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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7.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2491(2006)03-0039-06
　　清朝乾隆年間，袁枚和沈德潛曾發生過爭論：沈德潛選《國朝詩別裁集》而摒棄王次回《疑雨集》，袁枚聞知，專門去信詰責。①關于這場爭論，現在中國文學批評史著作一般都加以介紹，理論上一般都肯定袁枚的看法，但對引起爭論的王次回詩似乎并沒有給予特別的注意，在目前大陸通行的中國文學史著作中，對其只字未提。在這里，我想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有關的研究者和讀者。
　　一　王次回詩的兩度流行
　　王次回(1593-1642)名彥泓，金壇人。[1]現在一般讀者對其已非常陌生。實際上，王次回是一個曾經受到眾多讀者喜愛的詩人，他的詩在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國時曾兩度流行。
　　1、明末清初：王次回詩第一次流行。
　　現存文獻中，較早提到王次回的為錢謙益《列朝詩集》，中有王次回小傳：
　　彥泓，字次回，金壇人。恭簡公樵之諸孫也。以歲貢為華亭訓導，卒于官。博學好古，與其叔叔聞為同志。詩多艷體，格調似韓致光，他作無聞焉。[2]（丁集第十六）
　　錢謙益對王次回的介紹比較平實，而賀裳《皺水軒詞筌》則記錄了王次回詩的影響：
　　王次回名彥泓，后為云間學博，余從母孫也。喜作艷詩而工，凡數百首，見者沁人肝脾，其里習俗為之一變。幾于小元白云。[3]
　　王次回詩竟使“其里習俗為之一變”，可見其強大的感染力。《皺水軒詞筌》最遲寫于清順治庚子(1660)，因為王士禛、鄒祗謨編于這一年的《倚聲初集》引有其中的不少內容，[4]賀裳說的自然是清順治或以前的情況；②到了康熙時，王次回的詩流傳更廣，影響更大。如陳維崧曾提到王次回“以香奩艷體盛傳吳下”；[5]嚴繩孫為《疑雨集》初刻本寫的序中說：“今《疑雨集》之名籍甚，江左少年傳寫，家藏一帙，溉其馀瀋，便欲名家”。[6]
　　王次回的詩對當時一些重要文人的創作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其中就包括主盟詩界的王士禛和清初詞人三大家之一的納蘭性德。袁枚《再與沈大宗伯書》說：“次回才藻艷絕，阮亭集中，時時竊之”。[7](P1504)袁枚沒有舉出王士禛（號阮亭）集中所“竊”的具體的例證，但他說這些話時恐怕是有根據的，王士禛確實對王次回的作品非常熟悉，他所審定的由徐釚編的《本事詩》里，就收有王次回的詩，”他和鄒祗謨編的《倚聲初集》中也收有王次回的詞，并指出“次回艷情詩數百篇，刻畫聲影，有義山、致光所未到者。”[4]（卷十五）如果王士禛不是對王次回詩非常熟悉，他是無法作出這樣評價的。李勖在給納蘭性德詞所作的箋中，提到王次回的詩達70多次，[9]盡管個別之處略顯牽強，但納蘭詞中確有許多語匯借之于王次回《疑雨集》。我們看納蘭性德的兩首《浣溪沙》：
　　容易濃香近畫屏。繁枝影著半窗橫。風波狹路倍憐卿。未接語言猶悵望，才通商略已瞢騰。只嫌今夜月偏明。
　　五字詩中目乍成。盡教殘福折書生。手挼裙帶那時情。別后心期和夢杳，年來憔悴與愁并。夕陽依舊小窗明。[10]卷一
　　而在王次回《疑雨集》中，有這樣的詩句：
　　風波狹路驚團扇，花月空庭泣浣衣。
　　卷下《代所思別后》
　　未接語言當面笑，暫同行坐夙生緣。
　　卷上《和端已韻》
　　今日眼波微動處，半通商略半矜持。
　　卷下《賦得別夢依依到謝家》
　　相對只消香共茗，半宵殘福折書生。
　　卷下《夢游》
　　矜嚴時已逗風情，五字詩中目乍成。
　　卷下《有贈》③
　　納蘭詞中的“風波狹路”、“未接語言”、“通商略”、“殘福折書生”都是王次回詩中用過的詞語，而“五字詩中目乍成”更是《疑雨集》中現成的句子，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
　　2、清末民國：王次回詩再度風靡。
　　到了乾隆時期，雖有袁枚的大力推崇，但由于統治者文化政策的抑制，王次回的詩日漸受到冷落。然而，至清末、民國時，王次回的詩再度流行，風靡一時，可以說出現了“王次回熱”。我們只要排列一下《疑雨集》的刊印情況，就不難理解其在當時的影響：
　　《疑雨集》四卷，郋園葉氏刻本，1905年初刻，1908、1919、1935年分別重印；
　　《疑雨集》四卷，掃葉山房石印本，1909年初印，1910、1911、1912、1914、1915、1916、1919、1928年分別重印；
　　《疑雨集》四卷，上海著易堂石印本，1909年印；
　　《疑雨集》四卷，豐記印書局鉛印本，1909年印；
　　《〈疑雨集〉注》四卷，丁國鈞注，掃葉山房石印本，1911年初印，1915、1917、1919、1920、1923、1924、1927、1928年分別重印；
　　《王次回〈疑雨集〉注》四卷，句漏后裔釋，上海文明書局石印本，1918年初印，1920、1921、1925、1926、1930年分別重印；
　　《疑雨集》四卷，錦章書局石印本，1919年印：
　　《疑雨集》四卷，掃葉山房新式標點本，1926年印；
　　《疑雨集》四卷，上海啟智書局新式標點本，1934年印；
　　《疑雨集》四卷，大達圖書供應社新式標點本，1935年印；
　　《疑雨集》四卷，上海中央書店新式標點本，1935初版，1936年再版。僅在1905-1936年間，《疑雨集》就被刊印了30多次！④王次回《疑雨集》如此頻繁的被刊印，足見其在當時的流行程度。
　　在王次回詩的讀者中，有許多著名的文人。如鄭伯奇在《創造社后期的文學活動》中介紹，王獨清在日本留學時，一天到晚哼著的詩中就包括《疑雨集》、《疑云集》。[11](P1305)郁達夫致孫荃的信中也提到王次回有《疑雨》、《疑云》二集，并引錄了王次回的兩首詩；[12](P127)在《雜談七月》里，他還專門提到王次回“秋夜河燈凈業庵”這句詩。[13]據冰心在《兩棲動物》中回憶，她的表兄就曾抄王次回的詩作為給某個表姐的情書，雖然冰心的表兄并沒有因此得到那位表姐的青睞，但冰心依然認為是“很好的詩”；[14]在《我的良友—悼王世瑛女士》中冰心說自己也曾集王次回的“明明可愛人如月”和黃仲則的“一星如月看多時”，擬了“一星”的筆名送給一個好朋友。[14]唐弢在《生命冊上》說自己也“愛好王次回”，[15]在《學史和學文》中說自己一開始讀的也是“王次回的《疑雨集》和《疑云集》”。[16]等等。
　　有很多文人模仿過《疑雨集》寫詩。如樊增祥《閑事六首》就注明“效《疑雨集》”；[17]（卷二十《染香集》）陳蝶仙干脆把自己的詩集命名為《新疑雨集》；[18]在《從文自傳·一個大王》中，沈從文說：“至于女人呢，仿《疑雨集》寫艷體詩情形已成過去了，我再不覺得女人有什么意思。”[19]這表明他在年輕時曾模仿《疑雨集》寫艷體詩。而且，王次回對一些小說的創作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徐枕亞在《玉梨魂》中借夢霞之口說《疑雨集》“情詞旖旎，刻露深永”，[20]（第七章）《玉梨魂》中的詩詞，有許多為模仿《疑雨集》之作，羅家倫就曾把《疑雨集》作為徐枕亞、李定夷等的小說的“祖傳秘本”之一；[21]張恨水《春明外史》無論是寫主人公楊杏園與雛妓梨云的愛情、還是寫其與才女李冬青的愛情，都涉及到《疑雨集》，楊杏園所寫的《乍見》三首，李冬青認為“置之《疑雨集》中，幾不可辨矣”，她還把“次回詩”比于“洛妃顏色”。[22]（第二十回、第三十七回）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王次回在國外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日本著名作家永井荷風在《初硯》中說：
　　我文壇之好西洋藝術者，恒謂中國之詩，如非故炫清寂枯淡之氣，就強作豪壯磊落之概，一無道出人類胸中之奧秘弱點者。此或得之。然試繙王次回《疑雨集》，全集四卷，悉皆情癡、悔恨、追憶、憔悴、憂傷之文字。其形式之端麗，辭句之幽婉，又其感情之病態，往往可與蒲特雷(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相對抗。在中國詩集中，吾不知尚有如《疑雨集》之富于肉體美者。蒲特雷《惡之花》(Les Fleurs du Mal)集中橫溢之倦怠頹唐之關，蓋可直移之為《疑雨集》之特征也。⑤
　　蒲特雷（一般譯作波德萊爾——筆者注）是法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之一，永井荷風把王次回與之相提并論，贊譽之意，溢于言表。而永井荷風的觀點也為現在一些西方的學者所認同，如美國哈佛大學的韓南教授，干脆稱王次回為“中國的波德萊爾”。[23](P221)
　　二　否定王次回詩的理由難以成立
　　當然，王次回的詩也一直不斷受到一些人的非議、批評，甚至鄙棄和貶斥。綜而言之，主要有以下三點“理由”：第一，詩多艷體，格調甚卑，甚至“壞人心術”：第二，感情輕薄浮佻，多為游戲之作，甚至“肉欲地狎玩女性”；[24]第三，刻意模仿，全無創新。在我們看來，這些“理由”都存在需要進一步考慮的空間。
　　提出第一種理由的，沈德潛堪稱代表，他在《國朝詩別裁集·凡例》中說：
　　詩必原本性情，關乎人倫日用及古今成敗興壞之故者，方可為存，所謂其言有物也。若一無關系，徒辦浮華，又或叫號撞搪以出之，非風人之旨也。尤有甚者，動作溫柔鄉語，如王次回《疑雨集》之類，最足害人心術，一概不存。[25]
　　沈德潛對詩歌“方可為存”的范圍作了嚴格的限定，認為只有寫“人倫日用”及“古今成敗興壞之故”的才有價值，而王次回《疑雨集》不僅與此一無關系，而且“動作溫柔鄉語”，當然沒有價值。沈德潛觀點的實質是強調文學的道德倫理功能，而根本忽略文學的審美價值，對此本不必再費筆墨，因為袁枚《再與沈大宗伯書》就是由《疑雨集》而起的，該文對沈德潛的觀點有較為精彩的批駁——一般的文學研究者對此都很熟悉。[7]然而，考慮到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現狀，所以再補充幾句。由于中國傳統的主流觀念強調“經世濟國”，加上禮法顧忌的緣故，便形成了鄙視戀愛的風氣。在這種風氣下，愛情，便不值得一個堂堂男兒花費太多的精力；寫愛情的作品，自然也被視為中國文學的末流。因此，中國詩里寫男女關系的情詩很長時間里并沒有受到足夠重視，而且常常遭到曲解和貶斥：評論者在評價這類作品時，往往并不從自己的感受出發，即使暗里讀的津津有味，明里卻不好意思表明自己的愛好，感情上被打動了，理智上卻依然認定格調不高——這已經成了中國人欣賞、評價艷體文學作品的心理習慣，以至現在還時隱時顯的起著作用。文學是以感情來打動人的，而“情所最先，莫如男女”，[7](P1802)最深摯、最具體、容易使人接受和感動的莫過于男女之間的情愛，如果對愛情有過真切的感受，又能把這種感受充分、恰當的傳達出來，使讀者受到感動，這樣的作品不管有沒有所謂的社會價值，都是優秀的作品。王次回詩的兩度流行已充分顯示了其強大的感發力量。可見，因為王次回的詩多艷體而加以否定，是根本沒有道理的。
　　說王次回詩歌感情輕薄浮佻，并不符合實際情況。先看幾則對王次回詩的評價。朱彝尊(1629-1709)在《靜志居詩話》中說：
　　風懷之作，段柯古《紅樓集》不可得見矣。存者玉溪生最擅場，韓冬郎次之，由其緘情不露，用事艷逸，造語新柔，令讀之者喚奈何，所以擅絕也。后之為艷體者，言之惟恐不盡，詩焉得工？故必琴瑟鐘鼓之樂少，而寤寐反側之情多，然后可以追韓軼李。金沙王次回結撰深得唐人遺意，誦之感心嫮目，回腸蕩氣。[26]（卷十九）
　　吳雷發《香天談藪》說：
　　香奩艷體，至王次回《疑雨集》而極，實度越溫李。耳食者每諱言之。且故譏其纖巧，有傷大雅，直登徒子耳。余酷愛其不由熟徑，仍入人心坎中，悉評跋之，丹鉛不啻再四。[27]
　　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說：
　　王次回詩，往往入人心脾。余年衰無子，賓朋來者，動以此事相詢，貌似關切，余深厭之，有詩云：“厭聽人尋得子無，些些小事不關渠。逍遙公有兒孫累，未必云煙得自如。”后見次回句云：“最是厭人當面問，鳳凰何日卻將雛？”余評女以膚如凝脂為主。次回亦有句云：“從來國色夜光寒，晝視常疑月下看。”[28]（卷十四）
　　朱彝尊所說的“感心嫮目，回腸蕩氣”，吳雷發所說的“入人心坎”，袁枚所說的“入人心脾”，正是他們的感情被王次回詩打動的反映。王次回的詩如果感情輕薄浮佻的話，怎可能受到朱彝尊等人如此的評價呢？
　　不妨看兩個具體實例。《疑雨集》卷上有《妓有幽怨抱疴強對客者，悲而賦之》：
　　臥客朝酲正未醒，寒妝先罷影伶俜。
　　香侵病肺常嗔見，歌會愁心暫喜聽。
　　愛把遠書看亹亹，記將幽夢說惺惺。
　　分明蠟燭身相似，才上歡筵淚已零。
　　詩中寫了妓女雖病還需勉強對客、雖愁仍要假裝歡笑的無奈與無助，讀之讓人酸鼻。如果不是對妓女充滿了深深的同情，絕寫不出這樣的詩！上文提到冰心表兄抄王次回的一首詩送給其表姐作情書，這是組詩《奏記妝閣》（卷下）中的一首：
　　此生幽愿可能酬，不敢將情訴蹇修。
　　半刻沉吟曾露齒，一年消受幾回眸。
　　微茫意緒心相印，細膩風光夢借游。
　　妄想自知端罪過，泥犁甘墮未甘休。
　　詩中的主人公對這份愛情千番揣測，萬分珍惜，到了把愛人奉若世上最美麗最珍貴之物的程度，為了這份愛情，甚至下地獄也毫不在乎，這樣表現出的愛情與現代的愛情意識是完全相通的，難怪冰心認為“文抄公”表兄“很有詩才”[14]。
　　不可否認，王次回個別詩中確實存在“儇薄語”，如《即夕口占絕句十二首》之五（卷下）：
　　斗帳香篝不漏煙，睡鞋暖窄困春眠。
　　教郎被底摩挲遍，忽見紅幫露枕邊。
　　這首詩是否定王次回詩的人常常提及的。但是，在《疑雨集》中，這類詩并不是很多。如果只把眼光盯在個別的詩上，而置大多數“感心嫮目，回腸蕩氣”的詩篇不顧，顯然是偏頗的。郭沫若在為《郁達夫詩詞抄》寫的序中說：“我認為，我們應該抱著望遠鏡去看，把他的優點引到我們身邊來；而不是抱著顯微鏡去看，專門挑剔他的弱點。”[29]我想，這恐怕也應該是我們對待王次回的正確態度。
　　一些研究李商隱詩的學者，在談到李商隱詩的影響時，常常提到王次回的《疑雨集》和《疑云集》，把它們當作刻意模仿李商隱的例子而加以否定。《疑云集》的真偽尚待判定，暫置不論，《疑雨集》有個別詩篇確實有李商隱影響的痕跡，但不能就此說王次回刻意模仿李商隱，這正如李商隱的有些詩受到過杜甫、李賀的影響，我們不能說李商隱刻意模仿杜甫、李賀一樣。王次回“博學好古”，[2]（丁集第十六）而且曾“評閱子史唐宋詩集十馀種”，[30]他轉益多師，接受的影響是多方面的。而且，他也試圖擺脫前代詩人的影響，有所創新。王次回在《試筆》中說：“詩家窠臼宜翻洗，人日慵拈薛道衡。”（卷下）并在《白山茶插髻甚可觀，因書二絕》中對湯顯祖作了很高的評價：“玉茗先生迥出塵，語言無處不清新。”（卷上）可見，王次回追求的是自出機杼，贊賞的是清新出塵。王次回的詩確實也在轉益多師中實現了繼承和創新的統一。薛雪《一瓢詩話》就曾稱贊王次回是“團香縷雪手”，說他的詩“不落窠臼”，沒有“土氣息，泥滋味。”[31]王士禛曾指出：“次回艷情詩數百篇，刻畫聲影，有義山、致光所未到者。”[4]（卷十五）錢鍾書更明確指出：“王次回詩很好，不是義山‘無題’的傳統”。[32]
　　我們看王次回下面這首詩（卷上）：
　　幾層芳樹幾層樓，只隔歡娛不隔愁。
　　花外遷延惟見影，月中尋覓略聞謳。
　　吳歌凄斷偏相入，楚夢微茫不易留。
　　時節落花人病酒，睡魂經雨思悠悠。
　　此詩就被有些研究者認為完全是模仿李商隱下面這首詩：
　　來是空言去絕蹤，月斜樓上五更鐘。
　　夢為遠別啼難喚，書被催成墨未濃。
　　蠟照半籠金翡翠，麝熏微度繡芙蓉。
　　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
　　這兩首詩確實非常相似：都以《無題》為題，都以感情阻隔為主題，都寫了夢醒后的孤寂、悵惘和無奈。然而細加分辨，還是有很大差別的。王次回把纏綿悱惻，哀怨悵惘的愛情表達得真真切切，沒有遮掩，一般讀者都會把它理解為純粹的愛情詩，不會認為別有寄托。而李商隱的這首詩卻朦朧迷幻，相當多的人并不把其作為愛情詩來讀，而認為其有風人之旨。如馮浩就認為這首詩“蓋恨令狐絢之不省陳情也”；[33](P388)葉蔥奇也說“這是大中元年商隱重入秘書省后接受鄭亞的聘請，將遠赴桂林時所作”。[34](P139)雖然他們的說法并不一定為現代讀者所接受，但說這首詩寄托著李商隱坎坷不平的政治遭遇和抑郁難抒的人生感慨，確是為大多數讀者認可的。而且王次回的這首詩是其早期的作品，李商隱的這首詩是其意思相對明晰之作，至于王次回后來寫的像“悼亡非為愛緣牽”（卷上《悲遣十三章》）、“逢新偏憶舊纏綿”（卷下《殘歲即事》）、“豈憚讒唇工貝錦，尚甘詩骨墮泥犁”（卷下《無題》）、“黃祖怒時偏自喜，紅兒癡處絕堪憐”（卷下《感舊》）這一類不憚袒露心扉、表現個性的詩句，恐怕是李商隱詩中沒有的。嚴繩孫在《〈疑雨集〉序》中說：
　　詩發乎情，而《王風》之變，桑中洧外，列在三百，為艷歌之始。其后《讀曲》、《子夜》寂寥促節。在唐則玉溪惝怳，旨近楚騷，韓相香奩，言猶微婉。于是金壇王先生彥泓，以閎肆之才，寫宕往之致，窮情盡態，刻露深永，可謂橫絕今古也。[6]
　　嚴繩孫對王次回詩歌特點的概括，是很有見地的。
　　由此可見，輕視、鄙棄王次回詩歌的理由完全不能成立。
　　三　王次回被文學史遺忘的根本原因
　　現在，我們簡略分析一下王次回被目前通行的文學史著作遺忘的根本原因。
　　在王次回詩被接受的過程中，存在一種非常有意思的現象。以嚴繩孫為例，他一方面稱王次回詩“橫絕今古”，而同時又指出其“不可謂為正音”。[6]實質上，他與沈德潛的認識并沒有根本的不同：如果僅從艷體詩自身的角度，沈德潛大概也會贊成王次回的詩是“橫絕今古”，否則他就不會說“最足”害人心術了：正因為深恐《疑雨集》會對讀者造成不良的影響，他才對其棄而不存的。沈德潛主要是一個宮廷詩人，曾因詩得到乾隆皇帝的恩寵，他對待艷體詩的看法其實代表著最高統治者的意見。乾隆在閱四庫館進呈書時曾諭示：
　　夫詩以溫柔敦厚為教，孔子不刪鄭衛，所以示刺示戒也。……朕輯《四庫全書》，當采詩文之有關世道人心者。若此等詩句，豈可以體近香奩，概行采錄。所有《美人八詠》詩，著即行撤出。至此外各種詩集內有似此者，亦著該總裁督同總校、分校等詳細檢查，一并撤出，以示朕厘正詩體、崇尚雅醇之至意。[35]（卷首一）
　　乾隆所諭示的“詩以溫柔敦厚為教”、“當采詩文之有關世道人心者”的采詩標準，與沈德潛選《國朝詩別裁集》的標準沒有什么不同。乾隆的諭示無疑是編撰《四庫全書》的指導思想，在這種思想的主導下，連朱彝尊的《風懷詩》二百韻尚且以“流宕艷冶，不止陶潛之賦閑情”而從《曝書亭集》中刪去，[35]（卷一百七十三）像王次回《疑雨集》這樣所謂“害人心術”的作品自然更不會被采錄。這種偏重從教化的角度評價艷詩的觀念很長時間一直占據著主導的地位。甚至到了二十世紀，雖然文學觀念有了一些變化，但從倫理的角度否定艷體詩的觀念依然很普遍。如梁啟超，他盡管認為李商隱這一派的詩“從‘唯美的’的眼光看來，自有他的價值”，但仍不能算“詩的正宗”，[36]這簡直就是嚴繩孫觀念的再版。王次回本人甚至受到受正統觀念主導的流俗的咒罵，被傳為得到“廁上吟詩，誤墜糞窖中，七竅糞漬而死”的報應。[37]甚至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主流觀念對艷體詩的認識依然停留在沈德潛的水平上，仍然以倫理道德為標準。康正果在《風騷與艷情》的后記中說，他以《韓偓詩析論》為碩士畢業論文，因為文中有一部分內容討論了艷情詩的構成與演變，被取消參加答辯的資格。理由竟然是：妄談艷詩，渲染色情，如此內容，不宜答辯。[38]
　　這種偏重道德倫理、強調文學教化功能的文學觀念很大程度上也是近百年一般文學史家的主導觀念。從受外國人的影響而有中國文學史以來，在中國文學史的著作中所肯定的作家實際上主要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肯定的那些作家，真正是自己發現的就是五四時候提倡新文化的人所發現的，一個是從李贄到袁宏道、晚明小品的一條線，另外一個就是戲曲小說。而對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評價，不過翻新花樣，比如原來說是忠君，現在說是人民詩人，換個標簽而已。王次回是晚明精神的產物，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人，如周作人、林語堂等雖然對晚明精神肯定，但實際上他們在這方面做工作的時間不多，從二十年代到抗戰爆發，也不過十多年的時間，抗戰爆發后大家沒時間去研究這些東西，而且后來評價的標準也越來功利主義，他們沒有來得及發現的王次回等人就沒有人管了。另外，文學的評價標準還和《四庫提要》差不多，即不注重文學心靈上的作用，偏重文學所謂功利性的作用。⑥在這樣的評價標準下，王次回為一般的文學史著作所遺忘，這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今日的形勢已大不同于往昔。現在，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逐漸意識到，文學是通過提供美感來打動人的東西，開始注重文學自身的審美價值，并把追求自由、個性作為文學的審美價值取向，不再把所謂“教育意義”作為文學的根本追求。王次回的詩能夠激發人們強烈的喜愛和憎恨，顯示了他的詩的力度和深度。王次回是富有鮮明特點的詩人，很值得、也很應該加以研究，理應在文學史上獲得相應的位置。如果通過對王次回的研究，能引起對以前的文學評價標準深入進行反思的話，那就出乎我們的奢望之外了。
　　注釋：
　　①袁枚《再與沈大宗伯書》開頭便說：“聞《別裁》中獨不選王次回詩，以為艷體不足垂教，仆又疑焉。”（《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七，《小倉山房詩文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②《倚聲初集》刊刻的時間，一般認為是順治十七年，但書中評語間有順治以后、康熙四年以前的紀事，順治十七年可能是開始刊刻時間（參見嚴迪昌《清詞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1頁）。
　　③本文所引《疑雨集》文字，均以清康熙刻本為準。
　　④筆者根據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明集目錄卡片提供的線索，到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上海師范大學圖書館等作了仔細的查驗。
　　⑤轉引自鄭清茂《中國文學在日本·王次回研究》，純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251-252頁。
　　⑥這段文字是根據聽章培恒先生課的筆記整理而成。
中國韻文學刊湘潭39～44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耿傳友20072007
王次回/《疑雨集》/艷體詩/文學史
王次回是一個引起過激烈爭議的詩人：一方面，他的詩曾得到眾多讀者異乎尋常的喜愛和許多著名文人的很高評價；另一方面，他的詩又一直不斷受到批評、貶斥，甚至強烈的抨擊。否定王次回詩的理由并不能成立，而能夠激起人們強烈的愛和恨，正顯示了王次回詩的力度和深度。王次回是一個很有特點的詩人，理應在文學史上獲得相應的位置。
作者：中國韻文學刊湘潭39～44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耿傳友20072007
王次回/《疑雨集》/艷體詩/文學史

網載 2013-09-10 21:4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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