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周恩來被剝奪了對經濟建設的領導權

簡體傳統

第十一章周恩來被剝奪了對經濟建設的領導權
毛澤東為急于當世界革命領袖的野心所驅使，決心發起大躍進運動，使中國的落后
的農業經濟在短期內出現奇跡。經過反右派運動，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已被制服，沒人
再敢多嘴多舌。現在的問題是怎樣統一全黨干部的思想。從北京的中央機關、國務院，
到29 個省市自治區的黨委和人民政府，到180 多個地委和專區，到2000 多個縣委縣府，
到80000 多個鄉鎮和70 多萬個農業合作社的黨政領導，要用一個思想、一個意志從上到
下把大家統一起來，依靠各級黨政機關再去發動和組織億萬人民，鼓足干勁，把主觀能
動性發揮到極限，這個力量是可以移山，可以填海的。關鍵是要統一思想，統一意志。
但他面臨著一個巨大的障礙，這就是周恩來和他領導的國務院，務實的周恩來總理有經
邦濟世之才，是一個杰出的經濟工作領導者、組織者和管理者，他主張尊重經濟規律，
量力而行，綜合平衡，穩步前進。他的主張又得到副總理陳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的
支持，不把這些人壓服大躍進休想搞得起來。
繼 1957 年8 月八屆三中全會之后，毛澤東住1958 年上半年又接連召開了杭州會議、
南寧會議、成都會議、武漢會議直至八大二次會議，以批判1956 年的反冒進會議，反對
右傾保守，猛整周恩來。經過這一系列會議，逼得周恩來連連檢討，把符合客觀規律的
綜合平衡、穩步發展的正確意見，徹底批倒批臭，為毛澤東的以“左”傾冒進為特征的
空想社會主義路線在全黨推行開辟了道路。
在南寧會議（1958 年1 月11 日至22 日）上，毛澤東下令將周恩來1956 年11 月10
日在八屆二中全會上所作的《1957 年度國民經濟計劃和財政預算的控制數字的報告》、周
恩來主持定稿經過政治局批準發表的1956 年6 月20 日《人民日報》社論《反對保守主
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作為反冒進的罪證，并選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作為批判
的武器，一并引發給了與會者。
《登徒子好色賦》是古代詞賦家宋玉先生的一篇著名作品。大意說，大夫登徒子在
楚王面前所：宋玉長得漂亮，口齒伶俐，又性好色，請大王不要讓他出入后宮。楚王實
之宋玉，宋玉奏對：“體貌閑麗，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詞，所學于師也。至于好色，臣無
有也。”并舉事實為證：“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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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若臣東家之子。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
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女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
女然此女登墻窺臣三年，至今未許也。”而登徒子的妻子，禿頭，呲牙。駝背，滿身疥癬，
還有痔瘡，這樣一個丑陋不堪的女子，登徒子與他生了五個孩子，大王明察，究竟是誰
好色呢？毛澤東發古之幽情，是把周恩來比作華言喧聽、并無真才實學的宋玉，說反冒
進所用的方法“攻其一點，不及其余”，是詭辯。
1 月12 日，毛澤東住會上說：“政治設計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鈞說國務院都是拿成品，
他不滿意，他要有權參加設計。我們政治局委員可不可以有權參加設計呢？過去這個五
年計劃，實際上是無權參加設計。我是主席，也沒有參與設計。每年的年度計劃，總是
請你簽字，叫做強迫簽字。我有個辦法：不看，你強迫我嘛，我事先沒有輿聞，事后沒
有接觸嘛、老是在國務院討論，總是拿不出來。千呼萬喚不出來，為什么不出來呢？說
是沒有搞好，等到梳妝打扮一跑出來的時候，我們說不行，時間遲了。這事實上是一種
封鎖、有人想把大權攬過去，讓黨委搞點小權，這就沒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黨委，
政治局、常委、書記處，只能有一個核心。”這等于說周恩來要奪他的權。
周恩來因有外事活動，于 13 日到達南寧。在16 日的會議上，大庭廣眾之前，毛澤
東拿出柯慶施在上海市黨代會上的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指
點著周恩來：“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周恩來只能回答：“我
寫不出來。”毛澤東又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右派的進攻，把一些
同志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只剩了五十米。”在眾多高級干部面前，與周恩來攤牌。
與會者得到的暗示是柯慶施可能要取代周恩來出任總理。
到成都會議（3 月9 日至26 日）上，毛澤東開門見山地說：“建設社會主義有兩種方
法的比較，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冒進，一種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究竟采取哪一種？
我看應該采取冒進。”他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號，提出了“鼓足干勁，力
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毛澤東還大講個人崇拜的必要性和正確
性。話的說法當然有毛澤東的風格：
菩薩比人大好幾倍，是為了嚇人。戲臺上英雄豪杰出來，與眾不同。斯大林就是這
樣的人。中國人當奴隸當慣了，似乎還要繼續當下去。中國藝術家畫我和斯大林的像，
把我畫得總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那時蘇聯的精神壓力、赫魯曉夫一棍子打死斯大
林也是一種壓力，中共黨內多數人是不同意的，還有一些人屈服這種壓力，要打倒個人
崇拜。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如對馬克思、
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里，
為什么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
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這就不對了。反對個人崇拜的
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崇拜自己。問題不
在于個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體領導也不成。
我們黨在歷史上就是強調個人作用和集體作用相結合的。一棍子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
鳴，有個人目的，就是為了讓別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對列寧，說列寧獨裁，列寧回答得
很干脆：與其讓你獨裁，不如讓我獨裁好。
按實際身高，斯大林比毛澤東略矮些。在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時，周恩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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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辛斯基在條約上簽字，毛澤東和斯大林以及一大批中蘇高級官員在條案后站成一排，
攝影師拍照，待要按快門時，斯大林機警地向前邁了半步，這樣照出像來，毛澤東和斯
大林不相上下。中國畫家是根據這個畫的，兩位領導人的身高誰也沒有去量過。中共長
期以來的宣傳是馬恩列斯毛，把毛列在第五位，毛澤東則多次公開講話，要求不要把他
和馬恩列斯并列，這是斯大林活著的時候。如今斯大林去世了，毛澤東向黨內高級干部
發出新的信息，借批評那位畫家，批評黨內同志不敢把他捧上斯大林那樣高或比斯大林
還要高的政治地位。誰要是反對個人崇拜，輕則是屈服赫魯曉夫的壓力，重則是“要求
崇拜自己”。
柯慶施扮演新一輪個人崇拜的頭羊，他竟然說：“我們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
服從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其他人也跟著吹捧毛澤東，新一輪個人崇拜開始升溫。
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于 1958 年5 月5 日至23 日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召開。這次會議
是根據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實行常任制每年舉行一次的決定召開的。出席會議的正式代
表979 人，列席代表389 人，其中有各省、市、自治區選派的部分縣委書記、大城市的
區委書記、省轄市的省委書記、大企業的黨委書記。這次會議，正式宣告大躍進開始。
會議是由毛澤東主持。劉少奇代表中央委員會作工作報告。根據毛澤東的基調，報
告認為：“在整個過渡時期，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
的斗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這個矛盾，
在某些范圍內表現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報告正式向全黨提出了“鼓足干勁、
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周恩來當然知道，在這樣大的范圍內公開檢討，等于公開宣布取消自己的作為國家
總理領導經濟建設的資格。為準備這次檢討，他經歷了極其痛苦的思想斗爭，在中央領
袖集團中，周恩來是極少數的幾個和毛澤東共事到底得到善終的人。他太了解毛澤東的
為人了。他知道進入北京以后，與毛澤東作為同志和戰友的關系已經結束，而開始了一
種君臣關系。令由毛出，事由周辦。雖說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伴君如伴虎，隨時可
能被虎傷害，他得慎之又慎。在他面前擺著三條路：眼看整個國民經濟像野馬一樣狂奔，
兇險是可以預計的，作為總理，應痛切陳詞，說服毛澤東，但好心不一定被理解，自己
很可能成為一次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代表，資產階級和右派的代表，毛澤東已經說“離
右派只有五十米了”，并幾次講到準備黨的分裂，就是表示一意孤行到底的決心。這條路
是不能走的。一條是辭去總理職務，不做違心檢討，讓歷史證明誰是誰非。這樣做等于
和毛澤東攤牌。毛已經有了指鹿為馬、顛倒是非的能量，黨內希圖通過擁毛捧毛得寵高
升的人大有人在。這樣做，自己錯了要被打倒；如果對了更要被打倒。最后一條路就是
違心檢討，以毛澤東的是非為是非，緊跟毛澤東，保持路線、政策的一致。將來出了亂
子，我再出來承担責任，收拾局面，把毛澤東放在永遠正確的第二線。周恩來的思路定
在第三條上。他把中央黨校馬列主義基礎教研室主任、總理兼職秘書范若愚找來，夜闌
人靜之后，他說一句，秘書記一句。說得很慢，有時幾分鐘說不出一句話來。中間陳云
來了一次電話，二人的心情是相通的，打完電話，周恩來說得更慢了，足見其內心的矛
盾沖突何等激烈。
檢討稿寫出來后，周恩來又細細推敲修改，然后打印清楚，送毛澤東和其他常委傳
閱。過了幾天。稿子退回來了。毛澤東把一些過重的話刪掉了，有些話改輕了，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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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質限制在認識的范疇以內，好像毛澤東并無撤換總理的打算。周恩來理解，毛澤東
這次逼他檢討類似七屆四中全會讓劉少奇做檢討一樣，毛認為這對于鞏固他的領袖地位
是絕對必要的。只要劉、周掛不起帥來反對他，全黨都只能跟著走。對，一塊兒對；錯，
一塊兒錯。
在十分復雜的心情下，周恩來走上懷仁堂的講臺、他說：
這次會議，是一個思想解放的大會，也是一個充滿共產主義風格的大會。大會的發
言中豐富多彩，生動地反映了人民在生產大躍進、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設奇跡和革命氣概。
真正一天等于二十年，半年超過幾千年。處在這個偉大的時代，只要是一個真正的革命
者，就不能不為這種共產主義的豪情壯舉所激動，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認黨中央和毛主
席的建設路線的正確，同時，也就更加認識反“冒進”錯誤的嚴重。我是這個錯誤的主
要負責人，應該從這個錯誤中得到更多的教訓。現在我談談自己的體會。
建設社會主義，包含著目標和方法兩方面的問題。也不要社會主義，是關于目標的
問題。這樣建設和那樣建設社會主義，是關于方法的問題。前者屬于敵我性質的矛盾，
后者屬于人民內部和黨內的矛盾。毛澤東曾經反復地教導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可
以有兩種方法：一種是進行得快一些、好一些；一種是進行得慢一些、差一些。前一種
是多快好省地方法，也是貫徹執行黨的群眾路線，依靠各級黨委領導，放手發動群眾，
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社會主義。后一種是少慢差費的方法，也就是違反黨的群眾路路
線，不注意保護干部和人民的積極性，不放手發動群眾，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建設社會主
義。這兩種不同的方法，也是兩種不同的方針，犯了反“冒進”錯誤的人，就是按照后
一種方法建設社會主義，這顯然是同毛主席所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方針相
違背的。而且，在過去一段時間內，曾經減低了我國的建設速度，損害了干部和群眾的
積極性，因此，它不是個別問題上的錯誤，而是在一段時間內關于社會主義建設規模化
速度問題上方針性的錯誤。對于這一點，我在相當時間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就在
這里。
反“冒進”的錯誤，集中地反映在我1956 年11 月八屆二中全會的發言中間。當時，
我對于1956 年建設成績和在躍進中出現的某些問題和困難做了錯誤的估計，把實際上不
到一個指頭的缺點擴大化，肯定1956 年的年底計劃“冒”了，并且提出1957 年適當收
縮建設規模的意見。就在這次會上，毛主席最后講話，堅定地肯定了1956 年建設成績是
主要的，前進和發展是總的趨勢，指出必須保護廣大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不要潑冷水，
不要“促退會”。不久，黨中央又根據毛主席在八屆二中全會小組長會議上的講話，采取
了積極的方針，在全國展開了增產節約的運動。這樣，才扭轉了形勢，使1957 年的生產
和建設計劃，能夠比較順利地完成。但是，盡管如此，如果那最近三年生產和建設的速
度作一個比較，就會清楚地看到，反“冒進”的錯誤挫傷了廣大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
對我國1957 年建設事業的影響還是不小的。。。。。這個事實，正是說明了兩種方法造成的
兩種結果。大躍進從正面教育了我們，誠如少奇同志所說的，“正是由于這種反復，黨的
社會主義建設路線的正確性，就看得更清楚了。”
反“冒進”的錯誤是嚴重的，幸而由于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和及時糾正，還
由于這些錯誤受到黨內外干部和群眾的抵制。同時也由于資產階級右派從反面教育了我
們。因此，才使這個錯誤能夠在比較短的時間得到糾正，沒有繼續發展成為嚴重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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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春天，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黨猖狂進攻的時候，他們利用了反“冒進”的錯誤，
全面否定1956 年的建設成就、在這個嚴重的階級斗爭面前，我開始覺醒，因而在1957
年6 月政府工作報告中，徹底拋棄了對1956 年建設“冒進”的錯誤估計，堅決肯定了1956
年的建設是躍進的發展。這是一個認識的轉折點。這是從敵對方面得到的教訓。更重要
的教育，還是三中全會上毛主席關于重新恢復多快好省、農業四十條、“促進會”的宣告；
接著有杭州會議、南寧會議和成都會議的整風。同時，我又接觸了生產大躍進中的一些
群眾實際活動。這樣，才從整風和實踐中真正認識到黨的這條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無
比光輝和無窮無盡的力量。
反“冒進”的錯誤，不是偶然發生的。這個錯誤的思想根源是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
在多數問題上表現為經驗主義，在某些問題上表現為教條主義，還有些問題上則表現為
兩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這些錯誤，結果造成了建設工作中的右傾保守錯誤。
這樣，就違背了毛主席一貫主張的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總方針。
周恩來這個檢討發言，聽起來真誠、樸實、自然，定性準確、分寸適度，上綱恰當。
最后他說：
中國幾十年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證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離開或者違背他的
領導或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發生錯誤，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錯誤就足以
證明這一點；反過來，作對了的時候或者做對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分
不開的。因此，我們必須下苦功夫，認真地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學習他把馬克思
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范，學習他的群眾路線的工
作方法，學習他的思想和作風以及他所具有的偉大的共產主義風格。
周恩來把毛澤東定格為“真理的代表”，是永遠不會犯錯誤的人，大大強化了毛澤東
的專橫獨斷的地位，贏得了毛澤東的歡心，檢討過了關。
隨后，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陳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
李先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也作了檢討發言。
八大二次會議結束后，1958 年5 月25 日召開八屆五中全會，經毛澤東提名，林彪晉
升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柯慶施晉升為政治局委員。黨內盛傳柯慶施將出任國務
院總理、知趣的周恩來向毛澤東上了辭呈，彭德懷與提出“不担任國防部長的工作”。1958
年6 月9 日，毛澤東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討論周彭的請辭報告。劉少奇、朱德、陳云、
鄧小平一直對周進行挽留，會議決定：“他們應該繼續担任現任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
變。”
由于周恩來檢討得“好”，毛澤東尊重常委多數的意見，沒有撤銷周恩來的總理職務。
但他深知周恩來是個講“良心”的人，依靠一個講良心的總理是不能完成大躍進的歷史
任務的。據胡喬木回憶：
1956 年各條戰線、各省市根據毛主席1955 年冬寫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
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擴大了預定計劃的規模，增加了預算指標。四月下旬，毛主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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頤年堂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追加 1956 年的基建預算，受到與會同志的反對。會上尤以
恩來同志發言最多，認為追加預算將造成物質供應緊張，增加城市人口，更會帶來一系
列困難等等。毛主席最后仍堅持自己的意見，就宣布散會。會后，恩來同志又親自去找
毛主席，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這句話使毛主席非常生氣。
周恩來為什么這么執著地堅持自己的意見？他是管家人，知道1955 年國家財政收入
增加了7%，基本建設卻要翻一番，增加100%，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周恩來說服了劉
少奇和政治局的多數，把1956 年的基本建設投資由200 億元減少到140 億元。這才勉強
把日子過下來，沒出大亂子。1056 年11 月八屆二中全會確認了反冒進的方針，周恩來把
基建投資預算從243 億元削減到111 億元，減幅為54%，這才使1957 年成為建國以來少
有的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一年。
有這樣務實能干的“賢相”本是毛澤東之福，但毛卻認為周恩來妨礙了他。這時毛
澤東已下定決心最大限度地剝削農民，以便手里集中起他想象的那“一把米”來，支援
世界革命，使自己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領袖。他要親自掛帥到第一線來領導工
農業生產，組織和指揮大躍進。既不能搞大動作撤換周恩來，他搞了許多小動作把周恩
來架空。毛澤東提議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五個小組，財經小組12 人，陳
云任組長，譚震林任副組長；政法小組5 人，彭真任組長；外事小組6 人，陳毅任組長；
科學小組6 人，聶榮臻任組長；文教小組10 人，陸定一任組長。6 月10 日，專門發了一
個中央文件通知各省市自治區，毛澤東在文件中明確規定：
黨中央決定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
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他們直接做報告。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
只有一個“政治設計院”，沒有兩個“政治設計院”。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都是一元化，
黨政不分。具體執行和細節決策屬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對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政府機
構及其黨組有建議之權，但決定權在黨中央。政府機構及其黨組一同有檢查之權。
毛澤東寫完這段話，又寫一批辦箋：“即送劉、林彪、小平、彭真、周、陳、朱、彭
閱，小平辦。”毛改變了政治局常委毛、劉、周、朱、陳、林、鄧的排名，把周恩來排在
了彭真后面。彭真不是常委，協助鄧小平管書記處，是個沒有名分的副總書記。這個名
單排列表明，周恩來降格了。
這樣一來，國務院成了有名無實的“影子內閣”周恩來成了影子總理，只做一些迎
來送往跑龍套的事情，被剝奪了對國家政務特別是經濟建設的領導權和決策權。毛澤東
親臨第一線，直接指揮那五個小組，組成了“政治設計院”，自兼“院長”，領導國家經
濟建設，發動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果然得心應手，沒有任何制約，毛澤東想怎樣干就
怎樣干，只要他一句話，各小組和各省市自治區就聞風而動干起來。這就是大躍進的領
導體制和指揮班子。
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第九條發明了“生產計劃兩個兩本賬”的躍進工作法。
“中央兩本賬，一是必成的計劃，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計劃，這一本不公布。
地方也有兩本賬，地方的第一本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
方是期成的。評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賬為標準。”這“地方”當然是指省市自治區一級，地、
縣、鄉三級怎么辦呢？按照這個模式來套，計劃就浮夸得沒有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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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兩本賬工作法，中央財政部黨組1958 年5 月1 日寫給毛澤東的一份報告是這樣
理解和貫徹執行的：“這種方法，就是先定第一本賬，組織一次平衡，同時放手發動群眾，
挖掘潛力，突破第一本賬的收支標準，打破第一次平衡，編制第二本賬，組織第二次平
衡。這種計劃的方法是黨中央和毛主席總結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所提出來的，它是我
國計劃上的一次革命。”所謂“放手發動群眾，挖掘潛力。。。。。。組織第二次平衡”，實際
上是不顧財力、物力的條件，留下很大的缺口，硬干、硬上，干成什么樣就算什么樣，
兩本賬工作法是給浮夸、虛報、造假披上計劃革命的外衣，使高級干部可以臉不變色心
不跳地吹牛撒謊。
根據兩本賬工作法，毛澤東親自掛帥的“政治設計院”運作起來了。
六月中旬，李富春提出《第二個五年計劃的要點》。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
的鋼產量，周恩來2 月18 日在志愿軍干部大會上的報告中說是達到1600 萬噸，如今李
富春提出的指標是6000 萬噸，翻了四倍。他還說：“第二個五年計劃的任務就是：提前
完成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系，五年超過英國，十年趕上美國。”
毛澤東閱后批示：“很好一個文件，值得認真一讀，可以打開眼界。”
6 月16 日，李先念送上了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財政收支的預算。第二個五年的財政
收入，初步框算為4000 億元，每年平均遞增33.8%。支出初步框算，為4340 億元。與
收入差340 億元，可以在動用預算外收入和仔細核算過程中解決。支出中，基建投資為
3050 億元，占全部支出的70%以上。毛澤東批示：“此件很好。”
6 月17 日，薄一波向毛澤東送上了《兩年超過英國》的報告。說1958 年的國民經濟，
從上半年看全年，第二本賬肯定可以超額完成，這就使1959 年我國的國民經濟可能有一
個比今年更大的躍進。這樣經過三年苦戰，我國就可以在鋼鐵及其他主要產品產量方面
趕上和超過英國。。。。。。對1959 年的工業生產，估算工業總產值將比上年增長60-70%，
鋼達到2500 萬噸。毛澤東閱后批示：“超過英國，不是15 年，也不是7 年，只需要2-3
年，兩年是可能的。這里主要是鋼。只要1959 年達到2500 萬噸，我們就在鋼的產量上
超過英國了。”
農業部也不敢落后，六月中旬送上報告，說“二五”期間農業方面的第二本賬是：
1962 年糧食產量8500 億斤，按七億人口計，每人1200 斤，糧食作物總平均單位面積產
量超過資本主義國家；棉花產量8000 萬担，平均每人11.5 斤，棉花單產超過資本主義國
家，大家畜計劃發展到1.5 億頭，豬5 億頭到7 億頭，羊2.5 到3 億只。居然把第二本賬
毫無根據的空想當成了馬上就要實現的現實。
1957 年周恩來主持國務院時制定的1958 年經濟計劃，其主要經濟指標是：
鋼：624.8 萬噸
糧食：3920 億斤
棉花：3500 萬担
八大二次會議以后周恩來靠邊站，毛澤東親臨第一線主持黨政合一的“政治設計院”，
經過兩本賬的戲法，制定了1958 年的躍進指標：
鋼：1070 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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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6000-7000 億斤
棉花：7000 萬担
鋼產量 1957 年是535 萬噸，1958 年指標為1070 萬噸，恰好是翻了一番。
從決策翻一番的經過可以看出，毛澤東治國真如同小孩做游戲。據陳云回憶：“6 月
19 日晚上開各大協作區主任會議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鶴壽（注：
冶金部部長）也參加了。主席問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鶴壽說，
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6 月19 日才決定搞一千一。”最后敲
定1958 年鋼產量的這次會議，沒有通知周恩來參加；王鶴壽關于鋼產量的一些報告，也
是繞過周恩來，直送毛澤東或經劉少奇轉。
追蹤這個熱昏的決策，又追到了那個正在為當總理創造業績的柯慶施。他是上海第
一書記，還是華東協作區主任。據他在5 月26 日至30 日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華
東五市（注：福建、浙江、江蘇、安徽、上海）鋼的生產能力可以達到800 萬噸。”柯慶
施送來的“好”消息成了毛澤東的第三本賬，既然華東可以搞到800 萬噸，其他地方還
不能搞300 萬噸嗎？！翻一番的指標是毛澤東的第四本賬了。我們可以說，柯慶施誤導
了毛澤東，但是，難道不正是毛澤東誤導了柯慶施嗎？
封建王朝留下的諺語是：吳王好劍術，百姓多瘡瘢；吳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上
有所好，下必甚焉。毛澤東好什么呢？他好的是高速度、大躍進、一年趕上英國。下邊
的各級干部在升官的巨大誘惑和保官的巨大壓力下，采取各種正常的和非正常的手段去
創造奇跡，實在創造不出來，也得把奇跡編造出來，既然不能說辦不到，就只好不講“良
心”說謊造假。
不整人無以立威，不提人沒有干將。也是在八大二次會議和緊接著的八屆五中全會
上，柯慶施、李井泉、譚震林等被增選為政治局委員；李富春等被增選為書記處書記；
王任重等被增選為中央候補委員。此后一段時間，地方主管柯慶施、王任重、陶鑄、李
井泉、曾希圣、吳芝圃等捷報頻傳；中央部門中李富春、譚震林、羅瑞卿（廬山會議后，
他榮升總參謀長）也相當積極。
為了把右傾保守（即堅持實事求是）的干部打下去，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多次
談到要準備黨內分裂，多次提到全國一半省市自治區發生分裂和權力斗爭，一種是右派
反黨，一種是右傾機會主義。這是告訴大家要從組織上準備和調整大躍進的各級領導班
子。毛澤東點了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浙江省委常委、省長沙文漢，安徽省委書記
處書記、副省長李世農，廣西省委常委、副省長孫作賓，廣東省委書記古大存，山東惠
民地委第一書記李峰等，這些人都受到了撤職和開除黨籍的處分。這對省、地兩級班子
都是一個很大的震懾。
打擊有不同看法的人，提拔信用支持者，大躍進就是在這種壓力與動力的支持下步
步走向高潮的。
地方大員中迎合上意吹牛撒謊最不講良心的要數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中共八
屆三中全會通過了《1956 年到1967 年全國農村發展綱要》。規定黃河以北糧食產量由1955
年的150 斤到1967 年提高到400 斤；黃河以南糧食產量由1955 年的208 斤到1967 年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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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到 500 斤；淮河長江以南糧食產量由1955 年的400 斤提高到1067 年的800 斤。這就
是所謂的四、五、八計劃。這個計劃并不離譜，如果在12 年內扎扎實實地去完成，糧食
產量將比1955 年的產量增加一倍半以上，已經算是躍進了。河南地處中原，三種情況都
有。吳芝圃在成都會議上說：河南一年之內就能實現四、五、八，受到毛澤東的表揚，
被毛澤東封為大躍進的先進典型，3 月20 日，毛澤東說：“河南提出一年實現四、五、八。
水利化、除四害、消滅文盲。。。。。。如果河南靈了，明年各省在來一個運動，大躍進，豈
不更好！”農業綱要的重要一條是水利化。吳芝圃把河南水澆地面積虛報了2.4 倍，也受
到毛澤東的表揚，說：“河南的水利全國第一，達4800 萬畝、河南的水利就是兩條路線
的斗爭。”吳芝圃本是河南省省長，把講良心的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提出的農業發展計劃
打成“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在5 月23 日的會議上，毛澤東點了潘復生的名，定為“右
傾機會主義錯誤”。在毛的支持下，揪出了以潘復生為首的反黨集團，全省抓出“小潘復
生”二十萬之多，其中廳局級干部18 人。提了一批以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為代表的沒良
心的“左派”，形成了河南大躍進的領導班子。八大二次會議還沒開完，中共中央就發出
通知，任命吳芝圃為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長，免去潘復生的職務，從北京揪回河南批
斗。
對河南問題的處理把各省的第一書記駭了一身冷汗。誰要是跟不上大躍進的形勢，
當了“觀潮派”、“促退派”或“秋后算賬派”，就要準備當潘復生，南寧會議時潘復生還
是座上客，如今成了階下囚；同時也提醒各省的二三把手，盯著第一把手，只要他講良
心，講實事求是，你們升官的機會就到了，吳芝圃就是你們的榜樣。于是，你左我比你
更左，你說謊我比你更能說謊，你吹牛我比你更能吹牛的政治環境形成了。為了迅速籌
集手里那一把米，把國外的雞叫來，毛澤東要讓國內人民做出最大的犧牲，他不僅需要
一批敢于殺雞取卵的根本，而且需要一批能夠畫餅充饑的干部。
1958 年6 月8 日，《河南日報》報道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畝產小麥2105 斤，這是全國
第一個“高產衛星”，新華社廣播后在全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出現了全國“衛星”齊放
的局面。
6 月11 日，河北魏縣，2394 斤；
6 月12 日，河南遂平，3530 斤；
6 月16 日，湖北谷城，4353 斤；
6 月18 日，河南商丘，4412 斤；
6 月21 日，河南輝縣，4535 斤；
6 月23 日，湖北谷城，4689 斤；
6 月30 日；河北安國，5103 斤。
6 月16 日，《中國青年報》第四版登載了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的文章：“糧食畝產會有
多少？”他是看了遂平縣連發兩顆“豐產衛星”的消息撰寫此文的。他說：“今后，通過
農民的創造和農業科學工作者的努力，將會大大突破今天的豐產成績。因為，農業生產
的最終極限就等于每年單位面積上的太陽光能，如果把這個光能換算成農產品，要比現
在的豐產高出很多。現在我們來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
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成自己的養
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么稻麥每年
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兩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二十多倍！”錢先生的文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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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了一大批醉心放衛星的干部，成為后來放畝產四五萬斤的“科學”根據；連毛澤東也
相信了錢氏的理論，相信畝產幾千幾萬斤是真的。這篇文章對大躍進推波助瀾，起了很
壞的作用。
6 月底，國家統計局在保定召開全國統計工作現場會，提出統計工作必須“為政治服
務”的方針，“衛星”就放得更大了。
7 月23 日，《人民日報》報道河南西平縣和平農業社小麥畝產7320 斤。
9 月22 日，《人民日報》報道青海省蹵什克農場小麥畝產8585 斤，這是小麥的最高
畝產量。
8 月13 日，《人民日報》報道湖北麻城溪河鄉建國第一農業社畝產早稻36956 斤。
8 月22 日，《人民日報》報道安徽繁昌縣峨山鄉東方紅三社畝產中稻43075.9 斤。
8 月30 日，《人民日報》報道湖北應城百湖鄉長春社畝產中稻43869 斤。
9 月1 日，《人民日報》報道湖北麻城熊家溝鄉建新六社畝產中稻52599 斤。
9 月5 日，《人民日報》廣東蒲縣星子鄉田北社畝產中稻60435 斤。
9 月18 日，《人民日報》報道四川郫縣友愛鄉第九農業社畝產中稻82525 斤。
9 月18 日，《人民日報》報道廣西環江紅旗人民公社畝產中稻130434 斤10 兩4 錢
（130434 斤，中國市斤，16 兩為1 斤，所以還有10 兩4 錢的小數）。這是水稻的最高畝
產量。
這些高產衛星是怎樣放出來的？我們解剖一個衛星就知其余了。
河南信陽雞山公社的水稻，8 月下旬基本成熟。公社黨委于8 月下旬連續開會，研究
如何放出水稻高產衛星。公社黨委認為，能否放出水稻高產衛星，不僅取決于黨委的決
心，而且也取決于黨委一班人的統一認識和統一口徑（所謂統一認識、統一口徑，就是
對弄虛造假不能有任何懷疑，上級公布后不能說三道四）。共同欺騙上級、欺騙輿論，這
作為全體委員必須遵守的政治紀律。放水稻高產衛星，必須要內定一個標準，經過黨委
研究確定，不能低于45000 斤。28 日晚，公社黨委在新集大隊召開放水稻高產衛星動員
大會。公社書記要求參加放衛星的全體社員，要統一組織，聽從社隊干部指揮，不該問
的絕對不問，不該講的絕對不講，有說三道四者按右傾論處。29 日早晨6 時許，205 名
社員，在社隊干部的組織下開始收割水稻。30 日下午，6 畝6 分三厘試驗田及其周圍總
共430 多畝水稻都集中統一堆放在13 個打谷場中，日夜突擊打場，9 月1 日中午12 點打
收結束。然后過秤計算產量。過秤結果共打稻谷324375 斤5 兩。這本是436 畝的產量，
雞公山公社黨委將其認定為6 畝6 分3 厘試驗田的產量(324375.5/6.63=48925)，得出畝產
48925 斤的衛星記錄。迅速向縣委報喜；然后，縣委報地委，地委報省委，省委報中央，
中央登報廣播，宣布又一顆“衛星”上天。
脫離常識的造假是很難統一群眾的思想的，總有一些人說長道短，這就需要借重于
專政的威力。信陽事件后，陶鑄、王任重前往調查，據王任重說：“西平縣因為7320 斤
小麥衛星，受打擊的有一萬多人，打跑7000 多人，打死300 多人，這是多么殘忍的事情！”
毛澤東對自己呼風喚雨造成的大躍進局面躊躇滿志，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講
了一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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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億勞動群眾，工人農民，他們現在覺得心里舒暢，搞大躍進。這就是整風反右的
結果。。。。。。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產一倍（糧食）即有可能從去年底3700 億斤增到7000
幾百億斤。棉花，去年是3300 萬担，今年大概有7000 萬担，可以超過一倍。煙葉可以
超過三、四倍。只有油料只超過半倍，還是不足的。麻類作物過去沒有注意，沒有抓緊。
鋼鐵可能翻一番。。。。。。如果今年搞到7000 多億斤糧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15000
億斤。明年也許不能搞這么多了，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馬喂之外，現在沒有找到用途，
也許會發生問題。但是明年總是可能超過10000 億斤。鋼鐵明年可能超過2000 萬噸。總
而言之，明年是基本趕上英國。除了造船、汽車、電力這幾項之外，明年都要超過英國。
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把大話說出去了，一言出口，駟馬難追，后果非常嚴重。
當發現“衛星產量”都是假的，糧食根本沒有增產的時候，為了自己的面子，毛澤東決
心按各省虛報的產量跟第一書記們要糧食，于是，省委書記逼地委書記，地委書記逼縣
委書記，縣委書記逼公社書記，公社書記逼生產隊長，交不出高指標的糧食，就說他們
伙同農民瞞產私分了。這個反瞞倉私分，成為后來餓死人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