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農民戰爭史 第十章 孫傳庭部的覆滅和李自成西安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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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補傳的天和李自成西安建國

接濟督師,山西附近地方派運不得遲誤,功收萬全。通侯之賞,斷不少斯。”看來,已經乎準備給功臣們加官論賞了。但兵部尚書馮元飆卻憂心如焚地頓首說:“賊故見贏以誘我師,兵法之所忌也。臣不能無憂。”[2]弄得朱由檢大為掃興,好半天說不出話來。

孫傳庭所統的官軍,一路上拼命搜括居民的糧草財物,殘酷地對農民政權管轄下的人民實行階級報復。九月八日,兵至汝州,義軍都尉李養純投降。九日、抵寶豐城下。李自成任命的寶州牧陳可新、州判姜鯉組織百姓據城抵御。十二日晚,有紳衿二百八十八人私自出城投降。“城遂破。諸軍蜂擁入,城中鼎沸,火光照若白晝。”陳可新、姜鯉等均被捕殺。孫傳庭從投降的二百八十八人中,“擇二高年,命一一指名,不能名者十余人,疑為賊,斬之。”對其他城中百姓,更借口“為賊固守”,全部殺光131。官軍別部于十二日夜攻占唐縣時,也借口義軍老營曾留在該縣,將全城居民屠戮殆盡。

這時,隱藏在農民政權內部的奸細丘之陶認為時機已到,利用他竊據的兵政府侍郎的職務,向在前線指揮作戰的李自成發出偽造的情報,謊說左良玉部官軍從東面進攻襄陽,后方形勢危急。可是,他和孫傳庭都沒有料到自己的陰謀已經敗露。原來,孫傳庭接到丘之陶表示愿意充當內應的密信后,欣喜異常,除了轉報朝廷外,還親自給丘之陶寫了一封回信,加意聯絡。這封回信被義軍巡邏戰士截獲。李自成不動聲色,只是暗中加以提防。丘之陶的假情報一送到,李自成立即派人把他叫來,拿出孫傳庭的

[1]《平寇志》卷七。[2]《二中野錄》卷八。

[3]乾隆八年《重修寶豐縣志》卷五,《兵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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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得穿了他的內奸面目,處以死刑[1)

內奸既除,更好全力對敵。九月十四日,義軍同官軍接戰于郟縣。義不初戰失利,果毅將軍謝君友被俘殺。但這只是局部性的挫敗。由于李自成的誘激深入的基本戰略是正確的,整個戰局很快就扭轉了過來。官軍孤軍深人,距離后方供應基地越來越遠。又值大雨滂沱,道路一片泥濘,官軍糧車進展緩慢,前線的士卒和馬匹饑瘦不堪。有人勸孫傳庭回師就糧,孫傳道卻回答說:“師已行,即還亦饑,不如破郟縣就食。”[21郟縣本是個又小又窮的縣份,官軍破城后只搶到幾百匹騾馬,幾萬士卒很快就吃完了。李自成見官軍深人絕地,一方面動員群眾堅壁清野,使官軍無法就地籌糧一面派大將劉宗敏帶著一萬多名騎兵由間道抄到官軍后方,在河南汝州白沙地方切斷明軍的餉道。孫傳庭聞訊大驚,部下軍心不穩。自成此時卻用大牌寫下戰書,指定日期同官軍決戰。孫傳庭無計可施,命河南總兵陳永福留守軍營,自己統率嫡系陜西官兵分路撤退,企圖打通糧道。陳永福部下的士兵看著陜西兵撤回迎糧,自己卻被留下來忍饑挨餓充當替死鬼,都憤恨不平。拒絕服從命令,紛紛跟在陜西官軍后面亂跑。"永福雖斬之,不能止。”13)陳永福知道軍心難違,只好隨部眾北撤。孫傳庭部署的阻擊部隊

[]《經寇杞略》卷九;《平寇志》卷七。按:丘之陶是明朝大學士丘瑜的兒子。李白成見他年輕英像,委任為其政府從事,又升任兵政府侍郎,在提兵北上河南迎敵陜西官軍時,還“查之管留務”。這樣重用一個沒有經過嚴格考驗和審查的官僚地主分子,險些誤了大事。丘之購光當內好一事,有原始材料證實。當時的明延大學士吳甡,在朱由檢召見間臣討論環修庭如兵疏時說過:“又謂問課密謀,兵至內應,臣竊憂焉。賊皆秦人,結連日久,內應之話,果否得當?”(見吳姓《記記》卷四,又見吳甡《柴庵疏集》卷十九,《召對紀略3)清初光鋼《感門末》云:“錯截蠟書計不成,襄陽并殺邱公子”,也是指的這件事。解所《啟程野乘》卷十二,《丘大學士傳》說法略有不同:“公次子之胸,于壬午為曾減羅設方所獲,飄之管中,后又歸間。尋以自成出與孫傳庭迎敵,之陶竊其令箭以逃。竟穿營大出,洪波黃河,盤獲。見間,陶罵不絕聲,賊怒剮之。”沒有提到丘之陶被李自成任

(.2《綠寬配略》總九

為兵政府從事,傳杯以及充當內行之事,不是有所諱就是傳聞之誤。

(3]《標寵配略)意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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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韓傳延鎮的順天科車西族西安康場

一道,義軍即乘勢發起總攻,官軍部伍大亂,遂全線崩潰。總兵白廣恩所院北車營軍[1士卒為了逃命,解下拉車的馬匹騎上就跑,火車翻倒傾軋。道路地被堵塞。義軍鐵騎騰越而過,奮勇直追。步兵則手特大棒猛擊官軍,中者首與兜鑒俱碎”。官軍大敗,“死亡四萬余人,甲仗馬騾數萬,盡為戴有2義軍逐北四百余里。孫傳庭和總兵高杰收集散亡士卒數千騎北覆黃河,經山西垣曲縣繞到潼關。總兵白廣恩也領著殘兵敗卒奔往潼關。李自成部義軍郟縣戰役的勝利,給了明政府所留下的最精銳的部隊--陜西兵以摧毀性的打擊,為推翻明王朝的罪惡統治奠定了基礎。它在我國古代軍事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作為戰例也是值得認真總結的。孫傳庭部精銳的被殲滅,對于李自成部義軍來說,跟蹤追擊,全殲陜西官軍殘余兵力,趁勢奪取關中地區,乃是當然之事。然面,對于義軍的這個進軍方向,在許多著作中卻沿襲了一種不可靠的記載。說李自成在襄陽時,曾同牛金星、楊永裕、顧君恩等商討過進兵方略,牛金星主張直取京師,楊永裕建議東下南京,顧君恩認為前者失之急,后者失之緩,主張先取陜西,收取三邊兵力,然后東取山西、河北。李自成采納了顧君恩的方案,后來果然奪取了西安,賞給顧君恩女樂一部作為獎勵3)。這種說法頗能引人人勝,不過就當時的形勢而言,卻尚有商榷的余地。因為,李自成在襄陽的時候,孫傳庭正養銳于西安,不能不有所顧忌。他之所以沒有東追左良玉部官軍,進而奪取南京和江浙財賦之區,原因就是避免孫傳庭追躡其后。至于北上進攻京師更不是一著高棋,因為這樣一來孫傳庭必然東向夾擊義軍,左良玉也會利用義軍主力北上的機會,奪取襄陽一帶,弄得不好有可能前功盡棄。至于先打陜西官軍的原因,正如上面所說,是孫傳

[1]火車是環傳庭在陜西制造的一種戰車,上面裝截火炮,車廂里存妝士兵的衣服和糧食。[2]《平宛志》卷七。

[3]毛奇齡:《后鑒錄》;吳偉業:《綏寇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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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出關的消息已確,李自成才把主力調到河南迎頭痛擊,并不是他主動向陜西進攻的。到鄭縣戰段以后,趁勢奪取陜西好比瓜熟蒂落,這時是很少可能在進兵方向上出現爭議的。可見,顧君恩獻策先取關中之說未必實有其事。

第三節 李自成起義軍占領西安

明陜西總督孫傳庭在河南慘敗之后,率殘部據守潼關,妄圖阻止義軍進人陜西。朱由檢接到敗訊后惱羞成怒,把責任統統推到孫傳庭身上,"諭兵部曰:傳庭輕進寡謀,督兵屢潰,削去督師尚書,以秦督戴罪收拾余兵守關,圖功自贖。如縱賊人秦,前罪并論。”[1]他又擔心義軍萬一置孫傳庭于不顧,東向直取京師,所以“復諭兵部令晉、豫、保、東四撫,各整兵馬,親駐河干,協力堵御,不許一賊窺渡”[2]。不久,又下令升白廣恩為援剿總兵官,掛蕩寇將軍印13),撥給兵員三萬,希望以不次之賞使這個敗軍之將感激用命,同孫傳庭一道固守潼關,保住陜西。據文獻記載,當時退據潼關的官軍殘部尚有兵員四萬,不過已是驚弓之鳥,沒有多大的戰斗力了。

就在官軍喘息未定之時,李自成義軍開始了殲滅孫傳庭余部進兵陜西的戰役。按照李自成的部署,他自己同劉宗敏等統率義軍主力,由洛陽西

[1]《牛宛志》卷七。[2]《牛危志》卷七。

[3]白廣思不久就投降了李自成,這順用白銀鑄造的““蕩寇將軍印”從來沒有送到白廣思子里。一九六四年該印發現于南京玉帶河淤泥中,現藏南京博物館。《文物》雜志一九七八年第二期刊有專文報導,但對此印發現于南京所作的解釋有不足之處。實際情況是,后來南明弘光朝延把“蕩寇將軍印”授給了總兵王之綱。一六四五年五月清兵下江南,王之帆在南京投降,大約就在這個時候,該印被扔進了南京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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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潼關,然后向西安挺進;同時派袁宗第、白鳩鶴、劉體純、藍應誠帶領右營十萬兵馬作為偏師,從河南鄧縣地區出發,取道陜西商洛地區,同主

力會師西安。

十月初,義軍接近潼關。孫傳庭令總兵白廣恩部扎營于關城外通洛川,總兵高杰部扎營于南門外西山頭,他自己驅使城中社年男子守城。十月初六日,義軍自陶家莊進抵官坡,奮勇沖擊。高杰部不戰而走,向西逃竄。白廣恩部抵敵不住,也望風而潰。由于官軍士卒的妻子居住在關城里面,士卒們爭先恐后地逃進關城,“保妻孥奪門出”,有的士兵急于人城,用刀劈開南水關柵欄。義軍尾隨而進,趁勢占領潼關11。孫傳庭和監軍副使喬元柱在混亂中被殺[2)。潼關一,通往西安的門戶就打開了。李自成留馬世耀鎮守潼關,統兵繼續前進。義軍到達渭南時,明朝知縣楊暄“籍子弟乘城固守”,本縣舉人王命誥卻開門迎接義軍入城13)。十月初十日,李過所部前鋒攻克臨潼縣。次日到達西安城下。由于陜西官軍的精銳已被殲滅,西安城中的守御力量十分薄弱,地方官員留下途經西安的五千名四川兵協助防守。這時天氣已經比較寒冷,川兵沒有御寒的衣物。官僚們勸秦王朱存樞拿出點銀錢給士兵置棉衣,借以鼓起士氣。要求遭到朱存樞的拒絕。守城副將王根子大為不滿,決定投降義軍。他寫好約降信射到城下,大開

[1]各種史籍關于起又軍攻占潼關一事記裁很不一致。這里是根據康照二十四年《潼關志》

卷下,《兵略第八》及《孫忠靖公全集》卷首。《潼關志》春下載播城本:《明指解使亦照張公傳》記孫傳庭退到潼關后,"越十日,威眾太至,快神西萬,圍城內外,大確自商業午,地盛如雷,攻愈力。城中失石俱盡,城道陸,兵民逃審不可止,”讀節略有不同。[2]孫傳庭死后沒有找到他的尸體,因此對他的下落出現了不同說法,請參看《建堂紀略》

卷六。 217

[3]乾隆六年《沁州志》卷六,《忠照》

第十單 驗傳部的天和李自西空

決心為主將復仇,在辛思忠率領下攻克西寧,活捉反動土司祁廷諫1”)。李自成隨命辛思忠鎮守西寧,派兵平定青海,各土司先后歸附。至此,整個西北地區的官軍據點已全部拔除,為大順農民軍渡河東征,奪取京師,推明王朝的反動統治,保證了后方的穩定。

第五節 建國大順

到崇禎十六年底,李自成起義軍以雷霆萬鈞之勢連克陜西三邊各重鎮(西寧一隅正待征討),把原先為明廷提供兵員武將的重要地區,變成了義軍的后方基地。至此,李自成軍占領的地方,已經包括了現在的湖北省西部、河南省大部以及西北數省,軍事上占了絕對的優勢。明王朝不僅沒有還手之力,連招架之功也談不上了。徹底結束反動透頂的明王朝的時機已經成熟。為了有效地推進農民革命事業。擴大政治影響,李自成等起義領導人決定正式建國改元,把襄陽時期建立的中央政權進一步正規化

公元一六四四年(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舊歷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建國,國號大順,改元永昌121。當時采取的措施大約可以歸納為下面各點:

[1]大順軍把祁延諫押解到西安后,沒有及時把處,后來清軍攻占西安,被延課得以逃能,

投靠了清朝,授以世襲指揮便。見乾隆《西寧府新志》卷二八,(獻扯志》。

[2]關于李自成在西安建國的問題,一般史籍都說他當時稱的是大順國正,到間年四月

二十九日才在北京稱帝。但是有一些記裁和過象表明,李自成在西安時可能已經稱帝。如張岱《石匱書后集》卷六三記:"自成建以西安為都,借稱皇音,國子大順,成元水器,百官禮樂悉遵唐制。”有的書上說李自成自稱大順國王,卻造等七世祖為字,妻好空后。未免太不合情理,兩者必有一誤。這個問題還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請參看抽弱《從水昌元年詔書談到李自成何時稱帝》(裁(北京師范大學學報》一九八〇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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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西安為長安,稱西京;以明秦王府為宮殿。追尊其曾祖以下為皇帝,母呂氏為太后,冊封高氏為皇后,陳氏為貴妃。頒布為李自我和他的父、祖避諱的規定:“其一切文書避海、玉、光、明、印、受、自、務、惠、成等十字,不許用。”[1有的史籍還記載大順政權曾經“造甲申偽歷” 12)。

二、封功臣以五等爵。權將軍、制將軍封侯;果毅將軍、威武將軍封伯、子、男。其可查考者如:汝侯劉宗敏、澤侯田見秀、蘄侯谷英、亳侯李錦(李過)、磁侯劉亮、義侯張鼐(李雙)綿侯袁宗第、淮侯劉國昌、岳侯某[3);光山伯劉體純、太平伯吳汝義、巫山伯馬世耀、武陽伯李友、平南伯劉忠、文水伯陳永福、桃源伯白廣恩、確山伯王良智(即在西安投降的明將王根子)141、京山伯陳藎5、鄢陵伯劉某;子三十人,寧陵子田虎等;男五十五人,臨朐男高一功等[6]

三、更定官制。改內閣為天佑殿,設大學士平章軍國事,以牛金星為

[1]雍正十年《肥鄉縣志》卷二。《事紀》。按,關于大順朝避諱的規定,各書記載不盡相同,

雙《肥鄉縣志》最明確。康熙十二年《延綏鎮志》卷五之四,《紀事志》《借國列傳》,記自成曾祖名世城,詩為世幅;祖父名海,諱為槃,父名守忠,諱官寡衷;自成諱作奮成如果《肥城縣志》所記確為大順政權當日頒布的詔令,那么,自成曾祖名世輔的說法就不可信了。另外,縣志中所列十字中的“受”字,疑為守字之訛。[2]《甲中傳信錄》春六。

[3]岳侯姓名特查。此人后來在聯合水歷政權抗清時,病歿于廣西梧州。

[4]兩蘇《見聞隨筆》記“確山伯王根子”;康熙《延綏鎮志》記“王依智為確山伯”。良根形近,智、于音假,大約是王根子投降大順軍后以其名不雅,改為良智。譚古速在《延經鎮志》里,凡遇良字均寫作值,如左良玉也寫成左很玉。

【5]乾隆六十年《鐘祥縣志》卷二口,《雜記》中云:“甲伸,僭封陳藎為京山伯”。按,陳藎

著。

時任大順政權楊武州(明承天府,今湖北鐘群)防御使,在鎮壓地主階級叛亂中功績顯[6]舒畫的記載主要根據《按寇紀略》和《見閑隨筆》,參考了一些些案文獻,大順政權所封

的身位,更籍中漏載和沒有查到的還有不少,比如康熙二十一年《山西通志》和雍正七年《臨汾縣志),都記載奪自成曾經派恒山伯(一作衡山伯)駐守平陽府,恒山伯的姓名就不清楚。《甲中傳信錄》卷示,說字自成新明朝投降總兵牛成虎為伯,伯的封號尚有待

天根《班火錄》卷二。

于查考。此外,奪自成建國以后還給一些明潮投降將領封爵,如馬科封為懷仁仙,見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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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孫傳在部的覆天和東自成西安建國

之。宋獻策為軍師。中央行政機構為六政府,襄陽時期六政府只各設待郎一人,此時增設尚書、侍郎,作為政府首長;屬員改郎中為中郎,主事為從事。翰林院為弘文館,六科為諫議大夫,御史為直指使,尚寶寺為尚契司,太仆寺為驗馬寺,通政司為知政使。

由于大順軍占領地區已經包括好幾個省份,地方官增加了省一級,設節度使,相當于明代的巡撫。不久,又仿照明朝巡按御史的制度,在各省加派巡按直指使,代表中央司監督之責,如以明臨汾知縣劉達為陜西巡按直指使1介縣李若為山西巡直指其道州設防御使、府尹、州牧、縣令等官,與襄陽時期相同13]

在任命官職的同時,大順政權又收繳各地明朝印信,另行頒發新印。史籍記載,大順政權“改印曰符、券、契、章凡四等”[4]。從目前所見到的實物來看,有符、契、信,記四種,券、章尚無實物可資證明(5)

四、在軍制上,定五營的名稱為中吉、左輻(輔)、右翼、前鋒、后勁;旗纛前營為黑色、后營為黃色、左營白色、右營紅色、中營青色。軍

[1]《國榷》卷九九。《清世祖實錄》卷二五作“山西臨汾知縣、偽授兩河延按御史劉遠。”兩

河即河南省。

[2]《明清史科》丙編。第三本,二五二頁。

[3]康熙《延綏鎮志》寒五之四。《紀事志》《借國列傳》內,說大順政權“分天下為十二州。

如舜典焉”,無法從各種史料里證實,疑為傳聞之誤。又《延綏鎮志》帶書會自成改“布政曰統會使”。從現在所見到的大順軍政權地方官員材料來看,節度使和防御使可考者甚多,獨不見有何人曾任何地就會使,疑不確。鄭廉《像變紀略》卷六,迷自成西安建調時“有六政府、安撫使、防御使、權將軍、制將軍等號”,并云有一山西人原為明朝汝州知州,“降于賊,后為偽安撫使”。考大順政權所設官職,無所謂安撫使,當系節度使之能。明后期允官甚多,地方上省一級文官有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布、按二司又有參政、副使等副職,大順政權唯說節度使一人。當有裁兄就簡之意。[4]《中中傳信錄》卷五。《綏寇紀略》春九說,大順政社“易印為信”。

[5]目前所知大順政權印信實物有美州防御使符,遼州、金鄉、清源、儀院、工政府電回清

吏司的獎,長方形的“通政司右參議之記”;另有永昌元年十二月速的“三水縣信”和不詳鑄印時間的“商洛防御使信”。估計可能是李自成敗回西安以后,各地并、獎喪失太多,為了防止并病,重新碩發了官印,成并契為信。參看《故言博物院院利》一九八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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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期載羅福順:《李聞王遭印匯考》

職雖仍設權將軍、制將軍、果毅將軍、威武將軍、都尉、掌旅、部總、有總等官,但在緩別上似乎重新作了厘定,如在襄陽時期五營的主將投予制將軍稱號,這時卻改授予相當于明朝總兵級別的將領其他職大

了相應的調整。

加強軍事訓練和紀律。李自成在西安曾大規模檢閱軍隊,操練士馬“金鼓之聲動地”。規定馬兵越亂行列者處斬。所騎馬“騰人田苗者斬之”12]這條紀律顯然是為了保護農業生產。

五、在經濟方面,除了繼續堅持“三年免征”賦稅政策以外,還對明朝官紳實行追贓助餉,即沒收官僚貪污所得錢財充作政府經費和軍隊糧餉。史籍記載:“賊大宴關中縉紳,出秦府金銀器皿分與之,謂曰:'餉乏.公等皆墨吏多金,宜各出之以助軍需。’且令左右露刃脅之。皆戰栗署諾惟謹。”{3]為了平抑物價,便利民間貿易,廢除了明朝崇禎年間官私所鑄薄惡小錢,開爐鑄造永昌通寶,大錢值白銀一兩,另鑄當十、當五錢[4]

六、開科取士。為了搜羅人才擔任各級官員,由禮政府“設科目試士,寧紹先充考官,用《定鼎長安賦》為題,拔扶風舉人張文熙為第 -15],中試者授以府、州、縣官

此外,還讓宏文館學士李化鱗等草檄文,為李自成“頌功德”,揭露以朱由檢為頭子的明朝廷的罪惡,號召未下諸郡縣認清形勢及早歸附。

李自成的西安建國是襄陽政權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它標志著雙方力

[1]例如鎮守大間的張天琳就是位制將軍;后來清軍還嫩獲了大順政權鑄給的“榆林制將軍”

[2]《綠寇紀略》卷九。

征獅于邊大方印一題,見《明清史料》丙端,第六本,五四〇頁。

[3]《鹿樵紀聞》卷中,《關西二烈》條。

[4]見《綏寇紀略》卷九,然而到目前為止,所見到的水昌通寶只有小手錢和較大的當二錢(?)兩品。完竟有沒有當銀一兩和當干的大錢,尚存疑問。

眾則得國。"

[5]《環陵波寇始終錄》卷十七;《綏寇紀略》卷九。又,康熙《延綏鎮志》記:“出題曰: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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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孫件的和李自西安國

量的對比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明末農民戰爭進入了徹底推翻朱明王朝的關鍵時期。大順政權的建立激蕩著千百萬貧苦群眾的心,也使各階層人士另眼相看,重新考慮自己的前途,因而具有劃時期的重大政治意義。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當看到,大順建國時采取的各項施措,雖然在主導方面是維護農民利益的,但是也顯示出了這個農民革命政權向封建政權轉化的明顯跡象。

第六節 大順軍的渡河東征和永昌元年詔書

崇禎十六年十二月。李自成鑒于西北地區的軍事行動已基本結束,速派李友、白鳩鶴等率先頭部隊于十八日渡過黃河,占領了山西榮河等縣,為大軍東征做好了準備。是月下旬,大順軍傳牌山西各郡縣,檄文如下:

倡義提營首總將軍為奉命征討事:自古帝王興廢,兆于民心。嗟爾明朝,大數已終,嚴刑重斂,民不堪命。誕我圣主,體仁好生,義旗一舉海宇歸心。渡河南而削平豫楚,入關西而席卷三秦。安官撫民,設將防邊,大業已定。止有晉燕,久困湯火。不忍坐視,特遣本首于本月二十日,自長安領大兵五十萬,分路進征為前鋒;我主親提兵百萬于后。所過絲毫無犯。為先牌諭文武官等,刻時度勢,獻械納印,早圖爵祿;如執迷相拒,許爾紳民縛獻,不惟倍賞,且保各處生靈,如官兵共抗,兵至城破,玉石

在敘述大順軍東征的經過情形時,需要首先指出,各種史籍和歷史地不分,悔之何及?[n]

[1《國被》卷九九。按,搬文發布人自稱“倡義提營首總將軍”,估計是劉宗歌,但這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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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還沒有見到其他可以印證的記裁。

第十章 移傳庭部的天和李自成西安德國

大順軍遂占領太原1。朱求桂被活捉,蔡懋德自殺,布政使趙建極、巡寧道畢拱辰、守寧道毛炳文、督糧道藺剛中、太原知府孫康周等都被處死。山西提學道黎志陞被俘后,跪在大順軍將領面前口稱:“本道歷任三月,尚未入考棚”[21,竭力為自己洗刷。已投降大順軍的文士韓霖也為之吹噓說,"此天下文章士也”。大順政權當即加以錄用,讓他主持考試,選拔文官。

李自成在太原停留八天,休整士馬,設置地方官員,拘捕明朝官紳追贓助餉。二月十六日,李自成統率大軍北上進攻寧武。

在攻克太原后向北京進軍途中,李自成發布了著名的永昌元年詔書。全文如下:

上帝鑒觀,實惟求瘼。下民歸往,只切來蘇。命既靡常,情尤可見粵稽往代,爰知得失之由;鑒往識今,每悉治忽之故。咨爾明朝,久席泰寧,寢弛綱紀。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宮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紳,闊左之脂青罄竭。公侯皆食肉紈袴,而恃為腹心:宦官悉齙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獲因累累,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肆昊天既窮乎仁愛,致兆民愛苦于突授。朕起布衣,目擊憔悴之形,身切癇瘰之痛。念茲普天率土,成雅困窮;詎忍易水燕山,未蘇湯火。躬于恒冀,綏靖黔黎。猶慮爾君爾臣,未達帝

[1]關于大順軍進攻太原的經過,《鹿樵紀聞》說,“二月五日,自成抵域下。(調運批蔡悉

德之)都將牛勇、朱孔訓等出戰,死之。"《平寇患》卷八也記載,二月初五日"喊犯太原,……還撫蔡感德建標下能將牛勇,朱孔訓出戰。孔訓仿于地,牛勇隨陣死,一不皆沒,城中奪氣。”其他史籍類似的記載很多。考康照《山西通志》。《太原府志》 太原府附郭縣《陽西縣志)、時人戴延杭《平可集》以及當時正在城中的路之謙,于陽年十月所作《中順大夫分中山西督粗道布政使司參議藺公組生的難記略》(收入道光二十五年(院縣志》卷十六,《藝文志》),均作二月初六目又軍抵太原城下,也都未載明將牛著、來孔訓出戰敗歿事。戴延狀在《周將軍傳略》里還說,“威圍太原,撫標小神張權、牛夏守新南門。權故膩,開門納破。勇進入西山。”可見前面所引史籍中關于牛勇,未禮就領具出戰被大順軍殲滅的說法,是靠不住的。當時太原的官軍已經人心渙表,沒有打什么仗北繳械了。清初史籍的作者加上一段出城作戰的播寫,是為了給蔡感德等人臉上貼金。[2]康熙二十一年《陽西縣志》卷十三,《叢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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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未價聯意。是以質言正告:小能體天念祖,度德審幾,朕將加惠前人不客異數。如祀如宋,享把永延,用彰爾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蛋族,用彩爾之仁。凡茲百工,勉保乃辟,綿商孫之厚祿,賡嘉客之休聲。克殫厥被,臣誼磨忒。誰今詔告,允布腹心。君其念哉,同恫怨于宗工,勿陷危于臣庶。臣其慎戰,尚效忠于君父,廣貽谷于身家。永昌元年謹詔。們這份幸而流傳下來的大順政權詔書,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它實際上是起義農民向明王朝發出的一份最后通牒式的勸降書。詔書全面地揭露了明廷的極度腐敗,指出這個朝廷維護的只是貴族、大地主階層的利益,天下的財富都落到了宗紳(明宗室和官僚)、公侯、官的手里,對于平民百姓卻“征斂重重”,造成了“閭左之脂膏罄竭”。這就迫使人民起來同他們拼命,即所謂“民有偕亡之恨”。接著,李自成莊嚴地宣布:“朕起布衣。目擊憔悴之形,身切癇痛之痛。念茲普天率土,咸罹困窮;詎忍易水燕山。未蘇湯火。”表達了他和廣大群眾具有共同的命運,要把農民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為了減少進軍中的阻力,詔書給朱由檢指明了出路,要他“度德審幾”,看清形勢,及早投降。詔書的革命性是顯而易見的。

過去有的史學著作,在“君非甚暗”一語上作了不少分析,似乎認為在李自成眼里,崇禎皇帝也不那么壞,主要是大小臣工為非作歹,把大好山河弄得烏煙瘴氣。這種看法是不夠全面的。因為既然目的在于勸降,語氣上就不能不稍留余地,如果把朱由檢說得昏暗已極,勸他識時務就成了對牛彈琴。詔書中沒有涉及“三年免征”一類的革命政策,是限于詔書本

[3]這件記書以《平寇志》卷九、《甲中朝事小紀》每一所載為基礎,抵《國椎》卷一O、《明季北略》卷二〇、《環陵流寇如終錄》悠十七校補。參考了王世德《烈皇帝遺事》我的這個校補本在《北京師范大學學報》一九八〇年第六期發表之后,又看到了民國三十二年《米翻縣志》卷一口,《鐵亭志》附《拾遺》內,收有水昌元年詔書的另一文本,超目作《李自成徽明臣庶文》,開頭云:“斷順王寺詔明巨廉知急”,結尾一句是“徵

手。

到如律今”。這一頭一尾為其他文籍所無,同內容的風格也不一致,很可能出自后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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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補傳庭拼的廈天和車自成西安理國

身的針對性,不能認為它比崇禎十六年發布的《剿兵安民檄》倒退了一步。就精神實質而言,后者是前者的繼續和發展。當然,我們并不諱言,詔書中存在一些消極成分,主要表現為天命論。這雖然同詔書起草人的遺詞造句有關,但畢竟反映了李自成作為一位舊式農民革命領袖所無法超越的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不過,對詔書中的天命思想也需要分析,它明顯地繼承了“天心視我民心”的進步思想,還出現了這樣的句子:“肆吳天既窮乎仁愛,致兆民爰苦于災浸",對天皇老子也不無微詞。可見,借“天命靡常”“帝心已改”做文章,主要是為了抹去朱明王朝正統地位的神圣光圈,為大順政權取而代之作輿論準備。

永昌元年詔書發布的前后,大順農民軍就按照原定部署,以排山倒海之勢向畿輔地區進軍了。

第七節 寧武之戰和勢如破竹的進軍

寧武之戰是大順軍渡河東征以后,占領北京以前進行的唯一戰役。這里的守將明總兵周遇吉十分頑固,驅使士卒據城抵抗,最后落得個兵敗身死。正是由于周遇吉逆潮流而動,在一片倒戈聲中敢于負隅頑抗,博得了反動統治階級的贊揚。他們抓住寧武戰役編造了許多謊言,后來的史家不察,往往輕信盲從。這些謊言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渲染寧武戰役的激烈程度,把這次戰役持續的時間說得很長;二是誣茂大順軍攻克寧武以后,把城里的老百姓都殺光了;三是夸大戰役的后果,把大順軍的勝利描繪成

[1]永昌無辛詔書的起草人,定籍中有不同說法,如牛金星,鑒志除、周種子,播查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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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可以判定是明降官張確然的手筆。

第十章 韓傳真易的暖天和舉任珠西安理國

的關系,到城下去招降周遇吉。周遇吉翻臉無情,彎馬相向,雖然沒有射中,又結下了新仇。可見,攻克寧武以后殺了幾千人,也還是剛剛投降過來的明朝將領尤世祿的個人報復行動。《平寇志》等書說,"賊屠寧武,嬰樨不遺”,完是一些文人別有用心的捏造。

三、這次戰役持續的時間不長,規模也比較有限,大順軍在攻城過程中的傷亡自然不會太大。可是,《明季北略》卷二十《周遇吉傳》中,卻煞有介事地說:“廿五日,賊(指李自成)集頭目計曰:寧武雖破,受創已深。自此達京,尚有大同兵十萬,宣府兵十萬,居庸兵二十萬,陽和等鎮兵合二十萬。盡如寧武,詎有孑遺哉!不若回陜休息,另走他途。”已刻期明早班師”,云云。根據可信史料的考核,這里所列出的大同至居庸關官軍數目,完全是信口開河。我們知道,在明末農民戰爭中,各部義軍都非常注意偵察敵情,李自成對官軍的實力肯定有一個基本的了解。作者借李自成之口夸耀官軍實力,妄稱大順軍已刻期班師,“回陜休息”,無疑是癡人說夢。

寧武戰役以后,李自成、劉宗敏率大軍繼續北上,三月初一日到達大同1]。這里的兵民早就要求歸順,明朝代王朱傳齊卻責令守城。大同總兵姜壤自知力量單薄,難以抵敵,遂開門投降12。大同巡撫衛景瑗被俘,由于他薄有令名,李自成懇切地開導他:“我米脂一民耳,今日至此,天命可知,爾真好官,爾降仍用爾撫大同。”過了三天,李自成見他不肯投降,爽朗地說,“爾真忠臣,我且驛乘送爾還家。”衛景瑗卻死心塌地要為明王朝“殺身成仁”,請求速死。李自成說:“我必不殺爾。”衛景瑗唯恐做不成忠臣孝

[1]《國榷》卷一〇O。記大順軍占領大同事于二月二十九日。據明室大總督王繼謀題本及輪

隆《韓城縣志》春六《衛景暖傳》,應為三月初一日。

[2]程源《孤臣紀哭》(收入馮夢龍編《甲申紀事》)云;三月“初九日,賊至宣府,叛將白

廣思、官撫民以書約總兵姜壤。跟瓶迎賊,宣陷。”程源把善壤說成宣府(今河北寶化總兵,在宣化授降,均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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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衣民戰爭史

子,自己跑到海會寺自剄而死。李自成得報后仍然給了五十兩銀子,派人把衛的喪柩送回韓城老家1。對于明朝代藩,李自成卻毫不手數,下令殺一朱傳蠐全家。義軍離開大同之前,派制將軍張天琳留守。

大同的投順,在敵人的營壘里引起了連鎖反應。明宣大(宣府、大同地區)總督王繼謨駐地為陽和(今山西陽高縣),義軍還未到,軍民就紛紛準備迎接。王繼謨在一六四四年舊歷三月上旬給朝廷的題本中說:“該臣見得陽和將士人民俱欲迎賊,出示嚴戒,惕以軍法,而犯迷終不可解。”為了給部下鼓氣,王繼謨在關帝廟召集全城文武官員歃血盟誓,自己“大聲激烈,灑淚傾肝”,而“諸人但默默慮應而已”。屬部各標將領“俱密寫稟迎賊”,使他感到“一時已如異世”。王繼謨于無可奈何之中,打算帶領親丁百余人護送庫銀一萬余兩逃回京師。不料剛走到天城衛,“"眾兵吶喊震天,又將其好馬及餉銀盡奪,挾去投賊矣!”這位總督一方的明朝大員不勝感慨,哀鳴道:“看此時候,無一兵一將一民不反面向賊。”“臣煢煢孤身,止有歸命于皇上而已。”朱由檢閱報后氣急敗壞地批示道:“王繼謨奉旨援云(指大同),此時正當推誠鼓眾,奮勵圖功。據奏兵將潰散,不服調遣,平日料理安在?姑著戴罪收拾兵將,立解云圍。不得飾詞規避,以干大法。"此時大同已投降數日,王繼謨成了光桿司令,叫他“收拾兵將,立解云圍”,只能表明朱由檢已經急得發昏了[2

大順軍到達陽和時,明陽和兵備道于重華,“郊迎十里,士民牛酒塞道。”[3宣府(今河北宣化)總兵王承胤也先期派人到大同遞表投降,接應大順軍先頭部隊千人潛人宣化。民間早已喧傳大順軍“所過秋毫無犯,發

[1]乾隆四十九年《韓城縣志》卷六《衛景瑗傳》。

[2]《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四五一至四五二頁。不久,王繼謨自己也向大順政權投降了,見

趙士錦《甲中紀事》

[3]《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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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孫傳庭部的重滅和車自成西安建國

服務,救糧蘇困,真若沛上亭長、太原公子復出矣。”11均急不可待地盼望義軍早日到來。三月初六日,大順軍主力到達宣化2),宣府巡撫朱之馮妄圖負屬頑抗,在城頭勒令軍士同義軍作戰,"軍士抱手默然無動者。蓋一切大炮之火線已絕其火,門已俱塞實,不能發矣。”朱之馮見大勢已去,急得仰天大哭。王承胤分守南城,當即大開城門迎接義軍入城。“滿城結彩,或帛或布,無者繼以紙。百姓胸前皆粘'順民’二字,焚香跪接。13)朱之馮自縊而死。李自成巡視全城時,王承胤“跪之前稱賀”,而有德色。李自成對他這種自矜功伐頗不以為然,當面問道:“此誰家城?”王承肌滿面惶恐,無言以對[4)。

第八節 大順軍的南線作戰

如前所述,李自成在部署向北京進軍時,采取了鉗形攻勢。當他和劉宗敏親率大順軍主力取道太原、寧武、大同、宣化入居庸關,一路上掃蕩沿邊各鎮明軍,從北面向京師推進時,大順軍的另一支大軍,即劉芳亮統率的左營,也按照統一部署展開了南線作戰。

永昌元年二月,劉芳亮率部于蒲坂渡河,沿黃河北岸向東進軍。二月下旬,進抵河南懷慶地區,明朝副將陳德(即陳永福之子)把巡按御史蘇京拘捕起來,投降了大順軍。劉芳亮在懷慶地區設置了防御使、府尹和所

[1]鄒漪:《啟禎野乘》卷十一,《朱忠壯傳》。

[2]關于大順軍占領宣化的時間,陳濟生《再生紀略》載于三月初八日;程源《孤臣紀哭》

說是三月初九日;鄒漪《啟禎野乘》卷十一記于三月十二日。這里是根據趙士錦《甲中紀事》所裁大順軍隊長姚奇英的口述。[3]《啟禎野乘》卷十一,《宋忠壯傳》

[4]李長祥:《天問閣集》卷中,《故都察院右副都御更宣府運撫究平來公臨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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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明廷在覆滅前的掙扎

第一節 李建泰奉命督師

大順軍在西安建國改元和渡河東征的消息傳到北京,朱由檢嚇得坐立不安。當時擺在他面前的是一大堆的難題:在軍事上,起義軍兵強馬壯。占了絕對的優勢,而自己卻缺兵、缺將、缺餉,根本枝梧不過來;在政治上,大順政權好比旭日東升,萬民景仰,而他所代表的明王朝卻是民心喪盡,出現了土崩瓦解的形勢。他已經預感到自己的末日臨近了。但是,一切剝削階級都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正如列寧所說的:“在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這樣的事情,統治階級和壓迫階級會自動放棄自己統治的權利、壓迫的權利以及從被奴役的農民和工人身上榨取成千上萬的收入的權利。”[1]對于朱由檢來說,只要他還擁有一塊可供榨取的地盤,一支可供調遣的兵力,他就決不會甘心坐待滅亡。自從孫傳庭兵敗身死之后,朱由檢迫切希望找到一個能夠擔任督師的人替他收拾殘局,擋住起義軍的進攻。經過一番盤算,他內心里選定了大學士李建泰。一天,他在臨朝時嘆息說:“朕非亡國之君,事事皆亡國之象。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見

二六一頁。

[1]列寧:《在第二屆國家社馬中關于土地問題演說的草稿》,引自《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

第十一章 明話在天的的作我

于地下。朕愿督師,親決一戰,身死沙場無所恨,但死不瞑目耳。!"說罷痛哭流涕。大學士們聽皇帝說要御駕親征,一個個心領神會,從首輯陳演起都挨次報名請求代替,但朱由檢都不答應,輪到李建泰報名時,他才欣然同意。

李建泰為人貪生怕死2),無將之才,也無應變之策,他被選中出馬督師,只是因為他是山西的大富翁。朱由檢在兵餉俱缺的情況下看中了他的萬貫家財,指靠他“破家以紓國難”。李建泰也明白朱由檢的意圖,想到大順軍離老家曲沃已經不遠,與其讓家產落入起義農民的手里,不如用來博取一個急公好義的美名。于是,他干脆在朱由檢面前裝出一副義形于色的樣子,說道:“臣家曲沃,愿出私財餉軍,不煩官帑,請提師以西。[3)正月二十日,朱由檢正式決定李建泰以督師輔臣的身份“代朕親征”,選定二十六日舉行隆重的遣將禮。到了這一天,朱由檢先派駙馬都尉萬煒祭告太廟,卯時舉行典禮,然后在正陽門(即北京前門)城樓上大排宴席,為李建泰餞行。朱由檢用金杯斟酒連賜三杯,即以三個金杯賜之后,當即拿出自己親筆撰寫的《欽賜督輔手敕》鄭重地交給了李建泰。敕書原文如下:

朕仰承天命,繼祖宏圖,自戊辰至今甲申十有七年,未能修德尊賢,化行海宇,以致兵災連歲,民罹水火,皆朕之罪。至流寇,本我赤子,窈弄兵戈,流毒直省。朝廷不得已用兵剽除,本為安民。今卿代聯親征,鼓聯忠勇,表揚節義,獎勵廉能,選拔雄杰。其驕怯追玩之將,貪醯倡逃之吏,妖言惑眾之人,缺誤軍糧之輩,情真罪當,即以尚方從事。行間一切調度賞罰,俱不中制。卿宜臨事而俱,好謀而成,剿則真剿,開渠宥脅。

[2]《明李北略》卷二口,《李建泰督師》親下記載了一個小故事,頗能說明季建泰的為人:[1]《明史》卷二五三,《李建泰傳》

"昔崇桓丙子(九年),建泰主試江南。(九月)九日,大塞雨花臺。百官送之。建秦全林中嘆曰:"不覺又業陽矣!”蓋感日月之易遷,知其貪生之念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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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史》卷二五三,《率建泰傳》

一人勿得要錄;擾別真撫,投戈散道,萬民從此安生。以腳忠散社略,品望尺隆,辦此豁如,特藏簡任,魯廟授節,正陽親餓。愿卿雖蕩妖氛,施師委凱,侯對進爵,消葬結涉。有功內外文武各官從優敘費。朕仍條迎慶貫,其享太平。預將代聯親征安民靖亂里意騙行示諭,成使聞知。特諭。"1由于李建泰是代帝親征,故朱由檢在敕書里授予了莫大的權力。過去命腸購昌等人充當督師時也領期尚方劍,但專決范圍限制在“文官自監軍兵備道及餉司、府州縣等官,武官自副、參以下”123,對各地總督、巡撫、總民等高級文式官員只能參奏,聽憑皇帝裁決。給李建泰的救書中卻沒有這類限制,不論何人只要“情真罪當,即以尚方從事"。為了讓李建泰能夠放手擺布,還特別規定“行間一切調度賞罰,俱不中制”。昔年楊嗣呂陛辭出京時,朱由檢不過吩咐一聲“與他酒飯喫”,自己就起駕還宮了3)。這次卻親臨正陽門城樓斟酒賜宴,禮遇之隆,前所未有。李建泰受到這樣隆厚的禮遇,也為之感泣,誓以死報。席散,崇禎皇帝在正陽門上目送李建奉出京。

李建泰離京后取道保定南下。選擇這條路線同當時明廷對形勢的分析有關,朱由檢和他左右的大臣們都認為,在大同、宣府一帶還擁有重兵。大順軍進入山西后如果要攻取京師,“必不犯天下重兵處以入。于是命輔臣統禁旅出保定。而朝廷之憂則在保定不在宣大,且謂保定即不支,猶可調宣大兵之半以援畿輔也。4后來的事實表明,明廷的這種分析仍然是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等到發現義軍采取的是南北夾攻的戰略時,就完全陷人了被動地位。

一出北京,李建泰就立即感到了政治氣候的急劇變化。他這位堂堂代

[1]蔣德球:《意書》卷十一。

[2]楊山松:《跟兒吁天錄》基十三所戴崇鎮十三年賜給楊胡昌的教書[3]《楊文弱先生集)春四四。

[4]李長祥:《天問閣集》卷中,《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寶府通撫宛平朱公店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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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親征的大學士,在畿輔之內竟至落到了舉目無親的境地。"李至一縣。其人漫視不為禮。李從者饑,求食。縣人曰:“汝官為大明乎?為大順季?"滄對曰:“大順”。乃為設食甚豐,飽餐而去。11河北定興縣距離北京不過二百里,李建泰領著禁旅途經該縣時,居然吃了周門愛。“建泰攻啵之,容其長吏。”121南到時便傳來了大順軍左營劉芳亮都正沿著黃河北岸向東進軍的消息,李建泰立即原形畢露,“心怖,北向鼠竄,兵遂費。所過之處恣意劫殺。”[31途經廣宗縣時,他要求入城躲避,知縣李弘基嚴詞拒絕,帶領縣民登城設守。李建泰大怒,下令攻城。城破后鄉紳王佐當面質問他:“閣部受命南征逆闊,賜尚方劍、斗牛服,推轂目送,圣眷至渥。今賊從西南來、正宜迎敵一戰,滅此朝食,上報國恩。奈何望風披摩,避賊北道。陷城焚劫耶?”李建泰惱羞成怒,下令把王佐處斬)。李軍把“官幫民舍搶劫一空”之后繼續北竄,一路上士卒不斷逃走,只剩下數百名親軍擁簇著餉銀,跟隨李建泰溜進了保定。不久即在此向劉芳亮部大順軍投降。風光一時的大學士代帝親征的鬧劇,遂告結束[5]

第二節 調吳三桂部進關之議

孫傳庭統率的陜西三邊官軍覆沒后,朱由檢感到手頭可以用來抵擋農

[1]劉尚友:《定思小記》。

[2]光緒十六年《定興縣志》卷十九,《大事)。

[3]康熙三十二年《廣宗縣志》卷一〇,《人物列傳)

[4]乾隆十五年《順德府志》卷十二,《人物下》,又見康翔(廣寶縣志》春一口,《人拍相

傳)。按,不少史籍說李建泰軍硬破了東光縣城,李軍并來穩過東光,實無其事。

[5]《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七,記甲中正月兩辰日李建泰出京事有一條小注說:"過來孫德斷

云:建泰實奉密旨封聞為秦王,水罷兵也。”錄以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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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當時的形勢和雙方兵力對比來分析,即便吳三桂部在正月下句開始進關,也無法實現朱由檢的戰略意圖,挽救不了明王朝覆滅的命運。因為大順不不僅在東征的兵力上遠遠超過明政府所能抽調的兵員,而且大順軍除了主力由大同、宣化進軍居庸關,從北面攻取北京以外,還有兩路偏師分別由大將劉芳亮等率領經懷慶、長治、畿南,取道河間府北上及大將任繼榮、馬重禧率部由山西出固關,取真定,形成三路包抄京師的態勢。相形之下,吳三桂部區區數千官軍,不過是杯水車薪,根本無法分頭迎敵這三路大軍。但是,抽調吳三桂部進關所經歷的周折,卻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明王朝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重重,加速了它自身的滅亡。

第三節 南遷之議

盡管朱由檢對李建泰的出京督師和抽調吳三桂部堵御農民軍抱有幻想,但山西前線傳來的越來越不利的消息,卻使他感到前途渺茫。何況吳三桂的軍隊移作抵御農民軍之后,關外的滿洲貴族軍隊乘虛而入,京師也同樣難保。在這種內外交困之時,他何嘗不想效法晉元、宋高,趕在大順軍兵臨城下以前脫身南逃,依托半壁江山茍延殘喘。早在這年正月,朱由檢就秘密地多次召見主張“南遷圖存”的左中允李明睿。他四顧無人之后才向李明睿推心置腹地說:“朕有此志久矣,無人贊勷,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朕志決矣。諸臣不從,奈何?爾且密之。”接著,他同李明睿具體商量了南遷的路線、護衛、餉銀和留守事宜。二月間,形勢急轉直下,代

京師數次處于意急的背景有是。

[1]《平冠志》卷八,未白檢說“膚有此怎久矣”,這句話同滿洲貴族軍隊多次侵入數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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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當時的形勢和雙方兵力對比來分析,即便吳三桂部在正月下句開始進關,也無法實現朱由檢的戰略意圖,挽救不了明王朝覆滅的命運。因為大順軍不僅在東征的兵力上遠遠超過明政府所能抽調的兵員,而且大順軍除了主力由大同、宣化進軍居庸關,從北面攻取北京以外,還有兩路偏婚分別由大將劉芳亮等率領經懷慶、長治、畿南,取道河間府北上及大將任繼榮、馬重禧率部由山西出固關,取真定,形成三路包抄京師的態勢。相形之下,吳三桂部區區數千官軍,不過是杯水車薪,根本無法分頭迎敵這三路大軍。但是,抽調吳三桂部進關所經歷的周折,卻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明王朝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重重,加速了它自身的滅亡。

第三節南遷之議

盡管朱由檢對李建泰的出京督師和抽調吳三桂部堵御農民軍抱有幻想,但山西前線傳來的越來越不利的消息,卻使他感到前途渺茫。何況吳三桂的軍隊移作抵御農民軍之后,關外的滿洲貴族軍隊乘虛而人,京師也同樣難保。在這種內外交困之時,他何嘗不想效法晉元、宋高,趕在大順軍兵臨城下以前脫身南逃,依托半壁江山茍延殘喘。早在這年正月,朱由檢就秘密地多次召見主張“南遷圖存”的左中允李明睿。他四顧無人之后才向李明睿推心置腹地說:“朕有此志久矣,無人贊勷,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朕志決矣。諸臣不從,奈何?爾且密之。”(1接著,他同李明睿具體商量了南遷的路線、護衛、餉銀和留守事宜。二月間,形勢急轉直下,代

[1]《平寇志》基八。朱面檢說“聯有北志久矣”,這句話同滿洲貴族軍隊多次侵入微輔,明

京師數次處于危急的背景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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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親征的李建泰束手無策,派人飛章上奏說:“蛾勢大,不可救笑。現幫堡太子南去。””南遷的問題逐漸由竊竊私議而公開形之于獎露。然而,在選樣一件并不難抉擇的事情,也因為朝廷內部的紛爭而想淺了。按景模皇帝的本意是自己逃往南方,但一要大臣額贊,二要顧全面子。李明春在奏流里故意把南逃美其名曰“親征”,就是摸準了朱肉檢的這種心理。可是,大學士們唯恐皇帝南遷時留下自己輔佐太子居守,變成告死鬼;即便隨駕南遷,一旦京師失守,也說不定由于自己曾經主張南遷而裝人受過。于是一個個唯唯諾諾,不置可否,即所謂“帝欲大臣一言主之。大臣畏帝不敢言。慮駕行屬其留守,或駕行后京師不能守,帝必里主之者。連無人決策。” 12)特別是一部分廷臣如左都御史李邦華,竟然主張“皇上自然守社履”1,而讓太子朱慈娘到南京去監國,同時分封定王和永王。這是完全不符合朱由檢心意的。因為如果實行這個辦法,朱由檢自己仍然逃不了命;即便有如天之福,勤王兵及時趕到,守住了京師,太子監國南京,說不定會重演唐肅宗靈武登基的舊戲。所以,他憤憤不平地說:“朕經營天下十幾年尚不能濟,哥兒們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早講戰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4)在一片混亂當中,給事中光時亨又跑出來參了一本,指責“李明睿南遷為邪說”。朱由檢氣急敗壞地當面斥責道:“一樣邪說,卻只參李明睿何也?顯

[1]李長祥:《天問閣集》卷上,《甲申廷臣傳》。[2]李長祥:《天問鬧集》卷上,《甲中延臣傳》

[3]李邦華明知當時“太原以西已成魚爛,太原以北勢如破付”,京師“內備外撥,一無是

特”,“特者惟都城崇塘耳”。可是,他卻主張“在皇上惟有堅持效死的去之義”,說什么“方今國勢機程,人心危疑,皇上為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為兆民父母,則當撫光民;為陵廟主黨,則當衛陵痛:而周平、宋高之融計。非所宜聞。”地先建議讓太子早日就軍角京,過了幾天不見動靜,形勢卻題來她急,又再次上破請分封定正和永王于東南太平。寧國等府(在今安徽省南部),用意是避免覆果之下無完部,即便北京被農民軍占領,未由栓的兒子還可以在南京勝統(見《皇明李忠丈先坐集》卷六。《總定舞議》)。

[4]《綏寇紀略》補遺中。按,蔣德璟《意書》卷十二,周距《四奏會議名羊》中,說“保毒延議俱言東宮宣往南監國,上不應。

相來衣民戰爭更

是朋黨,姑且不究。””南遷之議就在這樣一片紛爭當中拖延了下來。等到起義軍逼近北京的時候,朱由檢得到情報說,大順軍除了由大同、宣化方而來的主力以外,還有劉芳亮等統率的部隊沿黃河北岸進軍隊南面包秒北京,往南逃跑的可能勝也很小了。只有在內心追悔之余,發出“聯不能守社稷,可殉社稷”的哀鳴,準備同他所代表的明王朝一道葬身于農民起義的火海121

第四節 沒頂之際的幾根稻草

三月初六日,明廷感到事態嚴重,正式下令放棄寧遠,命薊遼總督王永吉、寧遠總兵吳三桂統兵入衛京師。同時檄調薊鎮總兵唐通、山東總兵劉澤清率部勤王。

吳三桂因為遠離京師,收拾和安置關外又費時日,直到京師被義軍攻克時還跋涉于勤王路上。劉澤清接到勤王詔書后,謊稱自己墜馬負傷,不能行動。朱由檢無法,只得反賜銀兩表示慰問。劉澤清并沒有因此而感動,竟將臨清大肆搶掠后率軍南逃。只有唐通領著所部八千士卒到達北京,屯

[1]蔣德璟:《意書》卷十二。其他更籍多有“光時亨陸朕南遷,本應處新,姑饒這造”一語。

蔣德瑾的記戴是當時正式回奏的原文,應當說比較準確。楊士聰在《甲中核真略》內,力種光時亨上疏諫阻南遷一事為妄,失之武斷。

【2]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建都》條云:“當李賊之圍東師也,教宗亦敬南下,而孤懸絕北。

音鏖不重,一時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達,故不得已而身殉杜程。”孫承澤在《天府廣

路已便塞。"

記)卷三四中也說:“上御勤政殿,獨召都尉(指冊馬都時觀永困)密商,然真、保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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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8 19: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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