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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馬斯S·庫恩獨特的聲音因癌癥在1996年6月17日停止了，自他最初對過去科學的接觸開始，他從事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的研究大約有四十九年。作為二十世紀最博學，最有影響的學者之一，庫恩受教于哈佛大學，在那里，他于1943年獲得物理學學士學位，1949年獲物理學哲學博士學位。他在哈佛一直工作到1956年，1948年到1951年間他是哈佛學會的一名初級會員，那時他實際上已轉向了科學史研究，然后任助理教授，講授普通教育和科學史。1956年他在伯克利加州大學任教，1961年開始任科學史教授。從1964年到1979年，他在普林斯頓大學執教科學史，并且從1972年到1979年還成為高級研究所的成員之一。1979年他轉到麻省工學院的語言和哲學系，1991年成為名譽教授。他是1968年至1970年間科學史學會和1988年至1990年間科學哲學協會主席。他在1982年獲得科學史學會頒發的喬治·薩頓勛章，1983年獲科學的社會研究學會頒發的約翰·德斯蒙德·伯納獎金。
　　庫恩最初于1950年和1955年發表的文章，是在物理學方面（單價金屬的聚合力）和應用數學方面（合流超幾何方程）。但在這些文章發表時，他已經“為了科學的歷史而放棄了科學本身”（庫恩1977年，X ）。在50年代初期，當他致力于專門史學問題時，他對科學的獨特理解和觀點已開始形成。事實上，他最早的關于波義耳、牛頓和物質理論的科學史著作，已經表現出他在最好被稱為本文的奇異性方面的特別興趣。例如，在1951年《愛西斯》上名為“牛頓的‘第三十一個疑問’和黃金的降階”一文中，庫恩集中論述了他在揭示牛頓對溶液特性的斷定中存在的“不協調性”時所發現的東西。這篇文章中前邊的論述使庫恩確信，不能只按字面意思來理解牛頓的獨特表達，這一認識開辟了一條理解牛頓思維方式的全新道路。庫恩相信，如果給予其它表述，牛頓將不會具有此文表面上所表達了的意思。在庫恩看來，這一矛盾為他的理解的深刻蘊涵提供了一條基本的線索，而這樣的深刻蘊涵，從來沒有在這篇文章中的任何單獨地方被公開地表達，至少是沒有清楚地表達。
　　庫恩的觀點（瑪瑞·布斯禮貌卻又堅定地懷疑這一論點）建立在一個他此后著作所一直堅持的信念上，那就是：一個科學家的研究總是受到獲得內在一致性的深遠企圖所支配，至少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是如此。在讀者理解本文遇到困難，特別是遇到把不同的部分聯系起來的困難的地方，庫恩堅持盡可能遠地（或許更遠）前行到他感到此困難肯定幾乎總是出現的相互一致的理解那里。幾乎從他開始作為一個科學史家起，庫恩就把本文的歧義性看作是尋找本文隱含著的內在一致性線索的原由。
　　庫恩對歷史上著名的科學本文中總是隱含著內在一致性的認識使他從科學研究中轉到了關于科學的研究上。他很喜歡描述他在1947年第一個由他所做的這一發現。從被錄取為研究生到執教十七世紀力學普通教育課程，庫恩一直試圖尋求一種可以解讀亞里士多德關于運動的本文而又同時不使它們表現得迂腐的方式。“一個令人難忘（并且非常炎熱）的夏天，那些困惑突然消失了”（庫恩1997,XI）。 通過“概念的重新調整”，至少在它們所能達到的范圍內，他已經找到了一種思考運動，從而使整個本文可合理地解讀的方式。更為重要的是，他推論到，如果給那些發展了17世紀力學的人一條容許反對亞里士多德觀點的思考運動觀念的方式存在的話，那么一個相應的概念重新調整必然早就在歷史上存在了。這就與庫恩在作為一名搞科學研究的學生時所接受的科學知識進步的圖景形成直接的沖突。“我對亞里士多德的理解好象因此表明了一種人們看待并用語言描述自然方式的全面變革，這種全面變革不可能適當地被描述為是通過知識的累積或對錯誤的逐步修正而建立起來”（庫恩1997，XIII）。如果這種概念的轉換在某種程度上是科學的特性，那么一個嶄新的科學知識進步的圖景就是必要的。此外，尋求這種新圖景的最佳途徑就是通過探查“歷史學家在追溯過去，或反言之，由過去而朝向現在發展的過程中所需求的根本性概念的重新調整。”（庫恩1977，XIV）
　　這種思想引發了三個問題。第一，在何種范圍內概念的重新調整成為科學的特性？第二，隱含在概念重新調整背后的是什么？——它們包含什么并為何存在？第三，所謂科學是一門知識意味著什么？庫恩持續了將近50年的學術生涯，可以看作是對這些問題的堅持不懈的探索，一個至死都未完成的追求。第一個問題把庫恩引向了對科學史的廣泛研究，另外兩個問題則使他涉入于其它不同的領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哲學。
　　5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庫恩集中精力于研究科學史問題。1957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著作《哥白尼革命》，這是他在哈佛教授普通教育課程的產物。這本書在主題上不同于其它書，不僅僅在于強調了發生于哥白尼革命中的概念的重新調整，更為重要的在于強調了庫恩所謂的重新調整的“多元性”，這就超出了天文學和物理學的界域而實際上進入了別的知識領域。《哥白尼革命》比庫恩的其它任何一本書都更強調把科學史看作是一般知識史的一部分，反映了法國哲學家亞歷山大，柯依列對他的特別影響。這十年中，庫恩在科學史上的研究自然地與當時正在發展的專業科學史家集體普遍持有的信念相一致。這一信念就是：特定時期或地區的科學必須采用自己的術語，而不能依據以后科學家所認為正確的來衡量。這種“反輝格”的觀點可能在那時并沒有被全部理解，但是逐漸地，科學史表現為它不再追問過去的科學將發展到什么地步，而是詢問它從何而來。庫恩的方法無疑適應了這種潮流。
　　庫恩為他的“反輝格”立場增加了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那就是，科學最好被理解為一種訓練有素的活動，盡管在當時他并沒有使用這些詞。庫恩認為，像所有的技術活動一樣，科學家的技能必須通過一種復雜的訓練才能獲得，通常包括基礎專業領域相關技能方面的學習，以及融入這一領域的規范模式（例如彈性平衡、繞軌道運行的粒子、特殊化合物或氣體熱處理等等）。對于早期的庫恩而言，科學與其說是哲學家的思辨藝術，還不如說更像金匠的工作。
　　庫恩《哥白尼革命》一書表明了這種觀點。依庫恩看，哥白尼不是一個有哲學頭腦的新體系的創造者，他的目的也不是明確地去簡化托勒密復雜的關于離心率、均輪、本輪的機械論。庫恩所理解的哥白尼首先而且主要是一個專門的天文學家，一個知道如何運用16世紀天文學的精確儀器進行研究的人。驅動他的一個愿望就是解決出現在這一體系結構上的不協調性。就其本性而言，庫恩所理解的哥白尼與十九世紀早期的沙迪.卡諾和同世紀末麥克斯.普朗克沒有什么不同。關于后兩個人，庫恩在后來的二十年里都談到過。他們基本上都關注解決他們所發現的存在于一個約定體系的專門儀器中的問題，并且每個人都試圖在解決問題中展現自己所學得的方法和技巧。例如關于哥白尼，庫恩曾評論道：
　　“最重要的是，哥白尼對天體運動的貢獻是對一些瑣碎細節的處理，通過這些細節他探究了地球運動的數學結論，并且使這些結論與目前的天體知識相一致。這些詳細專門的研究是哥白尼真正的貢獻。在哥白尼之前和之后都有比他更激進的宇宙論者，他們用粗疏的筆法勾勒了一個無限和復雜的宇宙。但是他們中沒有一個人能寫出像后來的那些極具革命意義的著作，而正是這些書，第一次指出，天文學家應當從一個運動著的地球出發，更協調地進行工作，由此為開辟一個嶄新的天文學傳統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庫恩1957，184）
　　在1955年到1961年間，庫恩發表了關于卡諾循環和氣體燃素理論的五篇論文，還有一篇關于能量守恒的非常有影響的論文，寫于1977年，兩年后發表（這是一篇專門探討科學史的論文，庫恩將之收在1977年出版的一本名為《必要的張力》的論文集中）。庫恩對專門儀器日益增長的關注對其中的幾篇論文產生了影響（特別是在一篇論文中，提到沙迪，卡諾可能把當時一種特殊的熱機看作是熱傳遞和守恒裝置的工具化實現。事實上，卡格納德機成為通過藝術所實現的典型范例［庫恩 1961A］）。這些論文中沒有一篇試圖深入地探索它們所涉及到的科學史材料。庫恩更感興趣于審視史料是如何揭示存在以及他現在所著手思考的處理有趣問題的系統方法——而這種系統方法則為科學家共同體所普遍堅持。
　　當庫恩作為斯坦福大學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的一名成員工作時，他第一次開始把注意力集中在一本關于科學中“革命”的書上。1962年出版的《科學革命的結構》序言的開頭，他把此書稱為“一個醞釀了將近十五年的課題的第一次全面公布的報告”（庫恩1970，VII）。 實際上，在其以前發表的與傳統科學觀念相左的兩篇論文，即1956年寫成草稿，1958年經過修改和補充，1961年發表的《現代物理學中測量的功能》以及1959年完成并發表的《必要的張力》中，此書已逐漸形成了。《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盡管是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但卻受科學聯合基金會委托，與其它18篇以邏輯實證主義觀點為主旨的專題論文一起，構成奧托.紐拉特所主編的《國際統一科學百科全書》的其中兩卷。
　　本刊的讀者都知道，庫恩正是由于1962年的這本著作而聞名，它已被譯為多種語言。庫恩用精煉的文字提出了自己的觀點：科學的進步不能被簡單地理解為一個在實驗的推動下，更精確的概念逐漸取代不精確概念的過程。盡管庫恩的確認為科學知識的總體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得越來越一致和強大，他還是強調科學理論（連同與科學理論相聯系的儀器和實驗）應當被理解為不會輕易或可能從來不會逐漸發生變化的緊密結合的整體。他進一步強調，一門科學體系的優劣，不能通過直接與其前后科學體系的比較來衡量。
　　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庫恩宣稱當科學共同體在根本問題上達成共識，甚至可能因此形成一個新學科時，科學就發生了從不成熟階段向成熟階段的過渡。這個過渡的發生與關于自然現象的一套連貫理論和研究工具，也即范式連接在一起。庫恩指出，科學家們經過訓練，在一個約定范式的特定范圍內，研究各自不同的學科，并在解決范式所出現的疑難的努力中相互競爭。庫恩把這種行為描述為常規科學的繼續，與科學家的方法相對抗的問題最終會從新奇的推論、解釋或者是從觀察、實驗中產生。庫恩認為當出現的反常動搖了現存的統一意見時，隨著先前理論和實驗的混合體被徹底、根本地重新構思，一個全新的范式可能會突然出現。按庫恩的觀點，由于通過特殊的方式而引入后繼范式體中的數學、儀器、解釋的產生，常規科學活動產生了進步。盡管從舊范式到新范式的過渡經常掩蓋了變革的重要性，不過由于范式總是包含了任意的因素，不可避免就會發生或大或小的科學革命。
　　正如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的序言中告誡我們的那樣，“由于這部百科全書的篇幅所限，我的觀點必須以簡明扼要的形式表現出來……我的著作仍然是一篇論文而不是我的研究課題所最終需要的一本完整的書”。（庫恩1970，VIII）《科學革命的結構》也是一部仍在進展中的著作的速寫。對庫恩來說，這部百科全書的編委會為他提供了描繪一幅全新的科學知識進步圖景的機會，而在早以前他就感到很有必要做這項工作了。回想起來，在當時所要求的“簡明扼要的形式”對他做這項工作來說是必要的。此外，像他在序言中承認的那樣，使用“范式”一詞是滿足這一需要的工具。盡管哲學家和科學史家對他的觀點有迅速而強烈的反應，但沒有人能同庫恩由于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對這個詞的獨特使用而對知識界所造成的影響相匹敵。例如，D.夏佩爾主張，庫恩在單一論題下的許多不同成分的消失，容許他證明了自己有爭議的結論。盡管庫恩的注意力從來沒有被他觀點所造成的廣泛影響所深深吸引，但來自哲學和科學史方面的批評還是使他對范式和常規科學所表示的含義進行了更加謹慎詳細的說明。瑪格麗特·瑪斯特曼所撰寫的一篇題為“范式的本質”的文章，尤其尖銳中的，迫使庫恩不得不更鮮明精確地表述自己的思想。
　　瑪斯特曼指出，《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范式”一詞至少有二十一種可能的含義，但它們可以概括為她所稱作的形而上學的、社會學的和人工的三類。她認為，這三類含義中只有第三種才能把握庫恩的思想。她寫道：
　　“如果我們問范式是什么，庫恩多種定義的習慣本身就成問題。但是如果我們問范式做什么，一下子就清楚了（假設總是常規科學存在）：是范式的構造意義（也就是人工的意義），而不是形而上學意義或者‘元范式’是根本的。因為只有通過人工才能解決疑難。”（瑪斯特曼1970，70）
　　范式這一概念其實是與常規科學的概念，也就是規范或模式問題的概念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在1969年庫恩為一次哲學研討會提交的論文《再論范式》（庫恩1974）以及《科學革命的結構》1970年第二版的附錄中，庫恩承認，他過去過于寬泛地使用了“范式”一詞。像他幾年后在《必要的張力》里講的那樣：
　　“從單純作為模式問題的解決開始，它們（范式）把自己的努力范圍擴大到包括以下領域在內：首先，這些被認可的范例起先出現于第一流的著作中，最后，全部約定集合為特定科學共同體成員所共同分享。此書的大多數讀者已經意識到這個詞的更加廣泛的用法僅有一種，這樣一來，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混亂：關于范式所講的許多東西僅僅適用于這個詞的原始含義。盡管對我來說，兩重意義都重要，但它們還是需要區別開來，并且‘范式’一詞只是僅就第一重意義來說才是適當的。”（庫恩1977，XIX—XX）
　　因此，庫恩提出了作為科學共同體的約定的“專業母體”概念和作為模式問題的解決方法的“范例”概念。但是，這只達到了澄清詞語的效果，而沒有達到放棄認為范式在科學發展中起核心作用這一觀點的效果。庫恩仍然堅持科學家通過范例來學會進行本專業的活動，并且在此過程中，他們吸收了一種形成一個專業母體核心的思維方式。他還主張，科學知識主要通過革命性的概念重新調整來得到發展，在其中，新的范例變成規范的，而且新的專業母體取代了舊的專業母體。
　　庫恩從來沒有在任何重要方面放棄他在《科學革命的結構》的第二部分提出的有爭議的關于科學知識的觀點，特別顯著的就是他的不可通約性觀點。有些讀者發現這些結論特別難以把握和接受。庫恩以較委婉的措辭講道，“盡管這個世界并不隨著范式的改變而改變，科學家們以后卻在一個不同的世界中工作……我深信我們必須學會弄清至少是與此相類似的陳述的意義”（庫恩1970，121）。事實上， 在后來的幾頁中他補充道：“我們可能……不得不放棄這樣一種明確或含蓄的觀點，即范式的改變使科學家們越來越接近真理”（庫恩1970，170）。
　　庫恩的主張引起了強烈的反對，特別是在哲學界。許多人感到并且仍繼續認為，不管它闡述的如何系統，就科學知識而言，《科學革命的結構》與其所宣稱的合理性和客觀性并不相符。另外一些人則把《科學革命的結構》看作是尚在進展中的關于似乎自相矛盾的科學的論文。下面所引證的是許多例子中的一個：“盡管這個世界沒有改變……，科學家們以后在一個不同的世界里工作。”一般來說，庫恩的確想宣稱進步的科學達到了最可靠的知識形式，不過他也想質詢之所以認為這種觀點正確的確切原因。庫恩早就形成的科學發展圖景不是從哲學推論中而是從個人對科學史的研究中獲得的。他的反對者們所責難他試圖支持的似乎相互矛盾的觀點僅僅是他表達這一圖景方式的人工部分（例如，“我相信我們必須學會弄清至少是與此相類似的陳述的意義”）。《科學革命的結構》是一個處于進展中的課題的中期報告。他認為，一旦科學如何發展的圖景被更詳細地描繪出來，那些避免引起哲學爭論的描述方式將會出現。
　　對《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的反對意見并不能掩蓋這本書對科學哲學所造成的影響。“概念轉變問題”——也就是把與庫恩概念重新調整相類似的東西并入一個科學知識累積增長的解釋中的問題——隨著《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而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此外，在《科學革命的結構》出版之后，科學就很少被人們看作是需要邏輯分析的靜態知識實體了。科學哲學家們開始更加謹慎和仔細地考察科學的歷史發展，并且他們越益關注于科學活動的重復性。當然并不是庫恩獨自一個人引起了科學哲學上的這些變化，其他一些人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著名的有哲學家保羅·費耶阿本德、諾伍德.羅素.漢森和斯蒂芬.圖爾明。 但是沒有一個人能像他這樣對科學史進行了詳細的研究，也沒有一部著作能達到《科學革命的結構》那樣的影響力。
　　《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經久不衰的影響可以由幾個因素來說明。這本書出版時，正值許多人在急切尋求質疑科學權威性的方法。它以簡明扼要的風格給了讀者極大的回旋余地，讀者在閱讀時不僅可以加入個人的選擇而且可以有選擇性地超越書的思想界限而得出與庫恩所迥然不同的結論。（庫恩一貫否認別人所宣稱的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的發現與自己有任何聯系，但效果不大。）這本書也由于體現了庫恩在每一階段對課題深情投入的研究而非常引人入勝。這里值得重復的是戴維.霍金斯在《美國物理雜志》上對《科學革命的結構》第一版的總結性評論：“《科學革命的結構》應該被看作一部重要的著作，如果擁有它需要的條件，它將會提高全部我們關于自然和科學真實本性討論的水平”（霍金斯1963，555）。
　　60年代早期，庫恩與約翰·希爾伯朗，保羅.福曼，林尼.艾倫合作，承担了一個科學史研究項目，這一項目的研究成果《量子力學的歷史起源》于1966年出版。為了這個項目，庫恩和他的合作者們訪問了量子力學界的許多先驅人物，包括尼耳斯.玻爾。在那些年里， 庫恩沒有寫更多的真正科學史方面的文章，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科學研究本性的問題上，這個問題的許多部分都以這樣那樣的方式與《科學革命的結構》提出的觀點相關。同時，他和他的學生約翰·希爾伯朗合作重新分析玻爾原子的起源（希爾伯朗和庫恩1969）。在這篇論文里，我們可以看到許多起作用的因素，這些因素是在史學的著作里庫恩所一直堅持的，特別是對于一個科學家科學研究開始的問題背景，科學家借以解決困難的工具，以及當科學家們試圖勾勒、重新勾勒并且最后發展出在面對反常問題時可以借用的因素時，可能最終出現的這一體系的新奇特征，更是倍受他的關注。
　　在70年代早期庫恩開始了對特定科學發展問題的研究，其研究成果也即他對科學史的最后的貢獻是《黑體理論和量子不連續性》。此書于1978年出版，敘述了從普朗克到他自己的黑體輻射新理論的歷程。雖然庫恩沒有用范式、常規科學、反常、危機等術語，但他對黑體理論的論證卻直接地建立在這些概念基礎之上。特別是在這里，庫恩試圖揭示一個現在被遺忘了的概念，他認為這個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以別的方式解釋了從普朗克的原初思路到黑體輻射規律的歷程中其它方面令人困惑的奇怪之處。
　　庫恩表明，普朗克從一開始就一貫地認為，他的創新完全處在后來所稱為的經典物理學范圍之內。這種觀點使得庫恩不得不爭論說，在普朗克對玻爾茲曼組合數學的運用中，對那些后來的評論家而言，似乎是一個令人困惑的矛盾。其實，這種矛盾只有在反思時才是多余的——也就是說，在普朗克最初的計劃里，那些后來被放在震蕩器能譜上的限制種類根本就不存在（和傳統一樣，普朗克把震蕩器稱為共振器）。相反，按庫恩的說法，普朗克一直以一種完全一致的方式工作，變化的能量以不同的頻率通過共振器，在任何單個的共振器擁有的能量中不僅沒有分離的限制，而且它們僅僅出現在能量場的細胞大小之上。比較而言，后一種理解，在同樣頻率共振器中以量子化的方式適當地傳遞了能量。
　　像他的大部分論著那樣，庫恩在《黑體理論》中的觀點也引發了大量的爭論。這些觀點并沒有被所有的物理史學家們完全接受。無疑，正像庫恩試圖最詳細地完成的那樣，這本書代表了他認為在全部科學中均應堅持的觀念。因為在這里，庫恩發現了許多他深信代表了科學活動特性的因素：一個科學家由以開始的存在模式；一個由經驗引起的首先在那種模式上對抗解決方式的問題；在庫恩看來，一種總的說來一致和成功地運用共有的工具來解決問題的企圖；最后，一種新結構的發現，這種結構在根本上與其前者不可通約，并且在不一致的結構之間伴隨著術語上、概念上和實踐上的混亂跡象。五年以后，當庫恩反思《黑體理論》一書時，庫恩談到：“要對以往的觀念進行重建，歷史學家必須像人類學家接近一種不同的文化一樣接近堅持舊觀念的那一代人。也就是說，他們從一開始必須準備好發現土著居民說著一種不同語言，并且把經驗對應于與歷史學家所持的完全不同的種類里去。同時，他們還必須把發現那些種類和吸收相應的語言作為自己的目標。”
　　以上這些言論適當地介紹了庫恩余生所從事的工作，也就是科學革命產生不可通約性的模式問題。這個觀念在庫恩早期著作中并沒有清楚地提出來，也沒有出現在《哥白尼革命》中，盡管當后來庫恩不斷地試圖比較哥白尼前后的思維方式時，對這一觀點的暗示已遍布于整個書中。但是，到了50年代后期，有跡象表明庫恩開始循著他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描述的思想路線進行推論。例如，在他1959年名為《同時發現能量守恒的例子》文章中，庫恩講到“對熟知能量守恒概念的科學史學家來說，先驅們并非全部表達了同樣的東西。在當時他們之間通常根本不交流任何東西”（庫恩1977，72）。然而，一直到《科學革命的結構》，關于概念體系之間的根本的整體的不相容性的完整觀念才被提出來。
　　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里為不可通約性提供的論據建立在一個哲學上有爭議的指稱圖式上。的確，這篇尚存疑問的論文最好被看作是庫恩在考察了發生于科學史上主要概念重新調整變化之后，他試圖分析和解釋隱藏于思維方式的不連續性背后東西的一種努力，而不應被看作是對不可通約性的論證。分析和解釋這種不連續性的不同方法的第一個萌芽出現在《再論范式》最后一部分的關于自然種類的討論中（庫恩1977，308—309）。這一討論盡管是嘗試性的和探索性的，卻清楚地表明庫恩不再認為他在《科學革命結構》中已經完全解決了科學體系之間的不可通約性的問題。然而，在此使這一核心觀念精確的困難部分地在于，庫恩信賴那些在很大程度上他尚未完全證明的范例，而這些范例，是人們甚至不能夠從哥白尼革命中排除掉的。因為事實是，庫恩引人注目的對不可通約性的理解只有通過仔細的歷史分析才能獲得鮮明的形式和具體的材料。他與希爾伯朗關于玻爾原子的著作緊隨他論述普朗克的著作，提供了他進一步發展這一觀點所需的經驗和數據。這不是說在這些年里——大約是1962年至1978年間——庫恩為了解決《科學革命的結構》提出的問題而對歷史進行了考察。而是說庫恩用一種《科學革命的結構》所未完全反映的思維來探究歷史，并且在此過程中，他開始更清楚地理解體系成為不可通約所意含的東西。他把《黑體理論》發表之后的余生，都用來發展這一思想。這些努力把他更深地引入哲學和認知科學的前沿研究中。
　　盡管庫恩對不可通約性的精確闡述的主要部分在八十年代已經很明了，到八十年代中期更加鮮明顯著，但在90年代里，他仍在不斷地補充修正，并且大部分都沒有發表。關于這一問題的部分觀點，可以在八十年代的不同論文中找到，特別是在1986年諾貝爾研討會的論文《科學史中的可能世界》（庫恩1989），和最近《世界變化》的后記中（霍衛馳1993，311—341）。在1987年《紀念謝爾曼的演講》中，他做了更詳細的說明，但這些也沒有發表，盡管已在所有方面都有所進展。到庫恩去世時，他已經完成了這部著作的大部分手稿，并希望能取代《科學革命的結構》，我們在這里給出的庫恩最終觀點的摘要表明了我們對他這一意圖的理解。
　　在最后幾年里，庫恩依賴于所謂的一系列的歷史范例來表達他所發展了的思想。第一個范例開始于他的早期科學史研究，有關亞里士多德的運動問題；第二個涉及伏打電堆；第三個來自于普朗克和黑體理論。此外還有別的范例，但上述三個范例構成了他的中心范例。以下對他的《紀念謝爾曼的演講》的摘錄很好地表述了他觀點的大意：
　　“在第一個范例中，我已經描述了關于自然的某些方面的一系列過去的信念。但要這樣做，我還需要在每一情況下描述許多陳述這些信念的術語意義。此外，這些術語已經成為一個特別的種類。一般說來，它們包括在分類學范疇的名稱之中，這些分類學范疇對使用他們的語言共同體的成員來說也是有效的。它們表達了共同體的本體論，為本體論所能和所不能包含的東西提供了名稱。它們非常像穆勒所描述的作為自然種類的名稱的術語……”（庫恩1987）。
　　許多因素使自然種類術語和其表達的分類區別成為庫恩契入的理想點。如果一個過去的詞匯需要被認識的話，那么它們是通過范例而被認識的，而定義在其中起的作用則微不足道。因為這些詞匯可投射，許多互補的范例或說明性的境況被要求去吸收它們。它們不是單個地而是作為一個相關的群體來被認識，因為它們只有在相互關聯中才有意義。不同的個體要求通過不同的途徑來認識這一事實通常并不妨礙相互之間的交流。但是當遇到反常時，認識的不同途徑的確對交流有影響。以上這些因素與庫恩已經描述了幾十年的科學發展圖景正好相一致。
　　由此庫恩開始提出對象的分類學范疇的解釋（例如光波的種類或力的種類），這個解釋建立在下述原則的基礎上，即范疇必須適當地一個接一個地嵌套著——換言之，每一范疇都只能直接地從屬于至多一個前在范疇（例如，聲音不能既是縱向的擾動，又服從于惠更斯原理，除非所有的縱向擾動都服從惠更斯原理）。這一禁止范疇之間部分交迭的要求，使庫恩最初的不可通約性的概念采用了更加嚴密的形式，按這種新的理解，僅當科學體系擁有相同的分類結構時，它們才是彼此可通約的（或者用一個他更喜歡的術語就是相互可譯的）。
　　因此，科學范疇首先可以被近似地看作形成了一株分類樹。樹干構成了主要的無所不包的區別群體的范疇。不同的樹枝從樹干上生長出來，規定了它直接下屬的種類。每一分枝都可擁有它自己的下屬種類，并且當每一分枝沒有下屬種類時就會達到終點。象一株樹的樹枝那樣，每一種類因此都直接從一單獨在先的分枝上或者是從樹干上生長出來。由于沒有一種是從多于一個的在先的分枝上生長出來，因此也就沒有種類之間部分交迭的可能性存在（但如果某一種類A 擁有比如兩個不同的直接在先的分枝，那么這兩分枝將共同擁有A， 并因此將會與對方部分交迭）。任何對庫恩種類樹理論的補充都必須相應地在它的結構上，而不能損害它的整體：可以做補充，但不能形成現有種類之間的多元聯系，也不能增加新的種類，除非它們直接從一在先種類或樹干上生長出來。
　　這個分類結構的明顯局限就是，進步科學的基本理論術語——像“力”和“質”這樣的術語——并不正好和它一致。用庫恩的話來說，它們并不表示一個相反系列的組成部分。不過，它們擁有分類學術語的其它大部分主要特征。盡管一個過去詞匯需要被認識，但不能通過范例——首先是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所強調的模式問題——以及一些需要吸收的互補范例。還有，不同的個體通過不同的途徑認識這些術語，而交流卻不受影響，直到科學研究在進展中出現反常。由于這些術語像在解決模式問題中涉及到的法則般的概括所表達的那樣，相互之間具有明顯的聯系，因而像“力”和“質”這些術語不是個別地而是同時被認識的。最重要的是對不交迭原理的說明對這些術語同樣也適用：兩個不相容的概括不能適用于同一理論術語（例如，不能同時存在一種既滿足牛頓第二運動定律又滿足與牛頓定律不相容的定律的力）。
　　因此，庫恩被引向了對兩類科學種類的區分：他把第一類稱為分類學的種類，第二類稱為單集或后來所謂的人工種類。分類學種類在一門科學的形成時期占優勢，它們在實驗的和工具的活動中保持核心地位。而單集則隨著科學的進步和理論的發展而逐漸變得重要。這兩類之間有一套復雜的結構關聯，其總和構成了庫恩所謂的詞典的詞法結構。當致命的疾病威脅他時，庫恩正忙于詳細地描述這兩類種類是如何結合形成這一結構的。
　　在這個背景下，不可通約性的觀點呈現出一個新的更加精確的面貌。如果兩個科學體系可以通約，那么它們的詞匯結構都可以滿足以下任一方面：（1 ）分類學的或人工的詞匯結構之一都可以直接翻譯為另一種，這意味著一類結構的整體與另一類結構的部分是同構的；或者（2）一種結構可以直接加到另外一種上，而沒有對后者現存關系造成別的損害。在第一種情況下，一個體系被包含在另一個中，在第二種情況下，一個新的體系從先前兩個中形成，但它保持了種類之間以往聯系的完整性。如果這兩個方面都不能滿足，那么這兩個體系就是不可通約的。
　　以往庫恩不可通約性的許多令人困惑的方面現在開始消失。例如對于體系作為整體或僅僅是它們中的特定術語，是否“不能翻譯”為別的體系和它們的術語這一持久問題。從科學種類的立場看，不能再繼續堅持隱含在這一問題中的絕對劃分了。一個作為整體的體系只意味著（從這個新觀點看）它的全部詞匯結構。如果這個體系可以加在另一體系的一部分之上，那么不僅前者作為整體可以翻譯為后者，而且這種翻譯對體系的單個術語來講也是必然的，因為這個結構就是由這些術語之間的關系組成的。反過來，如果一個體系中的某些術語與另一個體系中的不止一個術語相交迭，那么它就不能翻譯為后者的任何術語，而且必然是至少詞法結構的某些部分在它們成分之間具有不同的關系。把作為整體的體系從表現了其相互關系的術語中分離出來，現在已變得毫無意義。兩個詞匯結構意味著兩種不同的詞匯，并且兩種在此方面不同的詞匯不能一致地描述同一個世界。
　　在使不可通約性觀點更加精確的過程中，庫恩實際上縮小了它的應用范圍。種類可能實際上比有些人希望的還多地限制了術語，因為在這里不可通約性僅僅涉及了術語之間的關聯，而不是對意義的全面關注。如果種類被應用到像經院哲學說教和十六世紀英國經驗論哲學之間那樣大的差距上，就會開始喪失它們的實際意義。在某種意義上，這樣極其不同的概念體系確實好象相互之間不可通約，但卻不可能是在被種類理論所包含的意義上。雖然有這樣的差異，庫恩關于不可通約性的新解釋并不是結構的修正，而是他對用來描述科學史的概念重新調整的更深入的分析。不可通約性的主要推論，包括對真理概念的意含仍然存在：
　　“如果真理的概念在科學發展中發揮一定作用，我將在別的地方證明它確實具有這樣的作用，那么真理就不可能成為與實在完全符合的東西。我強調的是，并非認為存在有科學所不能獲得的實在。我只是認為，沒有什么含義能夠，像它在科學哲學中正常發揮作用那樣，構成實在的觀念。”（庫恩1992，14）
　　庫恩仍舊強烈地堅信，不可通約性不會威脅科學的權威，而是為理解緣何這種知識形式是權威的提供了一條清晰道路。
　　托馬斯.庫恩對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的研究方法， 要求學會在他的主題方式中，在他所能達致的范圍內去思考，然后對他已認識到的和他是如何認識到的進行反思，最后通過這一反思的結果來提煉更多的傳統的歷史和哲學分析。這就給了他所有的關于科學的著作一個清楚的個人尺度，因為他總是考察內部史多于外部史。研究他自然足以給人們提供隱藏在文字之后的對他的理解。那些有幸作為他的學生或同事認識他的人也會在別的意義上，從這個個人尺度方面得到益處。盡管我們可能因進入同他的對話而認識一個論題的更多歷史細節，或者認識一個爭論的更多的哲學疑難，但我們將像通常那樣帶著對我們已經思考的問題的新的洞察，帶著值得探索的新問題而離開他。托馬斯.庫恩， 用他自己術語的習慣意義來講，就是一個單項。沒有他，我們將全部工作在一個不同的世界里。
　　［注］：本文譯自‘Philosophy of Science’No.2 June 1997，經Jed I. Bchwald教授授權，同意以中文形式發表。
科學技術與辯證法太原56～62B2科學技術哲學杰德·Z·布奇沃德/喬治·E·史密斯20002000郭貴春/殷杰/李小博杰德·Z·布奇沃德，麻省理工學院迪伯納科技史研究中心　　喬治·E·史密斯，圖府特斯大學哲學系（著）　　郭貴春，1952年生，山西大學黨委書記，博士生導師，山西大學教授。郵編：030006　　殷杰，1974年生，山西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99級博士研究生。　　李小博，1977年生，山西大學哲學系98級碩士研究生。 作者：科學技術與辯證法太原56～62B2科學技術哲學杰德·Z·布奇沃德/喬治·E·史密斯20002000

網載 2013-09-10 21: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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