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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20世紀學術思想（包括文學思潮）、文化歷程進行回顧與反思，是學界的一項重要使命。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看待“五四”新文化運動。這不僅是因“五四”新文化運動自身的重要和影響的巨大，而且是因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從整體上體現出了中華民族渴望新的文化創造的強烈沖動。抑壓甚久的創造潛能在中外文化的碰撞與交融中，受到了空前的激發，在積極接納、借鑒外來文化的同時，在多種向度、多個層面上進行了旨在創造新型文化的探索。是固守舊的文化傳統，還是創造新的民族文化，圍繞著文化選擇及其相應的諸多現實問題，于“五四”時期發生了非常頻繁、激烈的爭論。這在客觀上也造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豐富和復雜：時代的強音和噪音交織在一起，精神的振奮和頹唐也交替發生，文化創造的成功和陷入誤區的迷失形成了異態紛呈的文化景觀。其中，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重要組成部分的新文學運動，也在令人激動的氛圍中有聲有色地展開，從文學觀念、審美意識、價值尺度、創作方法到文體變革、語言轉換和傳播方式等眾多方面，進行了一場名副其實而又意義深遠的“文學革命”。由此，“五四”新文學以其鮮明的現代“大文學”的形態，成為中國文學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一、新文化語境的生成
　　“五四”新文學不是猝然之間降生的。作為新時代的肖子，作為新文化的愛女，其生命和孕育實際在近代文化（文學）中就植下了根苗。尤其是在清末民初亦即19至20世紀之交，中國歷史和文化已經發生了相當重要的變化，從而形成了一種新的國內環境，同時初步形成了一種能夠迎納外來文化、努力建構新型文化的新文化語境，這就為新興的文化話語提供了適宜的土壤和傳播的環境，并在這特定的語言環境中賦予新興文化話語以特定的語義及語用功能。這也就是說文化語境為文化話語、文化創造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氛圍與背景。離開了一定的文化語境而孤立、抽象地看待某些文化話語，便有可能造成對歷史上的文化話語產生誤解或曲解。因此，這也就要求我們在研究歷史文化（文學）現象時，應依循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尊重歷史、回復語境，深入細致地探察文化（文學）現象發生發展的來龍去脈。面對“五四”新文學，我們首先要關注的就是新文化語境及其由近代而來的逐漸生成。如果說近代是中國文學從傳統到現代轉型過程中一個極其關鍵的過渡時期，那么，其由近代而來逐漸生成的新文化語境也就成了“五四”新文學最直接的一個話語來源。
　　在鴉片戰爭之后，強行送來的西學和主動拿來的西學逐漸匯成了“西學東漸”的沛然莫御之勢，構成了對中國積弊甚多的傳統文化的強有力的沖擊（但不是消滅），使中國開始艱難地從師法西方物質文化的自覺層面（如“師夷長技”及洋務運動等），進至師法西方政治文化、價值文化或精神文化的自覺層面（如維新運動、民主運動、宗教傳播及準新文化運動等），在軍事、經濟、文藝、教育、宗教以及政治、法律等許多方面顯示了日益增多的“西化”色彩，從而加速了中國邁向“近代”的進程，開始由一個固步自封的古老國家，艱難地向趨向開放、迎納新知的國家轉化。盡管這一轉化過程所滲入的“殖民文化”素質曾引起種種刻骨銘心的痛苦，但其總體顯示的跨文化影響，無疑在主導方面是積極的，預示著一種民族新生的強烈希冀，并由此引發了一系列具體的對于文化更新的策略性思考：各種出于救亡自強的文化策略，諸如“師夷長技”、“中體西用”、“啟蒙西化”、“變法維新”、“民主革命”等，陸續出臺亮相，其“求新聲于異邦”的思路在歷史上均顯示了應有的進步作用和難以避免的局限性。在當年的“策劃人”和“實踐者”中，來華的外國人、改良的維新派及“帝黨”、海外的中國人（主要是在海外的留學生及一些官員、商人等）、新式學校的師生、新型的文化工作者（主要是新進的編輯、作家、翻譯家、記者等）是推動中國“近代化”的主要“人力”。而由此引發的生活、心靈及文學上的諸多變化，便逐漸形成了一種較之往古不同的新的文化氛圍，建構了一種致力于革故鼎新的新的文化語境，產生了越來越強烈的創造新型文化的沖動。如果說這種趨新的文化創造沖動必然會參與重構中國“現實”文化和“未來”文化，那么由此而來的逼近當時的近代文化（文學）所提供的文化土壤、文化語境，便順其自然地構成了“五四”文學賴以誕生的關鍵性的前提條件。事實上，只要從發展的眼光來看清末民初的“近代”文學，就會看到它是典型的跨世紀的過渡文學，在“完形”近代化、趨向現代化方面起到了特殊作用，尤其是為“五四”新文化（文學）提供了文化語境得以生成的諸多條件，使悠久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定勢”逐漸被一種要求文化創新的“強勢”所代替，并不斷由此生成新的文化話語，構成更加趨新的文化語境，引發更大規模也更加深刻的新文化（文學）運動。
　　在1919年“五四”愛國的政治運動爆發的前后，于思想文化領域曾發生過一場規模空前的文化革命運動。這次新文化運動雖以“五四”這一最具轟動性的日期來命名，但它的起點卻應該向前追溯。事實正如《五四新文化的源流》（注：三聯書店（北京）1997年版。）的作者陳萬雄在該書《序言》中指出的那樣：“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肇始，是以1915年《青年雜志》的創刊為標志。1917年北京大學新文化運動倡導力量的結集，遂使運動得以風靡全國。”“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內容，無論是反傳統思想、白話文的倡導、西方文學理論的介紹等等，都可在晚清追溯到其淵源，而五四新文化運動之與前此的辛亥革命運動在革新思想上更有一脈相承的條理。”在晚清民初以來的文化環境中誕生了《青年雜志》（1915年9月創刊于上海），而《青年雜志》（從第2卷始更名為《新青年》）又成了新一輪文化運動肇始的標志。耐人尋味的是，這個后來以《新青年》的刊名著稱于世的刊物，集中體現了一代青年知識分子渴望創造新型文化和現代“大文學”的心愿和激情。其創刊號上不僅發表了主編陳獨秀激情洋溢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殷殷地提出了六點希望，而且在封面上非常醒目地印著美國著名的成功者（也是成功學的締造者之一）安多留·卡耐基Amdrew Carmegie1835—1919 ）的肖像，同期雜志還發了彭德尊撰寫的《艱苦力行之成功者·卡內基傳》（注：卡內基，現通譯為“卡耐基”。在這篇傳記中，綜述卡耐基成長、成功的歷史，將其描寫成為一個自尊自強的理想人物，意在感召中國青年向他學習。）。由此也昭示了當時中外文化匯通所形成的新的文化語境，的確能夠培植出新鮮的話語，并由“文化習語”進至“文化創語”，以其富有生機的文化力量參與重構文化語境，使新文化運動展示出更加輝煌的文化景觀，同時也使《新青年》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刊物和最重要的文化陣地。賴此，《新青年》同仁既可以淋漓酣暢地發揮其創造潛能，寫出正面提倡和闡發新文化種種主張的華彩篇章，亦可有針對性地對種種文化保守主義主張給予必要的反駁與批判。同時在其它許多進步刊物的響應、聲援或互補、映襯下，將思想啟蒙運動和文學革命運動推向高潮。1917年初葉，《新青年》連續推出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等提倡新文學的重要論文，不僅表明著承續晚清而來的新文化運動結出了新的理論果實，而且鮮明地昭示著一種更加新穎的非古非純的“大文學”必將誕生。
　　　　　　二、文化變革的傾向和內涵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及相應的新文學運動中，含蘊于新的文化語境中的話語透現出了鮮明的傾向性，這便是傾向于對舊文化、舊文學的變革，傾向于對新文化、新文學的創造，傾向于啟蒙主義的“改革國民劣根性”，也傾向于在“立人”的基礎上“立國”，亦即實現文化救亡，從而體現出“五四”時代特定的文化政治使命。《新青年》“標志著新的知識分子群體開始按照他們所理解的現代意義與標準，嘗試重建中國社會的價值體系”（注：許紀霖等主編：《中國現代化史》，第一卷，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299頁。）。 胡適即曾將《新青年》同仁的文化言論明確概括為“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注：《胡適作品集》（六），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公司1986年版，第115頁。）。循此理路，“五四”人便針對舊文化、舊文學的弊端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文化批判和文學批評，同時也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進行新文化、新文學的建設，從而致力于中國文化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促使中國文化和文學發生深刻的變革，并獲得長足的發展。
　　就新文化、新文學運動的總的傾向來看，在外來先進文化影響下，“五四”人高擎的是“民主”與“科學”這兩面思想文化旗幟。正是由于對“民主”與“科學”為代表的先進文化的接受和信賴，遂興起了影響極其深遠的“啟蒙熱”（即思想革命）和“文學熱”（即文學革命）。而在文學革命亦即創造新文學的追求中，也充分地體現出了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主義的精神特征，著意于張揚民主和科學，反對封建專制與愚昧，提倡新道德、新文學，反對舊道德、舊文學，由此構成了新文化、新文學最具傾向性的內容，同時也構成了一次相當徹底的對舊文化、舊文學的變革。不僅如此，也在相當深潛的層面上，促進了國人（尤其是追求進步青年學子）的文化心理的更新。《新潮》第一卷5 號上發表的《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換》（傅斯年）便體現了這種理性的自覺。文章強調指出，可用“心理改換”一說來代替“思想革命”，因為“心理改換”不僅包括了思想的革命，而且還包括了感情的發展。文章認為“思想固然有一部分創造的力量，然而不如感情更有創造的力量。”此語抑或有偏頗之處，但卻將人們的視線引向文化心理變革的更加廣闊和深微的空間，不僅包括了理性上的變革與創造，而且也包括了非理性方面（情感無意識及靈感體驗等）激發的變革與創造。該文值得注意的還有對文學的文化建設功能的強調，認為文學是發達人生的重要手段，“凡提高人生以外的文學，都是應該排斥的”。即謂能夠改善、增益人生與社會的文學，能夠提高人的整體素質的文學，因其體現了文化建設的宗旨而應予以提倡，反之，則應予以“排斥”。這種來自“新潮社”的聲音，在“五四”時期所盛行的“人的文學”世界中，可以說得到了極普遍的呼應。正是由于有“五四”時期眾多作家及社團流派的共同參與，才有了“五四”新文化、新文學的輝煌業績，以及投入文化（文學）創造過程的令人稱羨的前傾的文化姿態與昂揚的精神風貌。“五四”人意識到了文學藝術作為人之自由本性對象化的產物，能夠以藝術的形式使“個人生命與人類生命”得以“結合、交流、融會、擴大”，從而成為“一種文化或文明的利器”（注：柯慶明：《文學美學綜論》，春風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第64頁。）。這從魯迅創作的“啟蒙文學”、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學”、李大釗呼喚的“青春文學”，以及創造社崇尚的浪漫文學、文學研究會崇尚的寫實文學中，都可以看出新文學的文化建設功能及作用，既可以提高人的素質文化，優化人的文化行為，又可以在自由創造的欣慰中，激發出更大的革新與重構文化（文學）的熱情。
　　倘要具體地縷述“五四”新文學融會中外、別出新機的文化內涵，則必將涉及到它的極其豐富而又復雜的眾多方面，而僅僅強調作為“新”文學的“變革”性、創造性的文化內涵，也至少要涉及到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變革傳統的倫理文化和封建的專制主義，創造以“新道德”、“新民主”為標志的人本文化與民主文化。“五四”運動的時代命題首先是基于愛國主義（民族主義）而萌發的反對帝國主義，其次是基于個性主義而萌發的反對封建主義。這種特定的政治性運動的內涵在與新文化運動相結合時，發生了結構性的重要變化，亦即在文化視境中，基于個性主義的反對封建主義的文化追求上升到了首要位置，啟蒙理性超越了民族自戀情緒，由此也可以格外清晰地看到外來進步文化的積極影響。在這里，西方的民主、科學思想成了反對封建專制主義、蒙昧主義的犀利的思想武器。從這種角度來看魯迅和錢玄同“鐵屋子”的對話，當可以看出其所內蘊的豐富的文化象征內涵。于“鐵屋子”中喚醒昏睡者的努力實際正是一次帶有反抗絕望色彩的文化突圍。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四”時期，因受西方各種先進思想學說（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封建傳統文化的“權威”或文化話語的“霸權”受到了猛烈的沖擊，來自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新的文化話語，在挑戰和顛覆封建文化話語的同時，也在努力建立自己的文化話語。“人的文學”的普遍崛起和早期“革命文學”的積極提倡，就正是對新文化話語權力的努力爭取。周作人在《人的文學》、《平民文學》中提出了以個性主義、人道主義與人的文學、平民文學相統一的新文學主張，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胡適在新詩《威權》、《一念》等嘗試性的作品中，對封建“威權”的消解及對個性自由的渴念已經表現得相當鮮明。類似于周、胡的呼聲在“五四”時期誠是響徹云霄、震憾心靈的，尤其是在魯迅、郭沫若那里，真正創造出了足以代表“五四”新文學成就的“詩的話語”，使新生的文學站穩了腳跟。
　　其二，變革封建的封閉文化、迷信文化，創造進步的開放文化和科學文化。為了創造新文化、創作新文學而主動奉行“拿來主義”，已成了“五四”一代人的文化共識與文化抉擇。除了魯迅、郭沫若、茅盾等人之外，其他許多作家、評論家在這方面也都有非常清晰的表述。比如劉大白說：“一國的文學，如果不和外國文學相接觸，一點不受外來的影響，年代久了，一定會入于衰老的狀態，而陳陳相因地變不出新花樣來，終于得到腐朽的結果的。”（注：劉大白：《從毛詩說到楚辭》，《當代詩文》創刊號（1921年11月）。）鄭振鐸說：“想在中國創造新文學，從那些紛如亂絲的，古典式的，陳陳相因的，大部分為非人的文學書中，是決不能成功的。所以不能不取材于世界各國。取愈多而所得愈深。新文學始可以有發達的希望。”（注：鄭振鐸：《文學叢談》，《小說月報》第12卷1號（1921年1月）。）作為倡導新文化、新文學運動的先驅者陳獨秀和胡適，也將文化視野充分敞開，說出了這樣果決的話：“吾國文學界豪杰之士，有自負為中國之虞哥左喇掛特郝卜特曼狄鏗士王爾德者乎。有不顧迂儒之毀譽，明目張膽以與十八妖魔宣戰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注：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新青年》第2卷6號（1917年2月）。）“西洋的文學的方法， 比我們的文學，實在完備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注：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新青年》第4卷第4號（1918年4月）。 ）正是由于“五四”作家對西方文化和文學的高度重視，所以才會出現這樣的文學敞開胸懷、廣納博取的景觀：“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這百多年來的西歐活動過了的文學傾向也紛至沓來地流入到中國。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象征主義、新古典主義，甚至表現派、未來派等尚未成熟的傾向都在這五年間（指1922年至1926年—引者注）在中國文學史上露過一下面目”（注：鄭伯奇：《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三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6年2月初版。《新青年》在創刊不久， 便發表了《現代歐洲文藝史潭》等文，介紹了西方各種文藝思潮。）。由此也拓寬了“五四”新文學自由創造的空間，在借鑒乃至模仿外國各種文學流派（多是通過翻譯文學）的情況下，推出了眾多趨新或嶄新的作品，在總體上使“五四”新文學呈現出了豐富多采而又自由多樣的“大文學”狀貌。其中，基于‘女性解放”思想而興起的女性文學，便在豐富青春內容方面提供了非常新鮮的東西。相當一批女作家借助于“五四”新文化運動及其文化語境，得以進入文壇，浮出地表，在變革傳統的男尊女卑文化，消解男權中心意識，創造男女平等的社會文化方面，作出了歷史性的重要貢獻。從冰心、廬隱到丁玲，20世紀初期女性文學的燦爛一頁便由她們寫就。同時，認同男女平等的男性作家也日見增多，他們與辜鴻銘式的人物所奉行的妻妾主義不同。他們同情女性的不幸，理解新女性的追求，透察女性異化的文化根因，在創作中充分表現出了對男權中心文化弊端的清醒認識，在郭沫若、馮至等抒情詩人那里，甚至表現出了對理想女性的深深的崇拜與期待。
　　其三，變革陳腐的文言語體與文學模式，創造以白話為表征的語言文化與中西結合的文學范式。“五四”新文學作為文化成果既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五四”新文學運動密切相關，也就必然與“五四”白話文運動密切相關。甚至從文學本體的意義上講，這后者的關系更密切、更直接、更醒目。故而胡適不僅在《文學改良芻議》中強調“務去濫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等，而且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更加關注文學語言形式的“白話”變革，徑直提出要以“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作為文學革命的宗旨。另外還撰寫了《白話文學史》來闡揚其“白話文學正宗”說。在創作上也進行了相應的“嘗試”，寫出了白話詩集《嘗試集》和白話話劇《終身大事》等，體現出了相當可貴的語言變革的價值。胡適的“白話”觀及其實踐，應該說是抓住了中國文學變革的一個要害。這從林紓等守舊派的“痛恨”中亦可得到反證。盡管有林紓等人竭力阻遏白話文運動，但“白話學堂”卻越辦越紅火，其勢已銳不可擋。據統計，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高潮期，全國至少已有400余種白話報刊出版， 更加之有魯迅的白話小說、郭沫若的白話詩歌以及文學研究會、創造社、新潮社、戲劇協社等眾多社團作家的白話創作，這就撐起了嶄新的語言文化空間，形成了“強勢”的文化環境，并迫使統治者當局不得不承認白話為“國語”，通令國民學校采用，使白話歷史性地贏得了“合法”的地位。正是從“五四”時期開始，白話成了中國語言文化的表征，也成了中國文學的基本語言形式，這不僅將中國文學導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而且也對整個中國文化的變革或重建，起到了絕不可輕視的重要作用。就中國文學的“可持續發展”而言，掃清陳腐的語言障礙固然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但也不能忽視對僵化的傳統文學模式進行變革。伴隨著“五四”的“人的覺醒”和“文的自覺”，構成傳統文學模式的“老八股、老教條”漸次失去了其文學范式的約束力，創構新的文學范式在諸文體的創作實踐中得以鮮明地體現了出來。于是，“五四”新文學的體式變革便取得了實質性的勝利和長足的進步。在文體建構方面，除了語言形式的“白話”化或“現代漢語”化之外，諸文體在外國文學以及民間文學的積極影響下，均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小說的文化地位的提升，客觀上促進了“五四”作家對小說體式的意識覺醒與強化，而外國小說藝術的新穎別致，對“五四”小說家來說，也帶來許多有益的啟示。比如有學者在細致考察異域文學影響下的中國現代小說時，便斷言：“中國現代小說的形成與發展，是屬于西方模式的”（注：應錦囊等著：《世界文學格局中的中國小說》，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頁。）。 盡管這話說得太過，有以“西”代“中”之嫌，但確實強調指出了西洋小說藝術對中國現代小說產生的突出的影響作用。不過，真正的藝術創造絕不是對某種單純的文學模式的因襲或模仿，尤其是在“世界走向中國”及中國開始走向世界的開放時代，單純地因襲傳統文學或模仿西方文學，都難以成就杰出的作品。只有那些善于吸收中外文化（文學）營養而又能夠融匯再造的作家，才有可能出手不凡，比如魯迅和郁達夫可以說就是這樣的作家。在詩歌體式更新方面，胡適等人的“嘗試”之功固然不可埋沒，但郭沫若的奠基作用卻最為突出。詩乃中國文學正宗，體式完備，格律森嚴，唯其如此，革新詩體也最艱難。郭沫若憑借融匯中西詩風和猛打猛沖的闖勁，以激情洋溢的浪漫主義詩歌，把現代白話自由體詩送上了詩壇的中場席位。此外，新月派對現代新詩的“新格律”化的提倡，陸志葦、劉半農、馮至、沈尹默、康白情、劉大白等人對新詩體式多向度的探索，使現代白話新詩的自由詩體、無韻詩體及散文詩體等都得到了相當成功的構建，并初步產生了一批優秀或比較優秀的新詩。在戲劇和散文的體式革新方面，“五四”作家也都進行了重要的創新實踐。胡適、田漢、歐陽予倩、汪仲賢等人在移植與創作中國話劇方面，都寫下了可貴的一筆。魯迅及其二弟周作人在現代雜文、小品散文等文體的創新方面，是有口皆碑的。此外，瞿秋白的報告文學、冰心的抒情書信、朱自清的寫景妙文、葉圣陶的寫實散文、林語堂的幽默小品、郁達夫的現代游記（或“文化散文”）等等，也都在“五四”新文學的文體革新方面，做出了彌足珍貴的貢獻。
　　　　　　三、“現代性”文化的初建
　　“五四”新文化運動及新文學運動，從一開始便將“現代性”文化的兩個主角“民主”與“科學”推上了前臺或前鋒的位置，使其帶動了思想解放、人的解放與文學革命等多方面的文化變革，并在總體上顯現出了令人振奮的新的民族文化取向，即對“現代性”文化的積極構建。就“五四”人對這種新型文化構建的實際成就（包括文學成就）而言，也許是不盡如人意的，在今天看來可以指陳的局限不少，如某些文化觀點的偏激、文化思想的單薄，文學創作的幼稚以及創作心理的障礙等等，但就是從“五四”初建的“現代性”而非“復古性”的文化世界中，卻異常清晰地凸現出了“五四”人從事新型文化創造的不避艱辛的戰斗姿態，凸現出了他們積極而又亢奮的精神狀態，同時展示出了一系列別有意味的文化創造活動，從而在促使整個中國文化、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從中國現代文化史、中國現代文學史來看，其現代化轉型的確是既艱難又復雜多變的，但我們卻不能因為后來發生的曲折而失悔當初邁出了“五四”那一勇敢的步伐。事實上如前所述，“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運動的發生發展，是其特定文化語境中的文化創造與文化抉擇，不僅具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而且具有多方面的文化啟迪的價值與意義。僅從“五四”新文學來看，主要也有如下一些方面值得注意。
　　（一）、“五四”新文學承載并發展著“五四”新文化的精神，體現并弘揚了新文化的創造品格。我們知道，以“五四”新文化、新文學所竭力倡揚的民主與科學的現代性文化精神為核心而建構的文化體系，其根本的文化立場便是對封建傳統文化的叛逆和對現代新型文化的創造，其主要的文化策略便是通過文化習語、文化借鑒和對舊文化、舊道德的清算與否定，呼喚新文化、新道德的誕生和發展。在這里不僅充盈著對因循守舊的傳統的厭棄，渴望著對“鳳凰涅ｐáｎ＠①”的新生的追求，展示著初建的現代性文化的豐富內涵（諸如民主與科學等觀念影響下的思想解放、個性解放、平等自由、婦女解放、勞工神圣、科學救國、新式教育等），而且淋漓盡致地顯示出了“五四”作家及其為代表的一代知識分子的可貴的創造精神。他們不僅看重文化創造物的“新”，而且似乎更看重文化創造活動本身的“新”—面對著陳腐卻又龐大的舊傳統，必然“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新的文化姿態、行為方式以及“上下求索”的追求過程，對開辟一個新的文化時代來說，顯然具有著非同小可的意義。這是一種關乎文化方向、文化性質選擇的“行為”，在這里，即使是傾向于新文化建設的“不問收獲，但問耕耘”的“嘗試”性的探索，也較那種守持舊觀念、捍衛舊傳統更具有文化創造和積極探索的價值與意義。
　　（二）“五四”新文學在整體上體現了“五四”新文化建設的宗旨，在優化人文環境和提升人的素質方面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五四”新文化（文學）的先驅者和實踐者，在呼喚人性復歸與個性解放的同時，亦即在激活現代意義上的人的生命意識的同時，沒有忘記這種文化（文學）追求的社會價值或人文價值，不約而同地走上了“大文學”的文化（文學）啟蒙之路。尤其是相當堅定地抓住了改造國民劣根性、提升中國人整體文化素質這一關鍵，担負起了新文化、新文學理應挑起的時代重任。在這方面，魯迅堪稱是“五四”新文化、新文學最杰出的代表。他的改造國民劣根性思想及其一系列杰出的藝術創造，充分表明這是這位“民族魂”站在創造中國“現代性”文化立場上的極為關鍵的選擇：既是現代文學“主題學”意義上的選擇，更是現代文化“立人”的“文化哲學”意義上的選擇。其所體現出來的遠見卓識及深刻性，已經和必將繼續得到更為廣泛的有力證明（注：詳參拙著：《民族魂與中國人》，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與魯迅的創作動機相仿佛，“五四”作家的文學創作大多都在“立人”進而“立國”的文化進向上，作出了多樣化的探索。“五四”對“人”的發現也包括對知識分子自身的發現，而作為啟蒙者的作家也在啟蒙性的文學創作中升華了自己的靈魂，在實現自我價值的同時提高了自己作為知識者的文化品位，于是“五四”作家與“五四”新文化（文學）在互動中得到了共同提升。
　　（三）“五四”新文學作家在整體上初步實現了文化心理的現代轉換，并展示出了站在古今中外交合點上吐故納新、融匯創造的開放胸襟。為了遠離“古典”而盡快地進入現代性的文化語境，“五四”作家們的激進姿態的確非常惹眼、非常鮮明。他們似乎情有獨鐘地喜愛上了外國文化、外國文學，本應是雙向性的“拿來主義”呈現出了一手硬一手軟的狀態—對外國文學的抬舉之高與對中國傳統文學的貶壓之低，恰構成了鮮明的對比。但這種情形其實是歷史文化演變過程中經常會出現的一種現象。事實上，“闖將”們不畏一切的實踐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和質的飛躍。現代性的文化觀、文學觀及相應的審美方式、藝術形式不僅在話語層面贏得了普遍承認的重要地位，而且在創作層面也得到了相當廣泛的頗有成效的實踐。由此也深刻地表明，觀念更新、視野擴展、新作迭出正是“五四”作家告別“古典”、融入“現代”的具體體現。“睜了眼看”世界、現實、人生與藝術的“五四”作家，其文化胸襟是開放的、寬闊的，“偏激”即或不免，而“變革”更屬急需。何況，細究“五四”作家的創作，真正能夠站在古今中外的交合點上迎納八面來風、獨出機杼的作家畢竟不多，融匯中西的杰出的藝術創造也還少見。在一切都還處于較低的“初級階段”的情況下，固然不能失去“民族信心”，但似乎更需要“民族虛心”。虛心從事“文化習語”的亟切，在“五四”時期遠比對“文化失語”的担憂更重要，彼時呼喚“文化習語”的開放心態與叫喚“文化失語”的保守心態也判然有別。
　　（四）“五四”新文學在促進現代語言文明并賴此更為有效地傳播新文化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同時也在創構新的文學范式并賴此導引中國新文學的發展方面，作出了同樣重要的貢獻。如果說文化建設難以離開文學藝術的繁榮和發展，那么文學語言的重大更新也勢必會影響到文化的建設。在“五四”時期發生的聲勢浩大的“白話革命”，正體現了中華民族渴望改善語言工具、加強中外文化交流的良好心愿。其作用不僅在“五四”時期傳播了新文化、創造了“活文學”，提高了中國現代的語言文明，而且從整個20世紀乃至更久遠的時空中來看“白話革命”的作用，便會發現它是中外文化交流“語境”中的現代產物，對現代文化傳播亦即“信息革命”，乃至當今的“電腦換筆”都提供了重要的語言基礎。認定語言變革（亦即以白話代替文言）是提倡新文化、新文學的基礎，這確是“五四”人的重大發現。而由此展開的文學創造活動及相關的辦刊辦報的傳播活動，都鮮明地顯示了“現代性”的文化特征，其中內蘊的漢語文化的不斷趨向更新的活力，足以證明“白話”作家“把語言文字的變革與文體革新結合起來，運用白話寫作格式新穎的詩歌、小說、戲劇、散文，致力于創作純正的富有藝術魅力的現代文學新體裁，從而改變了各類作品的藝術風貌和神韻，使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小說、戲劇由‘附庸小道’踏進了文學殿堂，取得了文學正宗地位，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注：龍泉明：《在歷史與現實的交合點上》，陜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頁至50頁。）。文體革新、語言轉換成為“五四”新文學建構新的文學范式中的重要方面，但除此之外，悲劇審美觀的確立、敘事角度的靈活、創作方法的多樣（包括現代主義的多種方法）、結構模式的更新（如“大團圓”結局的揚棄）以及藝術風格的繁盛等，也都生動地顯示了“五四”新文學在創構新的文學范式上所進行的可貴的努力，并對“五四”以后的新文學產生了持久而又深遠的影響。
文學評論京18～25J1文藝理論李繼凱19991999本文從新文化語境的生成、文化變革的傾向和內涵、“現代性”文化的初建等方面，對“五四”新文學的文化創造及其歷史性的貢獻與文化價值進行了論述，并涉論了“五四”作家的文化創造精神和文化心理轉換等問題。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中文系 作者：文學評論京18～25J1文藝理論李繼凱19991999本文從新文化語境的生成、文化變革的傾向和內涵、“現代性”文化的初建等方面，對“五四”新文學的文化創造及其歷史性的貢獻與文化價值進行了論述，并涉論了“五四”作家的文化創造精神和文化心理轉換等問題。

網載 2013-09-10 21: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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