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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以1953年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的出版為起點，“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建立”(　注：參見溫儒敏《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與現代文學學科的建立》，載《文學評論》　2003年第1期。)迄今已整整五十年。在學科建立的五十年尤其后二十年間，隨著中國社　會文化的急劇變革與國際學術視域的拓展，學術界的思維方式發生極大的變化。中國現　代文學的研究也面臨并經歷著同樣的變化。何謂“中國”?“現代”?“文學”?體現的　正是帶有某種迷惘卻又是執著的文學與歷史的思考與追問。
    　　　　一
    較之封閉于世界文化之外的、單質文化形態的中國古代文學而言，中國現代文學的時　空區間、生存土壤與歷史語境，是一個多重文化混雜、多種語義互匯的“歷史場”(注　：歷史哲學家海登·懷特把歷史學家所面臨的歷史研究對象稱為“歷史場”。“歷史場　”是滲透著歷史學家的“歷史意識”，貫注著學者的“歷史思維”，“預設他為研究而　挑選出來的”歷史闡釋對象(參見海登·懷特《歷史的詩學——<元歷史：十九世紀歐洲　的歷史想象>前言》，王逢振主編《2001年度新譯西方文選》，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　第83—84頁)。)；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民族的自主獨立與文化發展的世紀性轉型　、政治革命與武裝斗爭等等的多重疊加，是這一“歷史場”的真實呈現。而且，這種多　重疊加式的現代中國的歷史使命，又是在與殖民者武力、文化入侵的對峙狀態中，在“　己者”與“他者”既排斥抗拒又吸收融入的復雜關系中，艱難而匆忙地從事著意義實踐　。其結果，現代中國社會歷史呈現的是霍米·巴巴所描述的后發國家的現代化過程的“　混雜”狀態。討論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及其研究的得失，必須明確這種歷史場景，并作為　認識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前提。
    20世紀50年代，是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形成期。由于特定歷史條件的限制，面對“混　雜”狀態，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奠基者不是采取歷史解釋學方法，而是直接援用毛澤東《　新民主主義論》的觀點，將中國現代文學定義為“新民主主義的文學”。1951年老舍、　蔡儀、王瑤、李何林共同編就的《<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1953年王瑤的《　中國新文學史稿》，其后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丁易的《中國新文學史略》　和張畢來的《中國新文學史綱》，奠定或預設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理念與性質：“無　產階級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主義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學”。
    政治意識形態、階級本位觀念、革命價值體系，構筑起奠基時期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的學科意識與敘述架構。顯然，這種政治革命一體化的學科理念與敘述架構，是對“混　雜”的“歷史場”的簡單“提純”，或者說，是對紛繁復雜的文學歷史的特定“裁剪”　，結果是以損耗、遮蔽現代文學的歷史豐富性與多義性為代價，體現出所謂文學歷史運　動的“新質”與“規律”。對于這種生硬剪裁和簡單提純的弊端，現代文學學科奠基者　并非沒有意識。時隔三十年，王瑤自我反省道：“這些以教材形式出現的著作雖然都努　力嘗試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說明現代文學的產生和發展，但同時也反映了民主革　命勝利初期的時代氣氛與社會心理，如對于解放區作品的盡情歌頌，對于國統區某些政　治態度曖昧的作品的譴責，即其一例。”(注：王瑤：《<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序》，　錢理群、吳福輝、溫儒敏、王超冰《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上海文出版社1987年版，　第2—3頁。)而劉綬松自知政治革命一體化架構的狹窄，干脆在文學史稿末尾專設一章　“舊民主主義文學”，將“進步”、“革命”文學以外的眾多作家作品歸于一處，并給　以“消極”、“落后”一類的價值判定。
    囿于對權威意志的臣服，對某一現成的文化理論或政治學說的簡單套用，使得中國現　代文學學科在奠基期人為冷淡或放棄了對于學科規律與特征的深入研討。這不僅助長了　日后盛行的按作家作品的意識形態特征排座次、貼標簽式的庸俗社會學、庸俗政治學傾　向，使“研究的范圍越來越狹窄，‘現代文學史’變成了‘無產階級文學史’”(注：　王瑤：《<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序》，錢理群、吳福輝、溫儒敏、王超冰《中國現代文　學三十年》，上海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頁。)，而且使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喪失了　文學史學科應有的歷史哲學意識與文學審美意識，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成了政治革命史。
    　　　　二
    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有重大突破的時期。有意味的是，正是中國現代文　學學科奠基者的一批弟子，率先從50年代形成的政治革命一體化學科架構中突圍，實現　著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轉型。
    王富仁的博士論文《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將魯迅　研究從以往的政治革命意識拓展到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的空間，從而獲得了較之以往豐　富得多的意義闡釋。同一時期，楊義的中國小說史流派研究，趙園的現代文學史知識者　形象與命運研究，劉納的辛亥一“五四”文學比較研究，都顯示出對既定文學史架構的　反叛與超越。其中，錢理群、陳平原、黃子平的論20世紀中國文學系列論文，錢理群、　吳福輝、溫儒敏、王超冰四人合著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引發或體現著80年代中　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轉型。
    轉型期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根本特征在于對中國現代文學所具有的啟蒙現代性與文　學現代性的張揚與強調。《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的作者以“古老的封建王國向現代社　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性轉變”為他們預設的“現代中國”的斷代屬性，從近代中國的一系　列變革尤其是“五四”時期魯迅、周作人等人的文學觀念中發現“‘改造民族靈魂’的　文學”，認為其所特具的“思想啟蒙性是現代文學的一個帶有根本性的特征”。他們從　現代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廣泛聯系中，提倡“文學的現代性，即表現現代意識，現代　思維方式，情感方式，采用與之相適應的現代藝術形式”(注：參見《中國現代文學三　十年》“緒論”，第11頁。在1998年的修訂本中，作者將啟蒙現代性和文學現代性的學　科性質重新定義為“文學的現代化”，并在具體闡釋中有了較為寬泛的內容。)。啟蒙　現代性與文學現代性，成為《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的學科理念與敘事邏輯。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轉型期，具有以下特點：一是研究者的學科自覺與探索精神。他們　不滿足于前輩學者對某一現成理論的簡單套用，也不止于對陳舊文學史架構的修補與填　空，而是潛伏于現代中國的文學歷史深處，試圖尋找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特質，并建立　一種新的文學史范式。不論他們的學科意識與文學史范式是否合理，其學科意識的萌發　，正是現代文學學科步入“自覺”與“自足”的一種標志。二是啟蒙現代性與文學現代　性價值的確立。在繁多混雜的現代中國歷史場中，研究者們清晰而堅定地確立了“文學　現代化”的思維坐標和價值體系。他們堅信，“文學的現代化，是與本世紀中國所發生　的‘政治、經濟、科技、軍事、教育、思想、文化的全面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相適應，　并且是其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而在促進‘思想的現代化’與‘人的現代化’方面　，文學更是發揮了特殊的作用”(注：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　年》(修訂本)“前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頁。)。
    在此，需要特別申論的是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啟蒙現代性與文學現代性問題。隨　著90年代“后學”的引入與傳播，啟蒙現代性與文學現代性遭遇到來自各種學術理論的　質疑與消解。一些研究者以后現代主義的無深度、去中心解構著80年代研究的啟蒙現代　性敘事方式及其意義；全球化理論、后殖民理論研究者以其“文化相對主義”和反對文　化霸權意識，張揚著“價值相對論”，從而消解著歷史進化論的歷史邏輯與現代性價值　的存在合理性。他們敏銳地辨析出80年代研究者潛在的生硬與陳舊：“新與舊的修辭法　在新文化運動中奠定了傳統與現代的二項對立觀，而傳統與現代的二項對立又同東西方　文化的對立觀互相交疊：‘西方文化’優越于‘東方文化’，一如‘現代’勝于‘傳統　’”(注：劉禾：《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　38)》，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118頁。)。他們運用福柯的現代性反思話語和知識考古/　譜系學方法，質疑著“以‘啟蒙’為名的思想是如何在社會科學的各個方面，以各種各　樣的戰略，排斥和貶低其他形式的經驗”(注：李楊：《文學分期中的知識譜系學問題　》，載《文學評論》2003年第5期。)。
    應該說，20世紀90年代的“后學”研究者對80年代轉型的質疑與追問，都有相當的學　術價值。但是，由于他們“不再追溯歷史發展中的種種因果性和必然性”(注：李楊：　《文學分期中的知識譜系學問題》，載《文學評論》2003年第5期。)，勢必存在著對歷　史在場性的有意逃避和懸置，此為一；其二，由于他們以文化相對主義切入中國現代文　學研究，勢必形成一味取消啟蒙理性、文學思想、現代性文化價值在中國現代文學歷史　中的價值生成作用與存在意義功能(注：有關啟蒙思想和現代文化意識與中國現代文學　的關系，參見何錫章《論“思想”在中國現代文學價值生成與存在中的意義》，載《文　學評論》2002年第5期。)，從而變為由放逐價值到價值迷失與價值虛無的狀態。
    平心而論，80年代轉型期研究者對于啟蒙現代性的堅守，對文學現代性價值坐標的確　立，正是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在場性的尊重與強調。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不僅　僅是一個斷代史的時間標記，而是一種價值概念和意義符號。取消和解構了中國現代文　學的“現代”價值，在某種意義上說，也就取消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存在的意義根基　。
    今天看來，80年代轉型期研究的缺憾，不在啟蒙現代性和文學現代性的意義堅守，而　在研究方法論層面出現的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整體上講，他們依然遵循著以某一理　念分析、判斷歷史的傳統方法。在他們的前輩那里，是借用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政治意識　形態、階級本位觀念和革命價值體系去裁決歷史；而在他們自己手中，則以啟蒙現代性　和文學現代性作為統攝中國現代文學的“絕對理念”，作為分析、判斷歷史的價值標簽　。從這里可以看出，雖然80年代轉型期研究者在價值形態層面實行著對導師輩的反叛與　超越，但在方法論層面，不僅沒有任何的超越性，反而卻保持著相當的一致性。
    簡言之，80年代轉型期研究的失誤在于人為地擴大了啟蒙現代性和文學現代性的解釋　功能。啟蒙現代性和文學現代性，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只具有價值論意義，而不具　有方法論作用。一旦將它視為統攝一切、裁斷一切的方法論，必然就會顯出生硬與偏狹　。
    　　　　三
    20世紀90年代以降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可以稱為“失范期”。80年代轉型期所確立　的啟蒙現代性與文學現代性的研究思路與價值體系，一度成為影響極大的中國現代文學　的新型研究“范式”，或者說，一度成為人們的認同程度極大的隱性思維結構，被普遍　運用于中國現代文學的各類研究之中。然而，時至90年代，啟蒙現代性與文學現代性，　突然遭到來自變化的中國社會現實與來自新近國際學術話語的多向夾擊與多重質疑，中　國現代文學研究一時呈現為“失范”的狀態。
    啟蒙現代性與文學現代性的話語意識，體現的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術研究對于20世紀　中國社會歷史進程的參與(介入)意識。學術研究的參與意識必須依賴兩個條件，一是研　究者(知識者)的“先覺”感，二是社會大眾的“廣場”空間(注：“廣場意識”，是陳　思和對現代知識者精神存在方式與文學創作理念的形象概括(參見陳思和《論知識分子　轉型期的三種價值取向》，載《上海文化》創刊號)。“廣場意識”也是80年代中國現　代文學研究的精神特征，研究者們以近似于當年倫敦海德公園的學說演講，將現代文學　研究視為介入當下歷史進程的治世良方。))。90年代初，涌動的市場經濟與消費主義文　化，使人文知識者迅速地邊緣化；當下功利主義與瞬間快感意識，迅速解構著學術研究　者的“先覺”意識，占據后者原有的社會空間。在這樣的年月里，對于啟蒙與現代性、　學術研究的價值追尋與歷史反思，當年的言說者與聆聽者都已經失去了它們原以憑藉的　社會結構支撐(注：南帆對當代中國的社會結構功能的變遷有準確分析：“市場體系擴　張導致知識分子精英主義迅速收斂，……這時的大眾正在從購買之中創造利潤，而不是　在吶喊之中揭竿而起”(南帆：《四重奏：文學、革命、知識分子與大眾》，載《文學　評論》2003年第2期)。早在1994年“人文精神”大討論中，許多學者已經感受到，“經　濟一旦啟動，便會產生許多屬于自己特點。接踵而來的市場經濟，不僅沒有滿足知識分　子的烏托邦想象，反而以其濃郁的商業性傾向再次推翻了知識分子的話語權力”(參見　《道德、學統與政統》，載《讀書》1994年第5期)。)。自然地，80年代興盛一時的有　關啟蒙現代性與文學現代性的研究范型，很快陷入被懸置被質疑被疏遠的狀態。
    導致這種失范狀態的另一原因，在于90年代各種新近文化理論的引入與傳播。后現代　主義、大眾文化理論、全球化思潮、后殖民理論、文化多元主義……各種思潮的引入，　都為中國學術界開啟了不同于以往的思維路徑，提供著多義啟示性的理論背景。比如，　何謂“中國”?何謂“現代”?何謂“文學”?比如啟蒙精神、政治革命、大眾文化構成　及其功能……這些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問題，在90年代的學術理論視域　中，其概念屬性及功能義項，都變得復雜而多義了，遠非簡單運用啟蒙現代性與文學現　代性能夠闡釋與統攝。面對眾聲喧嘩的學術話語，我們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陷入了某種　舉措不定莫衷一是左右為難的尷尬狀態。
    導致9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失范狀態的深層原因，還在于研究者沒能深切把握各種　“后學”理論與現代中國的復雜關聯，往往只是簡單攝取、援用單一的理論話語，作為　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的理論指導或意義設定，其結果，往往是以一種看似“新”的理論闡　釋遮蔽了中國現代文學原生的豐富性與多義性。
    其一，以后現代主義的所謂平面感、零碎化寫作，取代啟蒙現代性之于中國現代文學　的意義深度。比如在魯迅小說研究中，后學理論更看重《孤獨者》等篇章流露出的對啟　蒙精神的懷疑，從而抽掉甚至否定《狂人日記》、《阿Q正傳》、《祝福》一類作品中　啟蒙精神的內涵。在后現代主義理論影響下，學者們僅僅表象地抉取德里達和福柯的后　結構主義、詹姆遜的平面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理論和利奧塔的反宏大敘事，而沒　能從西方文化流變的深層邏輯認識“后現代話語的實質與其說是對現代性的反動，不如　說是對現代性的反思甚至重構”(注：陸揚：《關于后現代話語中的現代性》，載《文　藝研究》2003年第4期。)。于是以后現代性話語取代啟蒙現代性價值，成為90年代中國　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個普遍現象。由魯迅及“五四”一代作家，由各個時期的自由主義作　家們長期堅守并實踐著的啟蒙精神與文學現代性意義，不僅不能得到合理地闡釋，反而　遭到“后學”無情地遮蔽與消解。
    其二，據于后殖民理論對于歐洲中心主義文化霸權的反叛，進而排斥、抗拒人類普遍　的文明精神，以文化相對主義的重視與強調，對抗文化全球化所蘊含的“現代性契機”　和現代性文化邏輯。具體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便是過于強調中國政治革命之于現代中　國民族自立的現代性意義及其應該具有的對帝國主義的反抗性，而沒能客觀地分析殖民　帝國的隱含的權力結構是怎樣地滲透和影響著現代中國民族自立的過程與現代文學結構　。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對政治革命現代性及其民族國家敘事文學的多義闡釋與當代反　思。我們注意到，對1928年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左翼文學、抗戰文學、解放區文學的　研究，早在80年代中后期便陷入相對的停滯或懸置。其根本原因在于，受后殖民理論的　影響，研究者人為地“在西方的‘現代化’之外設立一種能與之抗衡的‘中華性’或‘　亞洲價值’”，以“中華性”對抗全球性，變文化相對主義為價值相對主義，從而使學　術研究“像排斥一切價值那樣排斥自由主義價值，因此也放棄批評那些雖實際存在但卻　具有壓迫性的文化體制因素”(注：參見徐賁《“后”學和價值相對論》，載《文藝研　究》2003年第4期。)。
    9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價值迷誤大致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重復選題，學術增長點遞減。
    90年代以降的現代文學研究，似乎不大愿意從事文學的歷史在場性的深度研究，比如　像特定時期的文學時尚、文學制度、文學生產方式、文學與雜志、文學與教育的研究；　比如鄉俗符號與鄉土敘事、城市經驗與都市敘事等等；又比如中國現代文學與其他國度　的文學比較研究。這些研究領域，在80年代已有一定的開拓，但此后卻少有學人繼續。　因為，無論是歷史在場性的深度研究，還是跨國度跨文化的比較研究，需要嚴謹的姿態　，厚實的學養，開闊的知識譜系，沉靜而執著的精神。而今，把學術僅視為簡單操作工　序的學人，一般不愿從事學術探險一類的“吃力不討好”的課題。于是，選擇常態作家　，運用常見材料，做出一個個人云亦云的研究結論，是當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基本狀　況。像郭沫若研究、老舍研究、丁玲研究、趙樹理研究、聞一多研究、張愛玲研究、沈　從文研究、錢鐘書研究、張恨水研究等等，存在大量的重復選題人云亦云現象。于是，　選擇某一理論話語，構建一套框架，然后在框架內塞進別人的研究材料與觀點，組構成　研究專著或論文，就成為普遍的事情，看起來，雖洋洋數萬甚至數十萬言，卻少有學術　新見，更談不上什么新的學術增長點。時人所指陳的“學術泡沫”，正是這樣得以膨脹　和蔓延。
    第二，當代學理性與歷史在場性的疏離。
    面對眾聲喧嘩的當代學術理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一定程度地存在著拼貼與誤讀。先　說“拼貼”。如女性主義文學理論，論者多直接援引身份認同、肢體寫作、反菲勒斯中　心主義等術語概念，然后對某某女作家創作加以簡單比附。其實，只有將當代學理性與　歷史在場性緊緊相聯，通過二者的融合、創化，才能獲得合理的研究結論。如丁玲、張　愛玲、林白、陳染等中國現當代女作家的創作，構成了相當“中國”的、非常“現代”　的、極為“文學”的女性創作風景：丁玲的性愛絕望及其“革命”的救贖方式，張愛玲　的男性殘瘴與林白、陳染的“自戀自瀆”，構成了看不見的精神邏輯——女性絕望及其　救贖方式。這才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女性寫作。再看“誤讀”。對于后殖民理論，　學術界多接受賽義德的“東方主義”及其文化相對主義，像艾勒克·博埃默的殖民話語　及本土資源命名理論，霍米·巴巴的后發國家“混雜”文體形態的分析方法，少有問津　者。因此，研究者容易從文化相對主義走向價值虛無主義。又如對于后現代理論，我們　重視詹姆遜的消費社會和大眾文化的后現代，輕視了作為思維方式的后現代和啟示著全　球化新意的后現代，因此簡單地以“日常敘事”分析替代“宏大敘事”分析。如對從魯　迅到張愛玲的文學史轉型的研究，就缺乏“中國”式的理論解釋。
    當學理僅僅作為一張“皮”而被拼貼，則顯出學界的急功近利時尚與消化能力的不成　熟。因此，如何依托全球化背景，結合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在場性，如何從理論拼貼轉　為學理創化，這或許是中國現代文學走出疲憊“瓶頸”狀態的途徑。
    第三，價值迷亂，評價失范。
    文學研究和其他學科研究一樣，自身具有價值評判的內在功能。評價功能的呈現，對　于研究者而言，具有先在性和客觀必然性。進入20世紀90年代，在對50年代的政治意識　形態研究和80年代的啟蒙立場進行質疑并對其結論進行消解的同時，一種以學術中立、　還原學術為標識的研究傾向也出現了。這本無可厚非，問題在于，在這種研究思想的指　導下，研究者的價值立場和現代思想卻在悄然隱退。過分注重于研究文本的“知識之真　”和技術的規范，這些，對以前研究的反叛具有合理性的一面，強調研究的學術性及其　規范自然是學術研究的題中之義。但是，當研究者真正處于一種無價值的狀態時，其研　究的合法性及存在理由便值得懷疑。無論是革命政治評價，還是啟蒙立場的現代性評價　，其核心都具有鮮明的價值評判性質，這些評價也許包含著不合理的因素，甚至是極不　合理，但對研究者尤其是現代文學這一學科的研究者來說，合理的價值評判是必需的，　這不僅是文學研究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內在規定使然。
    從一般性而言，中國現代文學雖然處于“混雜”的歷史場，但整體上，這一文學形態　得以存在的基礎是現代性價值。因此，以現代性價值去觀察、認識、評價現代文學及其　作家，是研究者應持的價值立場。但是，當一些研究者放棄了這一自明的合理立場后，　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認識，對具體作家的評價，自然會出現價值的迷亂和評價的失范。他　們喪失了在復雜的文學形態面前進行價值抉擇的靈敏性，也缺少以現代中國生存發展所　需的主導價值去正確評價文學現象的能力，甚至一些人以相反的、缺少現實基礎的陳舊　價值為一些作家作品評功擺好；還有的更以非理性的方式，不顧歷史，對一些文學現象　，一些作家或者大加撻伐，或者肉麻吹捧，使研究者的價值操守蕩然無存。這種狀況既　存在于對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認識理解之中，也表現在對文學運動、文學思潮、作家作　品的評價之中。如對魯迅、對“五四”文學革命的“反傳統性”、對左翼及其革命文學　、對解放區的文學、對自由主義的文學等等的認識與研究，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價值的　迷亂與評價失范問題。我們認為，對復雜的文學歷史不能簡單進行裁決，對具體文學現　象的研究也不能用單一標準去抽繹出符合研究主體的價值內容。一個時代的文學無論多　么復雜紛紜，隱含在其中的，必須有一種為時代、民族、社會及其所屬的多數人始終追　尋、探索并視為理想的主導價值，因此，文學研究者理應以此作為觀照、認識、評價文　學現象的基本立場，否則，只能使研究走向價值的虛無。
    　　　　四
    通過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五十年歷程的反思，我們發現，從50年代奠基期、80年代轉　型期到90年代失范期，中國現代文學三代研究者雖然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特征理解　各異，但在方法論層面依然保持著驚人的相似。他們都力圖以某一種既定的理論，作為　統攝貫穿中國現代文學的本體論理念，并以“裁決”歷史的研究方法，對現代中國文學　作出符合某一本體論理念的現象拼貼與歷史裁決。50年代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直接援　引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作為學科的本體理念。80年代轉型期，研究者建構了啟蒙現代性　與文學現代性的學科理念，并以此作為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的文學史敘述邏輯。此后，　“重寫文學史”呼聲不斷。近年，有學者試圖以審美現代性作為現代文學的本體論特性　，重建文學史的研究系統(注：吳炫的《一個非文學性命題——20世紀中國文學觀局限　分析》(載《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5期)，對錢理群等人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觀　進行了質疑式剖析，并提出審美現代性的文學史觀構想。此后，譚桂林的《對文學史觀　念的再認識——兼評吳炫的文學觀》(載《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4期)，就審美現代　性文學觀問題，進行了評說與修正。)，或以民族國家意識與話語系統作為統攝中國現　代文學的本體結構和意義特征(注：參見曠新年《民族國家想象與中國現代文學》，載　《文學評論》2003年第1期。)。但是，有如哥德爾定理顯示的邏輯悖論，如果某一本體　論理念能夠將中國現代文學史顯得愈清晰，那么，這種敘述邏輯就愈會給現代文學史留　下更多的更為模糊的盲區與黑洞。
    在我們看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自救之途，在于研究方法論的轉型：從文學歷史的　單項裁決，轉到文學歷史的多義闡釋；從黑格爾式的“絕對理念”的邏輯建構，轉移到　伽達默爾式的歷史解釋學。以現代文化價值為基點、以現代中國文學為坐標、以中西文　化(文學)為經緯、以文學審美為路徑，回到歷史的原點，進入現代中國文學的“歷史場　”，建立多元文化交匯多種學理互參的開放的解釋學話語空間。
    其實，在中國現代文學歷史“建構”風尚興盛之時，早有研究者自覺地從事著貼近“　歷史場”的歷史解釋學工作。王富仁的《中國近現代文化發展的逆向性特征與中國現當　代文學發展的逆向性特征》和劉納的《“五四”新文學創作者對于發難者的偏離與超越　——兼與辛亥革命時期進步文學比較》便是實例(注：王富仁和劉納文章，見于中國現　代文學研究會編《在東西古今的碰撞中——對“五四”新文學的文化反思》，中國城市　經濟社會出版社1989年版。)。前者從中西文化的復雜性聯系中，準確地闡釋了中國近　現代文化和現代文學在西方文化(文學)影響下，并沒有形成與西方文化(文學)發展進程　相一致的“逆向性特征”。后者從歷史在場性出發，發現和闡釋了“五四”文學理論提　倡者與文學創作實踐者之間的不吻合現象：“‘五四’先驅者們啟發青年的覺悟，是出　于對于民族命運的危機感，是希望‘發展’了‘個性’的青年負担起社會的責任”，但　覺醒了的“五四”作家“卻反而常常陷入‘無為’而‘無用’的尷尬處境”。而正是這　種對于新文學發難者的“偏離與超越”，才使得“五四”新文學創作者由啟蒙現代性進　入“更多的對自我生命的體驗”的文學現代性的意義空間。由此啟發我們，對于啟蒙現　代性與文學現代性研究，只有通過具體而復雜的歷史闡釋，才能獲得準確而真實的認知　。
    解釋學方法，絕不是放逐研究者價值立場的靜態的歷史還原，恰恰相反，它提倡并一　直堅守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現代”價值立場。我們堅持認為：“從整體講，現代性　價值始終是現代文學自覺追求的目標，實現社會、文化、民族以及文學的現代化是根本　的目的。因此，在現代文學的三十年間，啟蒙、民族現代性及文學的現代化是根本的目　的。因此，在現代文學的三十年間，啟蒙、民族現代性，革命、社會主義現代性，文學　自身的審美現代性，是貫穿其間的價值主線。”(注：參見何錫章《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為什么選擇西方話語》，載《文學評論》2003年第6期。)與以往的研究區別在于，我們　提倡的歷史解釋學方法，不是以現代性作為裁決歷史的標尺，而是以現代性為價值坐標　，建立一種現代性坐標的多維度多義項的“歷史場”。在這種“歷史場”中，具體闡釋　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形態”的生成與流變。比如用福柯知識考古/譜系學方法，闡釋　中國古代文學哪些要素合理地進入“現代”并形成中國現代文學的構成元素；比如用后　殖民理論，闡釋30年代中國現代派詩如何借用西方的“他者”詩思模式，轉過來對傳統　(唐宋詩詞)的承襲與重新命名，從而把握30年代現代派詩歌那屬于“中國的”也屬于“　現代”的質素。同樣地，對于革命現代性文學研究、民族現代性文學研究，運用歷史解　釋學方法，我們將會獲得更開闊而復雜的闡釋空間，獲得有關中國現代文學的一系列的　現代性問題的多義結構、復合狀態和悖論特征。而所有這些，正是中國現代文學區別于　中國古典文學、區別于歐美現代文學、也區別于亞洲其他國家的現代文學的文學特征。
    
    
   文藝研究京28～3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何錫章/李俊國20042004本文對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歷史進行反思，認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五十年的方法論失誤　在于：我們總是力圖建構某種一元本體論的學科理念與敘述架構，從而以絕對理念裁決　歷史。本文認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應該從“絕對理念”的邏輯建構與歷史裁判法轉向　歷史解釋學，建立一種以現代文化價值為基點、以“現代中國文學”為坐標、以中西文　化(文學)為經緯、以文學審美為路徑的開放式的文學歷史闡釋空間。中國現代文學/文學研究/歷史解釋學本文為云南省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資助項目成果。滴石林國華
    林國華：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博士候選人、芝加哥大學“約翰·奧林民主　理論與實踐研究中心”研究員Expound ancient events with modern eyes
  ——Several issues on the writing of contemprary historical novel
  YANG Jian-long
  Humanity School,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作者單位：華中科技大學中文系　430074 作者：文藝研究京28～3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何錫章/李俊國20042004本文對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歷史進行反思，認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五十年的方法論失誤　在于：我們總是力圖建構某種一元本體論的學科理念與敘述架構，從而以絕對理念裁決　歷史。本文認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應該從“絕對理念”的邏輯建構與歷史裁判法轉向　歷史解釋學，建立一種以現代文化價值為基點、以“現代中國文學”為坐標、以中西文　化(文學)為經緯、以文學審美為路徑的開放式的文學歷史闡釋空間。中國現代文學/文學研究/歷史解釋學本文為云南省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資助項目成果。滴石

網載 2013-09-10 21:5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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