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直轄朝氣蓬勃 巴渝的變化翻天覆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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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下,重慶朝氣蓬勃第二次直轄

1950年8月,重慶市人民政府第一次全體委員會合影

陽光下,重慶朝氣蓬勃第二次直轄

1949年12月,解放軍二野重慶入城式。

陽光下,重慶朝氣蓬勃第二次直轄

第二次直轄時的重慶蒸蒸日上。

■1939年,血火中重慶第一次直轄。

■重慶的第二次直轄,是在劉伯承、鄧小平、賀龍直接領導下誕生的,為領導重慶和西南地區徹底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鞏固和發展新生的人民政權,恢復破敗凋敝的國民經濟,建設和發展人民的新重慶,實施新中國的經濟建設計劃,和平解放西藏等,發揮了巨大作用。

■重慶的第二次直轄,是在百業待興的歷史時期進行的。它充滿朝氣和活力,它使巴渝大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那時,上等白米0.14元/公斤,雞蛋一兩分錢1個,新鮮豬肉四五角錢1公斤,人民沐浴在新中國的陽光下,無論是成渝鐵路的修建還是地標性建筑的聳立,都成了一代重慶人心中永遠的紀念。


記憶1949:青年們想大干一場

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這一天,對進軍重慶的二野三兵團將士來說,值得紀念,“我父親是三兵團12軍老戰士,當天傍晚,他隨部隊從海棠溪渡過長江,直插市區。”軍事史專家李意志清楚記得,從童年起,父親李植生就給他講解放重慶的故事,“重慶,對他們那一代來自北方的將士來說,很有吸引力。畢竟,從湖南常德起,三兵團將士在穿越千里湘川山地途中,沒見過一座像樣城市。當時的重慶,曾繁華一時,忝列全國大城市第三位呢!”

1949年11月1日,我軍發起西南(入川)戰役,以二野三兵團11軍、12軍和四野47軍為主力,向重慶進攻,一路所向披靡,至“30日凌晨,蔣介石飛離重慶;上午,楊森市長乘吉普車巡視市區。”12月1日的《大公報》記載,“楊氏面容頹喪,深知解放軍已兵臨城下,巡視后既抽身逃遁。”進軍重慶的人民解放軍士氣高昂。李植生和戰友們30日傍晚渡江時,眼中的重慶“萬家燈火,樓宇連云,好一座漂亮的山城!”

時年18歲的上海姑娘陳虹(后任市顧委辦公室主任)、小伙子徐雄(后任市委副秘書長)對重慶的第一印象并不佳,“我們是隨西南服務團進駐的。老實說,當時重慶雖然也叫中央直轄市,但和上海沒法比,可以說是電話不靈、電燈不明、到處泥濘……”但他們與更多的青年一樣,充滿朝陽般的激情,時年25歲的重慶大學計統專業畢業生紀杏鸞,很快在市軍管會找到了工作,“我想起當年夏天畢業典禮上,大家心情灰暗,我的老師、中國北極探險第一人馮簡教授,送給我們六個字:要忍耐,要等待。沒想幾個月后,天就亮了!”時年24歲的馮三義,是1948級重慶大學理學院高材生,經歷失業后,也在城建系統找到了工作,“大家鉚足了勁,要為新重慶大干一場!”

直轄家底:全市公交車僅14輛

天亮后的重慶啥模樣?采訪中,文史專家楊耀健這樣描述,“全市面積300平方公里,人口110萬,地居水陸總匯,有工廠600余家,失業工人十余萬。”

這就是重慶二次直轄時的家底?

市檔案局局長盧大鉞指出,重慶第二次直轄時行政格局沿襲的是舊制,“因為當時我軍推進太快,在行政劃分上還來不及作出與新政權一致的調整。”市檔案局研究員唐潤明稱,“在我市現存檔案中,雖然找不到中央人民政府頒布重慶直轄的記載,但有1954年6月19日,中央關于將重慶等11個中央直轄市改為省轄市的決定,這足以證明當時重慶是直轄市。”

黨史專家艾新全的研究從另一層面更接近真相:重慶的第二次直轄,是在劉、鄧、賀首長直接領導下誕生的,“建國初期,中央政府為鞏固政權,將全國劃為六個大區,其中北方分東北、華北和西北,南方分華東、中南和西南。每個大區都有隸屬中央的直轄市,如東北4個,即沈陽、旅大、長春和哈爾濱;華北是北京和天津;西北是西安;華東是上海、南京、青島;中南是武漢、廣州;整個西南,只有重慶!”

這時的重慶百業凋敝、敵特猖獗、物價飛漲,“困難如山啊,舉個小例子吧。”市建委離休干部馮三義說,“當時全市公交車只有14輛,要么燒柴油,要么燒煤炭,熄火后還要人推。這叫直轄市嗎?”

干部配備:整個西南重慶最強

“對重慶的困難,中央是有預見的。”艾新全說,“早在進軍大西南之前,重慶的組織機構就在南京搭建了;1949年7月17日,中央決定成立以鄧小平為第一書記的中共西南局;同年12月3日,重慶市軍管會成立。”

市委辦公廳離休干部陶維全,剛一解放就在市委機關工作,是當年的活見證,“重慶市軍管會配備的干部是最強的。”成員包括張際春(二野副政委,后任中宣部副部長和國務院文教辦主任)、陳錫聯(二野三兵團司令員,后任炮兵司令員)、張霖之(二野五兵團副政委,后任煤炭部部長)、謝富治(二野三兵團政委,后任公安部部長和國務院副總理)、曹荻秋(后任上海市市長)、段君毅(后任鐵道部部長)、閻紅彥(后任云南省書記)、王近山(三兵團12軍軍長,后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王蘊瑞(后任南京軍區參謀長)、任白戈(后任重慶市委書記、市長)、羅士高(后任駐阿爾巴尼亞大使)、劉明輝(后任云南省省長)等。

這些干部,幾乎全是拿槍桿子的軍人,雖戰功卓著,但在重慶,他們面臨全新課題:怎樣鞏固新生政權,怎樣“建設人民的生產的新重慶(劉伯承語)?”


鞏固政權:在嚴厲打擊中注重策略

剛解放的重慶市情復雜。在110萬人口中,散兵游勇有9000多,潛伏敵特6000多,楊森留下的“保民軍”2萬多,流氓、扒手1萬多,妓女1萬多,加上亟待改造人員,“這是一個接近10萬人的龐大數字,新政權受到嚴重威脅。”陶維全說,“有一次,陳錫聯從枇杷山駐地下來,還挨了特務黑槍。”

為保衛新生政權,在西南局統一指揮下,解放軍和公安部隊開展了大規模行動,分別于1950年1月18日和1951年3月13日采取集中行動,共計逮捕各種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6000余名,從嚴審判、槍斃320名,“重慶的社會秩序迅速好轉。”

歷史往往具有特殊性。譬如,對重慶的袍哥怎么辦?袍哥是清代形成于川渝地區的民間幫會組織,由于重慶是個龐大的水碼頭,加入袍哥的不少人來自社會底層,“當時,市軍管會的有關領導主張堅決打擊。”這時,諳熟悉四川歷史和人脈的鄧小平出來說話了,“我在市軍管委駐地蜀樓(現市兒童醫院),親耳聆聽了鄧小平對袍哥問題的處理意見。”陶維全說,“小平同志抽著煙對大家說,同志們,你們大多數來自北方,對袍哥不了解。袍哥問題‘提起千斤重,放下四兩輕’,它很復雜,必須一分為二:對袍哥中的反革命、造謠者,要堅決打擊,但對大多數,不要輕易動,否則打擊面就太大了,不利于團結大批底層民眾。”

重慶的穩定,為整個西南區的解放和穩定奠定了基礎。

恢復生產:總值占西南區三分之一

鞏固政權的同時,當務之急是恢復和發展生產。艾新全說,“作為中央直轄市,如果不把生產搞上去,就沒有發言權。鄧小平主政西南不到三年,重慶經濟就超過抗戰最鼎盛時期,可以說是一個奇跡。”

從數據看,當時整個西南區五省(川、黔、滇、康、藏)共有七千萬人口,重慶僅110萬,但創造的生產總值占全區三分之一強,占四川省的70%以上,“解放后,重慶人民的創造熱情和生產積極性極大提高,工業品源源供給西南五省區,譬如當時的成都,連火柴、牙膏、皮鞋都要從重慶進呢。重慶還為當時的抗美援朝生產了大量軍工產品。”

正是基于強大的工業能力,即使1954年7月重慶劃歸四川管轄后,“中央仍分別于1958年、1965年和1983年,三次對重慶計劃單列,目的就是要讓重慶能有更快的發展。據1957年底的統計,在四川省內,鋼及鋼材只有重慶才能生產,發電量、水泥、機床、硫酸、棉布等主要工業品分別占全省的73%至95%,這奠定了重慶作為新中國內陸工業基地的基礎。”

“重慶50年代生產總值占西南區三分之一,這個數據我們至今還沒達到!”李意志分析認為,哪怕是2006年,全市國內生產總值達到3486億,財政收入達到529億,“但同期四川省國內生產總值突破8000億大關,財政突破千億大關;云南省突破4000億大關,貴州省突破2300億大關,三省相加達到1.5萬億。兄弟省市的進步是好事,但就直轄十年的新重慶來說,我們還有奮起直追的空間啊!”

担當責任:為和平解放西藏作貢獻

解放西藏,實現祖國大陸的統一,是共和國成立之初中央的戰略決定。最初,黨中央和毛澤東把解放西藏的任務交給中共西北局負責,“1950年1月初,毛澤東在前往莫斯科途中,經再三考慮,將這一重任改交西南局,在重慶的鄧小平成為解放西藏的總指揮,重慶也成為解放西藏的大本營。”楊耀健對這段歷史作過認真研究。

為堅決執行中央指示,鄧小平還專門給進軍西藏的二野18軍題詞:“接受與完成黨所給予的最艱苦的任務,是每個共產黨員、革命軍人無上的光榮。”并親自修訂了與西藏上層談判的《十項條件》,經中央批準后,鄧指示將《十項條件》全文譯成藏文,要求進藏部隊認真執行,“還有,我18軍進藏的全部物資,幾乎全是重慶提供的,包括我軍發起昌都戰役的武器彈藥,爬雪山的大衣鞋襪、進藏的物資裝備等,可以說重慶為和平解放西藏、維護祖國統一作出了重大貢獻。”楊耀健說。


成渝鐵路:鄧小平三招說動毛澤東

1949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在鄧小平主持的西南局常委會上,擱置半個世紀的成渝鐵路被提上議程。作為川人,鄧小平對引發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運動太清楚了,清政府和國民政府修不好的成渝鐵路,共產黨能不能修好?“這考驗執政黨,也考驗重慶人。”

時值建國初,百廢待舉,單就鐵路來說,至少有兩條亟待開工,一是剛成立的海軍提出修從山東藍村到煙臺和浙江蕭山的鐵路,以備海防;二是新疆的王震將軍給中央打了四五次報告,請求加快寶蘭、蘭新鐵路修建,以鞏固西北邊防,“這都是迫在眉睫的任務。因此,當鄧小平赴京向毛澤東請示時,毛回答,你能說服我,我就鼎力相助;若說不服,那就暫時擱置。”

面對雄才大略的毛澤東,睿智的鄧小平用了三招,“第一招,鄧對毛說,四川交通閉塞,政令不暢,古人云: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作為西南首省,不修鐵路不利于政令暢通。此其一。”楊耀健說。

“其二,重慶、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如修鐵路,不僅可以帶動四川乃至西南百業興旺,還可向全國提供優質大米、豬肉、禽蛋和副食品,互通有無。此其二。第三,中國人還從未自行設計、自行施工修建鐵路,如果成渝鐵路率先修成,既可提高我國際聲望,也可使大大小小的工廠訂貨充足,加快工業發展,有百益而無一害焉。”

這三招讓毛澤東下定決心:“修成渝鐵路,先期啟動資金撥2000萬公斤小米工價。”1950年6月15日,鐵路開工;1952年7月1日,全長505公里的“新中國第一路建成通車了,成渝兩地歡聲雷動,”馮三義回憶說,“通車那天,我作為交通口代表上了火車,一直開到永川,真讓人激動!修成渝路還帶動了重鋼的生產,它的鋼軌就用在了這條路上。”

三座地標:見證一個光榮時代

除生產發展外,第二次直轄還至少給重慶留下三座地標,至今厚澤市民。

第一座:市人民大會堂。工程于1951年9月動土,由西南軍政委員會組織修建,造價600萬元,于1954年3月竣工,至今仍是我市最重要的大型集會場所,并成為全國著名人文景觀。

陳虹說,“當時西南局的領導真有氣魄,敢把大禮堂修那么大!”于是有了這樣一個小插曲:時任新華社記者的紀希晨,寫了一篇報道叫《豪華的大禮堂,花錢的無底洞》,“據說周恩來總理看了很生氣,提出了批評。”陶維全說,“其實,修大禮堂占用的是荒山、亂墳崗,沒拆遷一間民房。”據陳虹回憶,1956年周總理來重慶時,“我跟著陪他從人民支路的石梯坎往大禮堂去,總理對大禮堂的風格很贊賞嘛!”此后紀希晨表示后悔,認為報道欠妥。

第二座:大田灣體育場。紀杏鸞清楚記得,大田灣體育場是由她所在的市城建局下的計劃。1951年4月底宣告落成,成為我市大型集會和活動的主要場所,也是重慶建國后第一個城標性建筑,“后來的體育館等設施是在賀龍主持下于1956年全面建成的。幾十年來,它給多少重慶人留下了歡樂的記憶啊!”

第三座:市勞動人民文化宮。家住七星崗的工程師李清華是50一代,“我認為文化宮也是一座地標,不但因文化宮大門那幾個字是鄧小平提的,更在于,它在我們那一代人的青春期里,給我們傳播了文化的種子,譬如它的露天電影,幾十年來,有多少萬青少年接受過它的教益?至今同學們聚會,說起文化宮的露天電影,無不滿懷深情啊!”

文化宮于1952年8月建成,至今已55年。


前輩的負重與努力值得敬重

上世紀50年代初的第二次直轄,在許多重慶人心中正淡去,“但那時的物價,很多人卻記憶深刻。”楊耀健說,“如上等白米0.14元/公斤,雞蛋一兩分錢1個,新鮮豬肉四五角錢1公斤,市民沐浴著新中國的幸福陽光。”

相對于1939年的第一次直轄,第二次直轄似乎復雜許多。何故?體制。在記者采訪的所有當事人中,無論老干部還是專家學者,對重慶給四川作出的貢獻并不諱言,“按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應該對此有合理評價。”專家們提供的數據是,自1954年重慶劃為省轄市后,重慶上繳省里的利潤,50年代是60%,60年代50%,七八十年代是30~40%。重慶人顧全大局,但有時也很郁悶,以至在60年代的貴州會議上,時任市委書記的任白戈作出關于“炮艦政策”的發言,一時語驚四座。那是重慶憋了很久的。

記者采訪到的,比能寫出來的要多10倍。無論政治訴求還是情感訴求,我們按慣例只能遵循為尊者諱、為逝者諱的傳統;因此,我們只能努力并謹慎地接近真相。能說的是,早在鄧小平調北京前,他就考慮過重慶的出路,甚至給中央打過報告,擬將四川省劃分為東川省和西川省,分別以重慶和成都為中心,各自獨立發展。后來考慮到東川省干部太強,西川省相對較弱,加上其他諸因素,方案放棄了。但鄧小平對重慶的歷史地位、對重慶在西部的特殊區位優勢和經濟上的巨大影響,一直非常重視,以至坊間盛傳的重慶第三次直轄是小平同志的遺愿,是有依據的。

往事已矣。前輩的負重與努力,值得敬重;捫心自問,你我,還能為第三次直轄的新重慶做些什么?

記者 張衛 富治平 實習生 趙珊珊


網載 2015-08-25 16:3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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