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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江蘇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與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第四次中華民國史國際學術討論會”，9月22日至24日在南京舉行。這次會議是對近年來中華民國史研究水平的一次檢閱。參加會議的正式代表有134位，來自中國內地、香港、臺灣及日本、韓國、美國、俄羅斯等12個國家和地區。會議共收到學術論文117篇，內容涉及民國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軍事、對外關系、文化教育等。現對會議情況撮要綜述如下。
　　一 民國人物研究向理性化、個性化發展
　　人物研究歷來是民國史研究的重要內容，此次會議以人物研究為主的論文有近30篇，其中焦點在孫中山（9篇）與蔣介石（6篇）。
　　有關孫中山研究，突現出特色和新意。林家有在《孫中山與“人學”》一文中提出，孫中山研究必須改變以往僅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的角度來進行的傳統方法，轉化研究視角和思維，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孫中山“人學”思想就是作者開辟研究新領域的嘗試。作者從孫中山論述人與啟蒙、人與自然、人與教育的三方面關系展開論述，建立了孫中山“人學”思想的新架構。張磊的《試論孫中山的文化取向：未來國家與社會的趨勢和模式》一文認為，吸收西方先進思想是孫中山文化取向的主導之一，但他又反對極端崇拜外國和全盤西化；孫中山文化取向另一主導是對封建儒學采取離異立場。文章反對將孫中山思想納入儒學軌道，強調他是反儒教的斗士，認為孫中山提倡“恢復國粹”并不是回歸中國傳統文化。任桐的《西方政治文化與中國儒家傳統的交合——試析孫中山的訓政理論》一文則認定孫中山思想是中西文化結合的產物。他指出：訓政理論是西方民權思想和內圣外王傳統的交合；權能區分論是西方代議制度同舉賢任能傳統的交合；以黨治國論是西方政黨學說與天下一統傳統的交合。朱寶琴在《孫中山晚年的農民問題思想簡論》一文中，論述了孫中山關于農民問題的思想，認為孫中山晚年把“耕者有其田”作為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即“平均地權”）的中心口號提出，反映出其民生主義思想提升到新高度，更為第一次國共合作和國民革命奠定了基礎。但孫中山晚年在農民問題思想上存在兩個缺陷：其一，沒有把地主階級視為民主革命的主要對象，不愿將“耕者有其田”目標與農民革命聯系起來；其二，未能充分認識農民的力量，不相信他們是滌蕩農村封建所有制的主力軍。不過，也有學者認為，孫中山不是共產主義者，要想讓他認同土地革命，實在是強人所難。韓國學者李ｓｈēｎｇ＠①輝在《孫文為什么主張國民會議》一文中指出，孫中山提出國民會議主張與中共提出的國民會議并無關聯，中共提出國民會議是牽制國民黨的一種手段，而孫中山是接受鮑羅廷的建議，目的是要牽制段祺瑞臨時執政的權力，是其試圖掌握北京政權的最后一個方案。
　　蔣介石研究在會議上亦備受重視。從某種意義上說，蔣介石研究從一個側面體現出民國史研究的新發展。臺灣學者陳三井的《蔣介石眼中的民國人物——以〈蔣總統事略稿〉為中心之討論》，在資料與研究方法上均有新意，論文以“大溪檔案”中據蔣日記編修的《蔣總統事略稿》為基本資料，把蔣介石對同時期人物的評論分門別類加以整理，如“亦師亦友，肝膽相照”的孫中山等，“革命同志，漸行漸遠”的陳炯明等，“豪門國戚，矛盾叢生”的孔祥熙等，不僅有益于研究這些人物，更可窺視蔣氏的內心世界與其人際關系。蔣介石是否一直反共，其反共理念是何時確立的，張憲文的《蔣介石早年對共產黨態度的演變》一文，將“大溪檔案”與前蘇聯的解密檔案進行了對比研究。該文認為，蔣介石20年代初對共產主義與俄國式社會革命有好感，訪蘇歸來后思想發生變化，1926年“開始逐步地走向反共道路”。蔣最終堅決反共，“有著極為復雜的各種因素”。楊天石的《蔣介石和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一文，則試圖厘清那段撲朔迷離的歷史。
　　涉及民國人物的會議論文還有臺灣學者劉維開的《李宗仁〈談話記錄〉的提出與影響》、韓國學者尹惠英的《魯迅與國民革命：國民革命時期魯迅在北京的活動》、韓國學者姜明喜的《張東蓀的民主主義觀》、徐梁伯的《林森略論——兼及民國人物評價》、臺灣學者張力的《陳紹寬與民國海軍》、楊斌的《抗戰初期楊杰赴法尋求軍援活動述評》、韓國學者車雄煥的《丁文江的抗日問題認識》、高華的《抗戰勝利前后孫科政治態度的轉變——兼論孫科的“多變”》、岳謙厚的《十字路口的顧維鈞：對兩難境遇中的自由主義者的一個考察》、意大利學者薩馬拉尼(G.Samarani)的《中國與歐洲：蔣百里的〈歐洲文藝復興史〉》、何友良的《蔣經國建設新贛南思想論略》、臺灣學者周惠民的《法肯豪森與德國軍事顧問的活動(1934-1938)》、邢建榕的《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的故事——以上海檔案館館藏的W.H.端納的檔案為例》等。上述論文涉及的人物無論所從事的職業，還是在民國史上的地位都有較大的差異，說明民國人物的研究范圍較為廣泛。但相對而言，仍是關注政治、軍事類人物的居多數。從研究民國人物論文的著力點看，以往常見的“翻案”性文章與對人物生平綜述性的文章越來越少，大部分選題都基于新的史料或角度，從研究對象有代表性的方面或時段切入，表明了人物研究從臉譜化向理性化的發展，反映出民國史研究質的跨越。
　　在人物研究方面，會議還顯示出兩點值得注意的趨向：一是與個體人物相比，民國時期特定的社會群體也進入了研究者的視野。岳謙厚通過對顧維鈞一生的考察，展示了中國自由主義者群體在集權體制下逆來順受的無奈心境，這種弱點導致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只能是一種折衷的調和主義者；二是有研究者提出民國人物評價的標準問題，徐梁伯反思了以政治意識形態評價歷史人物的弊端，進而提出了評價歷史人物應考慮的三個方面：是否有益于民族國家最高利益，是否有益于社會的文明進步，個人的思想、情操、道德風范。不過，該文提出的標準仍較模糊，如對什么是“民族國家的最高利益”，論者會有不同的理解，人物評判角度和尺度的偏差使結論可能截然相反。由于人文研究的多元性，人物評價的標準似乎難以界定。
　　二 民國政治史研究視野的擴大
　　在政治方面，論文內容涉及廣泛，包括反帝問題、國民黨的內部斗爭及結構、國共關系、其他政黨的發展、中央與地方關系及地方發展等。相比較而言，“純粹”研究民國政治史的論文在會議全部論文中所占的比例有所減少，至少說明學者的視野更加開闊。而在政治領域，學者更注意用新的理論與方法研究“傳統的”課題，如日本學者土田哲夫的《中國國民黨黨員構成的特征及其變化——以1940年代為中心》，列出各種圖表，分析黨員的構成（成分與地區）、發展趨勢、財政問題，并試圖從中找到其在大陸崩潰的內在原因。韓國學者白永瑞的《1949年的中國：同時代的韓國人的認識》，則從韓國兩份影響很大的報紙《京鄉新聞》與《朝鮮新聞》的報道入手，敘述韓國人對1949年這一中國政治分水嶺的認識。韓國人實際上并未將1949年中國革命的勝利當成是“必然的趨勢”，而是將其當做“不斷進行的革命的一環”。而這種認識的形成，源于韓國人由于特殊的地緣與歷史因素對中國特別的關注。香港學者葉漢明的《“革命的熔爐”：香港與四十年代后期的中國革命》一文，結合意大利學者葛蘭西(A.Gramsci)的“文化霸權”理論，論述40年代香港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發揮的作用，在提供了大量的史實后，葉文提出，在40年代后期的香港所看到的，就是革命力量建立“文化霸權”，為奪取政權做準備的種種活動。西村成雄的《試論20世紀第二個四分之一時期中國的“政黨國家”體制的形成——從強化對地方“管理權力”的角度》一文，考察的是民國時期的行政督察專區，但論文依據喬·薩托利(G.Sartori)的“政黨國家體系”(Party-State System)理論，將行政督察專區視為國家對基層社會動員，實現國家整合，“也就是擴大管理權利的一個重要渠道。”
　　80年代以來，中華民國史研究逐漸與中國革命史、中國現代史區別開來，形成自己的概念、范疇和對象，這是民國史研究作為斷代通史研究的必然發展。但在矯民國史、革命史和現代史研究混做一團之枉的過程中，一些民國史研究者似乎又走到了另一面：幾乎不研究作為民國歷史另一主角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似乎民國史就是北洋軍閥、國民黨及其政權的活動史。
　　這次會議上，有關中共及其活動的論文將近10篇。經盛鴻的《1949年國共軍事戰略及其得失述論》，對1949年中共集中主力解決西南的戰略進行了討論，提出：“中共最高層在1949年戰略決策時，把主要的注意力與戰略重點放到了西南地區，將二野全軍與四野、一野一部都投入到西南戰場與成都等戰役中，從而削弱了在華東戰場的兵力，減輕了對臺灣與沿海諸島的軍事壓力，并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解放軍在1949年10月底金門戰役、11月登步戰役的失敗與1950年進攻臺灣計劃的擱淺，導致了此后數十年國共雙方隔臺灣海峽對峙的局面。”
　　三 民國經濟與對外關系研究進一步深化
　　此次會議論述民國經濟的論文有10余篇，香港學者鄭會欣《貿易調整委員會的成立及其活動》一文運用大量原始檔案資料，探討抗戰初期國民政府對外貿易政策。作者指出，政府對于日軍入侵缺乏思想和組織上的應有準備，中國缺乏對外貿易的組織和基礎以及實施管制貿易存在許多外在制約條件等，使國民政府無法在戰爭爆發之初立即實行貿易統制，直到1938年3月，以該委員會易名為貿易委員會為標志，中國戰時對外貿易政策才由調整轉向統制。
　　值得一提的是，在以往探討戰后國民黨政府崩潰原因時，學者較多地注重國民黨自身嚴重的腐敗以及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這次會議上有幾篇文章不約而同地從戰后國民黨政府執行的統制經濟政策上找原因。張神根的《從統制經濟到計劃性市場經濟——對國民黨政府經濟體制演變的初步考察》一文充分肯定了統制經濟對抗日戰爭的貢獻，但同時指出，抗戰結束后，變成只為統治集團謀利益的統制經濟就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了。由于戰后國民黨政府不顧民意，繼續堅持統制經濟，使民族資產階級幻想破滅而走上與其決裂的道路。日本學者久保亨《戰后國民政府的對外政策》一文認為，國民政府內部在對外經濟政策方面存在著嚴重對立，以行政院長宋子文及國定稅則委員會為首的勢力堅持自由貿易主義，而以資源委員會主任翁文灝以及經濟部、立法院為代表的勢力則堅持經濟保護主義，這種對外經濟政策上的對立也反映到工業領域。最后，由于顧忌國內高漲的民族主義輿論，貿易保護主義主張壓倒了自由貿易主義，導致其難以實施具有合理性的對外經濟對策，從而使之難逃最終失敗的命運。上述兩文有一明顯的對立之處：張文將宋子文定性為統制經濟的主要設計者，而久保亨則認為宋主張自由貿易。劉慧宇《國民政府中央銀行反通貨膨脹主要措施及其績效評析》探究了戰后國民政府中央銀行采取一系列反通貨膨脹措施，卻導致經濟加速崩潰的原因，認為中央銀行所采取的反通貨膨脹對策只是治標而非治本。無論是拋售黃金，開放外匯市場，還是發售債券，均為治標之策，對于造成通脹的根本原因，則財政赤字帶來的財政性發行卻無能為力。由于中央銀行職能完全以政府意志為軸心運作，以致成了金融總崩潰的助力器。
　　對于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公債研究，本次會議也有文章論及，不過其視角則有所變化。吳景平《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內債的債權方問題》一文，改變了以往對國民政府公債問題主要從債務方（即政府一方）角度來研究，過分強調南京國民政府同金融資產階級或江浙財團之間的勾結和相互利用的方法，轉而從債權方角度進行具體分析。作者在考察南京國民政府募集內債的方式后認為，由于債權人除了國內金融機構和工商界外，還有在華外商，甚至有自行購買的社會公眾。對于政府來講，最重要的是獲得借款，但若從揭示這一時期內債問題所體現的特定社會關系角度來看，內債的債權方問題就顯得十分重要。姜良芹《簡論南京國民政府1936年公債整理案》一文則認為，國民政府1936年公債整理有三方面的積極意義：1.使債務結構趨向合理化，避免了償債高峰期的出現，暫時減輕了政府的財政負担；2.公債整理案后發行的大量內債幾乎全部用于國防和經濟建設，是國民政府抗戰準備的重要步驟；3.使私營銀行業開始同政府財政疏遠，其投資方向發生轉向，對工商業的貸款大大增加，甚至實施直接投資，導致產業與金融的相互滲透。作者還提出了一個相當有意思的論點，即通過此次公債整理案，以江浙財團為中心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同南京國民政府的關系已從1927年的支持、1932年的抗衡而淪為附庸。
　　對外關系方面，會議收到的論文共計9篇，其內容涉及較廣，許多學者提出了新的見解。日本學者川島真對于北京政府時期的外交性質進行了三個層面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視與認真思考的觀點。作者認為，第一，研究中國近代外交史的架構，除了傳統的“帝國主義論”之外，必須重視從近代化的角度去理解政府制定的外交政策；第二，在以往對于北京政府時期外交的研究中，或偏重于收回國權，或偏重于廣東政府或法團的外交，應該思考外交中的中央與地方以及地方外交等問題；第三，以往的研究只將近代中國外交理解為中國政府同列強的關系，應當從歷史的連續性中去理解中國與其他亞洲國家或非列強國家間的關系。
　　長期以來，蔣介石在外國列強的支持下發動四一二清黨，似乎已成定論。申曉云《四一二前后的蔣介石與列強》一文則通過對英、美、日等國對華政策的變化、列強對新成立的南京政府的態度等問題的動態考察，提出北伐時期列強對國民政府所采取的策略有所不同：英美以“軟化”為主要特征，由于對蔣介石的“真實面目”不摸底，基本采取了“靜觀”的態度，因此，蔣介石同英美勾結當然就談不上。日本則從一開始就奉行“分化”政策，外相幣原的重點放在“慫蔣反共”上。南京事件以后，幣原的“分化”政策為英美政府所接受。作者認為，直到1928年1月蔣介石復職，南京政府執行“以親睦為主”的對外政策，寧案的解決，才使英美對蔣介石采取了全力支持的政策。
　　臺灣學者李國祁《二十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德軍事合作與合步樓方案》一文，對于南京政府時期的中德關系予以了新的評價。在過去的研究中，學者常將這一時期中德軍事合作視為德國政府對中國的友好。但李國祁教授認為，當時德國的遠東政策是以結好日本為主流，其在中國的所作所為，僅僅是為了在中國獲取德國急需的戰略物資而執行的實利政策。因此，德國不僅在中日關系上執行兩面政策，既幫助中國整軍并供給武器裝備，又同日本結盟。為獲取戰略原料，甚至同中國境內的各政權（如“滿洲國”和兩廣政府）也保持關系。中國的史學家之所以產生錯誤印象，主要由于來華服務的德國顧問對中國確有深厚感情。他指出，同清末民初德國的遠東政策相比較，德國政府政策的差異性并不大。無論是魏瑪時代或是希特勒當權，德人所看重的均是日本，對中國缺乏真正扶助的誠意。
　　四 南京大屠殺是抗戰史研究的熱點
　　南京大屠殺研究是一個非常容易引起情緒性反應的問題。事實證明：任何有悖學術嚴肅性的結論不僅不能加強批判的力量，反而會成為日本右翼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借口。近年來，學者在加強研究的客觀性方面取得了進展。張連紅的《南京大屠殺對南京市民社會心理的影響》分別探討了屠殺來臨、屠殺中、屠殺后南京市民的心理反應，從而使當時南京市民地獄般的經歷得以客觀地重視。并非巧合的是，加拿大的戴安娜(Diana Lary)提交的《戰爭的創傷：戰爭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從同樣經歷大屠殺的荷蘭猶太人Selma Voss和中國心理學家曹日昌（音）的視角探索了戰爭的多方面影響，所用材料雖異，而對戰爭中人的生存狀態的關注是一致的。南京大屠殺的具體屠殺數字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重要問題，日本外相廣田弘毅1938年1月曾給日本駐美國大使館發過一封電報，內中提到“不少于30萬的中國平民遭殺戮”，一些研究者不加細究，即將其視為當時日本官方正式承認南京大屠殺中30萬中國人被殺的確鑿證據，孫宅巍的《“廣田電報”與南京大屠殺》根據其他相關資料辨析此處“30萬”實際代表了英國記者田伯烈的觀點，同時指出：這一分析并不排斥“廣田電報”的重要史料價值，因為廣田在將此電報發往駐外使館時，并未做否定性按語；而且這一資料與其他確鑿資料相互映證，對日本右翼否定大屠殺的翻案活動是有力的反駁。
　　除南京大屠殺外，此次會議在抗戰史研究上沒有形成特別的焦點，與會學者分別在各自感興趣的領域取得進展。英國學者方德萬(Hans van de Van)的《國民黨特務機關在華南的行動：廖承志1942年被捕的軍事與政治背景》利用臺灣公布的中央調查統計局檔案，展示了抗戰時期“中統”的另一面，研究了國民黨特務系統對中共地方領導機構的“成功”滲透、侵入及其嚴重后果；并就廖承志被捕后多方面的反響，探討了國共兩黨就這一事件的復雜考量，凸顯“中國政治中個人關系、包括家庭關系的重要性”；文章還將中共方面、國民黨方面、汪偽方面幾乎同時進行的整肅內部的行動聯系起來思考。馬振犢的《平心靜論“八一三”》再次涉及國民政府主動發動淞滬戰役的戰略圖謀問題，認為，否定蔣介石在上海開戰有引敵南下的戰略圖謀是不適當的，大量的中方作戰計劃和抗戰準備工作證明了這一點。馬文提出，“引敵南下”“只是一種在戰前設想的并被后來戰爭實際所證明是正確的戰略意識，而不是一份曾經公布過的作戰方案。”臺灣學者邵銘煌以《日本最后求和的幻夢：繆斌工作》研究了一段雖有前人涉及但語焉不詳的“秘辛”。文章分析繆斌工作頓挫的原因有四：日本政府內部不協調：繆斌本人的聲望不足以担當大任；中國政府根本無考慮和談的必要；汪精衛政權不支持；等等。文章對抗戰結束前夕的中日復雜關系研究有所貢獻，但繆斌究竟與蔣介石是什么關系，重慶方面為什么要匆匆處死繆斌，論者并無學術性回答。朱慶葆的《日本侵華毒化機構——華中宏濟善堂研究》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和日方資料揭開了一個少有人知的日本侵華機構的內幕。文章指出，宏濟善堂5年間銷售毒品所得達83773000日元。此項巨額款項除大部上繳日本政府外，并為汪偽政權和當地日軍、特別機構提供了支持。論文對宏濟善堂的組織機構、運行方式和毒化后果的微觀研究，使我們對日本的“以戰養戰”政策有更深刻的認識。
　　五 民國社會文化史研究注重內涵與視角的轉換
　　民國社會文化史研究是近年來不斷出新的領域，研究者跳出了單純的史料挖掘。轉換觀察視角，使歷史研究的立體化成為現實；而且，此次會議反映了民國社會文化史研究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研究取向：學者樂于選取看似細小、實則內蘊豐富的課題，試圖“窺一斑而知全豹”。
　　臺灣學者呂芳上的《法理與私情：五四時期羅素、勃拉克相偕來華引發婚姻問題的討論(1920-1921)》涉及的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但他關注的是羅素、勃拉克以師生、情人雙重關系來華的“示范作用”對當時在舊婚姻和新觀念之間掙扎的知識分子的影響。他的結論是：羅素、勃拉克相偕來華顯然成為當時“善于利用‘外來和尚’作為‘興奮劑’，長于擴大議題的討論”的知識分子救濟、改革舊婚姻的范例式論據。鄧亦武在《北京政府的文化政策與新文化運動》中強調，正是北京政府一貫奉行鼓勵社會教育、實業教育、文化學術發展的政策為新文化運動中科學精神的闡揚提供了民眾思想基礎及中堅人才。
　　美國學者麥嵐(Lee Mclsaac)的《正當的特權：戰時重慶兵工廠爭奪“熟練工人”的含義》探討了抗戰時期重慶“熟練工人”的社會學含義，指出，當時報刊、雜志所說缺乏“熟練工人”，并不是真的缺乏可以做熟練工作的工人，而是指缺乏從中部和沿海地區來的逃難工人和工廠管理者，這里的“熟練工人”在很大意義上和“下江人”的概念重合，它是由國民黨政權和下江逃難者精心維護的社會和文化特權造成的概念，即使在工廠中四川本地人已經甚多的情況下仍然如此。張瑾的《民國時期“下江人”的形成與認同芻議》也關注到“下江人”在重慶的角色，但她的研究證明：當時確實有一些“下江人”表現出高出當地人一頭的文化優越感，但“下江人”對內地現代化的“示范和先行者的作用十分明顯”。麥嵐所說的“特權”是否其實就是“內陸城市借助外部現代化資源的動力機制”中必然出現的現象呢？同是美國學者，麥克丹尼爾(Laura McDaniel)的《社會與語言的互動：以上海說書人為例》則從上海評彈說書人的語言變化探索社會與語言互動的方式、動因和文化含義。她指出，由于語言在個人身份和地位上的重要標志作用，當說書人認識到“高級”語言的用途，有意識地從蘇北話改為吳語時，上海說書人的真正“城市身份”誕生了。美國學者論文的角度新穎獲得公認，但論證的方法和論據引起爭議。有學者指出：麥克丹尼爾將說書人作為一個社會群體的把握并不明晰，從有限的感性材料中形成結論顯得薄弱。
　　俄國學者高念甫(Andrei Karneev)的《大國的現代化：南京十年期間國民黨政府和縣財政問題，1927-1937》通過對縣財政的研究，否定了其他學者關于國民黨在地方上的虛弱緣于其保護地區紳士精英利益的政治保守主義的結論，認為，國民黨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改變地方統治方式，但它面臨太復雜的任務，而這些任務既有技術性的，也有深層的社會習俗和價值觀性質的，解決這些問題，需要特別的政策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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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研究》京184～188K4中國現代史陳謙平/陳紅民/張生20012001陳謙平，1957年生，教授；陳紅民，1958年生，教授；張生，1969年生，副教授。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 210093 作者：《歷史研究》京184～188K4中國現代史陳謙平/陳紅民/張生20012001

網載 2013-09-10 21:5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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