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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
二ОО二年三月在南京
　　為什么一上來就要點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一般來說，一個國家即使政權更迭，外交政策還多以連續性為主。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的時候，其外交政策主要表現為斷裂性。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前身的中華民國，有過不少失地退讓，喪權辱國的記錄，但是到一九四五年，隨著抗日戰爭勝利，外交上也可以說大獲全勝。不但日本無條件投降，而且過去一百多年中列強所強加于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也已基本廢除，租界已經收回，領事裁判權已經取消，中國甚至成為手中握有否決權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亦即世界五大強國之一，與國遍于世界，真可謂國恥盡雪、風光一時。但是國民黨政府內政不修，貪污成風，賄賂公行，吏治腐敗，民怨沸騰，在與共產黨舉行的和平談判中，又自恃武力強大可以消滅對方，而缺乏立憲行憲的誠意，致使談判在一年后歸于破裂。在隨之而來的三年內戰中，國民黨連遭敗績，只能退守臺灣。到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毛澤東主席就確定外交方面的三條方針：(一)另起爐灶；(二)把房子打掃干凈以后再請客；(三)向蘇聯“一邊倒”。這就是說，在外交上一切從頭來過，對國民黨的遺產，甚至連聯合國內的重要地位都幾乎不屑一顧。一直到三十年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政策才逐漸向歷史回復。這種情況在國際外交史上是很少見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的史前史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國家，中國共產黨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建立的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專政黨。因此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是中國國家制度以及一切國家行為(包括外交政策在內)的根據和準則。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必須對其史前史，即共產黨與馬列主義的關系稍作交代。
　　馬列主義是一種世界性的無所不包的意識形態。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到一九四九年才成立，中國共產黨卻是一九二一年就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前對外交政策就早已成竹在胸，原則就是國際主義，它源于馬列主義所謂工人無祖國，各國無產階級利益完全一致而沒有利害沖突的理論。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后立即把自己歸屬于同樣信奉馬列主義的，世界上第一個由無產階級建立的蘇聯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是天經地義的事。另外，同學們可能不了解的是：
　　中國共產黨成立時的黨章第一條就是“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支部”。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有隸屬關系。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一年在上海成立的時候就有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出席；中共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有的竟是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境內建立的第一個革命政權，名字就叫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時候，紅軍的最高指揮權并不在中國人手里，而在代表共產國際的德國人李德手里。共產黨是有鐵的紀律的黨，黨員不但要遵守中共的紀律，也必須遵守共產國際的紀律。許多老輩共產黨人(當然包括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在內)對國際的指示是嚴格遵行，不敢有違的。“九一八”以后，中國的東北已經淪陷了，而上海的中共黨員，還在舉行飛行集會，散發“堅決保衛馬德里”的傳單，就是執行的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國共產黨在奪取全國政權勝利前的這種慣性，一直保留到一九四九年以后是十分自然的。
　　當然，共產國際在一九四三年已經解散，從組織上說，再沒有人可以對中共發號施令了。中共在那以后已經可以自作主張了。但是就在一九四七年，蘇共又發起組織了九國共產黨情報局，把世界上已經奪得政權的共產黨都包括在內。對各國共產黨(不論其奪得政權與否)有不合乎馬列主義的行為與理論的，也就是不合乎斯大林的旨意的，都進行了批評以至處分。我記得至少對當時的日共和印尼共就批評得十分嚴厲(共產國際則甚至解散過波蘭共和朝鮮共)。而到次年(一九四八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一年，共產黨情報局更開除了“南斯拉夫叛徒集團”，罪名就是它奉行“民族主義”。中共中央通過當時黨的副主席、理論權威劉少奇發表了《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文章，論證民族主義是反動的，是違反馬列主義的，只有國際主義才是正確的。根據馬列主義，民族利益(亦稱國家利益)是由階級利益決定的，因此實際上是統治國家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而一九四八年發表的《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以及一九四九年建國前夕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則充分闡明了民族利益由意識形態所決定這一點。前一篇文章上面已經談過了。在后一篇文章里，針對當時有些民主人士提出的中國應當走第三條道路，做美蘇之間的橋梁的言論，毛澤東說，你們說我們“一邊倒”，我們就是要“一邊倒”，我們不能做美蘇的橋梁，只能堅定不移地站在蘇聯一邊，站在世界無產階級一邊。這就確定了聯蘇反美的外交政策，一直到二十多年后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才有轉變。
　　在以民族國家為國際關系主體的二十世紀，民族利益常有沖突，粗暴一點的通過戰爭來解決，文明一點的通過談判來解決，根本不可能按國際主義來解決，這種情況也許到二十一世紀還改變不了，何況共產國際的所謂國際主義其實就是一切都要服從蘇聯的國家利益。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后的外交，大體上可以分兩個時代。第一個是毛澤東時代，第二個是鄧小平時代。兩者的宗旨差別很大。而且毛澤東時代的特點是多變，二十年間變了一百八十度。鄧小平時代的特點是穩定，很少變化。鄧小平已逝世五年，是否已出現了第三個時代，目前還看不清楚。現在先把前兩個時代分別討論一下。
毛澤東時代的外交政策
　　毛澤東時代的外交政策是由三個因素決定的，(一)意識形態，(二)民族利益，(三)毛澤東個人的偉大抱負。這三個因素是遞進起作用的，又是交互起作用的，因此很難嚴格劃分清楚。總的說來是早期意識形態的因素較強，晚期個人因素較強。民族利益的因素應該是貫徹始終的，但是終毛澤東之世卻又一直是隱而不顯。那個時候在共產黨統治的國家里講民族利益是非法的，因為它是反馬列主義的。這個詞組直到毛逝世以后十年，亦即八十年代中期，才出現在中國人的嘴上和筆下。在這方面，我也略有功勞，不過說這話你們現在聽起來已經好像是笑話了。三個因素混雜不清的情況是很容易解釋的：一個人無論如何想方設法為民族謀利益，為個人建勛業，樹聲名，他都不能離開自己一生信奉的主義，即世界觀，亦即意識形態。毛澤東追求的一切都只能在馬列主義的框框里尋求解釋，來證明其合理性，或曰正當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對過去與各國簽訂的條約，一律宣布無效，要等以后逐個視情況決定其是否可以采用，應當廢止，或者予以修訂。這正是一下就樹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過去一刀兩斷的嶄新面貌。對美國大使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蘇聯大使羅申倒是隨蔣介石政府到廣州去了)試圖與新中國結交的姿態，毛澤東也是稍經猶豫就斷然不理。而且在他因為活動勞而無功不得不回國的時候毛澤東還專門發表一篇題目叫做《別了，司徒雷登》的文章，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當時我們這些年青人都只知道叫好，后來才懂得原來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說給蘇聯聽的，為的是表示中國立場堅定，絕無二心。
　　新中國的第一個重大的外交行動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澤東訪蘇與斯大林會晤，結果就是次年二月由中國外長周恩來與蘇聯外長維辛斯基簽訂的中蘇友好合作互助同盟條約，內容包括中長鐵路中蘇共管，蘇軍到一九五二年撤出旅順以后中國還要償付蘇聯的軍港建設費，中蘇合營的新疆石油公司蘇聯也是大股東等。
　　現在，誰都能看得很清楚，這是一個不平等條約，但是當時不是看不出來，就是不敢說，毛澤東當然心里還是明白，這就種下了后來中蘇關系破裂的因子。
　　同年六月，北朝鮮在蘇聯支持下出兵攻打南朝鮮，南方猝不及防，北方勢如破竹。當時南方還有美國軍事顧問，杜魯門總統下令出兵相助，不但很快把北軍打退，而且攻下北方的首都平壤，前鋒直逼鴨綠江。誰來救援北朝鮮呢？據說蘇聯從世界和平的大局出發，認為自己應當力避與美國直接發生軍事對抗，于是這個任務就落到了中國的頭上。應該說，作出讓志愿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的決定，并不是容易的。因為在朝鮮戰爭爆發前美國已打算放棄蔣介石，準備撤出臺灣了。解放軍前一年攻打金門雖然失利，但是正準備再次進攻，勝算不小，而現在卻由于北朝鮮南侵而導致美國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而對解放軍構成了一道不可跨越的障礙，把中國的統一大業一直推遲到五十年后的今天也沒有完成。毛澤東作出抗美援朝的決定，實在是“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犧牲”的一個英雄式的決定。朝鮮戰爭打了三年，一直到一九五三年三月斯大林去世以后才在七月份在板門店簽訂停戰協議，我也可以算是現場見證人之一。南北朝鮮誰也沒有能吃掉誰，迄今仍然在三八線兩邊對峙。
　　抗美援朝，對中國到底是得還是失？有人說中國“興滅國、繼絕世”，與從來沒有打過敗仗的美國打了一個平手，聲名遠震，端的是大智大勇，在全世界打出了威風。有人說，中國救活了北朝鮮，自己卻賠上了一個臺灣，代價太大，有失無得。有人琢磨斯大林要中國為他火中取栗，蘇聯實在太精，中國實在太傻。……這些問題自從事實逐漸暴露，言論逐漸解禁以來迄今一直議論紛紛，也許再討論幾十年也不會平息。我在這里提起這件事只是為了說明意識形態因素在中國的國家行為中曾經起到過多大的作用。可以說這樣的事例在國際關系史上，也是十分罕見的。連標榜國際主義的世界無產階級的祖國蘇聯在對外關系中都沒有能做到這一點。
　　除非把一九五六年赫魯曉夫在中國的慫恿下出兵鎮壓匈牙利的起義和勃列日涅夫一九六八年鎮壓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改革都算做“國際主義”。對后者，中國人是堅決反對的，認為是干涉內政；不過蘇聯人自己卻認為是為了保衛馬列主義而對兄弟國家盡的國際主義義務，就同當年鎮壓匈牙利群眾起義一樣。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一九五六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發表揭發斯大林罪行的秘密報告，斯大林的威信一落千丈。這對中國伸張民族利益來說當然是一件大好事。毛澤東也是私心竊喜，但是他又不能不担心，由此引起的對馬列主義的信仰危機，有可能引發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危機，而且還可能影響到他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正在上升的地位，影響到他在今后領導世界革命的思想資源。因此他真可說是殫思竭慮，兩面作戰。一方面需要順勢批評一下斯大林的嚴重錯誤；一方面又必須挽救斯大林的威信，把后者定為“功大于過”“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三七開”)。這表現在按他的意志起草的兩篇《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煌煌大文上(前一篇發表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后一篇發表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并且以此為標準逐步展開批判各種國內外被他認為偏離馬列主義的修正主義。
　　中蘇交惡始于一九五九年中國十周年國慶時赫魯曉夫訪華與毛澤東發生齟齬，以后逐步發展到六十年代震動世界的所謂《九評》。在中國方面看來，從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中國方面發表《蘇共領導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是為第一評)到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發表《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是為第九評)，都是為了答復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信》。原來蘇共的信是為它自己提出的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戰爭可以避免，雙方可以和平共處，社會主義可以不經過暴力革命而實現……等等一系列觀點辯護，結果卻激起毛澤東的勃然大怒，專門選定康生組織班子，在釣魚臺認真地寫文章一一反駁，首先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發表了一篇《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向全世界提出了中共集一百多年馬列主義關于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之大成的文章，作為總綱。然后就發表一篇一篇文章逐個駁斥蘇共的反動論點。毛澤東說本來準備要寫一百篇的，后來因為赫魯曉夫下臺而只好就此打住。這些文章加上蘇共來信，后來都收到一本叫做《關于共產主義總路線的論戰》的書里，字數有三十余萬之多，其論點之廣泛，言辭之激烈，也許為人類全部國際關系史上所僅見。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已經從外交部長位上解職五年的喬冠華曾向我慨嘆“現在國際上幾乎沒有什么人記得《九評》了”。其實，事過境遷，當時豈但國際上，就是中國國內也已經沒有多少人關心《九評》了。我相信如果你們現在去看那些文章，大概一是不好理解，二是不感興趣。但是在當時，卻是誰都不能不關心的大事，因為如果一言不合中央的旨意，就有可能招來禍殃。這些文章中所體現的思想不僅決定著中國的外交，而且決定著中國的內政，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就是以之為鋪墊的。所以，如果你們要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和外交，這些文章是必須仔細研讀的，不論如何乏味。舉一個例子說，自從一九五四年中印、中緬總理發表聯合聲明以后就為中國人艷稱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本來已被人們認為是國際關系中的天經地義，但是在《六評》中，中方卻明確引用列寧的話，說明“被壓迫階級和壓迫階級，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是不能和平共處的”，比一九六○年在莫斯科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由于中共代表團的斗爭，蘇共不得不接受的提法“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共處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階級斗爭的一種形式”還要干脆。
　　毛主席在國內連續發動反右派運動，反右傾運動，一直到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高高舉起馬列主義的旗幟，同時把中國樹立為世界革命的中心，把自己樹立為世界革命的領袖。除此之外，他還發動大躍進，大辦人民公社，不但成功地制成了原子彈，而且大放精神原子彈，爭取多產糧食，大煉鋼鐵。雖然屢遭挫折，代價極大，然而在他主觀思想上卻都認為這些是一往無前地有利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有利于抬高中國的國際地位，有利于他個人成為世界革命的領袖而流芳百世的事業。
　　毛澤東最大的愿望就是成為斯大林那樣的人物。這是給他當了二十年政治秘書的胡喬木在《回憶毛澤東》里講的。斯大林最高的頭銜是“進步人類的偉大領袖”，看來這正是毛澤東追求的目標。六十年代，中國大批蘇聯修正主義，企圖代之而成為世界上與美國對立的一個“極”，甚至想要“踢開聯合國鬧革命”，要以新興力量運動會取代奧林匹克運動會……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公開以“解放全人類”號召。在他眼里，讓中國搞點富強實在算不得什么，不過是庸俗的資產階級的鼠目寸光而已。事實上，中國的紅衛兵們也把“人類解放我解放”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真可謂豪情萬丈。當時毛澤東的革命口號從西歐北美的富國到亞非拉的窮國都贏得了相當數量的人的響應，世界上出現了許多在名字后面標出“(馬列毛)”，甚至還有加上“(林)”的共產黨，東方的波爾布特，西方的切?格瓦拉都受其沾溉，至今流風余韻，不絕如縷。這對毛澤東個人是很大的光榮和安慰。
　　另外，毛澤東還特別強調“自力更生”，到晚年還真的使中國做到了國際上罕見的“既無內債也無外債”，即使大躍進使中國餓死了幾千萬人，唐山大地震震死了幾十萬人，也不向國際上要求一分錢的救濟。這種行為和理論也造就了一批反對邊緣國家(即落后國家)“依附”于“中心國家”(即富國，亦即帝國主義國家)，而主張與之“脫鉤”(delink)的理論家，在國際上活躍了二、三十年，到了近年才漸悟其非。
　　意識形態、民族利益、個人抱負三者高度一體化的政策也貫徹在他的國內政策中，兩者實際上構成了毛澤東后半生的全部事業。
　　不過這樣的外交政策到底是否符合毛澤東的個人利益，也并非無可懷疑，因為像斯大林一樣，他的種種作為，雖然顯赫于生前，身后的聲名卻并不太好。一共干了二十七年，結果至少二十年是遭到自己的黨正式批評為犯了極左錯誤，也許他本人在臨終前也有過懷疑，但是幾十年形成的潮流，改已不能改，罷也不能罷了。
　　一開頭提到毛澤東時代的外交政策是多變的，但是上面只談到毛由親蘇轉到反蘇這一段，最后還有從反美轉到聯美這一段，直接開啟了鄧小平時代的外交政策，這個變化才算完成。
　　原來在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以后，中國首先就指桑罵槐，借批判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頭面人物陶里亞蒂(意共領袖)和鐵托(南共領袖)不能堅持原則(首先是批判他們不尊重蘇共領導)，到直接批判蘇共修正主義。蘇聯的第一個罪狀就是反對美帝不力甚至美化美帝而援助窮國反對美帝不夠，然后逐步加溫，從稱蘇聯為大國沙文主義到社會帝國主義，從批蘇共為老子黨到稱接赫魯曉夫班的勃列日涅夫為新沙皇，慢慢地蘇聯竟從同美國一樣壞而成為比美國還要壞的世界人民第一號敵人。中蘇敵意日益升高，竟至在一九六九年在中蘇邊境的珍寶島真刀真槍地打了一仗。這個時候，毛澤東不能不考慮萬一兩國大打起來怎么辦了。由于蘇聯的軍事實力高出中國太多，毛澤東自然會想到合縱連橫，遠交近攻的古老戰略。中國的這種心思居然被太平洋彼岸的美國看出來了。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就通過一系列的試探拉拢，先是派總統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來華探路，最后終于親自在一九七二年飛到北京來會見毛澤東，發表了旋乾轉坤的上海公報，中國外交政策就此走上了聯美反蘇的道路，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外交政策也以扭轉一百八十度而告結束。
　　在這個過程中，還發生了誰都沒有料到的波折。原來在珍寶島戰事以后，美國已經通過中美進行了多年的兩國在華沙舉行的大使級會談向中國發出了示好的信息，中國方面也已經明白了美國的暗示，雙方已經在一九七○年二月份商定在五月二十日舉行下次會談了。不料三月十一日柬埔寨卻發生了朗諾推翻西哈努克王國政府的政變，美國又為對越戰爭的需要而在四月底出兵柬埔寨。這時，中國為維護意識形態的連續性，不得不在五月二十日在天安門廣場召開了有幾十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由副統帥林彪當著偉大領袖的面宣讀了毛澤東的“莊嚴聲明”——《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這番變故使中美接近的計劃整整推遲了半年。
　　在中美兩國關系改善的形勢下，中國同追隨美國行事的前敵國日本和德國建立了外交關系，也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席位，驅逐了國民黨的代表而取得了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在尼克松到中國以前，黨中央還發了一個宣傳提綱，說經過文化大革命，中國現在是已經把房子打掃干凈了才請客的，帝國主義已經很難危害我們了；而在尼克松到中國的那一天，《參考消息》頭版右上角通常登毛主席語錄的地方登了一條列寧語錄說“同強盜握手正是為了最后消滅強盜”云云。
鄧小平時代
　　毛澤東是在一九七六年逝世的，而鄧小平是在一九七七年東山再起而到一九七八年底全面主政的。鄧小平學習毛澤東對斯大林的辦法，一方面肯定毛功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給予“三七開”的評價；一方面又在實際上全面改變他的幾乎所有的政策，從而開始了所謂“改革開放”的新時代。不過在毛晚年的各種作為中，鄧可以毫無困難地作為遺產接受的，實際上只有一條，就是他的聯美反蘇的外交政策。如果不是毛生前為此開辟了道路，鄧要做到這一點，不知要困難多少倍。但是鄧小平還是怕中國人受了幾十年極左思潮的灌輸，難于接受這樣大的轉變，因此決定還要繼續批判蘇聯修正主義。他命令胡喬木組織一個班子，寫了一篇大文章，題目叫做《毛澤東同志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貢獻》，以“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的名義發表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日的全國報刊上。
　　大家都知道“三個世界”的說法本來是西方新聞界在五十年代中期叫開來的，他們認為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是第一世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是第二世界，其他不屬于這兩大陣營的就歸入第三世界。照這樣的分類法，中國本來是第二世界的老二。不料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的時候，忽然靈機一動提出了新的劃分三個世界的觀念。毛澤東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歐洲、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原子彈沒有那么多，也沒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這番新見解連追隨毛澤東三十多年、有世界大外交家之稱的周恩來都從來沒有聽說過，弄得一頭霧水，下來以后，連夜苦苦思索編出一套似通非通的“理論”來再向卡翁達解釋。
　　這個新理論馬上成為中國外交政策的指導思想，在毛生前死后也管用了幾年之久。鄧小平一九七四年四月奉毛澤東之命出席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時，又把這番意思盡量整理發揮一番寫成發言稿經毛澤東審批“贊同”，拿到會上去講。不過這個理論從來沒有完全清楚地表達過。毛過世后，鄧為了要把他聯美反蘇的路線貫徹到底，因此一定要做好這篇文章，一來是繼續批蘇修，二來是引申毛澤東時代的所謂“以蘇劃線”，即親蘇的就是我們的敵人，反蘇的就是我們的朋友，以此結好美國。我自己并沒有參加這篇文章的寫作，不過參加的人大多是我的老朋友。我后來當面問過胡喬木：“你們真了不起，居然把蘇聯國營工業的剝削率都算出來了!”不料胡居然對我說“不要相信那個，全是胡說八道”。我大為驚愕，立刻告訴了參與此文(還有后面要提到的那本書)寫作的宦鄉、李匯川和譚文瑞、何方等人。宦、李已經過世，何、譚則至今還記憶猶新。
　　這篇文章發表以后，鄧小平意猶未盡，又命令胡喬木在原來的基礎上再擴招人員，重組一個班子，進駐釣魚臺十一號樓，寫一本書，題目叫做《蘇聯怎樣變修的？》從當年十一月一日起開始工作，其中也有當時右派問題尚未解決的我。我們也就一本正經地召集各路專家，進行各項專題討論，準備寫作這樣一本有關國策的書來了。但是奇怪的是，領頭的胡喬木除小組成立時來過一次外，就再也不過問此事。甚至一九七九年，他因為家里修房子，搬進釣魚臺十號樓住了半年，與十一號樓緊鄰，我們早上散步的時候經常可以碰到，也從不來十一號樓過問一下。我們開頭也有些納悶兒，后來就看透了，原來，當時的中國已經開始平反冤假錯案，給農民分了自留地(官方名稱叫“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允許小商小販自己生產經營……。按照毛澤東時代的標準，“修”的程度已經超過蘇聯了，這書如何還寫得下去？因此整個一九七九年幾乎什么事也沒有干，拖到年底就基本解散，只留下兩三個人(其中有我一個)搬到毛家灣黨的文獻研究室留守待命，又過了一年多，才結束于無形。
　　提這兩件幾乎沒有多少人知道的事，只是為了說明意識形態的因素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有多么濃重，多么強烈。中國外交政策的鄧小平時代可以說是國家利益顯現而意識形態淡化的時代。不過即使如此，他也還不得不受意識形態的嚴重束縛，而且終生不能擺脫。
　　聯美反蘇是鄧小平在一九七九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以后才完成的，他在二月份訪美時，公開說中美應當聯合起來，“共同對付那個北極熊”。當時鄧小平已經是七十好幾的老人了，但是他仍然說，訪問美國他一定要自己去，去了美國我這輩子就哪兒都不去了(這是我的同學，當年給鄧小平訪美打前站的外交部禮賓司司長衛永清告訴我的)。
　　鄧小平如此重視美國是因為他認為，要推行改革開放的政策首先就要對美國開放，不對美國開放，對任何其他國家開放都沒有用(這是當時負責訪美代表團組團工作的外交部主管美洲事務的副部長章文晉告訴我的)。應該說在這方面鄧小平不但眼光很準，魄力也很大。鄧小平回國以后不久就發動了為時兩個星期的懲罚越南對中國忘恩負義的自衛反擊戰。這也是以打擊蘇聯的盟國來表示同美國利益一致的一個重要步驟。
　　但是在鄧小平心目中，完成聯美反蘇只是利用毛澤東的遺產，打開外交上孤立局面的一個決定性步驟。他進一步的目標還是要中國的外交全方位化。為實現這一點又等了十年，到一九八九年五月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訪華才完成。他說：“一定要由我來見戈爾巴喬夫。我倆舉行了會談，中蘇關系也就正常化了。”據說鄧小平同戈爾巴喬夫說，我們現在也并不認為那時(指六七十年代中蘇大論戰)所說的話都是對的。這才算給中蘇長期的爭論與對抗畫上了句號。
　　毛澤東雖然在從聯蘇反美到聯美反蘇的政策轉變上給后人打開了道路，但是他還有一項意識形態的遺產可是至死沒有改變，這就是他根據列寧的“帝國主義就是戰爭”的理論發展出來的“戰爭不可避免論”。毛到最后幾年更是極力鼓吹“不是革命制止戰爭，就是戰爭引起革命”，甚至把明朝朱升勸朱元璋的話“深挖洞、廣積糧”作為動員全民備戰的口號。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生活過的中國城里人大概很少沒有挖過防空洞的，許多城市的地下都被挖得千瘡百孔，為的是要準備實現毛的方針”立足于打，遲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這種思想實在不利于鄧推行他的務實的改革開放政策。為了改變這一理論，他實行的也是漸進方針，開頭說“一時看來還打不起來”，繼而說“戰爭不是不可避免”，最后才發表“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主題”的言論。這樣才算給他的“發展是硬道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建設幾十個香港”……等等一系列政策提供了根據。因為毛的理論實際上是向壁虛構，而鄧的說法則符合實際，因此推行倒也順利，沒有受到什么強有力的抵抗。只是到近年來出現了一些極端民族主義分子，認為美國在這個世界上太神氣，對中國咄咄逼人太不客氣，可見其帝國主義本性未變，堂堂中國那能受這樣的氣？他們撿起列寧、毛澤東關于帝國主義存在就有戰爭的理論，主張對美國說“不”，質疑鄧小平的“和平與發展”兩大主題說，并且批評中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太軟弱。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動向。尤其因為中國是一個天然大國，面積還略大于美國，人口世界第一，歷史世界最長，五十多年來宣傳起來的民族自大心理又深入人心，改革開放后經濟有了好轉，因此又出現了一股盲目狂妄的虛驕之氣。這種極端民族主義的立場在中國，尤其在不明事理的青年學生中，似乎很有市場。如果任其發展，可能危及民族前途，要請大家注意。
　　至于三個世界的理論，在毛澤東提出的時候就與當時的國際形勢的實際相去甚遠，后來也就任其自行淡化，現在已不起什么作用了。不過中國因為反蘇而脫出兩個世界，自居為“第三世界”中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概念則沿襲了下來，中國因此也在第三世界結交了一些朋友，在外交上可以引為與國，至于毛澤東時代為了幫助第三世界國家革命反帝而慷慨解囊、鼎力相助的氣派則久已成歷史的陳跡了。
　　有意思的是：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毛澤東接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的時候，為了表示中國對第三世界窮哥兒們的真心實意的援助，當著陪見的總理周恩來、副總理李先念的面對葉海亞汗說，“中國人是小氣鬼”，一下就把兩億美元的貸款加到五億，把原來負責談判的周恩來和李先念搞得大為狼狽。以后，他老人家又曾對來訪的外賓說，這筆貸款應該加一個，也就是把數目擴大十倍，真是大手筆。不過到了八十年代初，已經當了國家主席的李先念出訪非洲的時候，對于一應請求，卻只好連連說“我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第三個時代？
　　江澤民上臺主政已經十四年，鄧小平逝世也已五年，但中國的外交政策基本上還是蕭規曹隨，是鄧小平時代的線性延長。
　　別的不說，只說江澤民主政之初就碰上了一九八九年的所謂“蘇東波”，也就是柏林墻倒塌和繼之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尤其是羅馬尼亞發生革命，前獨裁者、中國的老朋友齊奧塞斯庫被槍斃一事，真是變起非常，弄得我們目瞪口呆，驚慌失措。當時曾有人建議，宣布羅馬尼亞發生的事情是反革命政變，幸虧鄧小平提出了所謂“十六字方針”：“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后來又補了“決不當頭”和“有所作為”兩句話，又重新申說“不要想扛旗，要扛你也扛不動”，又補了一句“夾起尾巴做人”。這才使中國平靜地應付而且度過了這場突如其來的沖擊。
　　又過了兩年(一九九一年八月)蘇聯發生以副總統亞納耶夫為首的一伙人發動軟禁總統戈爾巴喬夫的政變，又使中國有一些人心猿意馬，希望有所響應，幾乎亂了陣腳，最后總算依賴鄧小平的精神，沒有輕舉妄動，又平靜地度過了一關，也度過了隨之而來的同年十二月蘇聯解體改制這一關。
　　一直到今天為止，江澤民和黨中央都還是一直強調以鄧小平理論為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已很少提了。外交政策看來也并不例外。
　　這里，應該補充說幾句的是：蘇聯在毛澤東時代已經被批得比美國還要壞了，它的衛星國如東德和羅馬尼亞也都被認為很“修”了，為什么中國還會有上面所說的反應呢？原來，中國批蘇聯，都是批它不革命，是假共產主義……但是蘇聯畢竟是十月革命的故鄉，是社會主義的柱石，“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的口號在中國喊了多少年，可謂已深入人心。其他波、匈、捷、保……等國雖說已是蘇聯的仆從國，但是它們的國家都是由共產黨專政，與當時的中國基本上一樣，這是中國人都知道的，因此不能無同氣連枝之感；他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垮了，也不能沒有物傷其類之情。由此可見意識形態的因素在中國的外交政策中占多大的分量。這個因素雖然還在慢慢消解，但是在與朝鮮、越南、古巴三個外國的關系上還是頑強地體現出來。而且意識形態的影響是全面的，它在國家制度方面更是巍然不動。
　　江澤民時代的外交是進一步走向全方位外交的時代，當然，也辦了幾件大事，比如一九九二年同中國的“兄弟國家”朝鮮敵對的韓國建交而且關系明顯地要比朝鮮親密。又比如參加了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首腦非正式會議，同俄國以及中亞哈、塔、吉三國建立了上海五國(現在又加上烏茲別克斯坦成了六國)合作組織，加強了同東盟十國的關系，與東北亞的日韓兩國一起成為10＋3的一員，最近又提出建立中國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區，成為10＋1的一員等等。當然更不可忘了在上世紀末按照鄧小平的“一國兩制”的方針收回香港和澳門這樣的大事。但是最重要而影響深遠的應當是經過十五年艱苦的談判而終于在二○○一年底被接納參加世界貿易組織這件事。
　　如果說毛澤東時代不準說，而鄧小平時代大為流行的關于國際關系的描述是“相互依存”和“與國際接軌”的話，江澤民時代關于國際關系最流行的術語就是“全球化”。參加世界貿易組織正是中國進入經濟全球化最重要的一步。
　　照說全球化的意義不應僅僅限于在經濟上，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發生恐怖分子襲擊紐約和華盛頓兩地之后，美國組成了規模空前的世界反恐統一戰線，中國也是這個戰線的一分子。不過同普京的俄國在此之后全面貼近西方，對舊的地緣政治作出新的地緣經濟的解釋，以“新思維”換“老腦筋”的魄力相比，中國在外交政策上還不能說有什么重大的新變化。就像去年七月一日，江澤民作“三個代表”的報告，宣傳攻勢鋪天蓋地，顯得十分猛烈，然而迄今還看不出有什么實質性內容出臺一樣。就中國作為一個國家而言，未來的外交政策必然還要變，而且恐怕不止變一變，不過是否有一個有別于鄧小平時代的江澤民時代，現在還不好說，還要觀察。
　　在國際外交史上，由于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因素與強烈的個人因素起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是一種十分特殊的現象，今后要全面正常化，首先要清除意識形態對民族利益的干擾。目前，意識形態的因素只是比毛澤東時代大有削弱，從根本上說則不但繼續存在，而且又轉化為某種非理性的民族主義，對中國的正當的民族利益形成扭曲。同時，要讓民族利益成為決定外交政策的唯一因素，只有國家充分民主化才有可能。這是一個嚴重而巨大的任務，即使以鄧小平的魄力，也由于歷史的局限而沒有完成。這個任務如果能在江澤民主政之時完成，我們就可以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已經進入第三個時代——江澤民時代了。
　　

李慎之 2013-08-22 14:3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