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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D5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0961(2002)03-0049-05
　　一、引言：近年我國研究蘇聯劇變原因的一般概況
　　前蘇聯劇變、解體已經十年了，它留給世人的研究課題不僅紛繁復雜，而且意義重大。在中國，研究這一課題不僅關系到黨和國家堅持的社會主義信念問題，而且還直接關系到已經進行了20多年的改革開放事業。由于此種原因，中國研究蘇聯劇變原因的迫切性，在世界研究同一問題的國家中更顯突出。資料顯示：中國對蘇聯的關注在蘇聯解體前的十年里，主要側重對蘇聯體制形成的原因和“斯大林模式”的弊端等問題的分析研究。1995年出版的《國外學者論斯大林模式》等著作反映了這方面的關注。1991年歲尾蘇聯解體，一個有著近70年歷史、與西方抗衡半個多世紀的大國一夜之間瓦解，其震撼力是可想而知的。一時各種議論、種種奇談紛至沓起。第一個代表中國共產黨做出反應的是鄧小平。他在蘇聯解體后一個多月發表的南巡講話，對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的曲折現象提出了自己的獨到看法：“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1](P375)。此后在大約五年的時間里，我國學術界開始將視點從“斯大林模式”、“蘇聯體制”擴展、轉移到蘇聯劇變原因的分析。由于種種因素的限定，這期間“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尚不深入”[2]。(注：蘇聯解體后我國學界出版的有關力作有俞邃的《蘇聯解體前后》(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江流主編的《20世紀社會主義的回顧與前瞻》(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宮達非主編的《蘇聯劇變新探》(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靳輝明的《社會主義歷史理論與現實》(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1996年以后，江澤民同志在多次談話中提出要研究蘇聯劇變的深層次原因。此后，我國學界一方面以集體攻關的方式展開對蘇聯劇變原因的研究，《蘇聯興亡史論》等一批重點課題被列入國家社會科學研究“九五”規劃；另一方面，跨地區、跨學科的研討會紛紛舉行：1997年在北方召開“意識形態在蘇聯演變過程中的作用”專題討論會后不久，11月7—11日，《蘇聯興亡史論》課題組和上海東方研究院、華東師范大學等單位在上海召開了《學習鄧小平理論，探討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及其教訓》綜合學術研討會。出席會議的除上海市政府顧問、中國東歐中亞學會名譽會長汪道涵外，還有京、滬兩地40多名學者。大致可以以十五大召開前后為界，中國研究蘇聯劇變問題已經進入一個新階段，形成一定規模，出了一批成果，如《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歷史記錄》、《蘇聯解體前后》、《20世紀社會主義的回顧與前瞻》等著作和論文。對于前一階段的研究狀況，中國社會科學院前院長胡繩曾在談話中認為，前幾年提出的蘇聯劇變原因問題，看來還沒有做出好的回答。1997年以來，關于蘇聯劇變深層原因的研究，表面上看沒有前幾年那么熱鬧，但在研究的視角上、方法上、理論上、資料發掘運用上，都有了新的提高。本文所闡述、論析的就是這一時段蘇聯劇變研究的主要觀點和情況。
　　二、評論：蘇聯劇變原因研究中的幾種主要觀點
　　1.幾種流行說法
　　我國關于蘇聯劇變原因的流行說法，并非形成于蘇聯解體后，而是出現在此前發生的東歐劇變之際。這些流行說法主要有“階級斗爭”說、“和平演變”說、“路線錯誤”說，等等。其實，稍有共和國歷史常識者不難發現，這些說法的理論之源可上溯至20世紀60年代初的中蘇大論戰。它們只是在“文革”結束后才稍有沉寂，當蘇東大變局發生才復出流行。故所以一些持這類說法的人士認為，蘇聯劇變是“九評”理論的一個“不幸勝利”。關于這些流行說法的具體觀點概括如下：
　　“階級斗爭”說。持這種說法的人士認為，蘇聯劇變是“一場嚴重的階級斗爭”。他們說蘇聯是被黨內外三種資產階級力量聯合起來搞垮的。一是黨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戈爾巴喬夫；二是社會上的資產階級勢力，即所謂民主派；三是西方帝國主義、壟斷資產階級。對此，高放等學者持反對態度，他們認為，蘇聯在1936年就消滅了資產階級，長期反對資本主義。蘇聯劇變以前，國內不存在強大的資產階級勢力，黨內也不能說存在著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此，把蘇聯劇變的原因歸結在一兩個領導人身上，很難令人信服[3]。
　　關于這類“階級斗爭”說及其衍生的“復辟資本主義”說，且不說它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很難吻合，就連遭受敗亡的前蘇聯共產黨人也不同意。1993年10月底，莫斯科舉行關于社會主義問題的討論會，會上很多與會者就提出：“應當摒棄搜索‘叛徒’的做法。制度是因自身的突變，而不是個別統治者心懷惡意而崩潰的。”[4]這是不是“當事者迷”呢?
　　“和平演變”說。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再度流行的這一說法與六七十年代的“和平演變”說已有差異。在持這種說法的人士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把“和平演變”與改革開放相聯系，認為蘇聯劇變是胡亂對外改革開放，不抓階級斗爭，加快和平演變的結果[5]。(注：“和平演變”說，是蘇聯劇變原因研究中的主流觀點，此類著述頗豐。除薛啟亮、凡心的觀點外，尚有馬巖的《意識形態與蘇聯解體》(《馬克思主義研究》1997年第3期)，肖楓的《對蘇東歷史悲劇的沉思》(《馬克思主義研究》1998年第5期)，高輝的《兩個文明一起抓與反“和平演變”的關系》(《遼寧大學學報》1997年第7期)等可作參考。)關于這一點，我們自然應該承認，確實存在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上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滲透和侵蝕。西方的政客們也確實抱有“和平演變”的戰略構想。已故美國總統尼克松撰寫的《不戰而勝》就集中、具體地表達了西方政治家們的政治渴望。問題是“和平演變”是不是就像我國流行的“和平演變”說理解的那樣簡單，僅限于對社會主義國家宣傳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敵對意識，制造不利于安定團結的輿論?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有學者在分析蘇聯劇變原因承認西方“和平演變”的影響因素時指出，當今西方的“和平演變”，一靠新科技革命的成果作為物質后盾，二靠市場經濟，三靠多黨制，四靠文化自由。這種對“和平演變”的分析就站在了時代的高度，考慮到了知識經濟時代不同于“冷戰”時代的特點，提出了新世紀新時代反“和平演變”的新難題。
　　“路線錯誤”說。關于蘇聯改革的路線錯誤導致蘇聯劇變的觀點，不僅當今十分流行，而且在此觀點下還有種種說法，比較復雜。總的看，持此論者是以傳統政治術語“左”或右的概念進行表述的：一種認為“左”的路線錯誤導致蘇聯劇變者稱，蘇聯失敗是因為政治體制改革“超前”造成的；另一種認為右的路線錯誤導致蘇聯劇變者稱，歷史問題的積淀使蘇聯社會困難重重，潛伏著危機，經濟改革的失敗，政治體制改革違背社會主義原則，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6]，取消共產黨的領導，迎合西方資產階級的需要都表明蘇共是右傾投降而亡黨亡國；還有一些學者也用“左”和右的概念闡釋蘇聯劇變的原因，但表述很有意思，他們首先認為包括蘇聯在內的11個社會主義國家(柬埔寨、東歐六國、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蒙古、蘇聯)主要都是被“左”葬送 的，但是“劇變的病根、病源是‘左’的東西，病象、病變是后期右的東西。”“長期 的‘左’，促使后期轉向右的極端，先‘左’后右，合葬了社會主義。”[3]
　　在“路線錯誤”說中，首次肯定“左”也能葬送社會主義，這在社會主義實踐的認識論上是一大進步。但是應該看到我國的政治術語中，“路線斗爭”、“左”和右等概念絕大多數是從蘇俄和共產國際的舶來品。雖然在我國(特別是我黨)近80年的政治生活中，它們的概念已盡人皆知，但是這類詞也明顯地具有不確定性。且不說黨的歷史上毛澤東、鄧小平曾被當做“右”遭受批判，就連李立三的“左”也被王明打成過右。在探討蘇聯解體原因的科學研究中，怎樣使研究結論表述得更科學、更準確，話語選擇似乎并非無足輕重的文字游戲。
　　2.一些新穎觀點
　　我國對蘇聯問題(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主要是“蘇聯變修”問題)的研究，“文革”結束后有一段時間大為降溫。70年代末和整個80年代，由于中國改革開放戰略的需要，對蘇聯的研究重新升溫，但研究重點已從“變修”問題先轉移到對蘇聯體制的研究，后變為對“斯大林模式”的探討。這種擺脫一般理論闡釋，進入對體制和模式的分析，不僅是我國蘇聯問題研究的一大進步，也無意中為后來蘇聯解體原因的分析在方法上的突破、新觀點的提出創造了條件。在近些年探討蘇聯劇變原因的各家之說中，“模式說”能占有重要的市場份額，是與上述情況有密切關系的。與“模式說”相比，蘇聯解體后出現的“原因說”，是在傳統分析的框架中的一個“革新”。研究者改變了單純從階級斗爭、路線斗爭、和平演變視角出發的闡釋，采用唯物辯證的分析方法，考察諸種相關因素，提出事變的內因、主要原因、直接原因、根本原因等“原因說”。此外，近年國內研究蘇聯劇變原因中出現的“危機說”，頗為引人注目。自然，在倡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精神的今天，在蘇聯劇變原因的研究中還有一些說法頗為新穎，但相比較而言，“模式說”、“原因說”、“危機說”更顯突出，今擇要論析如下：
　　“模式說”。把蘇聯體制定為“斯大林模式”并對其進行分析，最早濫觴于西方學術界，后在東歐和蘇聯持不同政見者中盛行。直至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學術界才接受這一特指名詞和概念。其內在原因是不言自明的。關于“斯大林模式”，國外爭論已久，分歧很大。中國學界受國外影響，從開始研究這一問題時分歧就已形成，等到蘇聯解體轉入研究蘇聯劇變的深層原因時，關于“斯大林模式”的爭論更趨復雜：首先，在定性上，原先對“斯大林模式”是不是姓“社”存有爭議，現在這一問題又直接衍生出：“斯大林模式”的失敗是不是社會主義的失敗?其次，在理論溯源上，原先一般認為“斯大林模式”是斯大林背叛列寧思想的結果，那種認為“斯大林模式”與列寧的“集權”思想有淵源關系的觀點沒有多少市場。現在，后者不僅有所抬頭，而且又演變出：從“斯大林模式”的垮臺對列寧“一國社會主義革命”論的質疑，對“十月革命”的否定，等等；再則在“斯大林模式”與蘇聯劇變的關系上，觀點更是對立：一種認為，“斯大林模式”與蘇聯劇變有直接關系，該模式是蘇聯體制的集中體現，它潛力耗盡，走向衰落，不可避免地引發蘇聯劇變；持另一種觀點的俞邃先生等人則認為，雖說蘇聯模式的弊端確實根深蒂固，積重難返，是導致蘇聯劇變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絕非像有的人說的那樣“不可救藥，改則必敗”，必然導致蘇聯垮臺。中國改革的成功雄辯地證明了，在正確路線指引下蘇聯模式是可以改造的[7]。
　　綜觀從“模式”角度對蘇聯劇變原因的探討，應該承認其具有獨到的視角，也具有結構分析的潛勢。問題是一種好的、獨到的理論分析模型能否獲得其應得出的結論，關鍵常常不在于靜態的模型選擇，而在于符合模型的思維取向和規范。國內學界雖然通過對“斯大林模式”的分析，對蘇聯特色的社會主義陷入危機的原因獲得了種種新認識，但是還應看到這方面的研究仍然沒有擺脫長期以來形成的理論演繹推理的思維定式。因此，在這方面還不能說研究成果已經達到了預期。
　　“原因說”。這是在分析蘇聯劇變深層原因時突出唯物辯證思維特點的一種努力。其意義在于力圖擺脫慣常只滿足于對事物單純的一分為二的思維定式，采取了恩格斯所說的歷史事變“合力”論的分析方法，對蘇聯劇變進行“綜合因素”剖析。在這方面比較典型的是高放先生等人的觀點：蘇聯改革失敗的真正原因不是單一的，應該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歷史發展合力論來解釋。……仔細分析，蘇聯東歐劇變有12個方面的原因：外因與內因，內因為主；遠因與近因，近因為主；客觀原因與主觀原因，主觀原因為主；微觀原因與宏觀原因，宏觀原因為主，大的決策有錯誤；下層原因與上層原因，上層原因為主，上層領導出了問題；淺因與深因，深因為主，淺因，如民族矛盾沒處理好，深因就是蘇聯共產黨沒有很好掌握不發達國家實現社會主義的特殊規律[3]。俞邃、肖楓、陳開仁等學者還從“現實原因”、“歷史原因”、“具體原因”、“根本原因”、“直接原因”等角度分析蘇聯劇變的相關因素。
　　近些年出現的這類“原因說”，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勾畫出了事變原因的縱向和橫向的剖面和層次，給人以啟迪。但是，它不僅仍未擺脫話語的陳舊色彩，而且在理論上也難更深刻地闡釋事變。內中原因，一方面反映了研究者所受的局限，另一方面也在某種程度上顯示了我國學者在研究方法的選擇上的匱乏。
　　“危機說”。這類觀點是近年研究蘇聯劇變原因中最引人注目的新觀點。它是中國學界介紹俄羅斯學者研究蘇聯解體情況時“引進”的。所謂“危機說”，主要指：“經濟危機毀滅蘇聯”說和“黨的危機毀滅蘇聯”說。被介紹進來的前一種觀點是由俄羅斯著名學者若·梅德韋杰夫在反駁“軍備競賽毀滅蘇聯”論時提出的。若·梅德韋杰夫從蘇聯模式中的低工資、低物價、補貼消費的經濟政策入手分析指出：數十年內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的危機是逐漸產生的。“小型危機”出現過好幾次，然而政府從未下決心用經濟手段解決。至改革之前，蘇聯35%的財政支出用于對農產品的補貼，約15%的財政支出用于對市政支出和日用能源的補貼，還有15%的財政支出用于對教育、醫療、科學和文化的補貼，12%的財政支出用于養老金和社會補貼。這種低物價、高補貼和特權制度需要大量經費，從而越來越難以為繼。整個國家就像一個大公司在運作，而這個大公司已走向破產。1990年開始了國家在500天內過渡到市場經濟的著名計劃，結果經濟和政治進程失去控制，蘇聯解體[8]。
　　后一種觀點認為，使蘇聯社會垮臺的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執政幾十年的黨的危機造成的。在“冷戰”的最后階段，蘇共粉碎了自己的黨，從而粉碎了蘇聯國家體系和整個國家的社會制度[9]。2000年在我國翻譯出版的《權力與競爭》一書作者甚至舉證俄羅斯共產黨人參與了瓦解聯盟促使蘇聯解體的行動。
　　上述兩種“危機說”，前者在我國內反響不大，而后者已有反應。國內有學者根據訪俄獲得的資料撰文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蘇共瓦解了黨群關系，才導致蘇共危機和蘇聯解體。該學者以前蘇聯社會科學界的一份問卷調查的結果來證明存在著“蘇共危機”。該問卷調查顯示：被調查者認為蘇共仍代表工人的占4%，認為蘇共代表全體人民的占7%，認為蘇共代表全體黨員的占11%，認為蘇共代表官僚、干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占85%。
　　“危機說”在研究的視角上具有一定的獨特性，尤其前一種觀點是建立在人所皆知而又無人注意的統計數據上的，更顯出研究者不受先入為主的意識形態干擾的科學分析頭腦。
　　3.若干非傳統方式的探索
　　在我國探討蘇聯劇變原因的研究中，學界主流基本上沿襲著傳統的方法，在實際操作中這種方法可概括為“以A理論研究A”的模式。近年，在研究蘇聯劇變原因的探索中，開始出現運用“他山之石”的探求，盡管這類研究還不多見，但已提出值得重視的觀點，這里試舉兩例：
　　“中央權威衰落”說。這是王麗萍博士從國家結構特征入手分析蘇聯聯邦制國家解體的歷史與現實原因得出的結論。作者認為，蘇聯的解體是中央權威衰落的直接后果。為了闡釋這一結論，王麗萍在她的《蘇聯解體的國家結構特征分析》中詳細地分析了蘇聯聯邦制形成的原因和特點，指出了造成中央權威衰落的兩個深層原因：一是民族地域原則具有致命的行政界線與民族界線相重合的特點，這樣容易產生民族分離主義傾向；二是自20世紀80年代起維系聯邦中央集權的蘇聯共產黨開始聯邦化，即按民族特征劃分黨。此外，在聯邦制所要求解決的各項問題中，對社會與經濟的管理又遭受某種程度的失敗。在這種情況下，不合時宜地改變其集中模式，就不能不導致社會嚴重分裂并最終導致聯邦解體[10]。
　　應該說，從聯邦制分析蘇聯劇變的原因不乏其人，惟這一觀點的分析具有獨到之處。表面上看這一觀點是從國家結構特征入手的分析，實際上是對權力結構(特別是對聯邦制國家的中央集權及其權威的存在條件)的解剖：一方面展示構成聯邦的各實體的向—離心力；另一方面又揭示維系聯邦各實體的凝聚力的要素(黨、軍隊、意識形態)。運用這種方法得出的結論，不僅有說服力，而且具有很高的資治價值。
　　“基礎制度環境缺口”說。這一論點是徐坡嶺從“制度變遷視角”分析蘇聯解體深層原因得出的。他認為蘇聯解體的深層原因是“徹底變革”打開了“原蘇聯意識形態、憲法秩序等基礎性制度環境”的缺口，搞亂了國家秩序，使長期積累的經濟矛盾和社會矛盾在外力的作用下爆發出來，最終導致蘇共下臺、蘇聯解體、憲法秩序改革和國家權力更迭。作者進一步指出，原蘇聯意識形態、憲法秩序等基礎性制度環境決定了在其框架內進行的經濟改革的不徹底性和最后失敗的結局[11]。
　　撇開對這一觀點是非的具體評述，我們至少可以看到作者運用“制度變遷理論”對蘇聯轉軌失敗的分析是嚴謹而又獨具特色的。與“以A理論分析A”的研究模式比，作者提出的“基礎制度環境”概念也要比“國情特色”的話語更富有深層理論色彩。至少，徐坡嶺將改革的不徹底性和失敗的結局與制度環境中的意識形態相聯系，大大拓寬了人們考察蘇聯解體原因問題的視野。
　　三、結語：關于如何深化蘇聯劇變原因研究的一點思考
　　迄今為止我國在對蘇聯劇變原因的研究中雖然出了一批成果，但是實事求是地說，真正使人耳目一新的論著并不多。且不論用新理念新方法探討蘇聯事變的研究十分少見，即使運用“A理論分析A模式”的成果也難令人滿意。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之一，是學界缺乏對我國研究“蘇—俄”學術史(特別是學術研究方法層面)的縱向審視。簡言之，缺少學術反思。在這方面，學界竟不如政界。以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圍繞“蘇聯變修”問題展開的大論戰為例，事過20年，當時的政界當事人能夠反思說：“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蘇兩黨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我算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1](P291)
　　說此話者是當年的總書記鄧小平。與政界相比，學界能承認當年對“蘇聯變修”問題的研究許多是“空話”的又有幾人?正因為缺少這種學術史上的縱向審視，才使得我們不顧、不能改變因循守舊的研究理念和方法，滿足于引章摘句式的學理演繹。20世紀六七十年代研究反修防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種種“學術空話”，既沒能防止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十年浩劫”，也未能在世界研究“蘇—俄”的學術之林中崛起一個學派。這種切膚之痛的教訓不應在蘇聯劇變原因的研究中重演。
　　其實，即使就“A理論分析A模式”而言，馬克思在對“1848—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和巴黎公社等“事變”類對象的研究中，也已做了經典示范。作為馬克思主義者自然有理由選擇這種分析理念和方法。但是，為了更好地揭示蘇聯劇變的深層原因，應該允許采用各種新理念、新方法對事變展開多視角、全方位的研究。研究蘇東問題的學者宮達非先生曾在文章中呼吁：“必須從更廣闊的領域，借鑒一切有益的觀點，包括那些一貫被視為異端而今天看來是正確的理論，進行一次歷史性、世紀性的大反思，開創社會主義理論的光明前景，為社會主義創建新的理論框架。”
　　不言而喻，在研究蘇聯劇變原因乃至各種社會科學研究中采用何種分析模型和方式，不應存在姓“馬”姓“資”的禁區。同樣不言而喻的是，不應把指導我們從事學術研究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視為一成不變的僵死教條，因為只有堅持與時俱進、堅持理論創新，才能找到解開蘇聯解體和蘇共敗亡真正謎底的鑰匙。
　　收稿日期：2002-04-20
西伯利亞研究哈爾濱49～53D1社會主義論叢王士俊/劉波20022002雄踞世界70余年的蘇聯于20世紀末劇變、解體，成為中國學術界對蘇—俄研究的一個新熱點。現時我國學術界對蘇聯解體原因的研究沒有突破研究方法、思路上的傳統定式，因此用新理念、新方法探討蘇聯劇變的研究成果十分少見，致使現今蘇聯解體原因研究相對滯后。蘇聯/蘇聯解體的原因/分析模式/Soviet Union/causes of Soviet collapse/modelof analysisCOMMENT ON SOME STANDPOINTS ABOUT THE CAUSES OF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　　WANG Shi-jun/Liu Bo　　Institute of Politics,H.P.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Harbin 150018,China/Institute of Siberian Studies,H.P.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Harbin 150018,China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has become a new hot point of Soviet-Russian study in the Chinese academic circle since it had a great influence in the world for more than 70 years.At present Chinese researchers' study on the causes of Soviet collapse has not broken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thinking and research.Therefore there are very few achievements in the project,falling behind in research.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 政治所，黑龍江 哈爾濱 150018/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 西伯利亞所 黑龍江 哈爾濱 150018　　王士俊(1949-)，男，上海人，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從事比較政治制度與國際共運研究。 作者：西伯利亞研究哈爾濱49～53D1社會主義論叢王士俊/劉波20022002雄踞世界70余年的蘇聯于20世紀末劇變、解體，成為中國學術界對蘇—俄研究的一個新熱點。現時我國學術界對蘇聯解體原因的研究沒有突破研究方法、思路上的傳統定式，因此用新理念、新方法探討蘇聯劇變的研究成果十分少見，致使現今蘇聯解體原因研究相對滯后。蘇聯/蘇聯解體的原因/分析模式/Soviet Union/causes of Soviet collapse/modelof analysis

網載 2013-09-10 21:5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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