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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1944年，奧地利裔英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又譯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TheRoad to Serfdom）與匈牙利裔英國經濟史學家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又譯博蘭尼）的《大轉型》（ The Great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Our Time，又譯“巨變”）在同一年出版。前者在中國贏得持久影響力，至今被重讀。而后者，得到的關注就要弱很多。

其實，學術界對《大轉型》也有紀念，但批判力不足。《浙江社會科學》雜志2014年第6期刊登了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講師包剛升的《反思波蘭尼<大轉型>的九個命題》一文。

該文把卡爾·波蘭尼《大轉型》的主要觀點歸納為九個命題，然后從經濟和政治兩個視角對他的主要觀點進行了學術分析與批評。

作者說，盡管《大轉型》是一部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社會科學著作，但它并不是一部邏輯嚴密和論證嚴謹的著作。波蘭尼提出的很多理論命題在邏輯和論證上均存在瑕疵。波蘭尼的貢獻在于以其特有的方式指出了自由市場經濟與工業革命的問題，但波蘭尼的危險在于指引了一條經濟上由于去市場化而難以實現增長與績效、政治上由于強化的集體控制而無力捍衛個人自由的歧路。

今年恰好是卡爾·波蘭尼的著作《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發表70周年。卡爾·波蘭尼如今被視為20世紀最重要的社會科學家之一，但他生前并未獲得這樣的榮譽。

他于1886年出生于奧匈帝國一個出色的猶太裔家庭，其親兄弟邁克爾·波蘭尼后來成了著名的物理化學家與社會哲學家。如同那個時代很多杰出的奧匈知識分子一樣，卡爾·波蘭尼可謂命運多舛。1944 年發表《大轉型》時，他僅是美國一個小型教育機構——本寧頓學院的訪問學者。即便出版《大轉型》后，他也僅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非全職的經濟學教員（adjunct professor) 職位。但他1964 年去世之后的影響卻與日俱增。

波蘭尼一生出版過多部著作，但其主要聲譽來自《大轉型》。弗雷德·布洛克（編注：Fred Block，美國當代經濟、社會學者）認為：“《大轉型》提供了迄今為止對市場自由主義……最強有力的批判。”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同樣給予《大轉型》高度評價，他說：“波蘭尼揭穿了自由市場的神話：從來沒有存在過真正自由、自發調節的市場體系。”《大轉型》也被視為杰出的經濟史著作，有學者甚至認為：“除了《資本論》和《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沒有什么經濟史著作比《大轉型》更具影響。”

盡管如此，并非與波蘭尼所涉議題相關的學者都認可他的學術貢獻。經濟學和政治學領域的主流學者遠不如經濟社會學、歷史社會學和經濟人類學領域的學者重視波蘭尼的《大轉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盡管認為《大轉型》比較重要，但他同時說：“很容易發現波蘭尼分析框架中的錯誤（faults) 。他分析的很多方面都說明他沒有掌握基本的經濟學原理。”桑德拉·哈爾珀琳（編注：Sandra Halperin，英國當代政治學者）承認波蘭尼《大轉型》一書的價值，但他同時指出“波蘭尼對于歐洲19 世紀市場體系的興起和衰落的解釋在很多重要方面是不完整的和誤導性的（misleading) ”。甚至有人認為，《大轉型》是一部思想混亂、邏輯錯誤和缺少充分論證的作品。

由此可見，波蘭尼的《大轉型》在學界存有爭議。本文試圖結合已有研究和歐美國家后來的政治經濟變遷，從經濟和政治兩個視角對該書重新進行學術評價。鑒于國內學界對波蘭尼著作的正面評價已有很多，本文將以學術批評為主。本文共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大轉型》的主要觀點，第二、三部分分別從經濟和政治兩個視角對波蘭尼的主要觀點進行分析和批評，第四部分是全文的簡要總結。

一、波蘭尼的九個命題

卡爾·波蘭尼開篇即說：“19 世紀的文明已經瓦解。本書論及的是這次事件的政治和經濟起源，以及它所引發的巨大轉變。……本書不是一本歷史著作； 我們所探求的不是重大事件令人信服的發生次序，而是從人類制度角度對這些事件的趨勢做出解釋。”《大轉型》通常被視為一部社會科學著作，但由于《大轉型》出版于1944年，該書從結構體系到寫作方式都不是按照現代社會科學研究的方式展開的，加上該書涉獵深廣、內容龐雜，想簡明扼要地歸納出《大轉型》的主要觀點并非易事，而且任何簡化處理都會引起爭議。

即便如此，本文還是試圖把《大轉型》的主要內容歸納為九個命題的形式，以便提煉波蘭尼的主要論點，并為本文的討論確立一個起點。

命題一：19世紀文明的瓦解源于自由市場經濟的解體。

波蘭尼認為，19世紀的文明在西方歷史上具有獨特性，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經濟進步與長期和平。這種文明基于大國間勢力均衡體系、國際金本位制、自我調節的市場（self-regulating market）和自由主義國家四個制度之上。其中，金本位制度是核心，金本位制度的源頭又是自我調節的市場。“金本位體制的崩潰是20 世紀以來的世界經濟瓦解與30年代整個人類文明轉變這兩者之間的無形鏈環”，但根源則在于“自1900 年以來的世界經濟體系的解體”，這導致了“1914 年政治緊張和戰爭爆發”。這里的“世界經濟體系的解體”，是指基于自我調節市場的全球經濟體系的瓦解。

命題二：自我調節的市場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烏托邦”。

在波蘭尼看來，“自發調節的市場從來沒有真正存在過”，“從來沒有存在過真正自由、自我調節的市場體系”。按照波蘭尼的理解，自發調節的市場是“一種由市場價格引導并且僅由市場價格引導的經濟”，但“西歐國內市場實際上由國家干預所創造的”。他認為，管制與國家干預是自由市場興起的前提條件。“實際上，管制與市場是一起成長的。自發調節的市場是聞所未聞的； 自發調節這個觀念的出現本身就是對當時的發展潮流的完全背離。”他還認為：“自由放任絕不是自然產生的； 若僅憑事物自然發展，自由市場永遠不會形成。……自由放任本身也是由國家強制推行的。……通往自由市場之路的打開和保持暢通，有賴于持續的、由中央組織調控的干預主義的巨大增長。”

命題三：自我調節的市場試圖實現勞動力、土地和貨幣的商品化，因而會帶來巨大的災難。

“在一個商業社會中，它們（勞動力、土地和貨幣）的供給只能由一種方式加以組織：即讓它們變得可以通過購買而獲得。于是，它們必須被組織起來在市場上出售——換言之，它們必須成為商品。”但波蘭尼認為，勞動力、土地和貨幣從本性上說就不應該是商品，三者商品化的后果是嚴重。他的結論是：“如果允許市場機制成為人的命運，人的自然環境，乃至他的購買力的數量和用途的唯一主宰，那么它就會導致社會的毀滅。”

與之相關的是，波蘭尼還認為，自由市場經濟與工業革命并未給普通階層帶來好處。“19世紀工業革命的核心就是關于生產工具的近乎神奇的改善，與之相伴的是普通民眾災難性的流離失所。”波蘭尼還用大篇文學語言來煽情地描述自由市場經濟與工業革命興起造成的社會悲劇，比如“冷酷無情的剝削者利用大眾的無助，使他們處在牛馬般的勞頓和饑餓之中”，等等。

命題四：市場社會（market society）是19世紀的新生事物，而此前社會并非如此。

波蘭尼認為，由市場控制和調節的經濟所支配的社會類型是“市場社會”，而市場社會是19 世紀的新生事物。“但在我們這個時代之前沒有任何一種經濟，哪怕僅僅在大致上，是由市場來控制和調節的。……市場在各個國家內部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直到近代以前，都是不重要的……”他基于對人類經濟史的考察，反復強調市場社會作為新生事物的特殊性，即市場社會不同于此前任何的人類經濟社會形態。在過去，商業和貿易從未成為主要的經濟活動，牟利亦未成為主要的動機。“19世紀社會的先天缺陷不在于它是工業性的，而在于它是一個市場社會。”因此，正是自由市場經濟與工業革命的興起所造成的社會政治變遷構成了他所說的首次大轉型。

命題五：市場社會的興起是從市場“嵌入”（embedded） 社會向“脫嵌”（disembedded） 的轉型。

波蘭尼認為，市場社會的興起徹底改變了市場與社會、經濟與社會的關系。19世紀之前，人與人的市場關系不是主導性的。“原則上，人類的經濟是浸沒在他的社會關系之中的。”與市場關系相比，“社會連結的維系是命運攸關的”。“但在這種情況下，生產和分配中的秩序又是如何得到保證的呢？主要而言，答案來自兩個并非首先與經濟相聯系的行為原則：互惠和再分配。”當然，此外還包括自給自足的家計原則。波蘭尼說：“在我們的時代之前，市場只不過是經濟生活中的附屬品。一般而言，經濟體系是被吸收在社會體系之中的……”這是他對自由市場經濟興起之前社會形態的基本判斷。

但是，他認為市場社會改變了這一切。“這正是由市場控制經濟體系對整個社會組織產生致命后果的原因所在：它意味著要讓社會的運轉從屬于市場。與經濟嵌入社會關系相反，社會關系被嵌入經濟體系之中。”

上述分析觸及了波蘭尼后來被廣為引用的一個概念——即嵌入性（embeddedness），19世紀自我調節的市場的興起被他視為市場對社會“脫嵌”的過程。

命題六：自我調節的市場觸發了社會保護的反向運動，由此形成了自由市場與社會保護之間的雙向運動（doublemovement） 或雙重運動。

波蘭尼認為，自我調節市場與工業革命促成進步的同時也促成了貧困化，比如，他同意“貿易和生產的巨大增長碰巧伴隨著人類苦難的巨大增長”。自我調節市場的興起破壞了原有的經濟嵌入社會的狀態以及相對穩定的社會網絡，結果是 “工業革命正在導致無比巨大的社會混亂”。因此，“如果聽任市場經濟按照它自己的規律發展，必將產生巨大而持續的災難。”

波蘭尼認為，雙向運動正是這種背景下興起的。“19世紀的社會歷史就成為一個雙重運動的結果：市場組織在真實商品方面的擴張伴隨著它在虛擬商品方面受到的限制。……但是，一個深層次的運動已然形成，它致力于抵擋市場控制下的經濟所產生的邪惡影響。在自發調節的市場體系所固有的威脅面前，社會奮起保護自己--這就是這個時代歷史的綜合性特征。”“就近百年而言，現代社會由一種雙向運動支配著：市場的不斷擴張以及它所遭遇的反向運動（即把市場的擴張控制在某種確定方向上）。雖然這種反向運動對于保護社會是必不可少的，但歸根到底，它是與市場的自我調節不相容的，因此，也是與市場體系本身不相容的。”這就是波蘭尼的著名概念“雙向運動”的由來。

命題七：自由市場與社會保護的雙向運動引發了政治沖突，自我調節市場的失敗導致了嚴重的政治后果。

雙向運動的直接后果是引發了政治沖突。波蘭尼指出：“歐文（編注：指19世紀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沒有預見到，他所呼喚的社會保護運動將被證明與經濟體系自身的運轉無法兼容。”……“經濟自由主義原則與社會保護措施之間那導致了深入骨髓的社會緊張的沖突……”這種沖突直接發生在不同階級之間，沖突的源頭在于不同階級對于自由市場經濟和社會保護兩個維度上的不同立場。“廣大的勞工階級則對打破市場法（則） 毫不畏懼，并公開挑戰市場。”這樣，經濟領域的沖突演變為政治領域的沖突。“來自市場領域的緊張壓力……延伸到政治領域，從而將整個社會都囊括進來。……在這個市場經濟衰落的最后階段，階級力量之間的沖突決定性地登場了。”

這種沖突的表現形式之一是關于選舉權和民主政治的斗爭。“憲章主義者為權利而戰，目的是為了阻止市場的磨盤繼續碾碎人們的生活。但人民只是到了可怕的調整已經完成之時才被賦予這項權利。……（而） 沒有一個好斗的自由主義者不這樣表達他的信念：大眾民主對資本主義是種危險。”實際上，兩者的沖突是自由市場經濟與社會保護機制之間的對抗。

與之相關的另一個重要見解是，波蘭尼認為，法西斯主義的登場，是自由資本主義陷入僵局、自由市場經濟與社會保護雙向運動持續作用的結果。他說：“法西斯主義也根源于一種已經無法運轉的市場社會。”

命題八：市場社會的終結不是指市場本身的消逝，而是指市場不再是自發調節的，勞動力、土地和貨幣將實現去商品化。

波蘭尼的主要批判對象是19 世紀盛行的自由市場經濟，亦即他定義的市場社會。他以模仿馬克思的口吻寫道：“在舊世界的廢墟之中，新世界的基石正在浮現……”這里的舊世界是自我調節的市場所支配的社會，新世界則是他所期待的新社會。波蘭尼說：“在各國國內，我們已經在見證一種發展，經濟制度不再為整個社會制定法則，社會相對于經濟體系的首要性得到了保證。……市場體系將不再是自發調節的了，即使是在原則上也不再如此，因為它已不再包含勞動力、土地和貨幣。”

同時，他還指出：“市場社會的終結，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意味著市場本身的消逝。這些市場繼續以各種方式存在，以保證消費者的自由、指示需求的變動、影響生產者的收入，并作為會計核算的工具；但完全不再是一個經濟自發調節的機制了。”

他在批判自由市場經濟時還帶有強烈的懷舊情結與道德色彩。實際上，波蘭尼期待的新社會有幾個基本特征：一是市場不再由自發調節的機制所支配，利潤與經濟激勵不再是主要動機；二是市場本身仍然存在； 三是勞動力、土地和貨幣實現去商品化。他認為，很多人担心“把工業文明轉移到一個新的、非市場的基礎上，這太過于艱難，以至于無法設想”，但這種担心是不必要的。

命題九：自我調節市場的終結、社會保護和規制的強化并不意味著自由的終結，反而是自由的重生。

總的來說，波蘭尼認為，人們不必担心自我調節市場的終結以及社會保護和規制的強化會侵犯人的自由。一方面，他強調了權力和強制的必要性。“沒有權力和強制存在的社會是不可能的，沒有強力作用的世界也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從字面表述看，波蘭尼也是個人自由的倡導者。他說：“在一個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里，不服從的權力必須被制度化地保護起來。”他還認為，計劃與自由并不矛盾。“社會整合的進展應該伴隨著自由的增長，計劃的發展應該包括社會中個體權利的加強。”在討論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威時，他認為：“公民權利必須能夠壓倒一切權威……”

從字面上看，上面的表述似乎與波蘭尼所批評的自由主義理論沒有多少區別。但實質性的差異取決于波蘭尼對自由的定義。他在界定自由時區分了“形式的自由”與“實質的自由”，法律意義上的自由和個人保障意義上的自由，或者說區分了有錢人的自由與低收入者的自由。在他看來，在一個社會中，那些缺乏收入、閑暇與社會保障的人并沒有擁有多少有價值的自由。他定義的自由是跟生產、交易與分配系統高度相關的，是跟人的收入與社會保障聯系在一起的。他期盼： “市場經濟的逝去可以成為一個時代的開始，這個時代擁有前所未有的自由。”關于未來，他則斷言： “社會的發現既是自由的終結，也是自由的重生。”

總之，波蘭尼《大轉型》一書的主要觀點可以歸納為上述九個命題。波蘭尼自己則總結道： “這種自我調節的市場的理念，是徹頭徹尾的烏托邦。除非消滅社會中的人和自然物質，否則這樣一種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時期；它會摧毀人類并將其環境變成一片荒野。而不可避免地，社會將采取措施保護它自己，但是無論采取什么措施，都會損害到市場的自我調節，打亂工業社會，從而以另一種方式危害社會。正是這一兩難境地，迫使市場體系的發展進入一個特定的瓶頸，并且最終使得以它為基礎的社會組織陷入混亂。”

過去，不少學者以不同方式總結過《大轉型》的主要觀點并各具特色。本文以“九個命題”來歸納波蘭尼的主要觀點不失為一種新的做法。當然，從該書涉獵范圍和寫作論證方式來看，要用九個命題來完整總結波蘭尼的觀點可能會失之偏頗。但即便如此，上述九個命題應該已大致總結了《大轉型》的主要觀點。

二、市場、社會與國家的經濟邏輯

就對自由市場經濟的批評而言，繼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之后，波蘭尼的《大轉型》恐怕要算最有影響力的著作了。

波蘭尼注意到，自我調節的市場可能會導致社會災難，并從社會保護對自由市場反彈的視角進行了開創性的分析，從而提出了對今天仍有重要意義的問題。此外，雙向運動和嵌入性等已成為重要的社會科學概念。在市場、社會與國家關系研究、福利國家研究、資本主義與全球化研究、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互動研究等領域，波蘭尼都打下了自己的烙印。盡管如此，《大轉型》并非一部邏輯嚴密和論證嚴謹的著作。波蘭尼的很多觀點在邏輯和論證上均存在瑕疵。第二節將從經濟角度對波蘭尼的若干命題進行學術分析與批評。

首先，波蘭尼具有強烈懷古情結(worship of the primitive)，而沒有重視工業革命造成巨大變遷的必然性與不可逆轉性。波蘭尼的命題四和命題五跟這一問題有關。波蘭尼的基調是19 世紀自由市場經濟與工業革命之前的文明形態不亞于、甚至要優于19 世紀的文明——特別是如果不考慮物質進步，而更關注人的社會關系、安全與穩定及文化生活的話。

波蘭尼在字里行間表露了自己的態度： 原始文明似乎要優于工業文明，鄉村生活似乎要優于城市生活，農業活動和松散的作坊似乎要優于現代工廠，非市場關系似乎要優于市場關系，甚至部落似乎要優于現代組織。一句話，傳統的原始文明似乎要優于19 世紀的自由市場經濟和工業革命所塑造的現代文明。

波蘭尼的文字還充滿對前現代鄉村生活和人際關系的傾慕，對市場交易與工業革命帶來的重大變遷則厭惡透頂。所以，他把工業革命說成 “災難性事件”，因為工業革命破壞了穩定的人際社會網絡、鄉村的傳統秩序以及人們千百年來所習慣的生活方式，甚至還敗壞了人們的道德。比如，他曾提到： “淳樸的農民變成一群小偷和乞丐。”他甚至把南非原始部落卡菲爾人(Kaffir)形容為“高貴的野蠻人”(noblesavage) 。

但波蘭尼的這種論調并不新鮮。比如，馬克思就曾經說： “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盧梭在很多著作中強調了原始文明的自然與淳樸，質疑科學進步與理性對淳樸狀態與道德的敗壞。如今，盧梭主義(Rousseauism) 一詞除了指代盧梭本人的學說外，另一含義就是指“回到更簡單和更原始的生活方式”。

但是，波蘭尼所傾慕的乃是一個停滯的社會。工業革命之前，歐洲和世界的經濟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一種估算認為： “在1700年前的1000年里，歐洲人均收入的年增長率只有0.11%，世界上其他各地的情況也大致如此。”安格斯·麥迪森（編注：Angus Maddison，英國經濟史學家，2010年去世）認為：“在1000－1820 年間，人均收入的增長是緩慢的。從世界平均水平來看，人均收入提高了50%。”按照他的計算，這820 年中，西歐人均GDP的復合年增長率僅為0.14%，而全世界僅為0.05%。

不僅如此，工業革命之前的社會遠非波蘭尼所想象和描繪的那樣安全、穩定和充滿道德優越感，亙古不變的家庭結構與人際網絡亦沒有給人提供基本的所需和足夠的便利。比如，公元1000年，人均預期壽命僅為24歲。從1000年到1820年，西歐人均“預期壽命的提高幾乎是微不足道的”。工業革命之前的歐洲，還時時受到歉收引起的饑荒、間歇性的傳染病以及不同政治實體之間頻繁戰爭的侵擾。

所以，與自由市場經濟和工業革命所造成的苦難相比，此前是另一種社會苦難，只是波蘭尼將其過分浪漫化了。自由市場經濟與工業革命帶來的經濟與技術進步、健康與壽命的提升、治安與秩序的改善都是過去的時代難以想象的。

另外，自由市場經濟和工業革命所塑造的并非一個更缺乏保障和安全感的社會，而只是把過去基于家庭和鄰里關系的互惠系統轉換為了非人格化的交易與合作系統。

波蘭尼懷古情節的另一面是，他認為19世紀的市場社會之前的社會是由“互惠、再分配和家計”所支配的，而非市場和利潤動機支配。他認為，市場機制從來沒有成為主要的規則。然而，波蘭尼這種分析所忽視的基本事實是，18世紀之前的人類產出通常僅能維持個人與家庭的基本生存所需。這意味著他們僅有少量物品可用于市場交易，結果自然是市場交易占整體經濟活動的比例不會很高。盡管如此，工業革命之前的歐洲，市場和交易活動的重要性一直在提升。早在自由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興起之前，商業和貿易活動對歐洲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了。從中世紀到工業革命，商業與貿易的角色是一個漸變的、重要性不斷增加的過程。

總體趨勢是，前期相對漫長的緩慢變遷最終促成18－19世紀的“巨變”。所以，這并非如同波蘭尼暗示的那樣，自由市場經濟與工業革命是一個突發事件，而此前的社會中市場與貿易的作用是無足輕重的。內森·羅森堡（編注：Nathan Rosenberg，美國當代經濟學者）等人指出：“15世紀中葉到18世紀中葉，貿易規模迅速擴大，各種適應世界貿易擴張的制度也應運而生，并逐漸發展。”這里不僅是市場交易量的增加，還有制度的變遷。“在西方，商業和商業制度的發展，是先于現代工業制造發展的。”正是市場交易的發展成為了工業革命的先導。

至于波蘭尼所強調的市場的支配性特征或市場社會的類型，與其說是自由市場經濟作為一種制度模式的結果，不如說是工業革命進展的產物。實際上，波蘭尼在描繪前市場社會時更多是在描繪農業社會作為一個人類社會特定發展階段的特征。從家庭關系、鄰里關系及社區關系等社會結構因素，到人的生產與居住方式，再到人的人格特質與心理結構，波蘭尼更多地是在描繪了農業社會的特征，而未必就是前自由市場經濟時代的制度特征。換句話說，即便不是自由市場經濟，只要有工業革命的到來，這些傳統也是要被破壞掉的。

當然，工業革命本身的興起是與自由市場制度密切相關的。如果著眼于長期，長達數十上百萬年的人類經濟史中只發生過兩大重要事件：第一是發生在距今一萬年前的農業革命，第二就是工業革命。所以，波蘭尼考察的事件本身就是人類經濟史上數千年未有之“巨變”。工業革命直接表現為機器對人工的替代，無生命動力資源對有生命動力資源的替代，以及礦產資源等新型原材料對動植物資源的替代。同時，工業革命還意味著工廠制度的興起和生產組織的革命，人口的遷移集聚及城市革命的發生，人的社會網絡開始脫離傳統親緣關系而進入非人格化的交易合作關系，隨之而來還有生活方式和心理結構的巨大改變。

所以，對波蘭尼所珍視的原始文明的破壞，主要是由工業革命所引發的，并非由自由市場制度本身所導致，而且這種轉變是不可逆轉的。

其次，波蘭尼認為自由市場經濟和工業革命導致了普通民眾的貧困和嚴重的社會災難，但這很難說是歷史的真實情形。對于這一問題，波蘭尼更多的是道德分析，而非經濟分析。比如，他講到勞動力和土地的商品化導致了對過去穩定生活的破壞及“流離失所”，但他并未充分剖析其經濟邏輯。他對社會災難的描述不是依靠系統的經驗證據，而主要是文學描述。這就難以判斷：英國或歐洲普通民眾的生活在市場社會興起前后究竟是變好了還是變差了？

討論這一問題之前，首先需要認識到普遍貧困是前工業社會的一般特征，而非特例。物質的大幅增長和相對充裕是工業革命之后的事情。杰克·戈德斯通（編注：Jack Goldstone，當代美國社會、政治學者）認為：“貧困問題在前近代時期（前工業社會）也是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問題，無論是歐洲、非洲還是亞洲，沒有可以遮風避雨的房屋、缺衣少食的貧困現象是廣泛存在的。”因而，普遍貧困本身并非工業革命的結果。相反，長期來看正是工業革命大面積地消除了貧困，并使人們的生活水平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所以，需要慎重對待波蘭尼的命題三。

真正的問題是：在自由市場經濟與工業革命興起的過程中，普通民眾的貧困程度是否有所惡化呢？《劍橋歐洲經濟史》相關專題的作者認為：“這一公認的基本觀點是：總體上，這一時期(1750－1850年)的市場環境對勞動者一方不利，工資趨近于保持在或接近于貧困生存線的水平。”羅伯特·艾倫（編注：RobertC.Allen，當代英國經濟史學者）則估算，這一世紀中包括英國在內的歐洲多數地方的城市工人實際工資出現了小幅下降。但是，這種趨勢并沒有持續。艾倫估計，19世紀中期開始，歐洲城市工人的實際工資就出現了大幅上漲。《劍橋歐洲經濟史》也支持這種觀點：“大約在19世紀中期，在不列顛勞動力市場的發展中，出現了一個重要變化。……實際工資與國民收入同步上升。”

從19世紀中葉到波蘭尼出版《大轉型》的1944年又過去了接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而這一世紀中英國和歐洲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已獲得大幅提高。工業革命的另外一個效應是它不僅沒有擴大貧富差距，反而有效地縮減了貧富差距。格里高利·克拉克（編注：Gregory Clark，當代英國經濟史學者）的研究結論是：“在現代社會中，即便是稅前收入的分配也要比工業革命前更公平。”

再次，波蘭尼提出了重要的問題，但他并沒有對這一問題進行正確的診斷，亦沒有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波蘭尼在《大轉型》開篇即以“自發調節的市場”是個“徹頭徹尾的烏托邦”的觀點來批評自由主義。但實際上，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從來不認為，市場是不需要國家而能完全自我調節或自我運轉的，他們都承認國家的必要性。這樣，波蘭尼的命題二就失去了意義。

比如，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用大量篇幅來討論君主應該履行“保護本國社會的安全”、“設立一個嚴正的司法行政機構”、“建立并維持某些公共機關和公共工程”等三大義務。君主的三大義務，可以被理解為國家或政府的三項職能。再比如，約翰·密爾（又譯約翰·穆勒）在《政治經濟學原理》這一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集大成之作中，用整整一編來探討“論政府的影響”。他分析了政府在保障安全與秩序以及制定與執行法律方面的重要角色，探討了政府的一般職能與任選職能，強調了自由放任原則但同時闡述政府應當積極干預的諸種情形。因此，他們并沒有否認國家的必要性，反而認為對市場體系來說一定的政府規制是必需的。

波蘭尼反復提及的理論對手路德維希·馮·米瑟斯（編注：奧地利裔美國經濟學家，1973年去世）則這樣說：“自由主義不是無政府主義，……沒有強制措施，社會就會面臨危險；為了保障人們的和平與合作，必須制定人們共同遵守的規則，必須保留暴力和威懾手段，只有這樣才不至于使任何人破壞社會秩序。“因此，波蘭尼樹起的靶子--無須國家的完全意義上的自我調節的市場——就失去了意義。

后來，現代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比如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國家干預的道路上走得更遠。凱恩斯認為，政府具有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和維護宏觀經濟穩定的責任，在具體政策上他主張的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并非直接干預市場交易或實現要素的去商品化。毫無疑問，現代自由主義經濟學所主張的規制與干預是以保護財產權利和市場自由為前提的。但是，波蘭尼新社會的方案不僅包括市場不再由自發調節的機制支配，而且還要實現勞動力、土地與貨幣的去商品化。

鑒于貨幣問題更為復雜，暫且不論。在波蘭尼看來，勞動力去商品化的含義包括：諸種工作條件及“基本工作本身都不是市場決定的”；工會、國家、公眾團體和“生產管理的實際組織”共同發揮作用；差別工作仍然存在，“但與直接貨幣收入無關的動機會比勞動的金錢報酬更為重要”。土地去商品化的含義包括：“把土地歸屬于去頂制度機構”，土地作為“基本要素被移除市場的權限之外”；“大宗的食物和有機原材料……的價格不再交給市場來決定”；“財產的性質發會發生深刻的變化……讓源自財產權利的收入不再(no longer)不受限制地增長”。

如果要探討這一方案的實質，波蘭尼提供的是一個沒有貼計劃經濟標簽、卻具有濃厚計劃經濟色彩的方案--盡管這種計劃經濟并不等同于蘇聯斯大林時代的計劃經濟模式。波蘭尼盡管同時強調這一方案“不意味著市場的消失”，但就其論述篇幅與重點來看，這都屬于次要方面。

對一個完整的市場體系而言，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都是不可或缺的。

波蘭尼盡管說要保留商品市場、“保證消費者的自由”，但他認為應該嚴格管制乃至取消部分要素市場——至少是勞動力、土地和貨幣市場。照此方案，從基本的經濟學原理出發，完整的市場體系已經垮塌。通常認為，產權保護、財產制度加上契約自由、競爭機制是市場經濟的兩大原則。波蘭尼的方案并不是要在尊重市場經濟兩大基本原則基礎上強化政府規制或宏觀調控，而是確定無疑地會破壞這兩大基本原則。所以，既要按照波蘭尼的方式進行規制和實現勞動力、土地和貨幣的去商品化，又要保留市場的基本功能，實際上是做不到的，兩者必定會發生沖突。

從整體視角來看，波蘭尼更重視市場與經濟活動的社會后果，以及人在市場條件下的安全與保障。這一問題當然很重要。但是，波蘭尼整體上的弱點是幾乎沒有考慮經濟增長和經濟績效的因素--后者一般被視為經濟學的核心問題。自斯密以來的多數主流經濟學家都重視激勵結構與經濟增長、經濟績效之間的關系，而波蘭尼的方案基本上忽略這一問題。如果不考慮激勵因素，甚至基本取消利潤動機與經濟激勵，波蘭尼的新社會方案又如何實現經濟增長和改善經濟績效呢？

這也是波蘭尼新社會方案的最大挑戰。所以，波蘭尼命題八是難以成立的。

最后，從歐美發達工業國家的實踐看，很難給波蘭尼的理論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歐美發達國家的經濟與政策，在波蘭尼1944年出版《大轉型》之前已發生了很多重要變化，從1944年到現在的變動程度亦很大。20世紀30－60年代是凱恩斯崛起并逐漸盛行的時代，與福利國家有關的社會政策也不斷擴張。但是，70年代以后，由于上述政策導致的各種社會經濟問題，新(古典)自由主義開始復興。從最近趨勢看，盡管2008年金融危機引發了對新自由主義的廣泛批評，但新自由主義仍然主導著當前歐美發達國家的基本政策。加勒斯·戴爾（編注：Gareth Dale，當代英國政治學者）認為：“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他(波蘭尼)去世，《大轉型》中提出的理論并不符合現實：盡管出現了強有力的國家干預，但資本主義達到了其有史以來的最大繁榮。”

即便在金融危機之后，“2011年，新自由主義政策與意識形態依然是支配性的”。自從自由市場經濟和工業革命興起之后，歐美發達國家的總體趨勢是國家擴張了，政府規制強化了，社會福利政策擴大了，宏觀調控政策加強了。但這并不意味著波蘭尼的理論得到了驗證或者他的政策得到了應用。相反，很多實踐都駁斥了波蘭尼的理論。比如，很多政府規制不僅不是反市場的，而且是強化市場的；國家盡管擴張了，但總體上并未破壞既有的財產制度和市場制度；標志著社會保護的福利政策并沒有采取介入生產領域，而是致力于通過再分配來調節收入差距。

漢內斯·拉切爾（編注：Hannes Lacher，當代加拿大政治學者）這樣批評波蘭尼：“（二戰后）資本主義從它的制度以及它積累和社會對抗的邏輯兩方面都經歷了一次重要的轉型。但是，沒有一種轉變應該被理解為哪怕是部分地實現了卡爾·波蘭尼關于經濟會‘重新嵌入（reembeded）’社會的愿景。實際上，我認為波蘭尼所預測的大轉型從來就沒有發生。”

所以，歐美發達國家戰后的經濟與政策變遷，不應該被理解為波蘭尼意義上的市場從脫嵌到重新嵌入的過程。最直接地說，勞動力、土地與貨幣等基本要素的去商品化根本就沒有發生，利潤動機與經濟激勵仍然是市場的主要驅動因素。

同樣重要的是，即便是這些做法--這些做法離波蘭尼的主張還相距甚遠--都已經導致大量社會經濟問題。政府干預、福利政策和宏觀調控在試圖解決舊問題的過程中造成了大量新問題。所以，20世紀70、80年代以后，放松管制、去福利化和強化市場力量成為歐美發達國家經濟改革的主流。

三、市場、社會與國家的政治邏輯

與經濟分析相比，波蘭尼《大轉型》的政治分析就更為薄弱。該書被布洛克等人高度評價為“超越經濟主義的謬誤”，引入了“整體性社會科學的框架”。但是，政治分析的欠缺，使得波蘭尼這樣一個充滿實踐關懷的經濟社會學家，實際上無力對他提出的問題提供完整的理論解釋和有意義的解決方案。

一方面，波蘭尼盡管提到了社會保護的反彈容易導致政治沖突，引發階級政治的登場，以及造成自由市場與大眾民主之間可能的對立，但《大轉型》并沒有對此進行多少政治分析。就這一論題而言，基本的政治分析至少應該包括兩個問題：第一，自由市場與社會保護之間的雙向運動將會觸發何種政治過程？這種政治過程的邏輯是什么？第二，波蘭尼的新社會將經由何種政治路徑得以建設？新社會的政治邏輯是什么？但波蘭尼并沒有展開論述這兩個問題。

如果存在波蘭尼意義上的某種新社會的話，新社會一定是通過政治手段來建設的。所以，對一個嚴肅的政治經濟學問題而言，脫離了實質性的政治分析，理論構建無異于空中樓閣。由于忽視了對自由市場與社會保護之間雙向運動的政治分析，使得波蘭尼的命題七充滿了爭議。

波蘭尼分析框架中的一個核心問題是：社會保護機制在政治上何以可能？他論述的是社會與市場的關系。但是，社會是什么呢？社會如何采取行動呢？社會保護的反彈又如何轉換對市場的規制呢？實際上，這種反彈最多只能表現為政治沖突的形式。在現實世界中，社會本身無法規制市場，而只有國家（或政府)才能規制市場。但是，國家與社會是兩回事。那么，國家又是什么呢？國家能代表社會嗎？這些只有借助政治分析才能回答。

如果引入政治分析，波蘭尼分析框架中的“市場-社會”模型應該要變為“市場-社會-國家”三方模型。在政治分析中，國家通常都居于核心位置。但國家并不天然地偏向社會，國家既有可能偏向社會，又有可能偏向市場，甚至還有可能偏向國家本身--基于國家理論的視角，國家完全可能脫離社會與市場而扮演一個自主自為的角色。再進一步說，在國家與社會關系上，國家既可能扮演保護社會的角色，又可能扮演侵害社會的角色。假定社會保護機制只有借助國家力量才能建立起來，那么國家介入社會與市場的關系之后，是否會強化社會保護機制呢？

道格拉斯·諾斯和瑪格麗特·列維（編注：Margaret Levi，當代美國政治學者）都把國家視為一個尋求租金最大化的統治者，安東尼·唐斯（編注：Anthony Downs，當代美國政治學者）和詹姆斯·布坎南（編注：James Mcgill Buchanan，美國經濟學家，2013年去世）都把政治家和官員視為尋求政治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如果這種視角值得借鑒的話，那么何種政治制度和政治過程能夠促使國家提供社會保護而非侵害社會呢？

如果不能回應這些關鍵問題，波蘭尼希望強化對市場的規制和提供社會保護的主張就缺少政治基礎。更直接地說，波蘭尼并沒有一個相應的國家理論來支持自己的分析。

另一方面，波蘭尼把加強規制作為促進自由的手段，但加強規制可能侵害自由，這取決于以何種方式加強何種規制。上文已指出，波蘭尼論述了加強社會保護的必要性，但他并沒有充分論述這樣做的途徑和手段。實際上，這幾乎不可避免地要借助國家主導的以強化集體控制的形式來實施。除此以外，人類迄今為止尚未發現別的方法。這就駁斥了波蘭尼的命題九。

政治學的常識是，國家提供的安全與秩序乃自由存在的必要條件，而19世紀的英國及歐洲發達地區基本已做到這一點。如果把自由定義為免于強制、免受專斷權力之侵害的話，國家主導的集體控制的強化幾乎注定會壓縮個人自由的空間，甚或剝奪個人的自由權利。羅伯特·諾齊克（編注：Robert Nozick，當代美國政治哲學家）就十分警惕類似波蘭尼的方案，他說：“我們關于國家的主要結論是：能被證明為正當的就是一種最小國家（minimalstate），即僅限于防止暴力、偷竊、欺騙和強制履行契約等有限功能的國家；更多功能的國家（extensive state）都將被證明為是非正當的，因為這樣的國家會侵犯到個人不被強迫從事某些特定事情的權利……”

上文已提及，波蘭尼所定義的自由是跟生產、交易與分配系統高度相關的，跟人的收入與社會保障聯系在一起的。這種自由主要不是指免于強制的自由，而是跟免于物質匱乏有關的自由。但是，大量相關研究認為，法律意義上的自由與個人保障意義上的“自由”，或者說免于強制的自由與免于物質匱乏的“自由”，兩者是容易產生沖突的。換言之，當試圖實現更大程度的后一種“自由”時，就或多或少會破壞前一種自由。

實際上，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于同年發表的《通往奴役之路》已對這個問題進行過充分論述。他甚至警告，任何允諾此種“新自由”的道路到頭來可能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從波蘭尼的新社會方案來看，上面這種担憂是有道理的。他的新社會方案包括了對財產權利、對經濟自由、對價格體系、對生產組織的大幅度集體控制，這樣做無論在何種意義上都會大大壓縮法律意義上免于強制的自由。從政治層面說，上述兩種自由可以兼容只是一種幻覺。

波蘭尼對自由問題的政治分析不足，還表現為他一廂情愿的主觀愿望和浪漫主義上。他在《大轉型》的最后一段以無比憧憬的口吻說：“只要他是真誠地（true）試圖為所有人創造更多的自由，他就無須懼怕（fear）權力或計劃會轉而與他作對，并毀壞他以它們為工具正在建立的自由。這正是在一個復雜社會里自由的涵義，它給了我們所有我們需要的確定性。”

波蘭尼這里使用了“真誠地創造自由”、“無須懼怕權力”等帶有十足情感色彩的表述，但這些情緒化表述的背后缺乏政治分析的支撐。另外，確定性一詞流露出波蘭尼對市場風險的厭惡和對不確定性的抵制。確定性固然意味著更多的保障，但同時又意味著更多的控制。無論采用何種說辭，這里的控制最后不免淪為國家主導的某種集體控制的形式。如果進行政治分析，就會發現波蘭尼的自由概念及其新社會方案，很可能埋藏著通往極權主義的種子。

總之，上述兩個部分已經對波蘭尼的關鍵命題進行了討論與批評。如果上述討論與批評能夠成立，那么波蘭尼《大轉型》一書的邏輯鏈條已出現很多斷裂，全書的主要觀點就很成問題。

四、結論：危險的歧路

波蘭尼出版《大轉型》的1944年正值歐洲的混亂年代。從個人經歷來看，波蘭尼生于1886年，從他出生到20世紀初正是歐洲各種思潮激蕩的歲月。他28歲時歐洲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他31歲時俄羅斯爆發十月革命，他43歲時爆發了1929－1933年的世界經濟大蕭條，他46歲時希特勒在德國掌權，他53歲時又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出生時是奧匈帝國的國民，隨后經歷了奧匈帝國的解體，1933年開始又就流落到異國他鄉，開始是英國，而后是美國和加拿大。在寫作和出版《大轉型》過程中，波蘭尼都沒有正式、穩定和受人尊敬的學術崗位，出版《大轉型》那年他已58歲。可以說，歐洲數十年的不穩定與動蕩也映射在他個人的身上，他自己的人生與職業生涯也缺乏足夠的保障和安全感。

當然，一個杰出知識分子的這種獨特經歷，恰到好處地推動了波蘭尼對整個歐洲從19世紀到20世紀早期政治經濟變遷進行深刻的反思，但同時也塑造了他的個人傾向：與自由相比，他更注重安全與保障；與市場相比，他更傾向干預和規制；與經濟相比，他更注重道德與倫理。因此，波蘭尼能夠敏銳地捕捉到19世紀文明可能的弊端，以及自由市場經濟與工業革命造成的問題。

總的來說，波蘭尼具有非常敏銳的問題意識，所以《大轉型》也產生了重要影響。但是，《大轉型》的主要命題在邏輯與論證上并不嚴謹，上文已經從經濟和政治兩個視角進行了分析與批評。

實際上，人類迄今為止沒有哪一種經濟社會模式是完美的。人類在一個方面的進步往往伴隨著另一方面的代價，自由市場經濟與工業革命的興起過程大體也是如此。在人類政治經濟的重大變遷過程中，帕累托改進是一種很少出現的理想狀態。巨大的政治經濟變遷，往往伴隨著巨大的結構性調整，這就很可能會導致誰受益、誰受損的問題，或者至少會導致誰受益較多、誰受益較少的問題。然而，無論怎樣，與其他經濟社會問題相比，經濟增長與經濟績效始終是現代社會人類經濟生活的核心問題。如果一部經濟社會學著作忽略了經濟增長與經濟績效的重要性，就遲早會偏離合理的軌道。

相反，一個經濟體倘若能夠維持相對較好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績效，不僅意味著物質與技術的巨大進步，而且意味著長期當中為所有社會階層提高生活質量創造了可能。只要基于對歐美國家的長期考察，就會發現長期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績效基本上意味著民眾生活質量的改善和經濟平等程度的提高。

所以，波蘭尼的貢獻在于以其特有的方式指出了自由市場經濟與工業革命的問題，但波蘭尼的危險在于指引了一條經濟上由于去市場化而難以實現經濟增長與經濟績效、政治上由于強化的集體控制而無力捍衛個人自由的歧路。實際上，波蘭尼同時代的幾位杰出思想家已經敏銳地預見了這種可能的危險。

（作者系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講師，近著有《民主崩潰的政治學》。本文原載于《浙江社會科學》2014年第6期，作者感謝陳明明、唐世平、朱天飚及匿名評審專家對本文的貢獻。受見報篇幅限制，編者略去了原文注釋及參考書目，并有個別文字技術處理。李旭編輯：sunne_li@hotmail.com）

網載 2015-08-23 08:3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