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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南北航運的大動脈京杭大運河泥沙淤積，無法再承担起連接中國南北經濟的重任，一個矗立在長江口的小縣城——上海，在不知不覺中就變成了中國南北貨物的最佳中轉站。英國人很早就看中了這一點，同樣，上海人精明的鄰居——寧波人也意識到了上海的重要。

近代上海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中國最大的一個移民城市。自1843年開埠以后，上海始終敞開她的胸懷，海納百川，兼收并蓄，容入了千千萬萬的涌入者，為世界各地的人們，提供大顯身手的舞臺。

在眾多涌入上海的移民中，寧波人可謂捷足先登，身手不凡。上海在近代的發展和崛起，是與寧波人的自始自終地參與分不開的。寧波人不僅為上海移入了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的勞動力，而且提供了一大批優秀的人才。

上海從一個江南小縣城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經濟貿易中心、名聞世界的國際大都市。在她的發展軌跡上，都深深地銘刻著寧波人堅實的足跡，都凝結著寧波人深邃的智慧和堅韌不拔的奮斗精神。

寧波人在上海工商界、實業界、金融界、航運界等等積累起相當雄厚的實力，影響廣泛，貢獻卓著。“無寧不成市”，在這里不僅得到了最有力的明證，而且也確立了寧波人在上海的地位。

與其他地區的移民相比較，上海的寧波人普遍具有較高的文化程度和勞動技能，加之寧波人聰明好學、勇于開拓，又敬業樂群、善于經營，逐步成為上海灘著名的商幫群體。

在上海城市近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各行各業的先行者，有不少都是寧波人。因而寧波人在近代上海享有較高的社會聲望。翻開上海160年的開埠史，不難發現，真正的上海人很少，出名的就更少，而更多的是外地人，其中寧波人所占的比重較大。

二十世紀初，在上海灘這個“冒險家的樂園”摸爬滾打的寧波人中，逐漸涌現了一批成績卓著的工商巨子，成為上海灘炙手可熱的人物，其中，朱葆三就是他們當中的一個典型代表。

清末民初，上海工商界流行這樣一句話：“上海道一顆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為了紀念和表彰寧波巨商朱葆三，當時的上海當局還專門以他的名字來命名一條馬路。

朱葆三究竟是何許人也？他有何德何能？竟然使上海當局用他的名字來命名馬路。要想知道朱葆三的事跡，首先得要從他的生平說起。

朱葆三，名佩珍，清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初七、即公元1848年3月11日，生于浙江乍浦。其父朱祥麟時任乍浦都司，定海營游擊。1851年，朱祥麟舉家遷居定海縣城。1859年，朱祥麟將家眷移居定海縣東鄉北蟬村后，11歲的朱葆三每天早上從北蟬村步行至縣城父親處，回家時在集市買回油鹽醬醋等食用之物侍奉母親，徒步往返數十里。兒童時代的生活磨練，鑄就了朱葆三吃苦耐勞、剛毅不屈的性格。

朱葆三13歲那年，父親患上重病，曠日持久的求醫用藥使家境日趨困苦。母親方氏無奈之下忍痛托人，把尚未成年的朱葆三帶往上海學藝謀生。

“協記”五金店，是朱葆三開始遨游商海的第一個驛站。初到上海的鄉下少年朱葆三，對上海的一切都感到是那樣的陌生和好奇。當學徒期間，機敏的朱葆三看到上海這個十里洋場，華洋雜處，洋行勢力很大，倘若會幾句“洋涇浜”式的英語，與洋人做買賣肯定會大有益處。于是，他以工資作學費，向人習學英語，白天在店堂勤懇工作，晚上抽閑刻苦自學。

除了學習英語外，朱葆三還攻讀語文、珠算、記賬、商業尺牘等有關商業知識。他求知若渴，好學不倦，得到了店主的贊賞，夸他“勤敏樸誠，殊于常兒”。

后來，“協記”五金店總帳房去世，店主和經理破格決定，讓年僅17歲的朱葆三担任總帳房和營業主任。三年后，店經理病故，深得店主青睞的朱葆三繼任經理。在短短7年中，一個學徒被提拔為總帳房、營業主任仍至經理，雖然是店主對他的賞識，但不可否認，也與他平日勤奮工作、生活節儉、刻苦學習和掌握經營管理知識密切關聯。

在掌管“協記”期間，朱葆三敬業勤業，盈利可觀，分得了不少紅利和額外酬金。不久，“協記”因店主去世而關門歇業。1878年，朱葆三用自己積攢的錢做資本，在上海新開河地區開設了專營五金的“慎裕五金店”。

至此，朱葆三從學徒一躍成為店主，30歲就躋身于上海五金行業資本家的行列，這在當時純屬鮮見，也是他人生道路上重大轉折點。

經營一個“慎裕”，對于朱葆三說來駕輕就熟，憑籍在“協記”經營時獨擋一面的業務管理經驗，很快使“慎裕”的生意駛入興旺發達的軌道。

在早期經營中，朱葆三就注意物色卓然超群的人才。“慎裕”掛牌不久，他聞悉顧晴川精通帳務，德才兼備，馬上通過熟人禮聘他為“慎裕”總帳房，掌管全店帳務，此后，店里銀錢進出從無差錯。把牢了財務關，使朱葆三的精力都集中在經商上。知人善任，把能人集合在自己的門下，使他們充分發揮自身的潛能，而立之年的朱葆三已經意識到這一點。

“慎裕”的生意十分興隆，但朱葆三并不滿足于眼前的小康經營，小富即安。他領悟到要在十里洋場、強手如林的大上海站穩腳跟并把事業做大，光埋頭自已的小圈子是不行的，必須編織一張有利于經商發展的關系網。

朱葆三首先把突破點選擇在結交那些經營有方且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士。清末上海著名企業家葉澄衷是朱葆三結交的一個摯友。此人系寧波鎮海同鄉，14歲到上海，后在一次偶然的機會結識了美孚洋行“大班”，從此平步青云，開設老順記五金店，經銷美孚汽油，從中積累了巨額資本。葉澄衷比朱葆三大8歲，“老順記”開業比“慎裕”早16年。與葉交往中，朱葆三從他的發跡軌道中獲得了啟迪。

在葉的勸告和支持下，朱葆三將“慎裕”從新開河遷移到商業鬧市區四馬路（今福州路）13號，這所大廈是葉所置地產之一。新“慎裕”的氣派和規模頓顯改觀，朱葆三的身份和名望也隨之攀升。爾后朱葆三經營范圍逐步擴大，一躍成為申城巨賈顯貴，其崛起的過程與葉澄衷極為相似。

朱葆三另一位莫逆之交是袁樹勛，此人系湖南湘潭人，曾在上海縣署中任主薄。二十世紀初，袁樹勛在政界步步高升，先后出任蘇松太道、江蘇按察使、順天府尹、民政部左侍郎、山東巡撫、兩廣總督。袁任蘇松太道時，朱葆三忍痛割愛，將手下得力的財務總管顧晴川推薦給他，担任道臺衙門的會計員兼銀庫出納。朱葆三的這一著妙棋，讓他后來獲得一筆普通商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收益。當時，蘇松太道經手庚子賠款，款項由各通商口岸海關關稅等收入作担保。朱葆三通過袁樹勛身邊的顧晴川，經手這筆在交付給上海口岸海關之前先由上海道庫暫行保管的巨額賠款，拆放到上海錢莊里去生息。袁上繳的利息以一般官利計算，而按行市計，錢莊的利息一般都高于官利。中間的差額則歸于袁時勛、顧晴川和朱葆三，與此同時，朱葆三開設的“慎裕”也就成為當時上海眾多錢莊要求拆款追逐的熱點。每天清晨，地處福州路的“慎裕”二樓會客室高朋滿座，那些錢莊“阿大先生”（經理）競相等候朱葆三拆放頭寸，“慎裕”由此成了當時掌握上海各錢莊拆放權的“領頭羊”。

朱葆三長袖善舞，既與袁樹勛、顧晴川共享其中的巨額經濟利益，又提高了自己在工商界和金融界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各銀號和錢莊利用這筆公款經營存放業務，推動了上海金融市場的運轉、流通和調劑、促進了上海工商業的發展。

朱葆三善于協調各方面的關系，廣泛結交各界人士，在清朝官府、外國領事乃至革命黨人中間均有他的朋友。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的上海灘尤其重要，使朱葆三在各種危難情況下能左右逢源，化險為夷，為自身的經商事業發展創造了得天獨厚的優勢。

隨著朱葆三在上海金融界和工商界的名望和地位日趨上升，申城不少中外老板紛紛向他靠拢，都想“背靠大樹好乘涼”。英商平和洋行就是一例。

該洋行是上海開埠后最早開設的外國洋行之一，總行在上海，天津、漢口設有分行。平和洋行的大班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這個大班為了利用朱葆三與上海道袁樹勛的交情以及他在上海金融工商界的地位，聘請朱葆三担任買辦。朱葆三應允了，明知洋行想利用他，但他也想利用洋行，因為清末買辦是受到列強庇護的，有時還可以分享領事裁判權。

事業處于如日中天的朱葆三，此時已年過半百了，但他仍然不減當年勇，他開始摩挲著歲月的遺痕，品味著沉淀的往事，梳理著濺顯清晰的思路。于是，他以過人的膽識和魄力，醞釀一張更大規模的發展宏圖。他的視線穿過申城，掃向定海、舟山、漢口、廣州……甚至越洋過海，落在異國的土地上。朱葆三接二連三地甩出了大手筆：

——陸續投資或參股創辦金融業，諸如中國通商銀行、浙江實業銀行、浙江興業銀行、四明銀行、中華銀行、江南銀行，還有華安保險公司、華興水火保險公司、華成保險公司、華安合群人壽保險公司等；

——發展交通運輸業，如寧紹輪船公司、長和輪船公司、永利輪船公司、永安輪船公司、舟山輪船公司、大達輪埠公司以及法商東方航業公司等；

——發展公用事業，開設上海華商電車公司、定海電器公司、舟山電燈公司、上海內地自來水廠、漢口自來水公司、廣東自來水廠等；

——建造工礦企業，有上海絹絲廠、上海華商水泥公司、柳江煤礦公司、長興煤礦公司、大有榨油廠、海州贛豐餅油廠、龍華造紙廠、日華絹絲廠、上海第一呢絨廠、中興面粉廠、立大面粉廠、和興鐵廠、寧波和豐紗廠以及馬來亞吉邦橡膠公司等；

朱葆三的資產如滾雪球越滾越大，躋身于上海為數不多的巨商行列，在當時上海商界已成為舉足輕重的角色。上海各國領事以戰勝國自居，盛氣凌人，惟獨對朱葆三優禮有加。寧波籍買辦多半出于他的引薦，在同鄉中他被稱作“買辦中的買辦”。更多的民族資本企業則借重他的聲望招徠資本，擴大影響。例如，劉鴻生創辦的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聘請朱葆三出任董事長；上海南洋兄弟煙草股份有限公司擴大改組招收外股，聘請朱葆三為發起人；設在杭州的中華民國浙江銀行特任命朱葆三為總經理……

朱葆三在經濟實力充裕后，積極參與各種社會和政治活動。1911年，中國腐朽沒落的封建統治已步入風燭殘年，推翻清王朝已成為民心所向，眾望所歸。辛亥革命風起云涌，如為如荼。在這場革命大潮中，朱葆三經受了“血與火”的洗禮。

1911年(農歷辛亥年)10月10日，孫中山領導的湖北武昌起義爆發。11月3日，清政府南京督署電示上海道臺：“上海革命起事，商團盡叛，已分南京、松江兩地進兵。無論革命黨、商團，擒獲者，全數正法”。朱葆三從上海道臺劉燕翼處獲悉這個消息后，立即潛往商團司令部密告李平書，隨后偕同劉燕翼、上海知縣田寶榮一起越墻逃往租界洋務局避難。城內文武官吏頓時群龍無首，紛紛出逃。商團火燒道、縣衙署、各城樓先后懸掛白旗和革命旗，城門由起義軍把守，大街小巷貼著起義軍告示。上海城未經戰斗即被商團占領，宣告光復。

上海光復不久，年逾花甲的朱葆三出任上海都督府財政總長。那時，滬上商業凋敝，金融動蕩，而戰事頻頻，各省援鄂、攻徐、援皖、攻魯以及北伐諸軍都取道上海，軍費開支甚大，“大至一師一旅之經營、小至一宿一餐之供給，莫不于滬軍是責”。朱葆三上任之后，“兢兢業業，夙夜旁皇，力效馳驅，勉盡天職”。

1911年11月，上海軍政當局擬提用存于上海各錢莊的道庫存款以應急需，但各國領事以未承認革命政府為借口橫加阻撓，后經多方磋商，終由朱葆三出面具函簽發收據核收，朱葆三以一言九鼎的信譽，才解決莊款問題。當時劉燕翼一走了事，所以流傳有“上海道臺一顆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之說。12月，中華銀行成立，朱葆三出任董事部董事，為供給上海軍政費用，他以軍用鈔票抵押，向外商、錢莊以及工商各界借款，彌補了每月恒逾百萬的開支。

1912年12月20日《民立報》刊登國民黨上海分部的職員表，朱葆三名在其中，担任重要職務，由此可見，他在辛亥革命上海地區的活動中是積極的有功的。是年，朱葆三64歲。

晚年的朱葆三致力于社會公益事業，先后創辦和投資的社會福利事業有：中國紅十字會、華洋義賑會、濟良所、廣義善堂、仁濟善堂、惠眾善堂、四明公所、定海會館、四明醫院、吳淞防疫醫院、上海公立醫院、上海孤兒院、新普益堂、普益習藝所、婦孺救濟會、同義慈善會、聯義慈善會、貧民平糶局、上海時疫醫院等。他還創辦了同濟醫工學校、定海公學、尚義學校、寧波益智學校等教育事業。

1926年夏，上海時疫流行，朱葆三創辦于大世界附近的時疫醫院病人驟增，經費短缺，為此他冒暑前往察看，順道勸募捐款。終因伏暑積食，年老氣血兩虧，一病不起，隨后從定海鄉幫傳來其胞弟朱捷三去世的噩耗，悲痛不能自制，于9月2日在上海西門外斜橋寓所與世長辭，享年79歲。

為表彰朱葆三在社會公益和市政建設上的功績，上海法租界當局特意將租界內的一條馬路命名為“朱葆三路”（今溪口路），這是上海有史以來以中國人的名字命名的第一條馬路。朱葆三只不過是眾多寧波商人的一個縮影，從他的身上，可以窺見寧波商幫的勢力和影響。

網載 2012-08-14 19:2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