命鬼神崇敬的一面。朱熹對天命鬼神的虔信程度，絕不亞于佛教徒對“佛”的虔信。
　　綜上所論，只有深入研究儒教，才可從全局把握中國傳統文化要義，觸類旁通地說明古代政治、經濟、軍事、法律、哲學、藝術以及科學領域的根本思想。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線索。它具有全局性的戰略意義，是認識中國國情的基礎。以此為契機，對進而認識儒教文化圈的其它相鄰國家的國情也有重要意義。
　　
　　
　　
中國文化報2京003B9宗教任繼愈19951995 作者：中國文化報2京003B9宗教任繼愈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2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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