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新編方志的人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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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志記述著各個地區歷史與現狀的社會文化現象,即一般所謂的“地情”記述。它既不是自然科學性質的,也不完全單純是社會科學的,而是有機地結合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知識精髓,體現出人類社會各種文化活動,為人類的發展提供依據。中國歷代方志學者無不為方志確立其“資治、教化、存史”的重要意義。這正指明了方志旨在推動人類發展,保存和匯集人類文化成果的人文價值。近年來,隨著新編地方志的大量成書,其濃厚的人文色彩引起了世人的注目,但從筆者對其論述體例與內容所作的初步考察,也尚難越出資政、教化與存史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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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志書的資治價值是中國地方志事業的優良傳統。宋儒朱熹蒞任南康索讀志書的故事,早已嘖嘖人口。清代官頒的《吏治懸鏡》第23條即有蒞官讀志的規定。舊志若干名序也多以資治為言,新志映現之資料可供資治之需者頗多。所謂治者,治國也。資者,借助也。資治者,言治國者可借以為助也。
  政策為治國之所據,新志載例甚多,摭拾二三,以見一般:
  (1)四川《營山縣志》因其為各方面領導提供第一手真實可信的資料,以備研究縣情,決策工作之需而深受歡迎。該縣搞“撤區并鄉”即以縣志《政區篇》及《人大政府篇》為主要依據,本著立足現實,照顧歷史的原則,綜合考慮建置沿革,經濟流向,地理位置,群眾習慣等諸因素后,才決定撤消10個區,將原來的68個鄉(鎮)并為31個鄉(鎮),使各鄉鎮都基本具備市場、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的現實條件的發展潛力。
  (2)廣西容縣為廣西著名僑鄉,它不僅人數多,活動內容亦豐富多彩。《容縣志》記華僑出國原因頗具典型,編纂者既立足于容縣,又遠遠超出于容縣;既立足于當代,又遠遠超出于當代。編纂者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上,甚至結合中外近代史仰視俯瞰,歸納分析,才論據十足地寫出華僑出國的政治原因、經濟原因以及遠見卓識之士,放眼世界,欲展鴻圖等多種因素。
  (3)河南南陽市于1987年編制1988—2000年的《南陽市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規劃》時,參考了《南陽市志》所提供的確切而宏博的歷史資料和現實信息,乃使其規劃建立在比較科學的基礎上,對現狀作出比較客觀的評價,提出可能的發展途徑和對策,使人們能明確地捕捉到和把握住本世紀的未來。
  經濟建設為治國之本,工農業建設尤為核心。新編縣志去舊志輕經濟之弊,而有較多經濟資料可備采擇,如:
  (1)廣西上林盛產煤炭,為發展工業,謀建1.2千瓦火力電廠,選址于王馬莊山谷,一切條件都較好,但對大用水量的水源無把握,經查新編《上林縣志》載稱:“(匯水河)全長36.3公里,河面平均寬窄17米,流域面積蓄599.5平方公里,年平均流量16.2立方/秒,據此,匯水河水源完全能滿足1.2千瓦火電廠的用水需要,于是決定在王馬莊附近建廠,投資2000萬元,這將對各項生產起很大的促進作用。湖北老河口市的錦綸絲廠擴建選址時,頗有爭議,影響了進度,后據市志資料,充分論證,很快便確定了廠址。
  (2)安徽《馬鞍山市志》農業篇第五章蔬菜生產第四節分析種植面積與產量對蔬菜生產供不應求的矛盾說:“除菜地持續不斷地減少等原因之外,與蔬菜基地設置不夠科學有關。已形成的蔬菜生產基地,除慈湖、雨山、馮橋等鄉土壤適宜種植蔬菜之外,霍里、杜塘等地,土質粘重通透性能差,灌溉不便,種植蔬菜費工費力,產量不高,而小黃洲江心洲及沿江沖積地帶,土質肥沃,通透性能好,灌溉方便,適宜蔬菜生長。如能調整蔬菜產地布局,開辟新的蔬菜基地,將會大大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緩解城市居民吃菜難的矛盾。”
  旅游是一種無煙工業,在國民經濟總收入中占有相當比重。我國有若干旅游重點省縣,如陜西是歷史上十三個王朝建都之地,人文古跡,星羅棋布,自然景觀,別具風姿。名山有華岳、終南、太白、驪山和橋山;名水有涇渭漢洛;名城有全國唯一完整保存至今的古城西安;名陵有黃陵、周陵、秦陵、漢陵以及唐十八陵;名寺有法門寺;名塔有大雁塔;名碑有大小碑林;均見記于各地志書。四川樂山、峨眉江油、都江堰等地都是旅游資源豐富之所。《峨眉縣志》記峨眉十景中“圣積晚鐘”之鐘聲說:“錚錚然回響于山林之間”,使巴蜀鐘王之雄姿,得形神俱見之妙。萬方游客當爭來一游,而財源亦隨之滾滾而來。
  吸引外資亦為經濟建設之要務,投資者多不信人言,而往往鐘情于方志,設志書載投資環境則一覽可得,事將促成。歐洲共同體擬來華投資,特往荷蘭一漢學中心查閱中國的新編地方志了解投資環境,確定投資項目,因為他們認為地方志是可靠的。《馬鞍山志·大事記》記“八五”期間,“馬鋼將進行大規模的改造和擴建,形成年產值400萬噸鐵,320萬噸鋼的生產規模,同時形成線材、車輪輪箍、板材、型鋼、五氧化二釩煤焦化工等六大系列的名優產品結構”,寥寥百余字,對投資者將產生何等重大的吸引力,其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實難估量。臺商鄭氏因讀《渭南縣志》,獲得了全面了解,遂向渭南投資5000萬元,建設“世界奇觀”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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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化是歷來編志的主要目的之一,晉人應璩在其所撰《華陽國志》序中標舉出著書的“五善”要求,即達道義、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勛、旌賢能,基本上是要求發揮教化職能。元修一統志,其目的是為了“垂之萬世,知祖宗創業之艱難;播之臣庶,知生長一統之世”,教育臣民,“各盡其力”,以求“上下相維,以持一統”。清代方志學家章學誠說:“史志之書,有裨風教者,原因傳述忠孝節義,懔懔烈烈,有聲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貪者廉立。”當然,他們限于封建立場和道德規范,只能適用于他們所處的時代。新編地方志同樣具有教化的價值,只是教化的內容有了根本性的變化而已。新方志承担著對干部和人民進行國情教育的社會職能。國情包括社會與環境,歷史與現狀各方面。在地方志之外也還有便覽、手冊、年鑒、大全和百科等方式,但他們不是失之于簡,便是失之于雜,或局限于年代,只有新方志才是提供國情及省、市、縣情的最重要的手段。所以,有人認為:(1)新方志較為詳盡地記述了各地的經濟建設的情況;(2)新方志詳盡記述一地一域文化、教育、衛生、體育……各項事業發展的情況;(3)新方志融天地人事物于一體;(4)一部近現代的發展史在志書中均有所記述與表現。這四個方面與國情教育的要求正相吻合。
  但是,新方志的篇幅一般偏大,動輒百余萬字,要求人人通讀,勢所難能。所以有些地方為了進行教化而以志書為依據,另編教材。浙江青田縣在《青田縣志》出版后,在志書的基礎上,編寫了《青田鄉土教材》,把近百萬字的縣志濃縮成一本18000字的教材,包括插圖與作業,現已經浙江省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審查通過,由浙江少兒出版社出版,從1991年開始使用。這部教材共有22課五單元,完全取材于縣志,題目也非常吸引人,如《九山半水半分田》、《人才輩出》、《明天更美好》等等。陳橋驛教授曾將此教材與縣志作過一番對照,認為“材料都出自縣志”,但他認為“這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必須下一番很大的功夫”,而肯定了青田縣志辦所獲得的成就。其他有些地方也有類似辦法,如吉林農安縣志辦根據新編《農安縣志》,編寫了《農安歷史》、《農安地理》,受到干部群眾和學校師生的歡迎。河北省豐南縣志辦利用新編《豐南縣志》的資料編寫出一套縣情知識講稿,先后在8所中學進行了講授,聽講師生達4800多人。當縣廣播電臺廣播此講稿內容時,全縣收聽者達20余萬次,既傳播了知識,又進行了教育。安徽蕭縣也據縣志編寫了多種鄉土教材,達80余萬字,對全縣進行了宣傳、教育。其中《愛我蕭縣》一書已定為中學生教材,每年印發兩萬余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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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志以資料為基礎,所以儲存史料亦為其要務之一。章學誠曾論志對史的作用是可以“補史之缺,參史之錯,詳史之略,續史之無”。往往今日信志,即可備他日信史之需,新編地方志于創編之始即注重資料搜集,數量之巨,前所未有,如1984年吉林省搜集資料已達6.4億多字,全國縣一級亦在千萬字左右,成為新編縣志的堅實基礎。新編方志以一當十地選用,增高了志書存史的價值。
  (1)北宋以后,浙江為全國刻書重點地區,但舊志或失載,或語焉不詳,致使此文化史實有所缺憾。《大藏經》是人類文化史上極為罕見的巍峨豐碑,自北宋以來刻有十余部,而余杭一地就刻過兩部。余杭縣志辦將元明時代兩部《大藏經》的刊刻情況詳記入志,提高了志書的存史價值。《徑山藏》是我國所刻十余部《大藏經》中的重要一種,傳統的說法是《徑山藏》明萬歷十七年(1589)初刻于山西五臺山清涼寺,后于明萬歷二十年(1592)遷余杭徑山寂照庵續刻。余杭縣志辦人員經過考證,萬歷七年(1579)紫柏禪師真可初倡緣刊刻時,其地即在徑山,即以此入志,糾正了舊志的謬誤,提高了新志的學術價值。
  (2)歷來史志多不注重藝文著述,僅列其人名書目而已。宋施宿所撰《嘉泰會稽志》卷16即有藏書專篇,《四庫提要》譽之“為他志所弗詳”,清龐鴻文撰《常昭合志稿》卷32即錄藏書家32人。新編方志以重經濟而輕人文,能為藏書立專篇者很少。江蘇《常熟市志》特立第22篇“藏書·著述”,下分四章:(一)《歷代藏書》,為常熟私家藏書史,記清至民國143人(清占據101人),除記其字號生卒外,尚立簡況一欄記其藏書特點,立室名一欄記其室名以明藏書處所,旁行斜上,一覽可得。(二)《藏書家簡介》,自百余家中擇其犖犖大者15家,詳其始末。(三)《今存善本書目》,按四部分類著錄常熟市現藏善本書。(四)《邑人著作書目》著錄鄉人著述,為鄉邦儲文獻之目。有此一編,足補中國藏書文化史之缺。
  地區文化的研究是文化史研究中的重要領域,但其資料比較散落,而地方志中往往保存一些足資參考的史料,如:
  (1)云南《陸良縣志》在《概述》和《文化》編中記述了蜀漢cuàn@①民人遷陸良與當地民族文化相結合而開創的“cuàn@①文化”,并收錄有關碑文和考跋,為研究“cuàn@①文化”提供了翔實的資料,使人們對“cuàn@①文化”有較清楚的了解。
  (2)安徽《馬鞍山市志》記1984年在基建施工中偶然發現三國東吳左大司馬右軍師朱然墓,是八十年代中國考古的十大發現之一。它所記有發掘、墓制和出土文物的資料,在新志中是少有的最新考古全錄。又所記1985年發掘的鄧家山商周古遺址具有三千年前湖熟吳文化特征。志書還設有“湮沒文物”專章,不僅記歷代毀棄的古建筑,亦記有民國時曾存在于安徽圖書館或民間的已佚的珍貴文物藏品,使志書成為研究我國江南文化,特別是吳文化的一部重要參考書。另外,有的志書還保存著一些原始文獻和珍貴照片,如《青田縣志》附錄中就全文輯存了宋鄭汝諧的《易瓦記》、清吳楚椿的《畬民考》和民初葉正度的《查災日記》等。志書收錄了占全志照片三分之一的124幀歷史照片,其中如“古縣道”、“抗日時期碉堡遺跡”等,都有存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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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志雖然有上述資治、教化、存史等重要的人文價值,但是要想引起社會足夠的重視和發揮應有的作用,還需要方志界人士認真轉變觀念,重新認識如何發揮地方志的兩種效益,變被動提供為主動參與。
  首先,應當改變地方志的靜態存在,不能只等待別人來使用,原封不動地提供,任人采錄;而是要使地方志資料變成信息化的動態。認真研究和參與各地區的地情研究,把志書中的資料結合現實,適時地發布各類信息,引起領導關注,誘發群眾興趣。
  其次,要改變志書完成即大功告成的思想。志書完成至多是大功的80%,還需要面向經濟大潮,使志書這一典籍商品化,向社會市場推銷自己,用典型效果大力開展宣傳工作,組織各種以志書內容為依據的知識競賽、演講會和展覽會,使志書立體化,全方位地普及于群眾,使其從懂得讀志書到用志書,則志書自可不脛而走。
  第三,要積極開展志書二次文獻的編纂工作。各地志書一般篇幅偏大,動輒百數十萬,不可能人人通讀,而且志書本是一種備參翻檢之書。所以急需編制一些檢索工具和參考用書,即象整理舊志那樣,以新志為依據,以地區為單位,匯集所屬各縣、各行業部門的志書資料編制各種專題匯編和索引目錄等,則手此一編,設有所需,即可按圖索驥,翻檢而得,并能引起人們了解志書和進一步的求讀與利用。
  第四,編寫志書所搜集的史料不可能全部采用,但余料不等于廢料,有的是我們限于認識水平,尚未能了解其真實價值,有的是目前尚不需要,而難定日后是否需要。據悉有的縣已在考慮修續志的問題,那么對儲料備征的問題亦應有所注意,而力求增強我們對余料價值的認識。要積極整理余料,并向社會提供應用,使其更好地發揮社會效用。
  如能作上述的努力,則志書的價值可能會被更好地認識。
  從對新志利用的探討中,也認識到今后續編志書時應注意的問題,特識于文末,以備后來者借鑒。
  (1)嚴格選用入志資料,認真進行校訂、考證,盡可能系統、完整,具有可征性。做到事事有來源,字字有出處。
  (2)特別注意數字文獻,一是要全志數字無矛盾;二是不要出現離奇的數字,如有部志書相連兩年的人口數有幾萬字的出入使人難以置信;三是不要迷信文獻記載中已有的數字,天津漢沽區得到一份地震傷亡人數的文字記載而不盲目信任,又組織專人作實地調查,結果傷亡人數多出幾萬人,大大地提高了志書的可信度。湖南沅陵縣曾編《沅陵縣方志數據集》達10萬字,為編寫志書提供了一致而可信的基本數據,給后人留下了信而可征的依據。
  (3)認真編好附錄:附錄不是蛇尾而是鳳尾。有許多有價值的史料和文獻,但是,本文一時難以寫入,那就應把一些比較系統、完整的資料保存在附錄中,尤其要注意金石碑刻文字和遺物的照片。
   (作者系南開大學教授)
   〔責任編輯 田衛平〕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興的大寫下加冖下林下大下火
  
  
  
河北學刊石家莊100-103K91中國地理來新夏19971997 作者:河北學刊石家莊100-103K91中國地理來新夏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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