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文革二字何必加引號薦書

簡體傳統

一

在為這本書尋找書名的時候，曾經想到過“死者與生者”。很熟稔，好像就在嘴邊，卻原來是蘇俄作家西蒙諾夫晚年一部長篇的名字。那里沉淀了他對戰爭的回憶與思考，全部情節不可避免地圍繞著死者與生者體現出來。遠比他在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同期寫的《日日夜夜》深沉多了。這深沉中有著時間的分量。

我這本書，寫的已是塵封五十年的身邊瑣事和瑣聞，半個世紀過去了，其中涉及的人，許多已經作古，偶有依然健在的生者，也已壽登耄耋，垂垂老矣，包括我自己在內，不必諱言，都將循自然法則以去。如果襲用西蒙諾夫舊題，這就是最表層的意思，一看便明暸的了。

然而，還有更深一層的含義。書中所寫，從開卷前的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年前后，全國籠罩在大饑荒的陰影下，更是陷入死神的控制中。據不完全統計，這四五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約三千多萬，大約相當于當時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五上下，遍及大陸各省，從老幼病弱到年輕力壯的青年中年，而以農民和底層居民為主。這樣龐大的死者群，構成了我這本書反映的時代之底色；可悲并可詛咒的，是我和相當大批的城里人，竟享受著城鄉二元化的蔭庇，同時又受報喜不報憂的輿論蒙蔽，長期對這樣悲慘的實況幾乎一無所知，因而仿佛毫無心肝地茍活著。作為這樣幸存的生者，什么時候想起來，都感到無地自容。在被遮蔽的死者呻吟或無聲地告別這個世界的背景上，當讀者讀到書中描述的各樣人包括作者的言行、心理和生活瑣事時，不要忘記所有這一切是在一個什么樣的時代，什么樣的地域發生的，從而對其中的曲直、真偽、善惡、美丑做出自己的判斷。

不過，為了避免過于刺激，終于沒有采用這個書名。

但我仍愿把考慮書名時有過的片斷思考寫在這里，供大家參照。

2013年9月28日

二

現在是把這本書命名為《一個戴灰帽子的人》了。

在老中國，有所謂“紅帽子”，原始語義是指在火車站幫旅客提攜行李的工人，他們以一頂紅色的帽子突出身份。后來說當局或警察特務給誰戴了紅帽子，卻是隱指共產黨的嫌疑了。

我們少年時加入中共地下黨外圍組織，笑說我們戴上紅帽子了，是自嘲更是自豪。上世紀五十年代在反右派斗爭后，在對我的處分決定中正式戴上右派分子這個政治帽子，不禁想起紅帽子之說，轉眼間“紅帽子”變成了“黑帽子”。經過勞動改造，認罪檢討，被摘掉右派帽子，但人前背后還是被人叫作“摘帽右派”。于是悟出頭上還有一頂有形無形的“灰帽子”。至于幾年后又被稱為“黑幫”，重新戴上“黑帽子”達十年之久，那是后話不提。

一個人，如土耳其共產黨員詩人希克梅特說的，“還是那顆心，還是那顆頭顱”，頭上的帽子卻不斷換來換去，無可自豪，只剩自嘲了。

人已老，重數走過的腳印，有了對六十年代“摘帽”時期那幾年的一些回憶。只是圍繞個人生存狀態的如實交代，未曾親歷那段歲月的讀者或可略窺一斑，但還應該交代一句：

我在當時的“摘帽右派”以至在成千上萬的“右派分子”中，其實是“非典型”的。

當時有過一個分六類處置右派分子的政策性規定，第一、二類最重，第五、六類較輕，我屬于第四類，保留公職，撤職、降級降薪、開除黨籍，監督勞動云云。據李維漢回憶，有近二分之一的人被“勞動教養”，關在“大墻”里，同是“通過勞動改造思想”，他們的遭遇，可比我們在沒有大墻的地方服勞役，嚴酷得多了。

我被摘帽屬于第一批，在大饑荒波及全國之前回到原單位繼續工作。后來又摘了一批人的帽子，基本上是分配外地，基層，遣返回鄉或在勞改場所就地消化，極少能有回北京、回原單位的幸運了。

在同樣劃右的人中間，絕大多數人顛沛流離，輾轉各勞改、勞教場所，風雪邊疆，礦井底層，忍饑挨餓，拼命干活，生死一線，聽天由命，幸存者有的家庭破碎，有的一身傷病。很快又是十年動亂，到七十年代末，那些一直沒摘右派帽子的才把帽子摘掉。我不但及早生還，且有一枝之棲，茍活多年后，竟得以在有生之年復出，可以重操舊業發表作品，也算是有了一點話語權吧，而我卻不能代言于萬一。比起那些已經過世，或年已七老八十而大半生喪失了一切公民權利的“同案”，我不但可謂不幸中之幸者，甚至可以說簡直在享受著被照顧的優遇了。——我這么多年做了些什么，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在依出版方意見，逐頁校改過程中，我作為多年的體制內編輯，也深深體會編輯同仁們的工作艱辛。比如我習慣于文革二字不加引號，累得編輯費了多少添加引號的工夫。多年前我就寫過一篇《何必加引號？》我認為文革或其全稱，作為中國當代史的一個階段性稱謂，已經自然地成為專有名詞，它所指稱是明明白白的。而原初認定應加引號時，大約正在決議“徹底否定文革”之際，以為這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成了使人望而生畏的浩劫，實在有傷于大家一貫認同的革命應有的光輝形象，無產階級也跟著不體面了，所以不該再那么叫；加上引號，就有了類似“所謂”的意味，即雖叫革命，其實不是真正的革命。但我想，“名從主人”是個鐵律。周作人之作人有違中國人作人的道德，但不能因此叫他為“所謂”周作人，胡長清名為長清卻貪賄俱全一點也不清廉，但也不能因此叫他為“所謂”胡長清。同理，文革作為一定時空中的實體之定名，是一個事實判斷，用不著以“所謂”來表示加以否定的價值判斷。道理如此，但對誰去講呢？讀者看到的，是曾經問過“何必加引號”的作者，這回還是都加了引號。

讀者通達，該是能夠理解和諒解的吧。

邵燕祥 2014年5月17日

邵燕祥，詩人。1958年初被錯劃為右派，1979年1月改正。“我們曾經被欺騙，我們也曾經互相欺騙。我們不能再欺騙后人了。"這部《一個戴灰帽子的人》憶述的，是一九六○至一九六五年間的一段生活、工作經歷，是邵燕祥人生之路的一個橫截面。這幾年，經過了反右、大躍進、反右傾、大饑荒以后，處在“文革”爆發之前，似乎是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但是社會政治風云依然鼓蕩翻卷，暗流洶涌，“樹欲靜而風不止”。

雖然沾了特赦戰犯的光，邵燕祥先生被摘掉了“右派分子”那頂沉重地壓在頭頂上的“黑帽子”，但特有的政治烙印迫使他不得不繼續“夾著尾巴做人”。這到底是怎樣一種苦境呢？他的心情、心態、心境究竟如何？他歷經了怎樣的內心掙扎？他如何才能在準良民賤民的地位，獲得一種生活的平靜、精神的安寧而不至于心理失衡呢？頭上扣著的帽子變成了灰色。此種特殊生存狀態、精神狀態，邵先生一言以蔽之曰“茍活”。當然，這不過是現在的看法，當時則并非作如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