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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193(2004)03-0037-05
    關于新時期文學，人們對它的每個階段出現的有影響的作家創作都有所關注，對形成 許多共性的文學流派也紛紛命名予以探討，這種分割式的個案研究和流派研究忽視了新 時期文學一個貫穿始終的美學傾向——世俗化的審美追求。世俗化實際上是中國新時期 文學的主脈，而且這種美學傾向短期內不會逆轉。這既是一個時期以來文學中的“神” 終于回到了“人”的立場，也是中國傳統文學精神中的另一脈——熱愛世俗傳統的續接 與浮凸。
    有些研究文章曾從“民間”或“大眾”或“日常化寫作”的角度對此作過探討。“世 俗化”與這些概念不盡相同。世俗化不是某種文學潮流或文學流派，它是蘊含在文本中 的內容因素和意蘊追求所造成的美學傾向。從表現對象看，它不以主流道德、崇高理念 為對象，而是以普通人的庸常的生活情趣、悲喜故事為關注的重心。在價值取向上也以 普通人的人生觀、價值觀、審美觀為標準，肯定人的食、性、財、名等世俗欲望。這里 “普通人”不是一個自明的概念，它指的是社會各種群體、類別、階層中的中下層和邊 緣化人，比“民間”、“大眾”的涵義中的人群多。它既不代表官方，也不是民間權威 ，也不是熱衷于主流意識和社會結構金字塔頂尖的人物。可見，“世俗化”遠比“日常 化寫作”內涵深遠，“日常化寫作”這一命名更側重內容的表層因素，世俗化則是從日 常化寫作中流露出的一種美學傾向。
    　　　　一
    新時期文學的世俗化審美追求，大致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對吃、喝、穿等日常生計的放大和崇高化。
    如詩人于堅的《作品第五十二號》：
    很多年　屁股上拴串鑰匙　褲袋里裝枚圖章/很多年　記著市內的公共廁所　把鐘拔到 七點/很多年　在街口吃一碗一角二的冬菜面/很多年一個人靠著欄桿　認得不少上海貨
    這里，“很多年”的生活不是為人民服務，不是追求升官發財，不是操心國計民生， 留存在主人公記憶中的只有吃喝拉撒逛大街。劉震云《一地雞毛》也不遺余力地展示了 日常生活的每個細節：豆腐變餿，家庭爭吵，小孩入托，搶購白菜……這些瑣屑的生活 細節被放大展示在讀者面前，讓人看到生活最真實的一面實際上就像滿地的雞毛一樣無 任何幻想可言。王安憶的《長恨歌》更是精細耐心地描述著一個普通女人世俗的一生， 聊天、嗑瓜子、喝下午茶、搓麻將，日子就這樣流轉了幾十年。這就是生活，這就是人 生。沒有誰成天揣著偉大的理想奮斗。熱烈、振奮人心的浪漫追求并不是生活最基本的 元素。相反，平凡的瑣碎的吃、喝、穿、用才構成了生活最堅實的大廈，也只有在這種 生活的基礎上，才能客觀創造出值得贊美的價值。所以庸常的世俗生活也是值得贊美的 。這種變化了的價值觀使得池莉在《熱也好冷也好活著就好》中將“勇猛”這偉大的、 崇高的詞語居然用來修飾“吃飯”：“……許師傅吃喝得很香。貓子也香。一條濕毛巾 搭在背上，吃的勇猛，一會兒就得去擦去滾滾的汗。”
    對金錢、物質的崇高化敘述。
    錢歷來是文人恥于談論，更不屑于追求的“阿堵物”。文學中清貧甚至是書生的美德 ，而富裕則成為驕橫暴戾的代名詞。但在新時期文學中，“有款有型”的闊少和事業有 成的中年男子卻秉承了前所未有的贊頌，至少對他們的錢文學不再厭惡。電視劇《欲望 》就圍繞不同人對金錢的欲望濃墨重彩鋪開幾十集。主人公全都是擁有大筆金錢的靚女 俊男，而且作品毫不吝惜地表現出對這些人物的熱愛、贊同：他們是物質和精神都很富 足的人士。這里，財富不再是精神的對立面，有錢的不再是應該批判的人，相反，有錢 的人是精神境界品質很高的人，而無錢的反而為了金錢不擇手段，暴露出卑劣的靈魂。 何頓在《生活無罪》中借人物之口說出了“名譽值幾個錢?”“名譽是一堆廢紙，只有 老鼠才去啃它。”“世界上錢字最大，錢可以買人格買自尊買卑賤買笑臉，還可以買殺 人。”這種極端的拜金主義被賦予相當的肯定色彩。張欣《歲月無敵》中的千姿為了金 錢和成功最終墮落到出賣身體。張欣《掘金時代》則寫道，一直做著作家夢的穗珠，商 戰成功后仍癡迷文學，終于在雜志上發表了處女作。但雜志之所以發表她的作品，看中 的不是稿子的質量，而是她作為女老板的錢。這只是商品社會一場有關文學的交易。穗 珠的純潔美好的文學情懷被晾出來成了笑料。這類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些得商品經濟風 氣之先的新貴和他們的追隨者、后繼者，是邱華棟、朱文、韓東筆下的追逐金錢、宣稱 “我愛美元”的新一代都市頑主。而且金錢在這些主人公和作家眼中都不再像以往那樣 丑陋、羞澀，而是大大方方、理直氣壯地被熱愛，因而顯得崇高化了。
    對婚姻關系的質疑
    婚姻關系對人類文明社會意義重大。《禮記·昏義》指出：“昏禮者將合兩性之好， 上以事宗廟，而下繼后世也。”中國社會就通過“修身”、“齊家”從而達到“治國、 平天下”。如此偉大、重要的婚姻關系在新時期文學中受到了質疑。王海瓴在《牽手》 中對“第三者”王純以正面定位，王純成為一個美好的“第三者”。然而鐘銳也是美好 的，夏小雪也美好的，那么，似乎不美好的只有“婚姻”本身。對婚姻關系進行質疑的 作品還有皮皮的《比如女人》、《渴望激情》，馮小剛的《一聲嘆息》，電視劇《難舍 真情》、《危險真情》等。《一聲嘆息》中的男主人公梁亞洲既愛他的妻子，也愛他的 情人，他有一段經典的道白：“我對你(妻子，本文注)和女兒是另外一種感情，晚上睡 我摸著你的手，沒有什么感覺，可是要把你的手鋸掉了，就跟踞掉我的手一樣，疼。你 和女兒是我的親人，她是我愛的人，都一樣重，誰也代替不了誰。”這類“喜新不厭舊 ”的“愛情”正是對婚姻關系的挑戰。這樣，“忠貞”這一美好的、有利于國家、社會 穩定的“美德”無形中被文學擱淺，文學似乎更在意每一個具體的個人的感性欲望是否 得到了滿足。這種普通人的世俗欲望(哪怕是有違現行法律的，如此幾例中的情人現象) 得到了正面的表現。
    對人類社會最隱秘之事——性本身的大膽表現
    性雖是人類社會最隱秘之事，但它也是人類這一兩性社會最重要的事。它既維系著人 類種族的繁衍，又是每個個人現世快樂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傳統文學中，性是諱莫如深 、不可直陳的，新時期文學不僅寫性，而且將性的社會性意義紛紛解構，特意凸顯出性 本身的“快樂”這唯一能體驗到的物的性質。詩人韓東指責文學中愛情主題的虛偽性， “它被作為一件漂亮的衣裳用來遮掩人的羞愧”，因此，他在小說《障礙》中“故意不 用‘做愛’這個詞，而是用了‘性交’、‘交媾’、‘交歡’等等”。[1](P53)《障礙 》中“我”和朋友的女朋友“交歡”時唯一感到的障礙是她是朋友的女朋友，但最后朋 友卻告訴他，“她”實際上就是打算送給他的。這里，性不再假借愛情的神圣名義被謳 歌被表現，性的一切社會性意義都被解構了。陳染的《私人生活》、《上海寶貝》，林 白的《一個人的戰爭》，徐小斌的《雙魚星座》，衛慧的《像衛慧那樣瘋狂》，棉棉的 《糖》等更是盡情展示了性的各種形態，自戀、虐戀、同性戀，只要能夠“快樂”，只 要人需要、人愿意。盡管這類作品倍遭評論家的指責，認為其不能提升人的精神，缺少 審美性，但這類作品受到普通讀者的矚目說明至少它的世俗化追求是普通人認可的。
    對人性直接進行游戲和調侃
    除了對人生的世俗欲望進行肯定外，還有些作品不再踐行現實主義道路，它們用冷靜 、客觀的語氣敘述荒誕夢想之事，在文學中滿足普通人對世俗生活的更高夢想：擁有更 多的錢，更多的崇拜者，或更愉悅的精神。毛豆的中篇小說《導演和女人的十八個夢》 (載于《人民文學》2003年第5期)突出表現了這一點。一個市級電視臺導演劉建國打算 拍攝電視系列短劇“女人的十八個夢”，在臺里經費緊張，選題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立 刻獲批。這個選題的靈感來自他二姑幾句話：“你知道女的都想什么嗎?女的想要什么 ，你就拍什么，我準看!”這就是普通女人的世俗欲望。第一個女人夢想的生活是可以 隨意購買許多世界新潮名牌衣服、化妝品等，而不用担心錢，錢是由一男士不斷存進銀 行卡里的。另一個女人的夢想是拒絕所有世界級男星的癡情求愛，拒絕施瓦辛格，拒絕 湯姆·漢克斯，……看到這些不可一世的男人一個個被自己調侃拒絕，真是愉快!還有 夢想世界和平，夢想和許多多情男子纏綿緋惻等等，這些夢想被運用高科技手段實現在 電視中，使得電視劇收視率爆長，劉建國也因此高升到中央電視臺。小說用故事中的故 事展示和肯定了普通人的種種世俗欲望，表面的荒誕其實是對一本正經、鄭重其事的調 侃，對嚴肅生活的游戲，對世俗生活的更高期望。
    主旋律作品也充分肯定人的世俗欲望
    如《抉擇》、《大雪無痕》、《省委書記》、《黑冰》等作品中，對正面人物、反面 人物均涂上許多人間煙火氣息，肯定人對金錢、女色、權力的向往，批判的只不過是超 出法律規范的欲壑難填、瘋狂攫取。
    　　　　二
    文學的世俗化追求并不是到八九十年代小說中才出現的。世俗化實際上是中國文學在 “經國之偉業，不朽之盛事”傳統之外的另一條潛流。人們常常談到以《金瓶梅》為開 端的世情小說，但往往忽略了在各種文體中均存在的世俗化美學追求，這種美學追求從 《詩經》開始，一直綿延到今天。幾千年間隨著時代、社會的變遷時隱時顯。《詩經·國風》中許多篇目都是表現普通人生活情狀的。南北朝民歌中也有許多世俗化的詩篇。唐詩、宋詞、話本小說，明清《金瓶梅》、《紅樓夢》，無不精雕細琢人的日常生活，帶有鮮明的世俗化色彩。
    清末到建國初雖是革命頻繁時期，國事重于泰山，但世俗化的文學追求仍頑強生長。 張恨水、周作人、沈從文等人的許多作品就遠離戰爭、國計民生等大事，沉迷在世俗生 活的一餐飯、一次艷遇中。
    當代文學之初，文學中的革命和建設是文壇重心，但即使是趙樹理這種“二為方向” 的代表作家，《講話》以后最典范的“主流”、“主旋律”作家，其作品也充斥著世俗 化追求。尤其是他注重采用富有民間特色的語言狀繪普通人在特定時代的世俗表現，盡 得農村生活之神，充滿了民間生活的世俗趣味，比同時代其他同題材作品獲得了更長久 的生命力。在人和文學都被異化的文革中，許多地下文學悄悄流傳，這些作品由于當時 嚴酷尖銳的政治斗爭，當然難以免除對國計民生的思考，對道德、理想的追問，但流溢 其中更多的是普通人對得不到的世俗生活的渴望。文革之后，朦朧詩，傷痕文學、反思 文學等的崛起，最直接的目的是清算文革對人、對社會的影響，這種否定式的清算有一 個暗含的肯定標準，就是肯定普通人對正常生活的渴望追求。詩人顧城寫道：“黑夜給 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光明”首先是一種正常的生活。新時期幾種 重要文學流派(潮流)分別不同程度的否定了文革文學和傳統文學。傷痕文學、反思文學 否定了文革時期極端政治化的文學內容，先鋒小說反叛、否定的是文學的許多傳統表現 形式，文化小說、尋根小說之所以尋根、探索文化之脈，是由于迷惘，看不到正確的出 路。如阿城的作品《棋王》就顯示出正是“吃”和“下棋”這最世俗的東西支撐我們民 族渡過了許多動亂的年代。作品以沖淡平和的敘事基調暗示出道家文化傳統是中國人應 付亂世的有效工具。與紀實文學一起，這是否可以說已為后面的新寫實主義進行了拓荒 鋪路?可以說，80年代眾多小說流派都圍繞著對傳統價值觀念包括小說價值的反思、批 判與重建。而且對西方現代小說的形式借鑒也空前高漲。在這些小說很快歸于寂靜后， 新寫實主義及其后的個人化寫作在創作和理論界又引起了極大關注。在80年代轟轟烈烈 的文學大潮中，1988年“重寫文學史”的口號引起了強烈反響。“重寫”的意義是“要 使之(文學)從從屬于整個革命史傳統教育的狀態下擺脫出來，成為一門獨立的審美的文 學史學科”。[2](P82)這實際上也表明了對此前所有文學的某種程度的否定。
    新寫實主義以鮮明的民間立場，明確的世俗化追求贏得了普通讀者的喜愛。武漢兩位 著名女作家，池莉的影響比方方大得多，并不是由于池莉作品藝術上爐火純青，更重要 的原因是由于池莉作品更世俗化的追求。伴隨著市場經濟的到來，人的物質追求被主流 話語肯定，以此為契機，個人化寫作逐漸一領風騷。這種寫作繼承新寫實主義對日常瑣 事的關注原則，一如既往地拒絕崇高化、偉大化的宏大敘事，從對金錢等日常事物的熱 愛進階到對精神生活的厭惡，以至到了對所有無意義或“俗”事大書特書，如一次購買 紐扣的經歷(《小羊皮紐扣》)，一次婚外墮胎事件(《墮胎記》)，兩個女人購物后泡吧 的日常生活(《蝴蝶的尖叫》)。還有《那個夏天艷遇未遂》、《你和我跳過一次舞》、 《性開放女子》等。文學終于以世俗的目光巡視到了生活的各個角落。所以，個人化寫 作是世俗化更極致的發展。這樣，新時期文學終于熱烈呼應了中國文學中潛涌的世俗化 傳統，劃出了一道完整的鮮明的世俗化軌跡。
    中國文學的世俗化走向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國傳統哲學的必然之果。中國人深受儒 道思想的影響，知識分子一貫奉行“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儒道互補的人生 理想。這種人生理想實際上是一種需要什么就用什么的實用主義哲學。普通人在個人生 活中也積極踐行上述理想。道家的“重生惡死”、“我命在我，而不在天”的精神，充 分強調人自身生命的重要性，道家對個人在社會事務中既應有為也要無為的思想等，均 對普通人影響極大。普通中國人不太執著于任何宗教、哲學，他們生活中最根本的原則 是世俗生活本身的需要。實際上，孔子講“未知生，焉知死”表明儒家也是很看重對生 活實際的世俗的、然而又是深刻的認識與實踐。儒家的“發乎情止乎禮義”也看到了世 俗生活的強大動力，“止乎禮義”是為了更平穩的生活，也是一種為生活本身服務。梁 瀨溟說：“幾乎沒有宗教的人生，為中國文化一大特征。”[3](P16)所以即便在民族危 亡的緊要關頭，仍有郁達夫寧愿被左聯開除，也要發表申明：“I am a writer not a　fighter!”而由于統治的需要，統治階級獨尊或大尊儒術，使得儒學成為主流話語的經 脈，儒顯道隱的傳統哲學使得文學的世俗化追求一直很難得到主流話語的認可。作為顯 學的儒學對社會影響較明顯，使人們更多看到：孔子倡“詩教”，白居易強調“為時” 、“為事”、“補察時政，泄導人情”，韓愈、周敦頤明確提出“文以載道”等。儒家 的這種“道德文章”的文藝觀擁有了主流話語的統治權，而作為不太被主流話語宣揚、 對社會影響較隱蔽的道，它實際上調節著每個個人的生活和精神。所以，雖然普通人更 熱愛生命的種種世俗的樂趣，因而喜愛有世俗化追求的文藝，但卻只能在市井瓦肆中去 滿足，人們被主流話語中美好的理想和崇高的人格統轄著身體和大腦，世俗化的言行只 能自己私下踐行，卻是羞于示人的。這種文藝也便一直難于登上大雅之堂，只能在“道 德文章”的夾縫和背后潛涌。但是，這種文藝也必然長期、一直存在，而不可能消失。
    文學的世俗化追求難登大雅之堂，還與人類審美意識的畸變有關。文學向來被認為是 審美的，即使寫假惡丑也是為了否定假惡丑，從而弘揚真善美。不僅中國的“美”從字 源來講往往被理解為“羊大”為“美”，突出地表現出一種建立在真(合規律性)、善( 合目的性)之上，真、善相加的“美”的概念。即使在西方，人們也往往忽略“美學” 的本來意義。Aesthetics本意是為感性立言，但鮑姆嘉通只是使用了這一詞語，并未對 感性的豐富性做全面的探討。此后200年來，各家各派都將Aesthetics曲解為美學或有 關美的科學，大小詞典都如此定義。美成了感性的代名詞。回顧哲學史也可看到如上景 觀。蘇格拉底把美善等量齊觀。柏拉圖把審美觀照看作通向理念王國的重要階梯之一。 亞里士多德認為“人們僅僅是為了美才探求有用和必然。”直到康德、黑格爾，都在為 審美開疆拓土。美被上升到極高的位置，人感性中另外的東西則統統被忽略或批判。只 有少數人在文藝創作這一充滿感性的領域對人的豐富性作著探索。法國大文學家雨果用 浪漫主義的筆法將美的復雜性和人性的豐富性表現在他的作品中。弗朗西斯科·德·哥 雅更是用80幅題為《狂想曲》的銅版畫揭示出人類半是天使半是野獸的復雜性和與生俱 來的可悲的局限性。哥雅用形象的圖畫告訴人們，丑是時光對生命的消磨和腐蝕，它既 不惡，也不善，它只是自然規律的表現。事實上，人類在幾千年文明中被培養出來的對 于美的追求、期望又一直同時面臨著人類、人性丑、惡的挑戰。一方面，人們渴望完美 ，想盡辦法提升自己向美向善，不論是孟子的“人之初，性本善”，還是荀子的“性惡 論”，目的均不在于討論人性的善惡，而在于向善和美修煉。另一方面，每個人又都隨 時隨地受到人性與生俱來的動物性欲求的牽引，這當然是不美的，不善的，所以中國古 人又講“慎獨”，通過避免獨處從而避免“丑”、“惡”的肆行。這樣，文藝也成了美 的一統天下，表現世俗化這種人與生俱來的“不美”的欲求的作品，只能淪為二流甚至 末流作品。
    人類審美意識的畸變終將會回到正常的視域。幾千年來，文藝對美的追求和堆積使人 們越來越發現，文藝中的美固然為人類提供了更高、更完美的精神享受，但這種美和偉 大意義卻很少存在于個人生活中。而且相信這種美和意義就得否認或放棄個人的實在利 益和幸福。所以文藝盡管來源于生活，但文藝的虛構和美化使得文藝卻幾乎成為個人現 實生活的對立面。文藝對個人現實生活利益和歡樂的相對漠視積累到一定時候，在特定 時代的催化下就會爆發對美的■■的反叛，對“丑”和對個人真實生活的關注，甚至贊 ■■■期文學和當代其他一些文藝作品的美學傾向正是■■■所致。
    　　　　三
    對■■■■■的這種世俗化追求究竟該作何評價?這是個眾說紛紜的■■。世俗化的一 個重要表現是把人們傳統意識中不具有“詩意”、不“美”的日常生活瑣事作為表現中 心。而生活與藝術如何分界，至今沒有權威的、比較一致的看法。對文學藝術的發展趨 勢，也有兩種極端的正好相反的看法。一是以黑格爾為代表的文藝消亡傾向。黑格爾從 他的“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出發，認為文藝會經歷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種不同 的發展階段，最終會趨向消亡：“我們盡管可以希望藝術還會蒸蒸日上，日趨于完善， 但是藝術的形式已不復是心靈的最高需要了，我們盡管覺得希臘神像還很優美，天文、 基督和瑪利亞在藝術里也表現得很莊嚴完美，但是這都是徒然的，我們不再屈膝膜拜了 。”[4](495)這時藝術就要讓位給哲學了。二是超級現實主義藝術家的藝術追求。他們 將生活器具擺在展桌上稱為“藝術品”。如杜尚把自己的小便壺命名為《泉》，沃霍爾 《坎貝爾湯罐頭》，一位音樂家的“4分33秒”等作品，日常生活的一切在移情化的自 我想象中轉瞬之間就變成了藝術作品。這種將日常生活混同為藝術的做法使文學藝術被 泛化。本文認為，這兩種極端的相反的文藝觀正好顯示出文學具有的張力的兩極——精 英化與泛化。過分精英化便成為哲學，過分泛化又成為生活本身。顯而易見，文學藝術 既不應成為抽象人生的哲學，也不應相等于未經加工的日常生活。事實上，有史以來的 文學作品一直流轉于這兩極之間。文學有它的物質載體、語言載體，而且必須通過感性 的形象，生動的述說來負載作者的審美經驗、生活感受，從而傳達出人類某個階段的精 神構成，使陌生的不同的人從文學中體會出相似的感悟。而由于時代提供給人類的物質、心理、審美傾向等各不相同，所以文學伴隨著人類審美心理中不同要素的不同凸凹和不同比例滑動在精英化文學和世俗化文學之間。上文論及的文學世俗化傳統雖作為傳統一直存在，但在中國文學中卻較多地處于潛流狀態，正是這種原理的體現。
    對當代的讀者而言，我們不應執著于習慣了的“道德文章”和宏大敘事，用一種既定 的文學觀念去倉惶應對不斷變化的文學，顯得捉襟見肘，而且毫無意義。既不能阻止新 潮流的滾滾而來，也不能有的放矢引導文學創作和文學消費，致使文學批評成為自言自 語的孤家寡人。如上文所論，丑已被越來越多的人關注，文藝已不再是美的一統天下。 新時期中國文學對世俗生活的熱情展示和謳歌，正是對神圣化的美的消解，對丑的意義 的發現和探索。有人指出，“在一種審美文化片面發展之時，補上審丑的必修課就顯得 尤為重要。”[5](P73)這不是沒有道理的。從這點看，新時期文學的世俗化追求代表了 文藝的某種趨勢，至少讓人們反觀到自身存在的不可分割的另一面。這不“美”的一面 人類躲避了幾千年，但不可能永遠不去正視，不去感受，不去表達。我們也不應無限拔 高世俗化寫作對中國傳統文學一維傾向的反撥作用，而應當充分清醒地考察社會現狀和 民眾審美心理，從而對文學現狀有一個正確清醒的認識和判斷。文學的內容載體日新月 異，語言載體也逐漸變化，伴隨而來的表現在作品中的人和感受也是日新月異。并非因 為文學有“人學”之稱便獲得了一個永恒的物質要素，因為文學中的人只能是時代的人 ，具體的人、生動的人。文學中的人有著與世推移的精神品格、趣味愛好、習慣行為。 作為創作主體和接受主體的人也是時代的人，他們的心理感受、精神需求是不斷變化的 。所以李澤厚先生指出，藝術作品不應有“確定不移的定義”，它的定義應是“開放性 的”。[6](P23)
    新時期以來，日常生活不僅是普通人根本利益的直接所在，而且是權力結構和利益關 系的交匯點和敏感區。正是通過這種世俗的領域，國家權力在其中找到了制訂國家現代 化發展政策的現實依據，資本則發現了普通人的世俗生活就是消費市場和利潤之所在。 這樣，世俗化的審美情趣就有了堅實的權力支持和資本支撐，世俗生活成為權力、資本 、民眾三者之間美妙的粘合劑。這種歷史情況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世俗化是歷史的產 物，其在當下的凸顯是無法阻擋和不容回避的。世俗生活已成為市場經濟時代和消費社 會的中樞神經，也是普通人的現實的渴望和未來的夢想，因而也擁有了主流話語的默許 通行證。因此，世俗化也邏輯的成為中國當下文學的主導方向。對此，波德萊爾有這樣 的比喻，他認為“花花公子”就是現代人的典型形象，“他把自己的身體，把他的行為 ，把他的感覺與激情，他的不折不扣的存在，都變成藝術的作品。”[7](P97)現在我們 就不難理解倍受指責的個人化寫作為什么會必然地出現并且產生巨大影響。
    也因此，世俗化的新時期文學，并不只是如第一部分所述，放大、肯定世俗生活，它 還充當著當下的時代代言人的角色，影響乃至支配著當代人的精神走向和文化想象。所 以對世俗化走向下的中國文學我們不能不明確以下兩個觀點：一是文學的世俗化不等于 文學的泛化。二是世俗化文學在消解神圣美、崇高美(此“崇高”不同于美學范疇中的 “崇高”)，展示人類“不美”的同時應有所建設，至少應有所探索，而不是沉迷在世 俗之樂中流連忘返。文學絕不能只是日常瑣事的大聚會，世俗生活不應成為文學的唯一 重心。文學當然也不能回到意義一統天下，但也不能物欲橫流、瑣事堆積，湮沒了人。 畢竟人之為人是由于人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文學之為文學在于文字之間豐富的張力可以 擱置人的想象，可以讓人的情感、思維有游戲的空間。
    人始終在物質與精神之間徘徊，物質讓人舒適，又終將使人沉迷以至墮落。精神固然 完美，但終究仍是虛幻，很難托付終身。人性就像朝三暮四的輕薄小人很容易被利誘。 所以人類幾乎所有的哲學都在努力提升著人，想要給徘徊在物質與精神之間的人類指出 一條圓滿的人生之道。究竟如何協調物質與精神的關系，各派哲學不盡相同，但也都是 徘徊在偏物或偏精神兩極之間，很難找到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協調點。實際上，每個 時代的人需要的協調點是不同的。但我們可以看到，任何一個極端化的時代都會帶來巨 大的災難，只有將協調點置于兩極之間才是正常的閥限。所以新時期文學的世俗化走向 絕不象有人担心的那樣會帶來中國文學的凋敝和人民群眾精神世界的枯瘠，也不會是有 人論述的只是對宏大敘事的顛覆，而看不到它的必然性和較長期性。
    收稿日期：200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西安37～4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權雅寧20052005分析新時期各流派作家的代表作品，可以發現這些不同的流派其實都有一個貫穿始終 的共同的美學傾向——世俗化的審美追求。新時期文學的世俗化審美追求其實是對中國 文學傳統精神的世俗化一脈的續接與浮凸。世俗化在新時期文學中凸顯是對審美文化的 糾偏，也是國家權力、資本和民眾等歷史情境的必然結果。新時期文學/世俗化/儒道互補/literature of the new era/worldliness/mutual complement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基金項目：莆田學院科研基金項目(項目編號：2004001)。陳犀禾，上海大學影視藝術技術學院教授王金On the worldly aesthetic pursuit of literature in the new era
   QUAN Ya-ning
   The Dept.of Chinese Lang.& Lit.,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Baoji ,Shaanxi 721007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masterpieces by writer of various schools,it can be seen that a common aesthetic tendency goes all the way through these schools,i.e.the worldly aesthetic pursuit.The pursuit of this new era is in fact the continuation and projection of the tradtional Chinese literary spirit.The foregrounding of the worldly pursuit is not only the correction of the aesthetic culture,but an inevitable result of such contextual factors as state power,capital and the public.寶雞文理學院　中文系，陜西　寶雞　721007
    權雅寧(1975-)，女，陜西扶風人，寶雞文理學院中文系講師，主要研究方向：文藝學 與當代文學。 作者：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西安37～4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權雅寧20052005分析新時期各流派作家的代表作品，可以發現這些不同的流派其實都有一個貫穿始終 的共同的美學傾向——世俗化的審美追求。新時期文學的世俗化審美追求其實是對中國 文學傳統精神的世俗化一脈的續接與浮凸。世俗化在新時期文學中凸顯是對審美文化的 糾偏，也是國家權力、資本和民眾等歷史情境的必然結果。新時期文學/世俗化/儒道互補/literature of the new era/worldliness/mutual complement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基金項目：莆田學院科研基金項目(項目編號：2004001)。陳犀禾，上海大學影視藝術技術學院教授

網載 2013-09-10 21: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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