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華裔學者徐中約教授所著《中國近代史：1600~2000》頗為奇特，其書名所展示的時間跨度即引起人的興趣。通常我國學界的“中國近代史”是指從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百余年間的歷史，而這部近代史卻是從1600年到2000年，長達400年。
作者在“英文版序言”中說：“這部通史主要表達本人以中國人的身份對近代中國發展進程的看法。”絕大部分中國近代史的著作是由中國人撰寫的。相形之下，西方的“中國學”學者少有中國人的這種“通史情結”，他們比較關注專史和專題性研究。西方學者是將中國當做“他者”研究，中國人研究的是我們自己的歷史，為探究民族盛衰的原因，勢必將眼光放得更遠。不過，書中對“近代中國”的界定又反映出他與大陸中國學者有某種不同。尤其將近代的下限延伸至當前，似乎采用的是西方人的觀念。西方人對“近代”、“現代”沒有什么明顯的區分，都用Modern這個詞表示。
近代中國始于何時？學界對此有多種意見。大多數主張以鴉片戰爭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也有人以明清之際為起點。本書作者說：“我認為這兩個學派可以通過折衷的方法得到調和。即使把鴉片戰爭界定為近代的起點，我們也仍須熟悉中國傳統的國家和社會形態，因為這些形態制約了中國對19世紀外來挑戰所作的反應。……因此，對1600年到1800年間內政外交的發展進程作概括性的探討，將為我們正確地理解近代中國提供必需的背景資料。這種折衷的方法保持了后一學派的歷史完整性而又不損害前一學派的現實主義思維。”
所以，盡管時間跨度長達400年，實際上，本書重點描述的仍是我們所熟悉的那段近代史，即鴉片戰爭直到1949年的中國。正是在這100多年里，中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作者從中外對比的角度分析歷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新中國成立前的一個世紀，中國內部的腐敗和外來帝國主義的羞辱性掠奪，如同一對孿生惡魔，給社會帶來了長時期的衰落。中國為了克服這對孿生惡魔，推動社會進步，歷經1861~1895年間的自強運動、1898年的百日維新、1912年的共和革命、1919年的思想革命、1928~1948年間國民黨的建國運動，直至在1949年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每一階段都是艱難的拼搏，有成功，也有失敗，但它們加在一起，對中國重現青春活力作出了貢獻。”
書中把國內習稱的“洋務運動”稱作“自強運動”，即表明對這場運動的價值判斷。“洋務”只是表面形式，實質則是中國人力圖強國的各項舉措。曾國藩“開辟了西化之路”，李鴻章在曾國藩去世以后，成為近代工業和企業的主要倡導者，超過90％的現代化規劃是在他的襄贊下發動的。“自強運動”雖然有其種種缺點，卻標志著工業化的開始，并在中國播下了現代化的種子。
該書客觀地評論國民黨政府的功與過，指出：“盡管局勢如此不濟，國民政府還是在現代化方面取得了相當進步——尤其是在金融、交通、教育、國防和輕工業等領域。”書中對“新軍閥”也有一定的肯定，說“其實軍閥在觀念上是相當‘進步’的，他們在轄區內大力推動現代化。”的確如此。據《梁漱溟晚年口述》（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一書所說，馮玉祥曾支持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和陶行知的愛國平民教育事業。韓復榘也大力支持梁漱溟，把他管轄的山東鄒平縣交給梁漱溟做“鄉村建設運動”的試驗區。不過，新軍閥“缺乏效命國家的意識，因為對國家負責就等于失去半獨立的地位”。中央和地方的缺乏合作阻礙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南京政府為應付內部危機和內戰的困擾消耗了本來可用于國家建設的精力和資源。
而國民黨失敗、共產黨獲勝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對于農民的態度不同。國民黨本身就缺乏發起社會和經濟改革的必要動機。南京政府以遠離內地的沿海地區為根基，依靠海關關稅和城市工商業稅來維持生計，因此對農村問題甚少關注。國民政府不理解農民，看不到解決農民困苦的緊迫性，對農民的疾苦也就漠不關心。他們看不到農民大眾的革命能力，因而也從未嘗試去組織他們。“恰恰就在這個被忽視的區域，毛澤東的天才得到了最高度、最成功的發揮。一塊造屋者拋棄的石頭變成了另一個人的房屋之柱石。”
作者對祖國的未來充滿希望，在英文版序言中說：“在步入21世紀之際，中國猶如一只在涅槃中翱翔而起的鳳凰，處在一種自乾隆朝（1735~1795年）末期以來最良好的國際地位。”掙脫過去落后、挨打的境地，變身為世界強國，幾百年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就蘊含其中。
《中國近代史：1600~2000，中國的奮斗》（第6版），［美］徐中約著，計秋楓、朱慶葆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8年出版。
2022-12-08 19:07: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