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典·房子 丁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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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


你躲在房子里

你躲在城市里

你躲在冬天里

你躲在自己的黃皮膚里

你躲在吃得飽穿得暖的地方

你在沒有時間的地方

你在不是地方的地方

你就在命里注定的地方

有時候饑餓

有時候困倦

有時候無可奈何

有時候默不作聲

或者自己動手做飯

或者躺在床上不起

或者很衛生很優雅地出恭

或者看一本傷感的愛情小說

給爐子再加一塊煤

給朋友寫出封信再撕掉

翻翻以前的日記沉思冥想

翻翻以前的舊衣服套上走幾步

再坐到那把破木椅上點支煙

再喝掉那半杯涼咖啡

拿一張很大的白紙

拿一盒彩色鉛筆

畫一座房子

畫一個女人

畫三個孩子

畫一桌酒菜

畫幾個朋友

畫上溫暖的顏色

畫上幸福的顏色

畫上高高興興

畫上心平氣和

然后掛在墻上

然后看了又看

然后想了又想

然后上床睡覺


1984.12


丁當現場訪談錄


(由于意外,損失了開始的半小時錄音。)


丁當:……最早喜歡的幾個詩人,包括普里維爾。他們真正震撼我的東西其實就是他們的節奏。比如昨天我和朱文談到呂德安的詩。呂無疑是目前中國最優秀的詩人之一。但是我對他的東西談不上酷愛,其原因就是我認為他的作品缺少真氣。我對我自己作品的要求就是哪怕有些句子不完美,有些敗筆,但它必須具有真氣。而你說的節奏也有可能就是這真氣。(“就是氣流的運行?”)對。也許你會認為我的詩里會出現真氣亂走,可能的。


記者:有些人在談到詩歌寫作時喜歡用一個詞:操作。而你的觀點是:反操作。你認為一首詩最重要的是凝聚在心中的一口真氣,是嗎?


丁當:可以這么說。但是這口真氣不能走火入魔。去年西安的伊沙請我一定看看他的作品。我對他說,你的東西要防止走火。他聽后很吃驚,他認為丁當作品的偉大之處就在火。(笑)


記者:是啊……


丁當:前一陣他給我寫信說看了我的近作,非常吃驚,我人到了深圳,說不寫不寫了但是一寫居然還能寫這么好。當初他可以留在北京,之所以去西安就因為西安有丁當,一個純粹的詩人。西安是一個能夠產生大詩人的地方。也許我不該說這個話。(笑了笑)


記者:在眾多的詩人中,我覺得你的作品給人的第一印象最為深刻。許多詩人都想達到這么個效果,所以他們去研究聲音,研究音樂。但是你好像是天生得來的。你的節奏可以說是第一節奏,像打擊樂,請問你是怎么獲得的?


丁當:上帝之手。(大笑)


記者:是不是你喜歡的讀者是從不讀詩的人?


丁當:對。比如我們再講呂德安,他的詩就是詩人里的詩。我不知道這個說法準確不準確。


記者:需要訓練有素的讀者是嗎?


丁當:對。但是我認為一首詩應該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我在寫作時假想的讀者肯定不只是詩人。一半是詩人,另一半就是從不讀詩的人。這是兩個世界。我有時問自己,這會不會成為寫詩的一個障礙。你的詩要分成兩個世界,所以你的詩就達不到某種純粹性。這個問題我想我至今還沒有解決好,往下也不知道怎么解決。如果要讓這個世界統一,統一到哪一部分去,我還沒想好,是到第一世界,還是到第三世界……(笑)


記者:讀你的詩——不管是愉悅的,還是悲傷的——總有一種強烈的感覺,那就是籠罩始終的毀滅的氛圍。而且你的寫作方式是一次性的,從不留底稿。我想到如果用一個詞來概括你以及你的作品,“毀滅”再合適不過了,你同意嗎?


丁當:自從我自覺寫作以來,我認為我的作品沒有好壞之分。若干年后,我把它們放到一起來讀,仍然是這樣認為的。確實它們都一樣,每一首對我來說都是必要的。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既然不留底稿了,就都不留底稿。它們就像生活一樣,可能是完美的,也可能是不完美的,但永遠是過去的。


記者:你剛才提到了一個詞:完美。你在詩歌寫作中對完美感興趣嗎?


丁當:我認為完美會導致生命力的終止。我很難想像一個人一輩子都在寫完美的詩,那是不可信的,完美是毀滅的終止,我寧愿毀滅只是一個過程。我是一個貪圖享樂,有情欲的男人,至少我不愿意做任何形式的自殺。


記者:你的近作,比如《現代漢詩》1992年刊登的《秋天》、《乘噴氣機去南方》,我覺得節奏要比以往舒緩得多,平和得多,是年齡所致嗎?


丁當:大概是吧。人不會一直憤怒。隨著年齡的增長,人的趣味不可能沒有變化。就像一個男人一輩子不會只對一種類型的女人感興趣。或者是出于無奈。


記者:韓東在一篇文章中說,“別人都可以不寫詩,但惟獨丁當不可以”,很多的人寫作好像都是針對文學史而言的,而你完全不同。我想問一句,你對進入文學史感興趣嗎?對不朽感興趣嗎?


丁當:我都不感興趣。


記者:如果可以讓你自由選擇,丁當先生,你會選擇一個什么樣的生活呢?包括地點,職業等等。


丁當:到現在為止,我還一直“生活在別處”。現在你讓我說,我就會說一些我沒經歷過的東西,我可以這樣回答你,我沒經歷過的生活,是我愿意選擇的生活。但另一種說法是“天下烏鴉一般黑”,我以此來對自己解釋長期居住在某個地方的原因。


記者:問一個老的問題,你為什么寫詩?


丁當:我寫詩肯定不是為了取悅某一特定人群。我寫詩更多是為了朋友和女人。同時,朋友和女人把我的詩分成了兩個世界。如果一個男人當我的面夸我的詩,如果他不是我的朋友,我就會覺得這件事毫無意義,跟我有什么關系?


記者:你相信偉大的愛情嗎?


丁當:當然相信。而且這一輩子這個夢想都不會破滅。如果我愛一個女人,我相信我就會做到忠誠,可能是一個偉大的情人。當然,這么說也是為了“騙取”愛情,或者“巧奪豪奪”。


記者:時間呢?所謂偉大的愛情,我想都有一個時間約定在其中。


丁當:當然,我也許經不住考驗。(笑)也怕對方經不住考驗。而且有過那回事以后,你往往會覺得不是那么一回事。就像我寫一首詩,寫作時用筆拼命地趨近,一首詩寫完以后又覺得什么也沒有。


記者:你好像還沒有公開出版過詩集,是嗎?你對自己作為詩人的將來,作過考慮嗎?


丁當:沒有,我的詩只是被選入各類選本中,和各個不同的詩人站在一起。前兩年臺灣一家出版社就約我出詩集,但我遲遲沒有收集全。我為自己的將來只做過一件具體的事情,那就是買了一套《二十四史》,那是給我晚年時看的。談到出詩集,對我來說,無非有兩個用途。一是送給朋友,二是用來獻給情人,所以詩集里的照片如果印得不清楚,這本詩集也就沒啥意思啦。


記者:你自己記得你自己寫的哪些詩嗎?


丁當:不是我自己記得,而是別人記得,他們老在耳邊重復這些詩,我對它印象就深了。有《時間》、《房子》、《愛情夜話》、《落魄的時候》,還有《愛情故事》等等。


記者:你對自己的詩歌,這些年的詩歌寫作如何評價?


丁當:十年前,我就一直打算好好地坐下來,全心投入,恭恭敬敬地寫出一些詩來。但是一直沒能坐下來,我的詩都是不經意地得來的。我覺得我的東西都屬于那種行吟式的。好像都是在走著寫的。現在我還是希望自己能夠坐下來,以二十萬分的恭敬寫一些詩。1986年在南京,我坐著寫了一個月,共寫了三十幾首,那大概是最長的一次。每天早晨起來,一邊看外面,一邊寫……


記者:對不起,我打斷一下,你看什么?


丁當:對面陽臺的少女。(笑)我有一首詩就叫這個名字,不是嗎?


記者:你每天都能看到她嗎?


丁當:幾乎每天都能看到。當時好像是一個假期,那個姑娘每天早晨都在陽臺上讀書。她喜歡站著讀書。


記者:你當時有沒有希望她手里捧著的是丁當的詩?


丁當:當時沒有想過,現在再想好像已來不及了。


記者:韓東在《第二次背叛》中說你是一個英雄,原話我記不清楚了。在第三代詩歌運動中,你好像每每也是被這樣提及的。你自己怎么看?


丁當:這個“英雄”我不知道該怎么定義。韓東大概是從他的某個角度這樣說的。我自己感覺,我所謂的英雄,也就是在詩歌里冒充一下英雄而已。我決不認為在現實生活中,我是一個英雄。我認為我是一個失敗者,被現實和夢想追得到處逃亡。每天都在逃亡,但又不知歸宿。我從未有過對生活“乘勝追擊”那種感覺。所以我注定不能成為世俗的成功者。但又不能“滅卻心頭火,方能成正果。”所以托夢于詩歌,精神上的逃亡。精神上的逃亡者往往是哲學上的英雄,這似乎又是相悖的。如果沒有詩歌,我的逃亡的面目將十分可憐。詩歌賦予我的逃亡一種自我安慰上的意義。或稱“挽歌”。


記者:我看你的軌跡覺得非常担憂。我想任何人在一定程度上都在考慮自己的歸宿問題。你的歸宿是晚年的《二十四史》嗎?但是你好像對自己能不能過到這晚年也并不抱希望,是嗎?


丁當:我拿長征來打個比方,我在那支隊伍里一直是若即若離的,一會兒走出來自己走,一會兒在隊伍里和大家一起走。自己走又怕孤獨,就回隊伍,但我在隊伍里又對目的地不抱希望。我不是一個想打勝仗的士兵,只是一個擺脫不了打仗的命運的士兵。


記者:現在我們來談談第三代詩歌運動吧。你自始至終參加了,是這場運動中不可缺少的一個人物。回過頭來看,你總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吧。


丁當:我認為我好像一直沒有置身過這個運動。你剛才提起來,我仍然覺得非常陌生。惟一印象深的好像就是《深圳青年報》上徐敬亞搞的那次大展,大概有一百多號人吧,自己名列其中,感覺像置身于一支浩浩蕩蕩的隊伍,但又沒有什么城堡值得攻打。


記者:創辦《他們》呢?你怎么評價?


丁當:如果沒有《他們》,現在這些人的狀態不會是這個樣子。在《他們》創辦以前,當然已經有一些人寫出好東西,但遠遠沒有達到一種真正的自信。如果有,那也是一種故作的狂妄。真正心里有底的只是少數幾個人,是不多的。《他們》的出現提供了一個參照系,對詩人的寫作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當時我就說過,為《他們》寫作。這種方式使很多詩人的才華得以釋放。而且《他們》在當時是尤其與眾不同的,它是純粹的作品,而許多民刊就像是旁邊搖旗吶喊的角色。《他們》使那些可能優秀的詩人成長為優秀的詩人。不僅如此,可以說,他們啟發了一代詩人。


記者:但是,《他們》正被逐漸淡忘,有一個現象你是否注意到:很多人都在有意避免提及這兩個字,是嗎?


丁當:我覺得被遺忘,我沒有感到什么不公正,也沒有因此憤憤不平。如果兩百年后,《他們》被公正地提及,我覺得沒啥意義。雖然我清楚《他們》絕對意義上的作用。


記者:我很想請你談一談,你理解的那種詩歌寫作的靈感到底是什么樣的一個東西?


丁當:那就是觸動,具體的觸動。而且這種東西不是你把它寫成詩了,它才是靈感。靈感是時時存在的觸動,你記錄下來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當時你有時間,有寫作的環境。


記者:那么,你有沒有感覺到,你對將要出現的一首詩有把它們變成文字的責任感?


丁當:沒有。要看它們的運氣了。


記者:你寫作有計劃嗎?近期計劃是什么?


丁當:我寫作從來沒有什么計劃。要說計劃也可以說有一個,那就是用一輩子寫一本詩集,哪怕是薄薄的一本。


記者:我聽說當初在西安你和韓東第一次見面時,你們當中一個人說了一句“我終于找到‘黨’了。”是誰說的,你還是韓?這么多年下來,你們“同志”情誼是不是更為深了?


丁當:我記得是我說的。開頭我已經說了,韓東的詩讓我第一次感到震驚。當時的感覺不亞于二十年代時人們讀共產黨宣言,(大笑)至于后一個問題,我想不用回答,那是顯而易見的。


記者:你現在平常還讀詩嗎?


丁當:很少,很少。大概兩星期能讀上一首吧?


記者:是不是對詩已經沒有新鮮感了?


丁當:不是,有新鮮感。我還是很希望讀到好詩。


記者:翻開一本現代漢語詩選的目錄,哪些名字會引起你閱讀的興趣呢?


丁當:除了《他們》的幾個朋友(因為讀他們的詩已不完全是為了讀詩)有兩個名字會引起我足夠的興趣:多多和呂德安。還有一些人的詩很不錯,可惜讀得太少了,不能貿然談及。


記者:對多多的東西你怎么評價?


丁當:說到底我之所以喜歡多多那種氣氛,就因為他和我有相通的地方。他的詩也帶有行吟色彩。他出國以后,這種氣氛變得更為強烈了。比較而言,我更喜歡他后期——也就是出國以后的作品。


記者:那呂德安呢?


丁當:我是把他的詩歌當作純粹的詩歌來讀的。


記者:你第一次意識到死亡是什么時候?


丁當:差不多十歲吧。有時半夜都會驚醒,想到你在這個世界上不存在了,而別人照樣生活,照樣吃飯,照樣戀愛(插話:你是說戀愛?)是的。我記得那一年我姥爺到我家來,他是和我住的,他當時已經六十多了。我突然問他,人死了真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這個場景我記得非常清楚,當時房間里已熄了燈了。姥爺說,我都六十多了都不想這個東西,你小孩子想什么。起碼有一兩年這種恐怖老留在腦子里。半夜醒過來睡不著,不知不覺淚就流下來了。


記者:現在呢?這個問題不再折磨你了?


丁當:人大了,就學會回避問題了。當然那個問題還在那里。


記者:在你的詩歌里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痕跡。


丁當:對,我的詩歌是那種恐懼的轉移。


記者:你怎樣看待詩人自殺這類事情?


丁當:沒有明確地想過。我感覺死亡這東西是世界上惟一真實的東西。面對真實世界我必須守住在這最后一道防線。對海子、顧城的死,別人不能做出準確的評價,不到那一瞬間,你就無法判斷。在那一瞬間的他們,已經和我們不是一類人啦。這也是一種完全個人的東西,他們有權利這么做。


記者:最近我讀到不少你寫的社會經濟類的文章。你像你寫的那樣關心政治、經濟嗎?


丁當:別忘了,我是學經濟的,后來又斷斷續續讀過一些感興趣的經濟著作。但從根本上說那些文章都是出于個人興趣之作。


記者:你喜歡社會人這個角色嗎?


丁當:我不知道你這個“社會”是具體指哪個方面,比如,“人間煙火”我這是非常愛食的。我感覺到世俗生活很快樂。我與它一直非常密切,而且卿卿我我。(笑)我不愿意選擇死亡的原因,也在于此。


記者:你這個人六根不凈啊。


丁當:是六根不凈。這個世界有很多美好的東西,讓人留戀的東西。我喜歡出游這種生活,去每一個城市,都能看到一些多情可愛的姑娘。為了這些可愛的姑娘,你也不該去死。(大笑)


記者:那就是說,你覺得有比寫詩更重要的東西?


丁當:詩歌在我生活中肯定是最重要的東西,但我不強調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愿意作為一個詩人渡過我惟一的一生。熱愛詩歌和熱愛生活是一樣的,是一體的。


記者:剛才的問題可以換一種提法,你認為在社會生活中哪些因素,是對你的寫作有利的,或者會對你的寫作構成傷害?


丁當:比如孤獨。適量的孤獨對一個詩人是有益的,而過度的孤獨會使人發瘋。能傷害一個人,但是沒有適量的孤獨也會把詩人毀掉。然后就是個人化的生活。從個人精神上來說,我從來不認為我是地球上人類的一個,盡管從肉體上不得不接受這點,就是說我和大家都一樣,成為萬千人中的一員,但是從精神上來講我確實不承認這點。我就感覺自己是宇宙中漂動的一個,周圍空空蕩蕩的感覺,就是一顆星星,也沒軌道,就在那兒滑行,就在那兒飄。


記者:而且是一個超越時空概念的游魂。


丁當:對。而且我覺得我們這一代的詩人確實有千奇百態的東西,有種時代的烙印,時代決定了我們這一代人的生存狀態。如果我們企圖回到徐志摩時代,或者再上溯到杜甫那個時代,像他們那樣寫,那肯定是不真實的。你不是瘋子,卻有意發瘋,不是酒鬼,有意酗酒,都不真實。所以說我們在社會中掙扎,這種對生活的渴望,是惟一能體現你的詩歌狀態的東西。


記者:你的詩歌寫作,讓你覺得這個世界更美好還是更糟了?


丁當:我覺得兩者都有,而且我覺得二者增加幅度都同步(不是此消彼長)對。就是你愛這個世界增加一分,恨就增加一分,交織在一起。


記者:作為一個中國人,是否是你的一個問題?


丁當:這是一個無法選擇的問題,我所做的一切只能藉于我是一個中國人。


記者:當然有些人很清楚,在一些現代漢語詩人中,從他們的情操當中你可能看得非常分明,他們為作為一個中國人而感到無限遺憾,他們覺得自己的詩歌可以與英語詩歌比肩,但是他們的爹娘是中國人,你覺得不可解的東西在他們那兒早已有了答案,你覺得這個答案真實嗎?


丁當:我覺得這種東西很愚蠢。


記者:這樣幾句自我認同式的話,第一,我是一個人,第二,我是一個中國人,第三就是,我是地球上的一個人,最后一個,我是丁當,其中哪一句對你最強烈、最至關重要?


丁當:我是一個人。


記者:你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嗎?


丁當:我出生、生活在中國,我是一個中國人,就是這樣。


記者:面對西方文學,你作為一個漢語詩人有怎樣的一個心理?自卑嗎?


丁當:我不自卑。我覺得自己和其他漢語詩人都同西方詩人站在一個高度上。相反,這種比較有時讓我更加自信。拜倫、雪萊的那么多亂七八糟的東西都能流傳,我的更不成問題。哈。


記者:有哪幾本書對你產生過很深的影響?


丁當:《他們》算一本。


記者:是奧茨的長篇小說?


丁當:對。我并不是從欣賞的角度來讀的,通篇我是用情緒來讀的。另外還有《麥田里的守望者》,我也非常喜歡。還有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這本書我讀得非常艱難,半年才讀完它。讀的時候,那種壓抑、沉悶,使我一次又一次把它放下。


記者:你當時認為自己就是“托馬斯”,是嗎?


丁當:也許是吧。讀完之后,我感覺自己就像一只被割斷了線的氣球。


記者:你和上帝保持聯系嗎?我是說……


丁當:是的,我懂你的意思。那只無形的手已經將我的一生注定了,我感覺到了。


1991.11南京




楚塵文化 2015-08-23 08:4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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