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趙樹理在中國文學經典中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個案。他似乎可以稱得上是中 國文學的經典，但卻又總讓人感到他既不能與魯迅、郭沫若、茅盾這樣的大師相提并論 ，也無法進入像“三紅一創”這樣的紅色經典行列。他似乎總站在經典的邊緣，時進時 出，“吹捧者欲之升天，批評者欲之入地”。(注：孫犁：《談趙樹理》，見《趙樹理 研究文集》(上卷)，中國文聯出版社1998年，第27、27、26—27頁。)這也正如張頤武 所言：“趙樹理的寫作活動一方面受到了高度的肯定，但另一方面又并未成為一種主流 。趙樹理的本文是新中國文化話語中的一種較為特殊的類型。”(注：張頤武：《趙樹 理與“寫作”——讀趙樹理的最后三篇小說》，見《趙樹理研究文集》(上卷)，中國文 聯出版社1998年，第272頁。)趙樹理在中國文學經典化過程中的尷尬與遭遇，是一個我 們所無法忽視的復雜現象，它既與中國文藝大眾化運動密切相關，又牽涉到中國的政治 意識形態、知識分子、農民等一系列與中國民族國家建設密切相關的問題，甚至也牽涉 到趙樹理本身的氣質與個性問題。
    　　　　一
    無庸置疑，趙樹理在文壇的崛起及經典化，與中國現當代文學、乃至與中國現當代思 想史上的“大眾化”運動有著緊密的聯系。自五四開始，中國文學就一直持續著一股剪 不斷、理還亂的“大眾化”運動。五四時期的“文學革命”，通過推翻封建的貴族文學 、建立樸實的“平民文學”，來對大眾進行啟蒙；文學研究會的“為人生”的“民眾文 學”觀，也是在這一啟蒙框架內進行的。但應當看到，這個時期的對“大眾”的啟蒙叫 得響，但并沒有取得真正的實際效果，也并沒有真正深入到大眾中去，尤其是中國最廣 大的農民，魯迅的小說已經清楚地告訴了我們這一點。而究其原因，別的不說，單是他 們所創作的作品(包括語言)，在當時的農村能有多少人能真正看得懂?如此，啟蒙也就 僅僅成了一種理論，而大眾則成了一種理論的必需品。沒有大眾，談何啟蒙?
    1928年，成仿吾在《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中指出，革命文學要以“農工大眾”為 描寫對象和讀者對象，語言接近農工大眾用語。由此大眾開始向工農方向轉化，并引發 了1930年第一次文藝“大眾化”的討論。這次討論主要集中在文藝為什么要大眾化、文 藝大眾化的意義等基本問題上。這次討論雖然基本確定了文藝必須要大眾化，但討論得 并不深入，由此又有了1932年的第二次討論。這次討論集中在文藝怎樣為大眾這一重要 問題上，涉及到文藝作品的語言、形式、體裁及內容和描寫技巧等問題上，討論得比較 深入。本文在此不想贅述每個人的觀點，只是指出，這兩次討論更多的是在一種革命的 “激情”中展開的，在很大意義上，大眾是他們獲得在文藝界話語“霸權”的憑據和砝 碼，他們往往是假托工農大眾之口來言說自己的思想、理念，對大眾并沒有真正了解， 由此也就沒有創作出真正大眾化的作品。(注：參見王智慧、王世利《假托大眾之口的 文學虛擬——論20年代“革命文學”對工農的描塑》，《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 學版)2002年第1期。)
    1932年，茅盾充滿樂觀地憧憬了新的文藝的未來：“將來的真正壯健的文藝將是‘批 判’的……‘創造’的……‘歷史’的……將來的真正壯健美麗的文藝，不用說，是‘ 大眾’的：作者不復是大眾的‘代言人’，也不是作者‘創造’了大眾，而是大眾供給 了內容，情緒，乃至技術。”(注：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中)，人民文學出版社198 4年，第166頁。)也就是說大眾與作者之間已完全消除了差別。不過，茅盾的樂觀也許 太早了點，文藝的大眾化之路還長著呢!
    1934年，陳子展在《申報·自由談》發表《文言—白話—大眾語》一文，大眾化運動 進入“大眾語”論爭階段。這次論爭圍繞著文言文、白話文、大眾語以及漢字拉丁化展 開討論，其目的在于批判國民黨的“文言復興運動”，同時繼續掃清五四“洋白話”， 以真正在語言上做到大眾化。這次論爭提出了一些有建設性的意見，如漢字拉丁化、漢 字簡化等，對中國語言大眾化有著一定的意義，但在當時情況下，并沒有繼續進行下去 ，文學創作也沒有多大成果。
    此后，抗戰時期的“文章下鄉、文章入伍”運動，解放區、國統區的“民族形式”討 論，直到1942年開始的延安整風，實際上一直延續著文藝大眾化的問題。但這里的問題 是，大眾化問題討論熱烈，爭論激烈，可實際的創作卻滯后，文藝界并沒有創作出多少 真正讓“大眾”滿意或暢銷的文藝作品，所以延安時期的共產黨急需文藝創作上的成果 ，尤其是在《講話》發表之后。而這個時候出現的堅持走群眾/農民路線的趙樹理，尤 其是他通俗的農民語言和農村故事，無疑正適合了形勢的需要，順應了大眾化的文藝方 向，因此趙樹理便很快就在當時的文壇凸顯出來，也開始了其經典化的旅程。
    其實，趙樹理進入經典行列還有另一層原因，那就是政治意識形態的推動作用。我們 說，在當時特定的抗日、反蔣及建設新中國的形勢下，凝聚民族力量、實現民族的解放 與強大尤為重要，更何況當時在延安的共產黨根底并不深。由此，發動群眾，團結廣大 的民眾，尤其是農民，使之聚集在黨的周圍，就顯得尤其重要。這顯然也是《講話》的 目的之一。而要動員群眾，在文藝上就必須創作出能讓群眾看得懂、又有教育意義的作 品，從而慢慢獲得對大眾的“文化領導權”。而此時出現的趙樹理，正可實現這一目的 ，由此而倍受推崇。當初出版《小二黑結婚》時，就受到了政治的關注。趙樹理最初寫 完這部小說后，送給了當時北方局黨校校長楊獻珍看，在楊的建議下趙樹理作了修改， 得到了楊的欣賞，楊又把它送給北方局婦救會的負責人蒲安修，蒲認為作品很好，又送 給了當時的北方局書記、負責北方局調查研究室工作的彭德懷副司令員，彭德懷題詞： “象這種從群眾調查研究中寫出來的通俗故事，還不多見”，由此《小二黑結婚》才出 版。
    《李有才板話》的出版同樣如此。首先是小說由北方局宣傳部長李大章作序，后李大 章又發表《介紹<李有才板話>》的文章，為《李有才板話》作宣傳。而像郭沫若、茅盾 、周揚等一些大作家及黨的文化領導者也都出來贊揚趙樹理，稱趙樹理的創作“是走向 民族形式的一個里程碑”，(注：茅盾：《論趙樹理的小說》，見黃修己編《趙樹理研 究資料》，北岳文藝出版社1985年，第196頁。)“實踐了毛澤東同志的文藝方向”，他 的作品“是文學創造上的一個重要收獲，是毛澤東文藝思想在創作上實踐的一個勝利” 。(注：周揚：《論趙樹理的創作》，見黃修己編《趙樹理研究資料》，北岳文藝出版 社1985年，第189頁。)同年，《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稱趙樹理為“農民作家”。趙樹 理由此開始走向經典。
    可以說，通過趙樹理，黨的一系列文藝方針就可以落實下來，并向農民顯示黨對他們 的關注。其次，“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們亟欲建立一種基于中國民間傳統的新的文化藝 術，并以此為工具來縮小知識分子與農民的差別”。(注：[美]塞爾登：《革命中的中 國：延安道路》，魏曉明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303頁。)而趙樹理那種 鮮明的民族形式的創作，很大程度上拉近了知識分子與農民的距離，從而在一定程度上 實現了最大程度上的“大眾化”——人的大眾化。而同時，通過推崇和宣傳趙樹理，也 可以于無形中形成對那些來自國統區“新文化知識分子”的壓力和制約。因為在這些知 識分子身上，有著一種固有的對農民的優越感，而這顯然根本不適合延安當時的情況和 形勢，而趙樹理正可以做他們的典范，以消除他們與農民的距離。
    　　　　二
    但這并不能說，官方就完全接受了趙樹理。其實從一開始，官方在肯定趙樹理的同時 ，就有對其作品內容的批評，即趙樹理作品中更多地表現“中間人物”，甚至是落后分 子，而缺少英雄形象，而且還總是在不斷地揭露“問題”，缺少光明。這便與官方意識 形態及其衍生出來的文藝政策形成了某種程度的對立，從而使趙樹理總是隨著政治風向 的轉變，不斷地受到沖擊。下面我們就具體看一下當時的文藝政策。
    我們知道，“兩結合”作為一種創作方法是在1958年正式提出來的。其實，早在1938 年，毛澤東就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提并論，他給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的題詞就是“抗 日的現實主義，革命的浪漫主義”，而黨所一直強調的文藝創作政策實際上就是“兩結 合”。對于“兩結合”，我們一般的理解就是：現實是基礎，浪漫是理想，理想要以現 實為基礎。可實際上完全不是這回事。在“兩結合”中，革命實際上居于核心地位，它 的目的顯然是要打敗外敵入侵，建立、發展和強大屬于自己的民族國家。而“民族”按 照安德森的觀點，其實只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那怎么去想象呢?在解放前后，文 藝顯然是一個最為恰當甚至是唯一的方式。由此當時各種各樣的民間藝術形式被發掘了 出來，并不斷地在民間表演，從而使大眾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被“藝術化”了。想一下 40年代的延安秧歌運動以及50年代的民歌運動就知道了。也正在這生活的藝術化中，革 命在“集體”中就趨向了一種浪漫。由此，革命、生活、藝術、浪漫便緊密地結合在了 一起，構成了我們現實的整體和全部。那我們通常所理解的“現實”呢?它實際上并沒 有被拋棄，而只是成了一種對革命浪漫的印證。由此，在“兩結合”中，浪漫就不僅僅 是革命的表現形式，它實則以革命的名義一躍而成為了最根本的核心，甚至成了一種制 約，一種對現實的制約。而這一制約的結果，就是塑造/制造出高大的革命英雄形象或 社會主義新人，否則就不是“現實主義”的。而要產生英雄，則必然要有沖突——階級 沖突，而英雄之所以在沖突中勝出成為英雄，原因當然是黨的領導。這樣，“兩結合” 的邏輯思路就最終顯現了出來，那就是通過沖突中英雄的出世，體現黨的領導的英明。 由此，“兩結合”并不是一種簡單的創作方法，而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
    可趙樹理似乎并沒有領會這一創作精神，而是“執迷不悟”地堅守著他的“現實”， 創作著他的“問題小說”。由此引出了胡喬木的警示。趙樹理在《回憶歷史　認識自己 》中回憶說：
    胡喬木同志批評我寫的東西不大(沒有接觸重大題材)、不深，寫不出振奮人心的作品 來，要我讀一些借鑒性作品，并親自為我選定了蘇聯及其他國家的作品五六部，要我解 除一切工作盡心來讀。我把他選給我的書讀完，他便要我下鄉，說我自入京以后，事業 沒有做好，把體驗生活也誤了，如不下去體會新的群眾的生活脈搏，憑以前對農村的老 印象，是仍不能寫出好東西來的。(注：《趙樹理文集》(四卷)，中國工人出版社2000 年，第2113、1710、2124頁。)
    可即使在胡喬木給他暗示性的批評后，趙樹理依然故我，直到寫出《三里灣》后，他 才有所領悟。在《<三里灣>寫作前后》中，趙樹理提出了自己小說的三個缺點：“一、 重事輕人。……二、舊的多新的少。……三、有多少寫多少。……這三個缺點，見于我 的每一個作品中，在《三里灣》中又同樣出現了一遍”。(注：《趙樹理文集》(四卷) ，中國工人出版社2000年，第2113、1710、2124頁。)應該說，趙樹理的這一自我反思 是非常準確的，他創作的所有缺點幾乎都可以包含在這三點中，而正是這三點構成了與 黨的文藝政策的沖突。首先，“兩結合”是以英雄人物為核心的，正所謂“事在人為” ——是人改變了“事”，而非“事”改變“人”，由此才有英雄。而趙樹理的“重事輕 人”顯然與之相悖。其次，“新”應當成為文藝的中心，舊的必定被新的取代，尤其是 在建立“新”中國后。而趙樹理的“舊”人物也就與之發生了沖突。最后，政治意識形 態無論如何是不可能讓你“有多少寫多少”的，這幾乎是一個常識。由此我們可以看出 ，趙樹理創作的缺點幾乎與政治意識形態是完全相悖的，可趙樹理似乎總是“執迷不悟 ”，或者悟出了而不愿意改，直到1964年后半年，趙樹理才“深刻”地認識到“創作上 沒有寫出英雄來的錯誤”，(注：《趙樹理文集》(四卷)，中國工人出版社2000年，第2 113、1710、2124頁。)但這實際上已經晚了。他正一步步被政治意識形態排除在經典之 外。在東西總部胡同的矛盾沖突中，周揚各打五十大板(即誰都不要互相批評對方)的做 法，正顯示了這一點。正如周揚所說的，“東西總部胡同”的爭論，“已經不是一個藝 術家之間的‘審美趣味’的差異，而是滲透著濃烈的‘政治暗示性’話語”。(注：《 趙樹理為何要離“京”出走》，《長城》2002年第5期，第183頁。)這里的暗示不僅僅 是針對趙樹理一個人的，他體現了黨的文藝政策的微妙的轉移。如果說，在解放前的嚴 峻形勢下，黨為了更高的民族解放的利益(包括自身的利益)可以對“新文化知識分子” 嚴肅處理，甚至開殺戒(如對王實味)的話，那么，解放后，形勢緩和下來后，面對民族 的發展，黨對曾經嚴加管理的“新文化知識分子”便松了下來，并試圖在他們和以趙樹 理為代表的大眾/農民知識分子之間尋求平衡，而這種平衡的結果，就是對趙樹理這類 知識分子有意無意的疏遠。而趙樹理也似乎感受到了來自政治高層的威壓，所以在1959 年寫《公社應該如何領導農業生產之我見》萬言書時，趙樹理為了避免批評領導的口氣 ，寫作時曾換過四五種寫法，竭力想把那種口氣去掉，并坦率地告訴陳伯達：“這文章 仍與現行的領導之法是抵觸的，我估計不便發表，請你看看，給我提出些指正——說不 定是我思想上有了毛病，不過即使是那樣，我也應該說出來請你指正。”(注：《寫給 中央某負責同志的兩封信》，見《趙樹理全集》，北岳文藝出版社2000年，第327頁。)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趙樹理在政治意識形態面前是如何的謹慎小心，但這并不能改變他被 邊緣化的命運。
    　　　　三
    如果說趙樹理在政治意識形態面前被逐漸邊緣化的話，那么在文藝界，尤其是在那些 來自國統區的新文學知識分子面前，趙樹理更是沒有得到真正的地位和尊崇。解放前趙 樹理的作品就不斷受到來自文藝界的批評，《小二黑結婚》雖然出版之后反響強烈，但 文藝界的反映卻很冷淡，甚至是“冷眼相對……在背后嘰嘰喳喳”，(注：高捷等《趙 樹理傳》，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8、94、130頁。)批評作品只寫男女戀愛故事， 不寫抗日，沒有什么意義。對《李有才板話》同樣如此。趙樹理的好友史紀言于1947年 在《文藝雜志》上發表《文藝隨筆》一文指出：“趙樹理同志的《小二黑結婚》和《李 有才板話》，雖然經過彭副司令員和李大章同志的介紹，然而幾年來，并未引起解放區 應有的重視。記得我曾和一個同志說過《小二黑結婚》還不錯，然而對方的回答卻是‘ 趙樹理對解放區的了解也很有限’。今年(1946年——編者)，先經周揚同志的推薦，后 又經郭沫若先生的評介，大家的觀感似乎為之一變。《人民日報》已給予趙樹理同志以 農村作家頭銜，即是一例。”(注：高捷等《趙樹理傳》，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 8、94、130頁。)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文藝界對趙樹理的態度，而這實際上也折射出那些 所謂的新文學知識分子對大眾、對農民的某種態度。
    解放后，這種批評愈來愈多，以至于造成了“東西總部胡同”的沖突。實際上我們說 ，經過了延安整風及王實味事件后，知識分子顯然已經清楚了自己根本無法與政治意識 形態相抗衡這一事實，但在他們的心里，實際上還保持著一種知識分子自古而來的優越 感，至少對農民如此。這些知識分子雖然學習了“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方針，但在實 際行動上他們并沒有真正走進工農兵。周立波在談到延安生活時說：“我們和農民可以 說是比鄰而居，喝的是同一井里的泉水，住的是同一格式的窯洞，但我們卻‘老死不相 往來’。整整的四年之久，我沒有到農民的窯洞里去過一回。”(注：《周立波選集》 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第300頁。)而趙樹理卻與之完全相反，他一生都在深入農民生 活，與他們為伍，去了解他們的喜怒哀樂，甚至不愿進入“文壇”而只當“文攤家”。 他早就說過：“我不想上文壇，不想做文壇文學家。我只想上‘文攤’，寫些小本子夾 在賣小唱本的攤子里去趕廟會，三兩個銅板可以買一本，這樣一步一步地去奪取那些封 建小唱本的陣地。做這樣一個文攤文學家是我的志愿。”(注：轉引自李普《趙樹理印 象記》，《趙樹理研究資料》，第19頁。)這樣一個農民氣十足的“作家”，顯然并不 討那些經受過新文學洗禮的“洋”文人的喜歡，而趙樹理本身和他們似乎又有些格格不 入。有一次北京市文聯在全聚德會餐，趙樹理半路卻跑到小店喝老豆腐，為此當時的市 文委書記李伯釗批評他“不喜歡跟知識分子作家們在一塊吃吃飯、聊聊天”。(注：高 捷等《趙樹理傳》，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8、94、130頁。)由此，趙樹理也就必 然引起了那些新文學作家們的反感。嚴文井在《趙樹理在北京胡同里》一文中就指出：
    50年代的老趙，在北京以至全國，早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想不到他在“大醬缸” 里卻算不上個老幾。他在“作協”沒有官職、級別不高，他又不會利用自己的藝術成就 為自己制造聲勢，更不會昂著腦袋對人擺架子。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土特產”。不講 究包裝的“土特產”，可以令人受用，卻不受人尊重。這是當年“大醬缸”里的一貫“ 行情”。
    “官兒們”一般都是30年代在北京或上海熏陶過的可以稱為“洋”的有來歷的人物。 土頭土腦的老趙只不過是一個“鄉巴佬”，從沒有見過大世面；任他的作品在讀者中如 何吃香，本人在“大醬缸”里還只能算一個“二等公民”，沒有什么發言權。他絕對當 不上“作家官兒”對人發號施令。(注：《嚴文井文集》(二卷)，湖北少年兒童出版社2 000年，第431頁。)
    從這里我們就可以看出趙樹理在當時文藝界的處境和地位，而這不能不使他不解、焦 慮和痛苦；再加上他在政治意識形態面前的不如意，“他的創作遲緩了，拘束了，嚴密 了，慎重了。因此，就多少失去了當年青春潑辣的力量。”(注：孫犁：《談趙樹理》 ，見《趙樹理研究文集》(上卷)，中國文聯出版社1998年，第27、27、26—27頁。)在 這種情形下，趙樹理更加想念他生存的土壤——農民。從1951年趙樹理進京后第一次“ 打回老家太原”到1965年趙樹理完全離京回太原這14年間，趙樹理幾乎每年都會到下面 蹲點，有時一出去就是七八個月，甚至一年多，而他每次回京，不是開會，就是被批斗 。如此頻繁而長時間的“返鄉”行為，就不是僅僅用趙樹理對農民的赤誠之心或體驗生 活所能解釋的，趙樹理的下鄉在這里實際上成了一種“回歸”的象征行為，即回歸到他 所生長的土壤——農村中去，他甚至曾動過要“轉業”的念頭，但沒有被批準。(注： 《回憶歷史　認識自己》，《趙樹理文集》(四卷)，中國工人出版社2000年，第2119頁 。)從這一行為中，我們看到了趙樹理的無奈和辛酸。孫犁在《談趙樹理》中指出：“ 從山西來到北京，對趙樹理來說，就是離開了原來培養他的土壤，被移植到了另一處地 方，另一種氣候、環境和土壤里。”“他的讀者群也變了，不再完全是他的戰斗伙伴。 ”“這里對他表示了極大的推崇和尊敬，他被展覽在這新解放的，急劇變化的，人物復 雜的大城市里。”(注：孫犁：《談趙樹理》，見《趙樹理研究文集》(上卷)，中國文 聯出版社1998年，第27、27、26—27頁。)應該說孫犁對趙樹理是相當了解的，“展覽 ”這一詞語幾盡表達了趙樹理在經典化中的境遇。甚至我們正可以說，趙樹理正是一個 被“展覽”的經典。
    　　　　四
    從以上我們所分析的趙樹理經典化遭遇中可以看出，中國文學實際上并沒有解決一直 爭論的大眾/大眾化問題。從五四一直到解放后，大眾不是被看作啟蒙的對象，就是被 當作爭取霸權的工具，大眾自己的真正的生活、感受與體驗并沒有多少人去深入地體會 和了解——或者精英們是不屑于，或者是有其他的目的。實際上我們說，“大眾”在中 國現當代文學史上一直是一個不實在而幾乎虛幻的概念，帶有很大的想象的成分，可“ 大眾”又幾乎成了一個不證自明的公理，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政黨，他們在每次論戰中 都抬出大眾，“展覽”出來，以證明自己才是正確的，可到底大眾是什么，包括那些人 ，到底如何為大眾，其實誰也說不清，即便有了一個可以說得清楚的農民作家趙樹理， 最終也被弄糊涂了，并在似乎“想通了，明白過來了”(注：轉引自陳徒手《1959年冬 天的趙樹理》，《讀書》1998年第4期，第103頁。)中被驅逐出了“大眾”的行列，由 此也如“大眾”一樣，成了某種“展覽品”。
    這樣的情況其實一直持續到文革后乃至今天。文革過后，在“傷痕”、“尋根”、“ 改革”、“先鋒”、“新寫實”等不斷變換的創作旗幟下，我們實難找到趙樹理的影子 ，而趙樹理式的作品也幾乎看不到，或者有也很難登堂入室，更別說進入經典行列了。 1988年，上海的王曉明等人提出“重寫文學史”，在其陣地刊物《上海文論》(第4期) 推出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關于趙樹理的：戴光中的《關于“趙樹理方向”的再認識》。全 文從趙樹理創作的兩個方面：“問題小說論”和“民間文學正統論”質疑并批判了趙樹 理創作的革命功利性和保守性。在此我們不妄評董先生的觀點，只是指出，如果我們只 是用一種精英意識的眼光或所謂的發展論去看趙樹理，我們是不可能真正理解趙樹理的 。而這往往又是我們知識分子的通病。
    1992年11月中國趙樹理研究會在北京成立，趙樹理似乎再一次進入了經典的行列，但 其影響顯然已遠遠不如以前了。
    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中國似乎變成了一個“大眾”社會，進入了一個大眾文化 繁盛的時期，而此時趙樹理又重新引起了人們的關注：
    2001年，山西在太原市南華門15號院籌建趙樹理文學藝術館；
    2001年，位于山西省沁河岸邊的晉城市沁水縣的趙樹理的故鄉尉遲村，籌集巨資近500 0萬元興建文化旅游村，工程已完成立項，并將于近日破土動工。
    2002年，著名作家趙樹理塑像在山西太原落成；
    2003年，由沁水作家潘寶安、山西電視臺編輯于淑蓮、省影視藝術有限公司董事長周 山湖共同創作的劇本《趙樹理》在北京經中國作協、中國文聯以及中央電視臺的有關專 家學者認真研討后一致通過得以定稿，拍攝前期的具體工作近日內將逐步展開。
    在這樣的“熱鬧”——而且是地區性的“熱鬧”場景中，趙樹理似乎又進入了經典， 可對于這經濟商業中的趙樹理“經典”，我們實在沒有什么更多可說的，只是覺得趙樹 理再一次被“展覽”在我們面前，而他的身后似乎站著中國依然是最廣大的大眾——農 民，又似乎什么都沒有!
    
    
   中國比較文學滬75～8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和磊20042004趙樹理在中國文學經典化過程中的尷尬與遭遇，是一個我們所無法忽視的復雜現象， 它既與中國文藝大眾化運動密切相關，又牽涉到中國的政治意識形態、知識分子、農民等一系列相關的問題，甚至也牽涉到趙樹理本身的氣質與個性問題。“展覽”這一詞語幾盡表達了趙樹理在經典化中進進出出的境遇，甚至我們可以說，趙樹理正是一個被 “展覽”的經典。趙樹理/文學經典/大眾化/意識形態/展覽/Zhao Shuli/literary canon/popularization/ideology/display基金項目：國家教育部博士點人文社科研究項目(98JBY75047-99001)。滴石林國華
    林國華：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博士候選人、芝加哥大學“約翰·奧林民主　理論與實踐研究中心”研究員The Call of the Sea:
  An Analysis of the Symbols in The Awakening
  ZENG Xiao-qinThe embarrassed experience of Zhao Shu-li in the canonization of his works is a complicated phenomenon worth noting.Apart from the popularization movement of art and literature in China,it involves Zhao's temperament and personality as well as many other Chinese issues such as ideology,intellectuals and peasants.The term“display”perfectly denotes the winding encounter with canonization and thus it is safe to say that Zhao Shuli is a canonized writer on display.首都師范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089 作者：中國比較文學滬75～8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和磊20042004趙樹理在中國文學經典化過程中的尷尬與遭遇，是一個我們所無法忽視的復雜現象， 它既與中國文藝大眾化運動密切相關，又牽涉到中國的政治意識形態、知識分子、農民等一系列相關的問題，甚至也牽涉到趙樹理本身的氣質與個性問題。“展覽”這一詞語幾盡表達了趙樹理在經典化中進進出出的境遇，甚至我們可以說，趙樹理正是一個被 “展覽”的經典。趙樹理/文學經典/大眾化/意識形態/展覽/Zhao Shuli/literary canon/popularization/ideology/display基金項目：國家教育部博士點人文社科研究項目(98JBY75047-99001)。滴石

網載 2013-09-10 22:00:51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