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中圖分類號：K251.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05X(2001)01-0051-05
　　辛亥革命前后，陳獨秀與劉師培有過一段不淺的交誼，盡管它因劉師培政治立場的變化頗有波折，卻從未中斷過。作為橫跨政、學兩界的知名人物，他們的交誼從一個側面生動地反映了時局的變遷和知識分子的命運，也提供了一個思考政治與學術關系的典型案例。
　　一
　　從陳獨秀與劉師培的交往史實來看，1903～1907年是他們友誼的第一階段，彼此為志趣相投的革命同道和論學摯友。
　　1903年夏，陳獨秀因在安慶舉行愛國演說會而遭清政府通緝，遂逃至上海，與章士釗同住（注：據章士釗所記，“是年（1903年）夏間，陳獨秀已在上海”。見章士釗《孤桐雜記》，《甲寅周刊》第1卷第37號，1926年12月25日。）。隨之劉師培亦由家鄉揚州來上海投奔章士釗，結識了陳獨秀（注：章士釗曾回憶：“申叔（劉師培）于光緒癸卯夏間，由揚州以政嫌遁滬，愚與陳獨秀、謝無量在梅福里寓齋閑談，見一少年短襟不掩，倉皇叩門趨入，囁囁為道所苦，則申叔望門投止之日也。”見章士釗《孤桐雜記》。亦可參見章士釗《劉申叔論古文》，《柳文指要》下冊，中華書局1971年版，第1851頁。）。此時章士釗等正在籌辦《國民日日報》。8月7日，《國民日日報》創刊，陳獨秀與章士釗、張繼等人共同主編。該報既為繼承被查封的《蘇報》而創立，論調不得不稍“舒緩”，不象《蘇報》那樣“峻急”，但“宗旨在于排滿革命和《蘇報》相同，而規模尤大”，且“篇幅及取材較《蘇報》新穎”（注：章行嚴（士釗）：《蘇報案始末記敘》，《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7頁。）。因此發行未久，即風行一時，人稱《蘇報》第二。劉師培曾在該報上發表《黃帝紀年論》、《王船山史說申義》等文（注：章士釗說《王船山史說申義》是他的作品，見章士釗《疏〈黃帝魂〉》，《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集，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232頁。因該文發表時無署名，難以稽考。現從錢玄同說（錢將該文收入《劉申叔先生遺書》），仍認作劉師培作品。）和詩《讀王船山先生遺書》、《雜詠》。這些詩文力倡排滿興漢，在當時的革命派中影響甚大。作為報紙主編和革命志士，陳獨秀以編發這些詩文的方式表明對劉氏主張的認同與贊賞，兩人的友誼也由此深厚起來。
　　1903年12月初，《國民日日報》停刊。年底，陳獨秀返抵安慶。1904年1月，他與留日學生房秩五、吳守一共同創辦《安徽俗話報》，內容以“開風氣，倡革命”為主（注：安徽省政協文史工作組：《辛亥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動》，《辛亥革命回憶錄》第4集，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380頁；沈寂：《蕪湖地區的辛亥革命》，《安徽史學通訊》總第14號，1959年第6期。）。同年暑假后，他和房秩五皆去蕪湖安徽公學任教，遂將編輯部遷至蕪湖（注：陳萬雄：《新文化運動前的陳獨秀》，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頁。另有一說認為陳獨秀于1904年暑期獨自來蕪湖辦《安徽俗話報》，寄宿在汪孟鄒的科學圖書社樓上，直到1905年才到安徽公學任教。見任建樹《陳獨秀傳》（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7、69頁。）。此時，劉師培仍留在上海宣傳革命，除為報刊撰稿和與蔡元培等人共同發起“對俄同志會”外，還與林獬接替蔡元培、汪允宗編輯《警鐘日報》（注：蔡元培：《自寫年譜》，《蔡元培全集》第17卷，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294頁。）。他和陳獨秀雖不在一處，但始終關注陳的動向，曾對蔡元培稱賞陳獨秀，說“有一種在蕪湖發行之白話報，發起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陳獨秀字仲甫）一個人又支持了好幾個月。”（注：《蔡元培自述》，轉引自王世儒《蔡元培先生年譜》上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頁。）他與陳獨秀再度見面大約是在1904年11月，當時陳應章士釗之招來上海，參加革命組織暗殺團（注：參見陳獨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央日報》（重慶）1940年3月24日；任建樹：《陳獨秀傳》（上），第66頁。）。此前劉師培已加入了這個組織。這次兩人再度攜手，試制炸藥以圖暗殺清廷頑固派，雖很快便因行動失敗而分手（陳獨秀在上海僅住月余即回蕪湖），但友誼無疑加深了。
　　1905年3月，《警鐘日報》被查封，作為主筆的劉師培亦被通緝，劉只好逃至浙江嘉興，匿居半年之久。這年秋天，他應陳獨秀之邀赴蕪湖，在安徽公學、皖江中學任教，化名“金少甫”（注：參見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頁。）。直至1907年初，兩人共事一年有余。
　　安徽公學由名士李光炯、盧仲農等人創辦，以傳播革命種子為教育宗旨。在該校任教的，皆為當時具有革命思想的人物，除陳獨秀、劉師培外，還有陶成章、柏文蔚、蘇曼殊、謝無量等。陳獨秀出任國文教員，除在課堂上講說革命道理外，還與柏文蔚及安徽公學師范班的學生常恒芳于1905年夏發起建立了反清秘密軍事團體岳王會。陳獨秀任總會會長，對推進該會的成長和在新軍中擴大影響起了較大作用。劉師培在安徽公學講授歷史、倫理課，在課堂上公開宣傳反清革命，并以當地光復會負責人的身份在學生中發展新會員，還組織名為“黃氏學校”的秘密團體，介紹李光炯、柏文蔚等人加入，專門從事暗殺活動（注：柏文蔚：《五十年經歷》，《近代史資料》1979年第3期。）。此外，陳獨秀與劉師培還共同發行一白話報（注：蔡元培：《劉君申叔事略》，《劉申叔先生遺書》，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頁；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第41頁。），以開啟民智，鼓動革命。
　　1906年暑假，陳獨秀偕蘇曼殊東游日本，8月下旬（處暑后）回到蕪湖，到張通典主持的皖江中學任教（注：參見《蘇曼殊致劉三信》（1906年9月13日），柳亞子編《蘇曼殊全集》第1冊，北新書局1928年版，第331頁。）。該校也是革命黨人宣傳革命的重要陣地，陳獨秀、劉師培在這里仍繼續他們的事業。1907年2月，劉師培被兩江總督端方聲方捉拿（注：參見馬君武：《孫總理》，莫世祥編《馬君武集》，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474頁。），在國內很難立足，加之章太炎又發出東渡邀請，遂偕妻何震、姻親汪公權及蘇曼殊東渡日本。抵東京后，與章太炎同住在《民報》社，得以朝夕晤談（注：參見柳亞子：《蘇玄瑛正傳》，《柳亞子文集·蘇曼殊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頁。）。隨之陳獨秀亦因被人告發，巡撫恩銘“欲窮治之，羽書連下”，不得不離國東去，到日本東京入正則英語學校學習英語（注：任建樹：《陳獨秀傳》（上），第74頁。）。
　　在日本，劉師培加入了同盟會、亞洲和親會等團體，并在1907年6月通過何震創辦《天義報》、發起組織無政府主義團體“社會主義講習會”，始終活躍于政治舞臺。而陳獨秀此時卻與政治有所疏離，他不肯參加同盟會，只加入了劉師培參與發起的以反帝為宗旨的亞洲和親會。他雖較少參與政治活動，但和劉師培過從甚密，一同切磋中西學問。他常去《民報》社找劉師培，與劉及章太炎、錢玄同、蘇曼殊等探討傳統漢學、西方文學和古體詩的寫作，并參與議建梵文書藏。（注：“（蘇曼殊）為梵學會講師，交游波羅門憂國之士，揭其所有舊藏梵本，與桂伯華、陳獨秀、章炳麟議建梵文書藏，人無應者，卒未成。”見柳亞子《蘇玄瑛新傳》，《蘇曼殊全集》第1冊，第4頁。）蘇曼殊著《梵文典》，陳在上面題詩，劉師培則為之作序。劉以“國學大師”著稱，此時與章太炎并稱“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劉師培字申叔），可見其學術地位。他幼承家學，于小學（語言文字學）、經學無所不通，陳獨秀與他及章太炎時相過從，自然于學問上受益非淺。陳后來在小學上多有建樹，發表《說文引申義考》、《字義類例》等著作，雖自有師承，但與劉師培對他的影響不無關系，可以說，兩人不僅是革命同志，亦是論學摯友。
　　二
　　1907年底，劉師培回國，除與老朋友相會外，還幫助章太炎向清兩江總督端方謀款。此時章太炎因和孫中山矛盾日深，對同盟會也日益不滿，準備去印度出家為僧，但缺乏路費，遂通過劉師培夫婦與端方聯系謀款，為此先后五次致書二人。端方要章太炎去福州鼓山或普陀等地出家，欲把章控制在國內，章堅拒之，事遂不成。劉師培卻由此落入端方圈套，加之對革命失望，對孫中山與同盟會不滿，以及其它一些因素，遂向端方自首，作《與端方書》，提出十條“弭亂之策”以鎮壓革命黨人（注：《劉師培與端方書》，《洪業論學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30～133頁；楊天石、王學莊：《章太炎與端方關系考析》，《南開學報》1978年第6期；曾業英：《章太炎與端方關系補證》，《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
　　1908年2月，劉師培與何震回到日本東京，表面上仍以革命黨人身份繼續宣傳無政府主義。不久他們與章太炎因事吵翻，還波及蘇曼殊。“申叔把曼殊認作傻子，他們夫婦和端方的關系，都不避曼殊面談講著。曼殊聽了，卻把來告訴仲甫。”（注：柳無忌：《蘇曼殊及其友人》，《蘇曼殊全集》第5冊，附錄下第21頁。）聞知劉師培的言行，陳獨秀失望之極，開始疏遠劉，兩人之交誼走了下坡路。
　　1908年11月，劉師培夫婦回國，不久投入端方幕中，先在南京，后隨改任直隸總督的端方去天津。1909年秋，陳獨秀回國，居杭州，曾在陸軍小學堂任地理歷史教員。兩人雖不在一地，且因政見不同而關系疏遠，但友誼并未中絕，還是彼此牽記，書信往來。劉師培曾有一詩記他收到陳獨秀信的心情：“天南尺素書，中有瑤華辭。舊好見肝鬲，崇情凜箴規。……秋芳紉荃心，春榮鐫留荑。愧無雙玉盤，酬子瑯ｇāｎ＠①貽。”（注：劉師培：《得陳仲甫書》，《劉申叔先生遺書》，第1915頁。）1911年底，隨端方去四川鎮壓保路運動的劉師培被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權四川軍政府資州軍政分府拘留。時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的陳獨秀聞訊后即于1912年初與李光炯等人致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希望對劉師培能“矜全曲為寬宥”，“延讀書種子之傳，俾光漢（劉師培曾用名劉光漢）得以課生著書贖罪。”（注：《臨時政府公報》第2號，1912年1月30日。）實際上陳獨秀致電時劉師培已被釋，并應老友謝無量之請去成都任教于四川國學院。盡管因信息不暢使得此舉勞而無功，但亦可見陳獨秀對朋友的拳拳之情。1913年夏秋之際，劉師培夫婦離川赴滬，陳獨秀也恰于此時因反袁失敗逃至上海，兩人得以在分別5年后見面，“獨秀問他們怎么打算，他太太囂張的說，要北上找‘袁項城’，使獨秀不便說下去。”（注：臺靜農：《〈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讀后》，《龍坡雜文》，臺灣洪范書店1988年版，第162～163頁。）此后劉師培果然北上，先至太原閻錫山處，不久在閻推薦下，到北京投靠袁世凱，1915年加入“籌安會”，為袁世凱復辟帝制張目，直到1916年6月袁死后，才被迫移居天津。與此同時，陳獨秀仍堅持他的反袁民主立場，先是在1914年東渡日本，協助章士釗編輯《甲寅雜志》，宣傳民主，反對專制；1915年歸國后，又在上海創辦《新青年》，引發新文化運動。劉、陳二人的政治立場不僅相距極遠，而且恰為對立面，在這種情形下，兩人幾乎沒什么來往，友誼跌至低谷。
　　三
　　1917～1919年間，陳獨秀與劉師培再度共事，這次是同在新文化運動的搖籃北京大學任教。兩人雖在文化見解上差異甚大，但道不同仍相與謀，友誼進入新階段，也是最后的階段。
　　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隨即援引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陳就職后，將《新青年》遷至北京。不久陳向蔡元培推薦劉師培來北大任教。據與晚年陳獨秀來往密切的臺靜農說：“關于申叔之入北大教授，據我聽到的，還是陳獨秀先生的意思。當袁世凱垮臺后，獨秀去看他，借住在廟里，身體羸弱，情形甚是狼狽。問他愿不愿教書，他表示教書可以，不過目前身體太壞，需要短期休養。于是獨秀跟蔡先生說，蔡先生也就同意了。”（注：臺靜農：《〈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讀后》。）
　　在北大，劉師培任中國文學門教授，為一年級學生開“中國文學”課，為二年級學生開“中國文學”和“中國古代文學史”兩門課（注：《北京大學日刊》1917年11月29日。），同時做國文研究所“文”與“文學史”兩個方向的指導教師。“君是時病瘵已深，不能高聲講演，然所編講義，元元本本，甚為學生所歡迎。”（注：蔡元培：《劉君申叔事略》，《劉申叔先生遺書》第18頁。）另外，當由國史館改制而成的國史編纂處歸并北大后，他又被聘為國史纂輯員，而陳獨秀則以文科學長兼任纂輯股主任。不久兩人又共同參加了蔡元培發起組織的進德會，并在1918年6月1日當選為該會評議員（注：《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6月3日。）。
　　此時的北大，正處在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中，陳獨秀、胡適等人以《新青年》為陣地，力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與此同時，蔡元培校長本著“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針，一些所謂舊派人物也被延攬在校講授他們的思想與學說。在這方面，陳獨秀亦有蔡元培之風，盡管鼓吹新文學不遺余力，但在校內對兩派教授，“則一視同仁，不作左右袒。”（注：陳覺玄：《陳獨秀先生印象記》，《大學》第1卷第9期，1942年9月。）他在致胡適的一封信中說道：“北京大學教員中，像崔懷慶（適）、辜湯生（鴻銘）、劉申叔（師培）、黃秀剛（侃）四位先生，思想雖然舊一點，但是他們都有專門的學問，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劇評家的人不可同時而語。”（注：轉引自杜學文：《從劉師培的另一面引起的話題》，《黃河》1999年第6期。）可見陳獨秀對劉師培等人的學識是相當認可的，并不因思想觀點的不同而有所歧視。
　　在劉師培這邊，雖所秉持之文學觀念（以駢文為文體之正宗）與陳獨秀倡導的白話文截然相異，但并非象林紓等頑固派人士那樣攻擊陳之主張，而且在守舊師生擁戴下于1919年1月出任《國故》月刊總編后，仍未對新文化加以指責，只是本著其一貫立場，“以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為宗旨”（注：《本社記事錄》，《國故》第1期，1919年3月20日。），專門發表研究古典學術之作。1919年3月18日，北洋政府安福系的喉舌《公言報》發表《請看北京學界思潮變遷之近狀》，稱陳獨秀、劉師培分別為新派、舊派首領，兩派各組織了《新潮》、《國故》雜志。“二派雜志，旗鼓相當，互相急辯，當亦有裨于文化。第不言忘其辯論之范圍，純任意氣，各以惡聲相報復耳。”這篇報道遭到《國故》月刊社和劉師培的駁斥，劉在致《公言報》函中說：“讀十八日貴報《北京學界思潮變遷》一則，多與事實不符。鄙人雖主大學講席，然抱疾歲余，閉關謝客，于校中教員素鮮接洽，安有結合之事？又《國故》月刊由文科學員發起，雖以保存國粹為宗旨，亦非與《新潮》諸雜志互相爭辯也。祈即查照更正，是為至荷！”（注：《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3月24日。）可見在劉師培眼里，提倡國故，“保存國粹”，并不意味著排斥新思潮，兩者可并行不悖。這就象他與陳獨秀的關系，道不同仍相與謀，而且私底下，“兩人感情極篤，背后也互相尊重，絕無間言”（注：陳覺玄：《陳獨秀先生印象記》。）。當陳獨秀1919年6月11日因公開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后，劉師培迅即與馬敘倫、馬寅初等幾十位教授聯名致函京師警察廳，要求將其釋放（注：參見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第102頁。），此亦可見二人之關系。
　　1919年11月20日，劉師培因病去世。12月3日，在妙光閣出殯、公祭，“喪事由陳獨秀先生主持”（注：楊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楊亮功先生叢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661頁。）。翌年3月，陳獨秀又派劉師培之弟子劉文典等人將其靈柩送回揚州安葬。而且“申叔死后，他的太太何震發了神經病，時到北大門前喊叫，找蔡先生，找陳獨秀。后來由獨秀安排，請申叔的弟子劉叔雅（文典）將她送回揚州。”（注：臺靜農：《〈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讀后》。）這樣，從1903年相識到1919年劉師培去世，十六年來陳劉之間的友誼盡管中經波折，亦可謂善始善終。
　　四
　　綜觀陳獨秀與劉師培的交往歷程，可以看出，他們的人生軌跡有同有異，其交誼在不同時期或深或淺，即與此息息相關。作為橫跨政、學兩界的知名人物，影響雙方人生軌跡和與之相關的交誼程度的基本因素顯然在政治與學術。
　　就政治而言，1903～1907年間，共同的排滿革命立場自然是陳獨秀與劉師培交誼甚篤的基礎；1908年后兩人逐漸疏遠，也是因劉師培政治立場的變化所致。目前雖無陳獨秀譴責劉師培變節和襄助袁世凱的直接證據（注：1923年9月8日，陳獨秀在《向導》周報第39期上發表《章炳麟與民國》，其中有指斥劉師培擁袁稱帝的內容，但已事過境遷。），但陳一直堅持革命反袁立場，便足以證明他在政治上走的是與劉師培對立的另一條路。在辛亥革命前后那種必須判明黑與白的歷史情境下，政治上的不同路者是不大容易保全個人私誼的。
　　但陳獨秀畢竟保全了與劉師培的友誼，這就不能不提到另一因素——學術。1907～1909年陳獨秀在日本時，很少參加政治活動，對劉師培等人提倡的無政府主義興趣也不大，卻熱衷學問，不時與劉師培探討漢學。陳獨秀為學相當早慧，于小學更是情有獨鐘，后來他出任北大文科學長時，反對者認為他學力不夠，蔡元培便是以“仲甫先生精通訓詁音韻學，學有專長，過去連太炎先生也把他視為畏友”為由，“才慢慢堵住了攻擊者的嘴”（注：羅章龍：《陳獨秀先生在紅樓的日子》，《新華文摘》1983年8月。）。而劉師培以經學名世，小學造詣極深，不能不引發陳獨秀的欽敬之情。陳獨秀在劉師培政治上失節之時未斷絕交往，且在其失意之時以北大教職相聘，恰恰表明陳對其學術才華的看重；兩人在北大時“互相尊重，絕無間言”，正是學術上相知甚深的表現。
　　相對而言，政治雖有其基本準則，卻是隨局勢變動不居的；而學術乃“天下之公器”，一以貫之。陳獨秀與劉師培的交往，恰可為政治與學術的這種特質作佐證，所以具有象征意義。當然，陳獨秀的為人處事態度對保持兩人的友誼也起了一定作用。表面上，陳孤傲自許，為文“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注：《陳獨秀答胡適》，《陳獨秀書信集》，新華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頁。）；實際上，正如一些學者所提到的，他為人并不偏激，無門戶之見，在處理政治、學術問題時，往往對事不對人，所以對劉師培這樣有較多過失的朋友“頗存寬容”（注：參見陳萬雄：《新文化運動前的陳獨秀》第125頁；陳覺玄：《陳獨秀先生印象記》，《大學》第1卷第9期，1942年9月。）。不過，根本上說，維系兩人友誼的，一定時期是共同的政治抱負，但終究靠的是學術上的旨趣一致和相知相佩。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王加干
《安徽史學》合肥51～55K4中國現代史李帆20012001辛亥革命前后，陳獨秀與劉師培之間有著不淺的交誼，盡管這一交誼因劉氏政治立場的變化而頗有波折，卻善始善終。具體而言，1903～1907年是他們交誼的第一階段，彼此為志趣相投的革命同道和論學摯友；1908～1916年，由于政治立場的差異，兩人關系疏遠，雖往來未斷，但友誼跌至低谷；1917～1919年，兩人在新文化運動的搖籃北京大學再度共事，雖有思想立場之不同，但重建之友誼甚篤，直至劉氏生命的最后一刻。綜觀陳、劉之交往歷程，政治和學術是影響兩人交誼程度的基本因素，共同的政治抱負在一定時期維系了兩人的友誼，但使之善始善終的終究是學術上的旨趣一致和相知相佩。陳獨秀/劉師培/交誼/政治/學術李帆(1961- )，男，遼寧撫順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博士后、副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北京 100875 作者：《安徽史學》合肥51～55K4中國現代史李帆20012001辛亥革命前后，陳獨秀與劉師培之間有著不淺的交誼，盡管這一交誼因劉氏政治立場的變化而頗有波折，卻善始善終。具體而言，1903～1907年是他們交誼的第一階段，彼此為志趣相投的革命同道和論學摯友；1908～1916年，由于政治立場的差異，兩人關系疏遠，雖往來未斷，但友誼跌至低谷；1917～1919年，兩人在新文化運動的搖籃北京大學再度共事，雖有思想立場之不同，但重建之友誼甚篤，直至劉氏生命的最后一刻。綜觀陳、劉之交往歷程，政治和學術是影響兩人交誼程度的基本因素，共同的政治抱負在一定時期維系了兩人的友誼，但使之善始善終的終究是學術上的旨趣一致和相知相佩。陳獨秀/劉師培/交誼/政治/學術

網載 2013-09-10 21:50:16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