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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大西軍在四川

第一節 大西軍的入川

到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張獻忠領導的大西軍已經比較穩固地占領了湖南和江西的袁州、吉安兩府。在這些地方派設了官員，建立了政權，形勢相當可觀。可是，就在這時，張獻忠卻毅然決定率領大西軍主力西進四川。在湖廣、江西只留下微不足道的一點地方武裝，實際上等于自行放棄兩省地方。張獻忠為什么要這樣做?封建史籍上說他是害怕左良玉部官軍，才避而人川的。近年來，某些論著又認為這是流寇主義在大西軍中的表現我以為，張獻忠之所以率部入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同李自成部義軍的關系不好。他決策向四川轉移正是李自成殲滅了孫傳庭部官軍席卷西北地區之時。這時明王朝覆滅的前景已經洞若觀火，大順軍眼看就要著手實現統一全國的大業了。張獻忠非常清楚，他既然不打算并入李自成的大順軍，自己又不甘心向李自成俯首稱臣，那就只有另尋出路。他過去曾經一再進軍四川，對這一帶的地理條件有較深刻的了解。就全國而言，四川偏處一隅，北有秦嶺，東有三峽，都是易守難攻的天險。蜀中又有豐富的人力、物力資源，足可立國圖存。縱觀歷史，大凡天下大亂之際，在四川建立的

第十四章 大西軍在四川

制據政權一般都能夠維持得比較長久。所謂“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定蜀后定”，是這種歷史狀況的簡單概括。在大順政權行將統一全國的時候，既然不愿意放棄自己的獨立地位，張獻忠毅然放棄長江中游地方，遠離他人的臥榻，就是不難理解的事了。

再看四川的情況，明朝末年這里的社會階級矛盾十分尖銳，統治階級的驕奢淫逸同農民的極度貧困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當時人士就曾對四川的社會狀況作了這樣的描述:

……即如一服飾也，厭薄縞素，兢侈羅綺，僭制造奇，月異歲變;一宴集也，淡泊是鄙，豐厚相尚，邱糟林肉，海錯山珍;一居處也，華堂繡戶，卷雨飛云，園榭必花木盛植，池亭必魚鳥備觀;一烹宰也，祗顧適口，不惜物命，刳臠極殄極虐，炮灸極怪極慘;一田土也，富連阡陌，貧無立錐，侵謀膏腴，占人世業，欺奪孤弱，全我方圓。甚之交易則利己損人，營求則重息撒債，結處則口是心非，刁唆則舌劍唇槍，縱欲則貪刻奸淫，蓮奸則陰謀下石，見人得志則嫉忌橫生，聞人不幸則幸災樂禍。又甚至貪官污吏、學霸勢紳、市棍土豪、街蠹宦仆，貓鼠固結，魚肉善良，傾人之家，破人之產，嚮人之子，騙人之財，壞人之功名，害人之性命，淫占人之妻女，拆散人之婚姻。紳衿棍蠹，莫不萬畝千楹，更錦衣而玉食;鄉農傭販，惟有佃田租屋，且啼饑以號寒。11]

崇禎后期，明王朝在四川的統治業已搖搖欲墜，地方性的農民起義和民變風起云涌。其主要的表現便是:活動于川北和川東地區的搖黃十三家越來越活躍，川西等地以“打衙蠢”為號召的民變又方興未艾。“搖黃十三家”起源于搖天動、黃龍為首的農民軍。崇禎七年農民軍大舉人川后，有一小部分留在四川同當地群眾結合，逐漸形成了十三支起義隊伍。這十三

[1]歐陽直:《蜀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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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古民線爭更

月才繼續西進。六月初八日，大西軍攻克涪州，明守道劉齡長逃往綦。十一日，張獻忠下令分兵兩路進取重慶，水路溯江而上，陸路取道南川縣約定十八日會合于重慶城下12張獻忠乘坐大船，船上懸掛著“澄清川岳”字樣的黃旗，在重慶附近登岸，同麾下將領觀察了地形。攻城之前，他派人勸說重慶守城官員投降。明守土官員問張獻忠大軍此次人川的意圖何在?使者回答說:“暫取巴蜀為根，然后興師平定天下。歸誠則草木不動，抗拒即老幼不留。”[3]明官僚拒絕投降，獻忠即部署攻城。重慶位于長江和嘉陵江匯合處，三面臨江，是一座易守難攻的山城。大西軍從西面陸路先攻占浮圖關14)，進抵城下。六月二十日，張獻忠命軍士用火藥炸開通遠門附近的城墻，一舉攻克了重慶15。明瑞王朱常浩[61、四川巡撫陳士奇、重慶知府王行儉、巴縣知縣王錫等都被處死。張獻忠下令把據城抗拒的官軍士卒砍去一只手，然后釋放。這些人逃竄所過地方，軍民震駭，紛紛瓦解。大西軍稍事休整后，除留下劉廷舉帶著為數不多的軍隊鎮守重慶外，大軍即

[1]關于大西軍在萬縣停煩三個月的原園。《按寇紀略)卷一口說，是“水漲，不得上，留電

者三閑月”;其他史籍也大抵采用這種說法。但大而軍入川為正、二月，應當是江水枯淺之時。何況，如果大西軍真已經云集萬縣，那么長江水城最險要的地段已經順利通過。為什么反而不能前進了呢?可見，這是出于吳偉業等人的臆想。我作的解釋是根據下面幾條史料:光緒六年《巴東縣志》記載，"十七年二月，張獻忠盡驅荊州民入蜀，男大(女)扶攜，魚貫而進，越數月始畢，餓能者積尸滿道。"(春十四。《事變志·寇亂》)。康熙三十六年《宜都縣志》記載，"十七年三月，獻賊入蜀，積尸蔽江而下。臭聞數十里，一月方盡。(春十一，《事變志·災祥》) 又，康熙五十四年《巫山縣志》也說，“崇楨甲申春，賊張獻患盡驅楚民大舉入川。……………所捕楚中男婦盡食麥苗草根，死者相枕精。大江舟相絡繹不絕，兩月始盡。嚴橫遍野，江水皆臭，居民所遺無幾。這些材料說明:

一、由于山陡路險，隊伍拉得很長;二、糧食十分困難，餓死的人很多。[2]同治《涪州志》;光緒元年《南川縣志》春六，《兵楚》。[3]李迎榮:《滟順囊》卷二。[4]浮圖關在今重慶市大坪。

[5]道光二十三年《重慶府志》,《典地志》卷一,《城池》;乾隆二十五年《巴縣志》卷二，

《城池)。據當時任明朝四川按察使司金事的張一甲奏報，大西軍攻克重慶的日期為六月二十一日，見《國榷》卷一〇三。

[6]瑞王來常浩原封在陜西漢中府，李自成起義軍入陜時，他逃到四川，借住于重慶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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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大西軍在四川

后，謂生員之喜事害人者也”1]。到崇禎十六年，““打衘毒(蠹)之風漸熾。四歲饑，轉掠富戶。凡土官之積厚者皆被其害，如邛州之楊天官，毀其廳當，抗其財物。如山之富，不待賊(指大西農民軍)而烏有矣”[2]

很明顯，人民群眾已經自己起來斬除封建統治階級的爪牙了，他們把矛頭指向了整個官紳地主。四川地方當局開初還加以撫慰勸阻，指望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不料百姓們根本不聽，亂子越鬧越大，以致不可收拾。官僚們改而動用武力，調軍隊和土司兵對人民群眾的這種自發斗爭進行血腥鎮壓。山雨欲來風滿樓，這就是大西軍人川時的蜀中形勢。

張獻忠決策人川后，大西軍就由湖南常德、澧州北上湖北荊州、夷陵。原活動于這一地區的老回回馬守應，由于同李自成有隔閡正處于彷徨無適的境地。張獻忠部義軍到來之時，馬守應已經病重，不久死去。部眾遂加入了大西軍，隨同進川(31張獻忠還注意招集荊州、宜都等地的群眾入伍，所以兵勢非常強盛。一六四四年春，大西軍逆江而上，水陸并進。四川官軍的防御力量相當薄弱，大西軍“越下牢，渡三峽，古稱天險，如蹈無人之境”[4)。于二月間占領萬縣，明總兵曾英率部退守涪州(今涪陵)望

州關。

由于江流湍急，兩岸高山難行，大西軍在行進中隊伍拉得很長，后續部隊一時跟不上來;加之兵員和隨軍家屬人數相當龐大，沿途又都是生產不發達的地區，籌集糧草極不容易。因此前鋒到達萬縣后，滯留了三個

[1]費密:《荒書》。

[3]馬守應原來奉李自成之命攻取責陵(今湖北宜昌市)一學地方。羅賀事件發生后，他問[2]李蕃:《雅安追記》。

李自成的關系惡化。李自成主力入陜以后，馬中應統具“下襲江陵”，追使自成派駐別州的守將任光榮，防腳使孟長庚退走，課據有荊州。十二月，張獻戀來到荊州，“自稱西王，施慰士民，并授文武官職"，"而所謂馬四回者，當車之臂亦飽于雀腹矣。”馬都隨大西軍入周后，任光榮、孟長使四到利州，該復了出地的大順政權。免康熙二十四年《刑州府志》卷四口，《備遣》

[4]楊鴻縣:《藥難紀實》 見乾隆四十二年《富順縣志》卷五,《鄉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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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才班續西進1!六月初八日，大西軍攻克涪州，明守道劉齡長逃往綦江，子一日、張獻您下令分兵兩路進取重慶，水路溯江而上，陸路取道南川縣。約定十八日會合于重慶城下12，張獻忠乘坐大船，船上懸掛著“澄清川岳”字樣的黃旗，在重慶附近登岸，同麾下將領觀察了地形。攻城之前，他派人勸說重慶守城官員投降。明守土官員問張獻忠大軍此次人川的意圖何在?使者回答說:"暫取巴蜀為根，然后興師平定天下。歸誠則草木不動，抗拒即老幼不留。”13]明官僚拒絕投降，獻忠即部署攻城。重慶位于長江和嘉陵江匯合處，三面臨江，是一座易守難攻的山城。大西軍從西面陸路先攻占浮圖關，進抵城下。六月二十日，張獻忠命軍士用火藥炸開通遠門附近的城墻，一舉攻克了重慶15。明瑞王朱常浩[61四川巡撫陳士奇、重慶知府王行儉、巴縣知縣王錫等都被處死。張獻忠下令把據城抗拒的官軍士卒歐去一只手，然后釋放。這些人逃竄所過地方，軍民震駭，紛紛瓦解。大西軍稍事休整后，除留下劉廷舉帶著為數不多的軍隊鎮守重慶外，大軍即

[1]關于大西軍在萬縣停頓三個月的原因,《綏寇紀略》卷一○說，是“水漲，不得上，留屯

者三閱月”:其他史籍也大抵采用這種說法。但大西軍入川為正、二月，應當是江水枯演之時。何況，如果大西軍真已經云集萬縣，那么長江水域最險要的地段已經順利通過。為什么反而不能前進了呢?可見，這是出于吳偉業等人的臆想。我作的解釋是根據下面幾條史料:光緒六年《巴東縣志》記載，“十七年二月，張獻忠盡驅荊州民入蜀，男大(女)扶攜，魚貫而進，越數月始畢，餓斃者積尸滿道。”(卷十四，《事變志·寇亂》)康熙三十六年《宜都縣志》記載，"十七年三月，獻賊入蜀，積尸蔽江而下，臭聞數十里，一月方盡。”(卷十一，《事變志·災祥》) 又，康熙五十四年《亟山縣志》也說，“崇頓甲中春，賊張獻忠盡驅楚民大舉入川。……所擄楚中男婦盡食麥苗草根，死者相枕藉。大江舟楫絡繹不絕，兩月始盡。尸橫遍野，江水皆臭，居民所遺無幾。”這些材料說明:

一、由于山陡路險，隊伍拉得很長;二、糧食十分困難，餓死的人很多。[2]問治《洛州志》;光緒元年《南川縣志》卷六，《兵燹》。[3]李馥榮:《滟滪囊》卷二。[4]浮圖關在今重慶市大坪。

[5]道光二十三年《重慶府志》,《輿地志》卷一,《城池》;乾隆二十五年《巴縣志》卷二。《域池》。據當時任明朝四川按察使司金事的張一甲奏報，大西軍攻克重慶的日期為六月二十一日，見《國榷》卷一○三。

[6]瑞王朱常浩原好在陜西漢中府，李自成起義軍入陜時，他逃到四川，借住于重慶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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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大西軍在四川

分水陸兩路向成都進發。

成都是明蜀王的封地。從洪武年間起，朱椿的后代即憑借政治勢力，霸占了跨府連縣的腴田沃土，積攢起驚人的財貨，過著驕奢淫逸的糜爛生活。史裁第一代蜀王朱椿就霸占大量土地，共建了三百多個王莊，“王膳”一天由一個王莊供應，一年之間才輪換一遍，“故富無與比”11。到萬歷年時，王府莊田已經占了利用都江堰水灌溉的十一個州縣土地的十分之七。還不包括蜀府親王、郡王，將軍、中尉的祿米、雜項收入和差徭。末代蜀王朱至澍聽說京師失守、崇禎自盡，竟然異想天開地希望得到四川地方文武官員的支持，先就監國之位，然后黃袍加身。四川巡按御史劉之勃以朱至澍的世系太遠為理由堅決反對，其他一些官員也表示冷淡。朱至澍的皇帝夢做不成，大為惱怒。當大西軍和大順軍分別由湖廣、陜西進川時，地方官感到形勢嚴重，曾請求蜀王出錢募兵。朱至澍懷恨在心，又舍不得出錢，皺起眉頭說:“孤本無蓄，止有承遠殿一座，如可變，請先生賣以充餉”[2]。等到大西軍攻破重慶，瑞王被殺的消息傳來，朱至澍才慌了手腳，打算帶著宮眷財寶逃往云南。地方官擔心會引起人心渙散，不讓他走。朱至澍無法，只好拿出銀子募人守城，宣布應募者“人給白金五十兩”。但為時已經晚了，“應募率皆游手無賴，方授兵登陴，各懷鏹超堞而去”131。

六七月間，正當大西軍由重慶向成都推進的時候，李自成任命的大順政權四川節度使黎玉田141懷仁伯馬科5)統兵一萬從漢中人川。當時，李自成已經敗回西安，明知張獻忠部已由湖廣進川。盡管李自成的遣軍入川和任命四川地方官員，是在北京期間決定的，這時對付清軍已感到力量不足

[1]乾隆八年《雙流縣志》卷四,《外紀》。

[2]《紀事略》，見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版《甲中紀事》

[4]黎玉田原是明朝遼東巡撫，大約和吳三桂同時段降大順政權，被委任為四川節度使。[3]楊鴻基:(廚難紀實)

[5]馬科原為明朝總兵，投障大順軍后被封為懷仁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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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來農民線爭史

本應立即撤回人川軍隊，加意同張獻忠修好，共同抗清。可惜他沒有這樣做，其中原因目前說不清楚。七月，黎玉田、馬科所統大順軍進入川北重鎮保寧(今閬中縣)

明王朝在四川的統治已經面臨末日，成都居民“每夜呼曰:闖至矣!明日又呼曰:獻至矣!…【1]惶惶不可終日。八月初五日，大西軍到達成都城下。初九日，破城而人2。朱至澍和王妃投井死，新任巡撫龍之光、總兵劉佳胤投水自殺。巡按劉之勃被活捉，張獻忠勸他投降，他卻頑固不化，被處死。獻忠封蜀世子為太平公，不久也殺掉。

占領成都以后，張獻忠派出大將分別領兵收取四川各府、州、縣和各土司。大都望風而下，“州縣爭封府庫應偽命”[3。邛州的生員聽說大西軍占領了省城，自動聚集群眾“伐鼓大噪，索印款賊”[4)。在很短的時間里，除了遵義(今屬貴州省)和石柱、黎州土司以外，四川地區便大都處于大西政權的管轄之下了。

第二節張獻忠在四川建國

大西軍初進四川時，曾在名義上承認李自成大順政權的正統地位，遵

[1]彭遵泗:《蜀碧》卷二。又見《綏寇紀略》卷八。

[2]《百難敘略》記八月初五日大西軍抵成都。《紀事略》說八月初六日大西軍用火藥扇塌城

墻，占領成都，所記時日有誤。據《國榷》卷一○三載，四川按察司僉事張一甲向弘光朝延的奏報說，大西軍“八月初五日圍城，九日大炮破成”。其他史籍也說攻克成都的日期為八月初九日。

[3]光緒《井研縣志》卷二八，紀二,《紀年》二。[4]《蜀難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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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京 大西車在國

用永昌年號。不久傳來了大順軍被清軍擊敗的消息，李自成派黎玉田和馬科統兵人川，又直接觸犯了張獻忠的利益，使他難以忍受。因此，他先派部將，繼而親統大軍來到川北，一舉擊敗馬科部，把大順軍趕回陜西。張獻忠為了紀念這個勝利，把綿州改為得勝州，派設了地方官員和鎮守將領。川北一仗標志著張獻忠同李自成兩大農民軍公開決裂。李自成在抗擊清兵尚且自顧不暇的時候，派出軍隊去同張獻忠爭奪四川，盡管他的部隊收取的是大西軍尚未到達的明政府管轄州縣，畢竟有傷和氣。但是，張獻忠卻走得更遠。他在綿州取勝之后，竟然一不做二不休，于十一月間派出軍隊進攻大順政權管轄的陜西漢中府。結果被大順軍漢中守將賀珍擊敗121。在全國形勢由于清政府推行民族征服政策面日益惡化的時候，大西軍和大順軍卻兵戎相見，其對雙方的影響都是相當不利的。漢中之戰僅僅過了一個多月，大順軍就在清軍進攻下被迫放棄陜西。李自成固然不能指望得到張獻忠的支援，而在大順政權傾覆之后，大西政權也失去了北面的屏障，直接處于清軍攻勢的威脅之下。

張獻忠占領成都后，便正式建立政權，初稱大西國王，不久稱帝;定

[2]《紀事略》等書把大西軍的進兵漢中，說威超李建圍未取得獻忠問意的撞自行動，甚至說[1]《蜀難敘略》

獻忠“恨定國桃峰”。據《而難叔略》記救，大西政權曾“于田里起征照之兵，而排門征適糧人夫，乘有事漢中也"。這里然不是一個前有將領所能決定的。又，乾隆二十二年《廣元縣志》記裁，雁治北年張獻志“入寇漢中”，二年“還據廣元，于葭萌山下修御營”(春八,《兵事》附) 看來，漢中之戰是張獻忠親自指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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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大西軍在四川

金、銀、銅三品。這種錢顯然是供賞賜有功將士之用。其鑄造的時間大約在人川以后至稱帝以前，至于是否可在市場流通尚不清楚111。史料中可以看到不少當地百姓“人營貿易”的記載[2)，說明大西政權是保護商業的。

五、對西方傳教士的態度

張獻忠在成都建立政權以后，禮部尚書吳繼善曾推薦明末來川傳布天主教的耶穌會士利類思(意大利人)、安文思(葡萄牙人)“才德兼優”，可備顧問。獻忠依言派禮部官員前往聘請。接談時，獻忠從他們那里得到了許多聞所未聞的知識，感到非常高興，待以上賓之禮。不久，以二人“深通天文地理，又知各國政治”，賜以“天學國師”徽號，由國庫按月發給銀兩。這兩個耶穌會士通過同張獻忠的接觸，發現他“智識宏深、決斷過人”，“天姿英敏，知足多謀、其才足以治國。”(3)張獻忠抱著很大的興趣向兩位傳教士詢問了西學和西方各國政治制度，風俗人情，兼及天主教教義和“教內事件”，注意吸收當時西方比較先進的自然科學知識。他“問算學之事甚多”，并且“隨同左右辯論，頗有心得”。他還委派傳教士帶領工匠用紅銅造天球、地球和日晷各一座。造成后，張獻忠“視若異寶，飭令將天、地二球排列宮中大殿上。以壯觀瞻。”[4]他多次向傳教士索取天文書和算學書，表明他對西方的科學技術非常關注。

[1]見丁福保撰《古錢大辭典》下編補遺五一九雨，圍版上編補遺四一一頁，拾遣上編圖版

第八頁:袁庭林著《張獻忠傳論》所附圍版，也有西王賞功銅幣拓片。這種賞功錢至今只發現于四川，在湖北、湖南和江西還沒有見到發現的報導。錢上用“西王”二字，推測當在入川初期鑄造。[2]《五馬先生紀年)

[3]《圣教入川記》，本節內引文，凡未注明者均出自此書。

[4]《圣教入川記》記載了三件僅器的情況:“按二球之大，緬二人國之。天球有備星宿及其

部位，七政星宮環列其上，配以中國天文家所演各言類，又分二十八宿，以合中國天文家之天圖。而地球分五大部洲，國名、省名、城名與及名山大川歷歷可數。經線、林線、南北兩極與黃道、米道、南北溫道無不俱備。至于日器，列有黃道午踐及十二星宮與各度數，日月桃道如何而明，歲時因何而定，瞭如相掌。以上各器部位尺寸，大小合宜，實為當時特出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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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張獻忠卻不贊成在中國傳播天主教。他很得體地對傳教士們說:“吾深知爾等之教，活而且圣。惟一天主真神，應受朝拜，爾等當朝拜之。然當在歐洲朝拜之。因我等生于中國，亦有我等之敬禮，謹當守之。爾等之天主亦愿在爾歐州享受敬禮，因彼處有多數人敬之故也。天主不愿在中國受敬禮，亦不令人尊之歌之，因此地之人心銦閉，隨從其祖宗之教故也。是以爾等教律緊要諸書，爾等宜保存之，并心等候吾將全國平服后，即當送爾等還鄉。彼時煩爾等多遣天文學士及天文諸書惠寄來華。”在一位封建社會中出身于社會底層的農民領袖身上，竟然具有這樣明確的區分精華和糟粕的卓識，實在是令人欽佩的。張獻忠尊重傳教士們的科技知識，但對于他們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隱情卻洞若觀火，“謂其借傳教為名，暗行其私意，偵探中國底蘊，報知外國。”從后來公布的西方傳教士超越宗教活動范圍、私自搜集和記錄中國政治、軍事、經濟、地理、風俗、人情等大量情報來看，張獻忠的“智識宏深，決斷過人”誠非虛語。

六、大西政權封建化的若干跡象

在四川建立的大西政權，本質上是農民革命政權，受到這個政權沉重打擊的是官紳地主。不過，也有若干跡象表明這個政權正處于向封建政權轉化的途中。張獻忠入成都后，追求生活享受很是令人吃驚，僅后妃就多達三百余人。這種在生活上的追求，正反映了張獻忠作為一位農民革命領袖，隨著地位的變化而逐漸喪失了原先的樸素作風。由于后妃眾多，太監也就成為必不可少的了。同李自成在西安建國以后的情況一祥，張獻忠也把封建統治階級恭避御諱的做法學了過來，不準人們使用“獻”、“忠”二字，犯者嚴懲。連往代碑文上的獻忠字樣也一概鏟掉。史料記載:“近日人

[1]《圣教入川記》。《綏寇紀略》卷一〇等書說，缺志“胯井研陳氏(明末大學士陳演之女)

為偽后，封其兄為因威。不十日，陳賜死，兄及兩南書皆極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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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大西軍在四川

家廟宇扁對石碑牌坊上，有犯張獻忠名字，亦皆去。1獻忠惡人犯其名字，自劍閣棧道抵成都，前人碑版皆鑿之，雖嫌名亦諱，并刊去前代年號，

故圈無完碑。”121

第三節官紳地主的叛亂和大西政權的加緊鎮壓

歷來的封建史籍，對大西軍在四川的作為差不多都一言以蔽之曰“屠蜀”，把張獻忠描繪成以四川百姓為敵的兇神惡煞，這是不符合事實的。張獻忠占領四川的本意是以“巴蜀為根”，徐圖向外發展。所以，他在入川初期是相當注意爭取各方面支持的，打擊的對象只限于堅決與大西政權為敵的部分官紳。大西軍進川過程中紀律嚴明，并不隨便殺人。《長壽縣志》記載，大西軍由涪州進攻重慶途經該縣時，“立誓不妄殺一人”，“邑中得無恙”[3]，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當時，由于大順軍已經攻克了北京，明王朝土崩瓦解，四川地方的官僚士紳，除了少數甘心充當朱明王朝殉葬品的人以外，大多數都轉到大西政權方面尋求保護。如史籍所說，“初，成都官吏見獻忠將至，逃避不徨。繼見獻忠稱王，分官任事，以為暴雨之后，云收霧散，將見太平。又聞獻忠有勇有為，能任國事。于是一班官吏均出任事。”(4]省會以外的府縣，“文臣武將，賣降恐后。”(5)接受大西政權官職的人員雖然缺乏統計材料，但據西方耶穌會士的記載，張獻忠在成都建立政權

[1]清陳祥蔚耦渣輯:《蜀都碎事》卷三。[2]乾隆《新繁縣志》卷十一,《兵楚》「3]康熙五十三年《長壽縣志》卷四。[4]《圣教入川記》。[5]《雅安追記》。

這美期游狂狀，這足以暴露封建統治者們對起義農民的仇視心理面已，毫

無史料價值可言。

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當正視包括張獻忠在內的大西政權領導人的錯澳。把凡被大西軍所殺的人都說成是該殺的，都是農民革命的死敵，不僅違反歷史事實，也不利于從中總結歷史的教訓。除了前述汪兆齡之流的順風吹火以外，張獻忠本人的偏激情緒，也是造成鎮壓擴大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現存大西政權所立的張獻忠“圣諭碑”，頗能反映他當時的思想。碑文只有兩句話:"天有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大順二年二月十三日。””這道“圣諭”，雖不像統治階級捏造的那樣，下面還有七個“殺”字，但它確實明白無誤地反映了張獻忠的變態心理:對封建統治階級的仇恨擴展成了對人的厭惡。張獻忠何嘗不知道“天意從來高難問"，他所說的天只不過是他自己。有的史料記載，“張獻忠常曰:人命在我，我命在天。四方有路，在劫難逃。”12]在他眼里，是四川百姓忘恩負義，只有由他這位上天之子來恭行天罰了13)。張獻忠忘記了，他和部下軍隊吃的是百姓種的糧，穿的是百姓織的布，忘記了他在瑪瑙山戰役之后，正是在川東山區百姓的掩護下，才免于被官軍殲滅，也忘記了正是千千萬萬的百姓跟著他打江山，才把他捧上了皇帝的寶座。張獻忠用自己創造的天與人之對立，代替了現實生活中富與貧的對立，正反映了他在思想上的變化。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個“圣諭碑”，是張獻忠為自己在鎮壓官紳地主叛

[1]參看《四川大學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三期，胡昭曦:《四川地區有關明末農民起義的一些碑石》。

[2]乾隆二十二年《廣元縣志》卷八,《兵亭》附。

[3]《圣教入川記》中，記載張獻忠按自己的意思作成諺語道:“天造萬物為人，而人受造非為天”，實際上就是這個“圣諭”經過兩次轉譯之后，在文字上出現的差異。據說張獻忠自鳴得意，叫傳教士“將此語速寄歐洲，使文人學士先睹為快”。同書還記載了張獻忠對傳教士拔的謬論;“四川人民來知天命。為天所奔”，“今遣我為天子，剽滅此民，以懲其違天之罪”等等。這種語言同現存“圣諭碑”文，在精神上是一脈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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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家 大西車生四線

慶(今南充市)日叛亂分子譙應、馮有慶等人奇據的順慶府城。在這里屯駐二十余日后，又引兵移往西充縣境。

十一月、清軍準備就緒，迅速入川。二十六日在南部縣境從大西軍停虜口中，得悉張獻忠的大營駐扎在西充縣鳳凰山下[11。豪格密令昂邦章京整拜、固山額真準塔等率領精銳充為先鋒，自己則帶著滿、蒙軍隊隨后進發。清軍“銜枚疾驅，一晝夜行三百里”[2]，于二十七日抵達西充風凰山。張獻忠當時擁眾數十萬，不但對于清軍的行動一無所知。而且直到清軍迫近，偵探一再報告清軍已經到來時，張獻忠還是不相信。等到清軍已經近在眼前，張獻忠才帶著少數隨從出營觀察，仍然沒有作任何戰斗的準備。雙方隔著一條名叫太陽溪的水溝相遇。張獻忠被清兵箭中左胸，當即墜馬而死。關于張獻忠犧牲的情況，當時正在大西軍“皇營”(當作“御營”)中的外國傳教士有如下一段敘述:

時在西歷一千六百四十七年正月初三日，二位司鐸到皇營欲見獻忠……突有偵探隊某兵飛奔入營向長官報告，謂在營前高山上見有滿洲兵四五人，各騎駿馬，由山谷中迎面而來。獻忠聞報，即時震怒，欲將

報信之兵正法。幸被人討保，未能加罪。獻忠未能深信滿兵竟敢至此。殊知滿兵大隊已匿營前大山反面矣。獻忠聞警不疑，以為謠傳。于是提

[1]李昭治:《西克鳳凰山珠張獻忠記》說，"是時，哦將劉進忠已降大清肅薄，導之計或。賊

營人馬不戒，弓刀無備。初有言大興至者，送獻怒曰:"摒黃殘耳!"即殺言者。大兵將近，復報獻，獻又殺之，大兵已壓賊營，獻不技甲，衣常服，加飛蟬年臂，半牙將出現，與大兵隔太陽溪。劉進志指日:“此即張獻忠。’大縣中南伊馬喇射穿逆左乳下。外馬而斃。”《綏寇紀略》卷一○、《寄國寄所寄》卷九引《誅剿新編》。毛寺齡《后鑒錄)(昆山王源魯先生遣精》戎明前編《獻忠屠局》條、顧山貞《客滇述》等書，都說是劉進忠投降清期后，克當向導，引清兵直奔獻忠駐地。清康照年間大學士張玉書，根插檔案文書寫成《紀天閣、獻二賊事》其中說:"比抵南都縣境，有前鋒擒賊生口至，具言獻忠方列營順慶之西充縣，急擊之可就擒……”(《張文肖公集》，春七)。《清世祖實錄》卷二九，記順治三年十二月十二日靖遠大將軍和確肅親王豪格等奏報:“臣帥師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南部，債得送臧張獻忘列營西充縣境。” 兩種說法略有不問。[2]《張文貞公集》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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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昨日某遇官之類人，歷平小時。又有探兵入營告急，謂滿兵馬隊五人已到營外對面高山類。獻患聞警，不問詳細，是否果系滿兵馬隊，隨即騎馬出營。未穿盔甲，亦來攜長槍，除短矛外別無他物，同小卒七八名，并頭盈一人，奔出營外探聽滿兵虛實。至一小崗上，正探看之際，突然一箭飛來，正中獻患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頓時倒地，鮮血長流。獻惠在血上亂濃，痛極而亡。太監見獻患已亡，先奔回大營，高聲叫道:文王已被射死!聲震各營，一時大亂。各營軍隊不擊自散，各務一方，各選性命。11]

清軍乘勢沖殺，大西軍由于變生意外，毫無戰斗準備，被打得大敗犧牲戰士數萬名，損失騾馬一萬二千余匹[2]。其余戰士在孫可望、劉文秀、李定國、艾能奇等大將的率領下急速南撤，經重慶、遵義轉人貴州，后來在云南建立了著名的四將軍政權。在聯合南明永歷朝廷共同抗清的斗爭中，大西軍余部仍然發揮了主導作用。

張獻忠犧牲了，在他領導下經過浴血奮戰建立起來的大西農民革命政權也被摧毀了。但是，他所開創的事業卻被大西軍將士繼承了下來。以李定國為代表的大西軍余部，在長達近二十年的抗清斗爭中立下了豐功偉績用鮮血寫下了可歌可泣的壯烈詩篇。

[1]張玉書記裁張獻忠犧牲的情況略有不同:“黎明，抵西克之風凰觀。會大霧晝晦、勒軍登

山。賊謀者知之，馳白獻忠曰:"王師至矣。”獻忠堅臥不為動，曰:"豈真從天而降耶!或秦督孟喬芳共至耳，一戰當立散矣。”頂之，王師通賊營，獻忠方在展閱馬，聞急，大驚，倉皇魔所部馬、步兵迎敵，自來所愛馬馳走，不及擐甲。有裨將某馳射之，貫其胸獻忠負創還營。整拜，準塔等鼓勇力擊，大破賊眾，逐擒獻志，斬于軍前。士民飲恨獻忠者，爭往斫其尸于軍門外，不移時骨內俱盡。”(《張文貞公集》卷七，《紀滅闖、獻二威事》)

[2]《清世祖實錄》卷二九，記豪格奏報;“臣至，復分兵四出，破賊營一百三十余處，斬

首數萬級，獲馬騾一萬二千二百余匹。”同書卷五三、卷一〇七，兩次追敘豪格的“功績”說，"又復入川，攻克內江縣，擊敗張獻忠一百三十六營，斬賊首獻戀及其偽還撫、總兵等官二千三百有奇，停獲無算。廣宣德意，招來文武官二百三十五員、馬步兵六千九百九十有余，四川大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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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英見史可法等重臣支持游王"，認為是自己飛黃騰達的好時機，于是就聯格總兵黃得功、劉良佐、高杰、劉澤清等實力深，宣布擁立福王，五月初一日、海王朱由極被迎人南京，史可法、高弘圖等留都官員眼看木已成舟，也只好加人奉迎的行列。五月初三日，朱由格就任監國，以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戶部尚書高弘圖、鳳陽總督馬士英以及舊臣姜曰廣、王鋒等五人人閣為大學士，同時選任了一批小朝廷的官員。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即位

稱帝，以明年為弘光元年。這就是第一個南明政權

弘光政權在南京建立的時候，國內的形勢是:清軍打敗了大順農民軍，占領了北京和關內的大片土地，并且得到了黃河流域一部分漢族地主的支持:大順政權仍然擁有山西、河南以西的地方，正準備著重整兵馬同清軍再決雕雄;南方除了大西農民軍正向四川進軍以外，其他地方基本上都處于弘光政權管轄之下。一場中原逐鹿的斗爭就在這三股政治勢力之間展開了。社會矛盾由原先的漢民族內部的階級對抗和遼東地區的滿、漢之間的民族對抗，演變為全國性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交織呈現出極其錯綜紛雜的局面。

南明的弘光朝廷，表面上是個龐然大物，它擁有全國最富庶的地區和數量可觀的軍隊。以兵員來說，僅鎮守武昌一帶的左良玉部就達二十余萬，加上高杰、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鄭芝龍以及兩廣、云貴、江浙等處的駐軍，兵馬約近百萬。然而，由于這個政權是以江南最腐朽的官僚地主為基礎，勾結在農民軍打擊下逃竄而來的軍閥集團建立起來的，骨子里糜爛已深，所以實際上是十分脆弱的。它不僅完全繼承了崇禎朝的反人民政策，而在腐朽、無能、內部紛爭等方面，更有過之而無不及。被捧上皇帝寶座的朱由崧在政治上毫無作為，生活上荒淫透頂，集中地體現了沒

[1]見黃宗羲:《弘光實錄鈔》卷一;《石匱書后集》卷二四。《史可法列傳》。陳貞慧在《過

七事》中說，史可法和馬士英開初定議擁立桂王，不久馬士英變卦，改擁福王。

2022-12-08 19: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