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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族凝聚力，是一個多元一體的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以血緣、地緣為依托，以優秀文化為紐帶，在為共同利益的斗爭中形成的對民族整體的吸引力、向心力以及民族個體成員之間親和力的綜合反映。對中華民族凝聚力作深入探討，對于增強民族團結、推進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一、從98’抗洪看中華民族凝聚力
　　98’抗洪搶險波瀾壯闊，氣吞山河。其規模之大、險惡之峻、牽動面之廣、動用人力財力物力之多、耗時之長，均為人類抗災史上所罕見。它展現了中華兒女不畏艱險、奮力拼搏的英雄氣概，將中華民族凝聚力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令世人嘆服。
　　　　（一）民族精神的當今升華
　　中華民族凝聚力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在這個系統中有三重要素：一是物質技術因素，二是社會政治因素，三是精神文化因素。其中，精神文化因素的結晶就是中華民族精神，它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或靈魂。中華民族精神博大精深，其核心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注：張岱年：致《中華民族精神與民族凝聚力學術討論會的賀信》，《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第三次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頁。）。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表現。在古代有“神農嘗百草”精神、“大禹治水”精神、“精衛填海”精神、“愚公移山”精神、“兼愛互利”精神、“人本”精神、“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精神、“天人合一”精神、“愛國主義”精神等等；到現代，有井崗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南泥灣精神、張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魯迅精神、上甘嶺精神、大慶精神、雷鋒精神、南京路上好八連精神、焦裕祿精神、青藏高原精神、抗洪精神、兩彈一星精神等等；還有雖無特定命名卻為群眾普遍接受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大公無私、先人后己”精神、“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精神、“甘于奉獻、樂于犧牲”精神等等。所有這些構成了蔚為壯觀的精神群體，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主旋律；造就了三黃五帝、諸子百賢、大批民族英雄和仁人志士，產生了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無數現代英雄、模范人物。由江澤民同志概括、倡導的“萬眾一心、眾志成城，不怕困難、頑強拼博，堅韌不拔、敢于勝利”的偉大抗洪精神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其一，價值指向的確定性。抗洪搶險、戰天斗地就是最大限度地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免受或少受損失，更重要的是保衛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成果，以有限的損失確保國家更大的利益。其二，針砭時弊的批判性。改革開放、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給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也毋庸諱言，其負面影響也滋生和助長著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促使一些人的物欲橫流，越軌違法行為不斷發生，嚴重污染了社會環境。抗洪精神就是對當今那種見利忘義思想傾向的否定和批判。其三，民族心理的震撼性。在與特大洪水搏擊中，廣大軍民奮不顧身、壓倒一切困難與險惡的英雄氣質，繪成了可歌可泣、壯志恢弘的歷史畫卷，使每個有良知的海內外中華兒女受到一次極大的心靈震撼，使人們的思想情操得到一次很好的洗禮。其四，民族凝聚的超常性。民族的凝聚性深藏于民眾的心理之中，當遇到特種情況、非常時機，為著共同的根本的利益，就會驟然升騰成克敵制勝、無堅不摧的巨大力量。抗洪精神如同抗戰精神一樣，凝聚著民族的意志、決心與行動，成為不朽的歷史豐碑。
　　　　（二）物質技術基礎的現實折射
　　馬克思說過：“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頁。）從古到今，中華民族精神之所以有其應有的地位，都離不開物質技術這一基礎。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至圣精神教育著一代又一代的炎黃子孫，但大禹采取的“疏導”策略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首先在于會盟“稽山”，得到了諸侯們的支持，有了人力物力的保證。當時的生產力水平雖然低下，但畢竟可以提供較為原始的挖掘、運輸生產工具。近代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領導全國人民以弱勝強，打敗日本侵略者、推翻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統治，原因固然很多，但畢竟離不開“小米加步槍”。抗洪搶險之所以能取得輝煌勝利，同樣也離不開物質技術力量的支撐：第一，人力支持。百萬軍民直接投入抗洪搶險第一線，億萬人民作堅強后盾，其形成的綜合戰斗力是無法估計的，它所形成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更是不可阻擋，所向披靡。在這樣強大的力量面前，任何自私的、消極的心理或行為都會化為泡影，使人們的心靈得到凈化、情感獲得升華，使之溶入滾滾的洪流，同心同德去奪取最后勝利。第二，物資保障。大批抗洪物資，包括糧食、蔬菜、飲料、帳篷等生活必需品，沙袋、草袋、塑料布、鋼材、水泥、沙石料等防洪物資，以及許許多多的救援物資，從四面八方源源不絕地運抵抗洪一線，穩定了軍心、民心，使廣大軍民更加專心致志地投入抗洪搶險斗爭。第三，技術指導。氣象、水文部門借助于計算機、衛星遙感、雷達探測、自動測報等高新技術進行全天候監測、預報，對于掌握天氣水情的變化、增強防范意識起到了先導作用。正因為監測預報準確、及時，在緊要時刻未作荊江分洪，使堤壩轉危為安，減少了損失，把握了爭取勝利的主動權和決定權。醫療衛生、防疫治病工作及時到位，防止了疾病的流行，這對提高抗洪軍民的戰斗力以及災后重建家園都有著重大的意義。總之，物質技術力量促進了抗洪精神的高漲，反過來抗洪精神的高漲又使物質技術力量發揮更好的作用，形成了全民族抗洪搶險的熱潮。
　　　　（三）政治領導成熟的時代標志
　　1、 中央的正確領導與科學決策是抗洪搶險奪取勝利的“主心骨”，表現在：中央領導在整個抗洪搶險中密切關注災區群眾的生命安全和切身利益，直接指揮這場斗爭，始終與人民群眾心連心；每當關鍵時刻，根據汛情的惡化及時提出了“嚴防死守，確保長江大堤安全、確保重要城市安全、確保人民生命安全”的戰略方針，作出了大規模動用人民解放軍投入抗洪搶險、軍民協同作戰的重大決策；在危急時刻親臨一線視察，審時度勢，正確判斷，及時發出各種指令，從而極大地激勵和鼓舞了抗洪軍民的斗志；國家防汛抗洪總指揮部堅決貫徹中央的決策，充分準備、全面部署、果斷指揮、科學調度，從而取得了抗洪搶險的主動權。
　　2、受災省區的各級領導認真貫徹執行中央的方針和決策， 全力以赴地做好動員和組織工作。在危急時刻和生死關頭，他們與抗洪軍民一道頑強拼搏，涌現出像羅典蘇那樣具有獻身精神的杰出代表。他們是凝聚抗洪力量的重要一環，發揮了橋梁作用。
　　3、廣大基層黨組織和共產黨員、共青團員以身作則、身先士卒，哪兒最艱苦，哪兒就有他們，哪里最危險，他們就在哪里出現。有的還立下“生死牌”、“軍令狀”，表達了誓與洪水抗爭到底的堅強意志與決心，在人民群眾中樹立了良好的形象與光輝的榜樣，充分發揮了戰斗堡壘和先鋒模范作用。
　　古語道：“殷憂啟圣明，多難興邦國”，但同為洪水，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卻是“遍地汪洋，盡成澤國”，“餓殍千里，哀鴻遍野”。可見，多難能否興邦，關鍵在于國家政治領導的成熟、堅強與清明。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陽的光輝。抗洪搶險實現了超常的多輪驅動的綜合作用，閃耀出璀璨的思想光華，標志著中華民族凝聚力上升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二、回眸歷史探中華民族凝聚力
　　　　（一）自強不息、剛健奮進的價值認同
　　《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意思是說，人也應當象大自然一樣生生息息，剛健奮進。積極的人生態度推動著人們積極投身到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的偉大斗爭中去，在不斷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自己。從移山填海、改造山河到戰勝內憂外患、挑戰洪澇地震災害，無不體現著我們民族頑強的生命力。頑強的生命力造就了樂觀有為的人生態度：不怕任何艱難困苦，奮發向上；得意不傲，失意自強；逆境中奮進，危難中建樹。周王拘而演《同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三百篇，大抵圣賢發憤之所作為也（注：《史記·報任少卿書》。）。頑強的求索精神，使中華民族在天文、地理、水利、建筑、農學、醫學、文學、倫理學等方面都為人類做出了卓越貢獻，使中國享有“絲綢之路”、“冶煉之鄉”、“瓷器之國”、“禮儀之邦”等盛譽。
　　中華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價值觀：（1）價值標準，即義利統一。《禮記·中庸》曰：“義者宜也。”韓愈《原道》說：“行而宜之謂義。”《墨子·經說上》說：“義，利也。”《周易·文言》說：“利者義之和也。”《宋·程頤》說：“大凡出義則入利。”可見作為行為規范的義與利是統一的。強調義而不失利，旨在善事善舉兼為利，只有這樣才能做到義與利的有機結合與統一。荀子、司馬遷以至后來的戴震、王陽明等都是主張義利兼融的，那些堪為稱頌的民族英雄、志士賢達就是義利統一觀的杰出代表。中國共產黨人把舉大義興大利的價值標準推行到了全民族、全社會，使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空前增強，出現了全民族抗戰、全民族抗洪搶險等偉大壯舉。（2 ）價值取向，即整體至上。古代的天人合一論視天地人為統一的整體，人們的價值行為在于“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注：《淮南子·泰族訓》。），即立身處世要從整體考慮，而不執偏。這種以大局為重、必要時不惜犧牲個人利益或局部利益而保全整體利益的價值取向，塑造了中華民族自尊、自信、自強、自立的主體精神，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民族責任感、民族氣節、憂患意識和獻身精神，增強了中華民族的向心力與內聚力。（3）價值再造，即兼容并蓄。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流派紛呈，“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注：《周易·系辭下》。），在主導思想的規范下對不同派別、類型、民族的思想文化予以兼容并包、兼收并蓄。儒道互補、儒法結合、儒佛相融、儒佛道三教合一，以至近代以來對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外來宗教文化的容納和吸收，都是世人皆知的事實。“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林則徐語），體現了中華民族自強奮進的價值再造功能。
　　人文價值體系的形成與認同，奠定了中華民族安身之命、奮發向上的倫理基石，成為民族精神的堅實內核。這是中華民族延綿不綴、興旺繁榮的根本維系力之所在。試看在人類歷史上有不少發展到高峰的民族文明，如瑪雅文化、巴比倫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文化等都似曇花一現；有的因地理環境的惡化而中斷，有的因外力的摧殘而崩潰，有的受異質文化的影響而嬗變。唯獨古老的中華文明飽經磨難而歷久不敗，永葆生命的活力，其中至關重要的就是具有厚重文化底蘊的倫理價值的維系力。
　　　　（二）“一則多力，多力則強”的群體意識
　　中華民族的群體意識在深層次上有著自己質的規定性：（1 ）原始自然觀的群聚性。“群”是古代人類對自身組織力量的認識，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注：《荀子·王制》。）。近代，嚴復在介紹西方的進化論時也談到“合群”對人類進化的重要作用：“能群者存，不群者滅，善群者存，不善群者滅”；“不能愛則不能群，不能群則不能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注：《天演論·制私》按語。）。這說明，重視群體是增強民族凝聚力的保證，也是戰勝自然的保證。（2）整體再造的自組性。 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二千多年間，保持民族統一的時間占七分之六。期間由于內亂、外族入侵或重大自然災害等原因，使中華民族凝聚結構迭經破壞而失散，然“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注：老子：《道德經》。），中華兒女能夠臥薪嘗膽、枕戈達旦、祖生擊楫、聞雞起舞、壯懷激烈，以重振雄風，匡正河山。盡管有人把近代中國看作“一盤散沙”，但在面臨國破家亡的危難時刻，中華民族各種分散的甚至對立的力量又迅速聚拢起來，如經過全民族八年抗戰最終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正如毛澤東曾指出的：“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注：《毛澤東著作選讀》上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6 頁。）新中國建立后，雖然有“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那樣的“天災人禍”和“文化大革命”那樣嚴重的“內傷”，但在痛定思痛之后也能得以糾正，使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在新的形勢之下得到新的匯聚。事實證明，有凝聚力的群體才能由弱變強，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3 ）家國一體的聚合性。長期自然經濟的生產方式使人們的思想為封建宗法關系所束縛，形成了以血親關系為紐帶、以家庭或宗族為單元的凝聚體。但隨著對外交往交流的不斷擴大與延伸，家庭的、宗族的凝聚力最終擴展為家國一體的群體價值意識，驗證了“單者易折，眾者難摧”的哲理。家是國的基礎，國是家的放大，家國一體就是做人、治家與為國效力的一致性，即“修身”、“治國”、“平天下”。“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注：《孔子·大學》。），最終達到整體“止于至善”的理想境界。古有“花木蘭替父從軍”、“楊家將抗遼”、“岳家軍抗金”、“戚家軍抗倭”，今有“新時期英雄戰士”李向群等，家富未敢忘報國。中華民族這種內聚力具有強烈的排他性：民族內部不管怎么鬧，外人不得插手，外人一插手，矛盾性質就變了，就會出現團結御侮的新局面。對外敵入侵是這樣，對大自然的挑戰也是這樣。（4）人心向背的群趨性。千古興亡多少事，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心向背乃是國家安危、社稷興衰的決定性因素。“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注：《尚書·五子之歌》。）“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注：《荀子·王制》。）“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注：《孟子·盡心下》。）……。自西漢以來，民本思想與王權聯系得越來越緊密，但統治者與民眾畢竟是根本對立的，民眾始終處于被壓迫、被剝削、被奴役的地位，只有當民眾忍無可忍、最終沖決這種壓抑的時候，他們的力量才能像火山爆發般地顯現出來。到20世紀，中國共產黨人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后鄧小平提出要以人民群眾“擁護不擁護”、“答應不答應”、“贊成不贊成”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這樣，就把數億人的意志、愿望、智慧和力量凝聚到了一起，使“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注：《毛澤東著作選讀》上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頁。），也為民族精神注入了新的內容與活力。
　　　　（三）寬厚待人、團結和睦的民族情感
　　1、“天人合一”的民族情懷，即“天人之際， 合而為一”（注：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荀子說：“天有其實，地有其才，人有其智，夫始能參。”天地人三者各有貢獻，故稱“三才”。其中人為萬物之靈，主體地位明確。這種整體宇宙觀賦予中華民族以無可比擬的博大情懷，其“上下求索”、“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注：《史記·報任少卿書》。）的“入世”哲學，比虛幻的基督“現世”哲學和釋迦“來世”哲學要高明得多。它不因外來文化的影響而惑亂，也不因時勢的跌蕩而變異，成為中華文明的精粹。
　　2、大同理想的民族情結。 儒家經典《禮記·禮運》篇中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對以“大同”思想為主軸的社會發展目標的想往，一直是中華民族世世代代盼望太平盛世的理想追求，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有的君王自稱“太平皇帝”，年號“太平真君”（魏太武帝）、“太平興國”（宋太宗）等等；農民革命也是如此，唐末黃巾軍出自“太平道”，宋代農民起義則以“殺盡不平享太平”相號召，近代則有“太平天國”。這些都非常富于理想主義色彩。近代改良派和革命派代表人物則試圖把這種理想轉化為現實政治，康有為寫《大同書》、孫中山提出“天下為公”都是受這種思想的影響。在封建時代，盡管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追求“太平盛世”的目的不同，不過作為統治者能否關心百姓疾苦、治國理政是否出以公心，往往成為社會安定還是動亂的衡定器。“大同理想”所作的“公平”、“協和”社會的設計展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智慧，比柏拉圖的“理想國”、莫爾的“烏托邦”以至“空想社會主義”更具客觀實在性和社會價值性。
　　3、“兼愛”、“貴和”的民族情義。墨子曰“兼相愛， 交相利”，體現了具有博愛精神的“仁愛”、“兼愛”是中華民族倫理觀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包含著人類的終極關懷。《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由愛而“致中和”是愛的實現形式與價值表現。《論語·為政》曰：“禮之用，和為貴。”“貴和”貫串于格物、致和、正心、誠意、修身、養性、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全部生活之中，乃有“心平氣和”、“和氣生財”、“和氣興業”、“和氣有人幫”、“家和萬事興”、“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睦興邦”等價值認同。“兼愛”、“貴和”以平等為原則，譬如漢族和其他各民族之間相互尊重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平等則消除歧視，增進和解與團聚。有平等才能有信賴，有信賴才能一視同仁、選賢任能，促進民族融合。“兼愛”、“貴和”以互利為基礎，譬如通過茶馬互市，大批畜產品運往內地，內地的絲綢、茶葉和瓷器等銷往四方。“無數鈴聲遙過磧，應馱白練到安西。”陸上、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密切了各民族間的關系，增進了各民族的情誼。“兼愛”、“貴和”以團結為目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凝重的思想文化與千百年來小生產者思安求太平的企望融為一體，凝結成中華民族世世代代求團結統一的愿望。各民族求同存異、包容并蓄、百花齊放、共展智慧，一同發展了中華文化，文化的融合為各民族注入了“剪不斷，理還亂”的民族情感。“兼愛”、“貴和”以進步為指向。“見賢思齊焉”，民族的進步向來以尊重和學習其他民族的先進文化為導因。文化的一統非武力征服的結果，“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化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恒的歷史規律。”（注：馬克思：《不利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從秦漢到清末數易王朝， 期間也有過蒙古族、滿族入主中原，但中華民族的文化并沒有隨著王朝政權的更替而中斷，也沒有隨著政權的轉移而改變方向，相反倒是朝著共同繁榮與進步的方向前進。
　　4、愛國主義的民族情操。民族和國家雖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但秦漢以后形成的中華民族既指生活在中國的各民族共同建造的國家，又是在中國領域內56個民族的總稱；中華民族既是民族的整體，也是國家的整體。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不僅陶冶了中華民族的愛國情操，也錘煉了這個民族的偉大氣節。“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清”、“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正是我們民族高風亮節的正氣歌，激勵和鼓舞著各民族無數仁人志士為國家的興亡和獨立而前仆后繼，奮斗不已。
　　　　（四）根系萬邦、聚而不散的民族心理
　　1、民族的歸屬感。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地理單元， 橫跨三個氣候帶，三面環山而抱海，有著良好的生息繁衍條件。華夏民族首先在以黃河中下游流域為中心的中原腹地生息發展，并向外擴散，逐步形成了民族間相互融合、雜居與群居的自然格局和相互需要、“誰也離不開誰”的關系。各民族承襲的原始圖騰崇拜雖然各異，但至今已演變和公認為中國龍，中華民族同是龍的子孫、龍的傳人，使國境內的民族歸屬感愈來愈強，而且延續到海外華人中間，其向心力之強烈為別的民族所不及。
　　2、民族的認同感。綜觀當今世界民族之林，以血緣、 地緣關系為紐帶形成的純血統民族為之罕見，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文明特別是傳統的優秀文化才是維系、推進民族心理認同之根。它滲入到民族的觀念之中，成為民族內聚與歸向的心理動力，使民族成員自覺認識和估量到本民族的歷史地位，關注本民族的前途與命運，以及在維護中華民族整體利益上應盡的責任與義務。
　　3、民族的傾向性。如蒙古族土爾扈特部曾被迫西遷， 但仍念念不忘祖國。當準葛爾叛亂平息后，土爾扈特汗渥巴錫毅然率領部族歷盡千辛萬苦，戰勝了沙俄軍隊的圍追堵截，歷時半年多，終于返抵祖國境內。在異國他鄉，處在西方文化包圍圈中的華人社會仍一直保留著中國風俗，講華語、寫方塊字、吃中國菜、延中醫，使中華文化落地生根，體現了對中華民族的向心傾向。每當祖國遭受大的自然災害，港澳臺同胞和海外僑胞都向災區群眾伸出了援助之手；在平時，他們為了祖國的富強獻計獻策、助資辦學、投資興辦實業，表現出拳拳的愛國之心。正如美籍著名實業家姚美良先生所說：“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先父對子孫的遺訓：‘炎黃子孫在海外不管怎樣有錢有地位，如果祖國不富強，也是抬不起頭來的，更不用說揚眉吐氣了。’先父刻骨銘心的教誨，使我一旦想起，就坐臥不安，感到有責任想方設法，為了弘揚中華文化，振奮民族精神，振興民族工業，謀求祖國富強而奔波吶喊。”（注：轉引自張江明《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見《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首次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漢榮書局1991年版，第37—38頁。）
　　4、民族的御侮性。從屈原的《國殤》、 岳飛的《滿江紅》到文天祥的《正氣歌》，表現了古代中華民族仁人志士壯烈的愛國情懷與高尚品格。從近代的義和團抗擊八國聯軍、左宗棠率部驅逐新疆沙俄勢力、林則徐虎門銷煙、三元里抗英直至現代中國人民偉大的抗日戰爭，均表現出同仇敵愾、奮力抗侮、共赴國難的民族精神。
　　　　　　三、面對現實談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
　　　　（一）中華民族凝聚力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積極意義不必贅述，但受價值規律的普遍性滲透、東西方文化的碰撞、“出國熱”與“經商熱”的激蕩等影響，使人們的價值觀念、價值取向與道德行為發生了重大變化，滋生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等腐朽思想，從而引起了人們對民族凝聚力的憂慮。有憂患意識的民族是不可戰勝的民族。憂患可促使人們早想早知早行，提醒人們透過現象進行審慎、深入的思考與求索。現實負面的影響有弱化民族凝聚力的可能，但不足以動搖其深厚文化積淀之根基。偉大抗洪精神不僅是最好的佐證，而且告訴我們，應當充分利用當今經濟、政治的實力，在整治國家災難的過程中促使民族的向心力與聚合力得到進一步的強固。社會生活的多樣性反映出美與丑相生相克的對立統一，揚美抑丑、助善懲惡會使中華民族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獲得新的相融相凝。
　　　　（二）中華民族凝聚力與促進祖國統一
　　繼香港、澳門的回歸，實現祖國大陸與臺灣的最終統一的呼聲越來越高。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分裂始終只是支流，統一才是主流，“九九歸一”、國家統一已成為中華民族的共識。江澤民同志在首都慶祝澳門回歸的大會上引用唐代詩人王維的詩句“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表達了對臺灣同胞的熱切關愛，呼出了大陸同胞的心聲。統一而興是多少代中華兒女的愿望。海峽兩岸的人民同根同脈，被隔絕的痛苦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曾有多少人因未盼到臺灣與祖國大陸的統一而留下了綿綿遺恨。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先生遺作《望大陸》寫道：“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苦！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短時期的分必然要讓位于長時期的合，民族的融合、思想文化的融合不以任何個人的、階級的意志為轉移。無論是達賴集團分裂祖國的行徑還是李登輝、呂秀蓮之流制造“兩個中國”、“一中一臺”、“臺灣獨立”的圖謀，都是逆歷史潮流、不得人心的。我們既然有能力處理國與國之間歷史遺留的許多棘手問題，當然也有能力處理“同室”間的恩怨問題。捐棄前嫌，求同存異，沒有解決不了的難題。同是炎黃子孫，當以國家的、民族的大義為重，重新回到中華民族統一的原則立場上來。如果置中央政府的嚴正立場和12億中國人民的意愿于不顧，利令智昏、執迷不悟、一意孤行，做出親者痛、仇者快的舉動，那么等待他們的只能是無情的鐵拳，只能被歷史前進的車輪輾得粉碎。
　　　　（三）中華民族凝聚力與弘揚愛國主義精神
　　愛國主義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代有著不同的內容與表現。當今中國的愛國主義集中到一點就是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祖國，為全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斗。主要體現在：（1）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統一。今日的中國是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核心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在大陸，熱愛祖國與熱愛社會主義有著內在的必然的聯系，因此要把熱愛祖國落實到熱愛社會主義的行動中去，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整體。（2）愛國主義與“一國兩制”的統一。 “一國兩制”構想既尊重歷史，又照顧現實；既保證“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又維護國家領土和主權完整；既保持臺灣、香港、澳門地區的繁榮穩定，又有利于促進內地經濟建設。因此，要把熱愛祖國落實到擁護“一國兩制”、促進祖國統一的行動中去。（3）愛國主義與西部大開發的統一。新的世紀是屬于中華民族的世紀，更是中國西部人大展宏圖的世紀。實施西部開發戰略，進行多元啟動、東西聯手、加大投入，從改善生態環境做起發展地區特色經濟，既有利于縮短東西部歷史發展和現實發展中的差距，也有利于調動東西部協調發展的積極性，對于增強民族團結、促進各民族的共同進步與發展、實現東西部齊飛、振興大中華，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與歷史意義。
　　20世紀30年代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后的20多年，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周期率更加呈現出趨短的勢頭，這是現代社會發展節奏加快、時代進步要求全面提升的必然反映。如果說我們民族是帶著傷痕與屈辱剛剛走完20世紀的話，那么現在我們更有信心、更有把握地說：當今中華民族將帶著驕傲與理性告別過去，走向新世紀的輝煌！
　　
　　
　　
青海社會科學西寧7～14A849民族研究曲青山/朱玉坤/余中水20002000作者單位：青海省社會科學院 作者：青海社會科學西寧7～14A849民族研究曲青山/朱玉坤/余中水20002000

網載 2013-09-10 21:5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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