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慶祿:關于告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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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來慚愧,理解到告密是一種惡劣的行為,在我是很晚的事情。在那以前,雖然對打小報告之類也很厭惡,卻沒有提到道德倫理的高度去看。我終于懂得了這一點,還應該感謝老舍先生。大約是二十年前,讀《駱駝祥子》,我覺得祥子的結局有點怪,祥子最后變成一個告密者。在老舍先生看來,告密是靈魂的墮落。祥子由一個健康質樸的人,變成一個玩世不恭的告密者,哀莫大于心死,這才是祥子的悲劇之所在。

遲遲沒建立“告密是一種恥辱”的觀念,應該說有歷史的和現實的原因。

在我國漫長的歷史中,一直都沒能確立告密可恥這一倫理范疇,我覺得這似乎與傳統倫理的奠基人孔子有關。孔子的時代,已經有人提出了告訐的問題。《論語》中就有一個著名的案例:“葉公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葉公提出的這個案例不夠典型,他把二者的關系設定為父子,沖淡了關于告密問題的普遍意義,并把孔子的思路引向了他甚為關注的孝慈觀念之中。不過,從這里至少可以看出,孔子也是不主張告密的,雖然他只講到父子間的事。

是否因為這個不典型的案例,使我們民族跟一個重要的倫理觀念失之交臂呢?這可真是一種歷史的遺憾。



也許這根本就不是一種遺憾。告密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是極權體制的需要,告密者層出不窮,不以為恥,是漫長的專制統治的必然產物。

歷史上最早提倡告密的似乎是周厲王。厲王無道,國人謗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

在鼓勵告密上做得最有氣魄的還是要數秦。那時它還沒有統一六國。它以法律的形式,置全民于告密者的地位。這項偉大工程的發起者和主持人是衛人商鞅。商鞅堪稱是鼓勵告密的大師。《史記·商君列傳》:“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罚。”編民五家為伍,十家為什,不光重罚重賞,而且牽引連坐。商鞅這一套有它的理論基礎。《商君書·開塞》中這樣說:“王者用刑于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于告奸,則細過不失。”他以為,只要能夠做到對將要發生的過失治罪,再加上重賞告密者,就會致天下太平。事隔兩千多年,從上述文字,我們還能感受到那種強烈的壓抑感和血腥氣息。

目下被影視界看好,屢屢給搬上銀幕熒屏表揚的武則天,也是一個告密行為的鼓勵者和提倡者。《新唐書·刑法志》:“(武后)欲制以威,乃修后周告密之法,詔官司受訊,有言密事者,馳驛奏之。”武則天命制銅匭四面,置之朝堂,名曰“延恩”、“招諫”、“伸冤”、“通玄”,看上去范圍很廣,但銅匭最根本的功能則是接受和鼓勵告密。誠如史書所說:“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供五品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于客館,所言或稱旨,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文革后期,商君和武后均被江青看中,授予法家的頭銜,不是偶然的。

明代實行廠衛特務統治,告密之風大行天下。魏忠賢伏誅,王體乾繼領廠事,“告密之風未嘗息也。”清代康熙大帝,常常受到后人的表揚,當時他仍在偷偷地接受曹寅、李煦等人的告密情報。

整個古代中國,天皇圣明兮臣罪當誅,只有皇家的無上權威,個人永遠是微不足道的。有人告密,對于統治者是一種便利。長期以來,告密者似乎并不感到多么可恥,而且肯定能得到實惠。



華夏文明畢竟是偉大的。在這個文明中并非沒有別一種聲音。只是這種聲音或者受到壓制,或者受到冷落,受到漠視。在勢力強大的告密文化的籠罩下,這種聲音顯得十分微弱。雖然如此,這些仍然構成了我們自己反對告密的思想資源。

孔子之后,最先抑制了告密之風的是在漢代。漢文帝是個謙虛的皇帝,他的統治給了人們以喘息的機會。《漢書·刑法志》記載:“及孝文即位,……議論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

據我所知,蘇東坡是對于告密行為最為深惡痛絕的人。他的一生中,數次為告密者所苦。他有著切身的體會,對于告密者也有清醒的認識。這簡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特例。

在蘇東坡的文集中,曾屢次講到這一嚴重的倫理問題。他有一篇文章,題目就叫做《神宗惡告訐》,借皇帝之名,申自己憎惡告密之義。文中講了一個故事。元豐初年,白馬縣有人被盜,因畏懼盜賊不敢告官,便向縣衙投了封匿名信。弓手某甲得到這封信,但他不識字,拿給門子某乙看,某乙為他讀了,甲按信中提供的線索捕獲了盜賊。這時某乙出來爭功,事情就到了上官那里。吏以為按照法律規定,寫匿名信是禁止的。盜賊因匿名信被抓獲,不敢處以死刑;而投匿名信的人應該流放,但情輕法重,只好上奏。當時蘇子容為開封府尹,上殿奏論賊可減死,而投匿名者可免罪。神宗皇帝說:“此情雖極輕,而告訐之風不可長。”乃杖而撫之。蘇東坡接著寫道:“子容以為賊許不干己者告捕,而彼失者匿名,本不足深過。然先帝猶恐長告訐之風,此可為忠厚之至。”

在《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中,明確提出告密者的品質問題:“夫告訐者,未有非兇奸無良者。”這是中國歷史上對于這幫奸佞的第一聲斷喝。接著,他提出了這樣的質問:“異時州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然后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賞招而用之,豈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歟?”有一次,我在報刊上看到一則關于法國的報導,說法國人寧肯增加司法機構工作的難度,也不鼓勵市民告密。看后心生欽佩。那時我還沒有讀到蘇東坡的見解。



可以相信,在如此惡濁的空氣中,告密者的隊伍一定十分龐大。他們一般都有很深的心機,平時裝得比正人君子還襟懷坦白,比忠義之士還慷慨激昂。人們很難識別他們。到了退休之后,他們也還是會把一生的齷齪深深地藏在心中,不肯向任何人吐露,那怕是自己的至親或至友。這滿腹的齷齪將伴他走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他永遠無法消化,永遠也無法將其遺忘。索爾仁尼琴寫作《古拉格群島》,曾廣泛向有關人士采訪,最棘手的就是當年被收買做過眼線的人。他們將那一個角落封得死死的,絕對不肯透露分毫。他們當年肯定因此而獲得過好處,或者是一種信任,或者是一種提拔,有的甚至因此爬向高位。但是,我敢說,他們肯定是得不償失。只要他們未能完全泯滅良知,一個永遠不能洗刷的骯臟的靈魂,是一個可以使人終生郁郁寡歡的精神負担。一個猶大,使整個西方覺得“十三”是個不祥的數字,一個告密者弄臟了一個有理數,使人產生心理和生理上的厭惡,這也是告密者創造的奇跡之一。

告密者雖然強作鎮定,其實總是膽戰心驚。一是永遠逃避不了道德上的壓力,他同時還要要提防著其他的告密者。他們深知告密的作用,他們害怕螳螂捕蟬,黃雀在后。這樣的事情不是沒有發生過。

不妨看看楊惲的例子。楊惲乃司馬遷的外甥,丞相楊敞之子。這個人“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當時霍光去世,霍氏之隆日衰,霍光之子霍禹心存怨望,圖謀不軌。楊惲知之,通過侍中金安上告發,霍氏伏誅,惲升中郎將,封平通侯。這位楊惲本領也有,也夠公平廉潔,就是有個“好發人陰伏”的毛病,又恃才不能掩飾,積怨甚多。當時朝中太仆曰戴長樂,是漢宣帝未做皇帝時的朋友。有人告戴長樂的陰狀,戴以為是楊惲教人所為,便密告楊惲。宣帝不忍加誅,免為庶人。后來再給一個無名之輩告了一狀,案驗,得所作《報孫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論為腰斬。歷史就是喜歡開玩笑,這位告密者遭受的恰恰是商鞅為不肯告密的人定下的刑罚。

還有一個就是為武則天創意設置銅匭的人,他名叫魚保家,是侍御史魚承曄的兒子。“太后欲周知人間事,保家上書,請鑄銅為匭以受天下密奏。”他萬萬想不到,自己發明的銅匭,很快就用到自己的身上。“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家為敬業作兵器,殺傷官軍甚眾,遂伏誅。”原意在于引禍水害人,不意予人以告密的方便,自己率先受害。

告密者并非依靠自己的力量,他總得有所恃。有所恃決定了告密者事業的不穩固性,你的所恃,亦可能變成別人的所恃。更不用說所恃本來就是冰山一座,嚴酷的季節猶可,一遇春風,所恃就不復存在了。楊惲以告密起家,魚家保欲以方便告密取容,二人皆以告密喪命,這是人禍,也是天意。《新約·馬太福音》:“耶穌對他說:‘收刀入鞘吧,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告密者死于告密,不亦宜乎?



從《古拉格群島》一書中可以看到,在斯大林的統治之下,蘇聯社會告密成風。甚至在監獄里,在勞改營里,都在不斷地收買眼線。在索爾仁尼琴的采訪中,被采訪者大都有過收買和拒絕收買的經歷,要逃避收買是非常困難的事情。他們從小向兒童灌輸揭發敵人的思想,少先隊員帕夫利克·莫羅佐夫揭發自己的老子,被斯大林樹為榜樣,廣為宣傳,甚至公園里都有他的塑像。

我國的文革期間,這種告密攻訐之事也非常普遍。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應了當時一句有名的話,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檢舉,揭發,揭穿,成了正當的行為,甚至“反戈一擊”也成為值得鼓勵的事情。可見到了現代,我們對于告密這種行徑還沒有明確的道德評價。今天,告密者雖然已經不好意思像文革之中那樣明目張膽,但是,從事這項事業的還是大有人在。這樣的人還有市場,他們還能從中撈到好處。我們的空氣還不夠清潔,還未能對告密者形成一種壓力。換句話說,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認識到告密是一種恥辱。

叫人欣慰的是我們的下一代。我的兩個孩子都從小學中學讀過來,我從他們了解到一點孩子們的原則。無論在什么情況下,他們都不肯打小報告。對家長也好,對老師也好,他們都能守口如瓶。他們寧肯受嚴厲的懲罚,也不肯背打小報告的惡名。這在某些教育家看來,這也許不利于教育的實施,但這種現象卻教我感到高興。我希望他們能夠把這一點保持下去,等到他們長成大人,告密者的日子就會不好過了。忽然想起一百多年前的一件舊事,紹興城里,三個少年把壓歲錢湊在一起,買了一部《海仙畫譜》,兄弟中最小的建人將此事告訴了父親,長兄豫才便罵他是“讒人”,說他“十分犯賤”。可見上個世紀之末,在少年們心目中,告密已經是十分可羞的事,哪怕是向自己的父母告密。遺憾的是少年對此事的討厭,對于成人的倫理意識并不發生影響。如此說來,我的希望又有點渺茫了。


燕南園愛思想 譚慶祿 2015-08-23 08:4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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