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花間一壺酒》王國維：別讓書生搞政治

簡體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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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國維：別讓書生搞政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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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住得近了，搬到清華南邊的藍旗營，有門可通其內，身體“亞健康”，我開始強迫自己，像溜狗一樣，每天早上，牽著自己到清華園里遛一圈。除了溜腿，也溜腦筋。所謂“溜腦筋”，就是散步散到“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前，搖頭晃腦念一陣再背一陣，檢驗自己的記憶力。這是常常讓我想起王國維先生的地方。
　　他的墓，我也去過，在西山腳下的福田公墓，不是孑然獨處，而是和其他普通人，站一橫排，向右看齊，旁邊有個漂亮女孩作伴。
　　還有一個讓我想起他的地方是飯館。如今的飯館，幾乎家家都有一道由玻璃水箱組成的短墻，里面是魚鱉蝦蟹，生猛水族。它們在晶瑩閃亮的水箱中搖頭擺尾，上下游動，讓人分享其樂。等菜的時候，我老拿眼瞅它們，瞪著瞪著，就會想起一句話：“只欠一死”。
　　這些都是身不由己的聯想，和我對先生的敬意毫無關系。
　　有人回憶，1927年6月2日（陰歷端午前二日），有一長辮先生，在頤和園魚藻軒，臨流獨立，盡紙煙一枝，效屈子自沉，留下遺書一紙，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這就是學林共仰，我也佩服的“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
　　過去，我到魚藻軒憑吊，曾驚訝湖水之淺，淺到什么程度？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那是只有腳脖子深。小時候，我常在那兒劃船游泳，這是昆明湖中最淺的地方。這怎么會淹死人呢？是不是當年的水比現在深？我也納悶過。但答案是否定的。我從前人的回憶琢磨，他老人家是赴死心切，不知深淺，竟從臨水的高臺直接往下跳，而且是以頭入水，扎在泥中，可惜了。我猜，嗆水之前，他就已經摔死了。
　　從照片上看王先生，我并不覺得可親，甚至覺得可畏，讓我有難以接近的感覺。但讀其書，我非常佩服，想了解他，也想理解他，覺得離我并不遠。
　　王國維先生生于1877年，死時只有51歲，是謂“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是宋以來殉節者的慣用語，如宋謝枋得遺書云“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續資治通鑒》卷一八七）。“經此世變”，蓋指他奉旨進京，先見溥儀出宮，后逢南軍北上。“義無再辱”，則典出李陵謝漢使之召。史載李陵被俘，武帝族其全家，使陵絕望于漢終不歸。及昭帝即位，漢使召陵歸漢，說你的老朋友當了大官，“來歸故鄉，無憂富貴”，等于給他平反昭雪，把他的“漢奸”帽子給摘掉了。可李陵太倔，竟說：“丈夫不能再辱”（《漢書。李陵傳》）。他心里的道德標準，那是大丈夫不能叛變，更不能反覆叛變。昔我降胡，已是奇恥大辱，今再歸漢，則更填一辱。四句話連一塊讀，總之是個“死”字。王氏“一辱”在辛亥（1911年），“再辱”在丁卯（1927年），而不一定是家里鬧的。后者即便有，也頂多是誘因或催化劑。我的理解是這樣。
　　在關于王國維死因的各種推測中，除政治原因和精神苦悶，也有強調“長子之喪，摯友之絕”。臺灣出過《王國維之死》，羅列眾說，始終沒有考清楚。而諸說之中，當以“羅振玉逼債”說最難置信。然而無獨有偶，學術界卻至今還在流傳羅振玉剽竊王國維作《殷墟書契考釋》的謠言。加之王體弱多病、木訥寡言，予人以“老實可欺”之相，更引人同情。他死后的評價多是理想之辭（比如陳寅恪先生的碑銘）。郭沫若“抑羅揚王”，一心想把學問很大的王國維和思想反動又是漢奸的羅振玉劃分開來（《魯迅與王國維》），其實辦不到。我們應該劃分的倒是同一個人的政治與學術，對羅對王都是如此，對所有歷史人物都如此。不以人廢言，也不以言廢人。
　　王國維和羅振玉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雙星。羅長于王，是研究本世紀“五大發現”的先驅。“五大發現”，包括殷墟甲骨、西域簡牘、敦煌卷軸、大庫檔案和外族遺文，今多去后兩項不數，稱為“三大發現”。王走上學術之路是受羅氏誘掖獎進，做學問的一切條件，錢、書、材料和訓練，都是仰仗于羅。學界把這個學派叫“羅王之學”是很恰當的。
　　研究王國維的治學經歷，我們不難發現，它是以甲午、辛亥分為前后三段（甲午是受外國刺激，辛亥是受革命刺激）。甲午（1894年）之前，1877－1893年（1－17歲），他博覽群書：好《史》、《漢》、《三國志》，厭《十三經注疏》，治舉子業，并不成功。甲午之后，1894－1910（18－34歲），他棄貼括不為，專治西學，先迷西洋哲學，后治詞曲說部。辛亥（1911年）之后，1911－1927年（35－51歲），他才“盡棄前學，專治經史，日讀注疏盡數卷，又旁治古文字聲韻之學”（羅振玉《觀堂集林》序），通過與羅共同整理出土材料，因而取得很大成就。這三個階段，除第一階段，后兩個階段，皆與羅分不開：不但學術上分不開，政治上也分不開。讀《儒林外史》，我們都知道，落第舉子，失意文人，其出路有三條，一是入幕，二是坐館，三是“自甘墮落”，泡戲院子玩女人，作詞曲，寫小說，占星煉丹，行醫賣卜，上山入伙、加入洋教，原來都是屬于“外史”。如果沒有這兩次滄桑之變，他是當不上那個“王徵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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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國維：別讓書生搞政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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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王的學術生涯中，辛亥革命是轉折點。辛亥革命前，他治西學，主要是想解決自己的人生苦惱（雖然，最初也有改革教育的目的），但他出哲學入文學，始終徘徊不定，“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懷疑將來選擇或在“二者之間”（《三十自序》二）。辛亥革命后，王盡棄前學，改治國學，折衷感情與理智，最后歸宿是史學。他治國學，是此年隨羅振玉東渡才開始，和郭沫若一樣，也是蟄居日本，才學問大進。這種選擇與遺老派“拒食周粟”的態度和他們在政治上的無所作為有關。沈曾植曾跟他開玩笑，說“君為學，乃善自命題。何不多命數題，為我輩遣日之資乎”（見王國維《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自序》一文的回憶），可見他是“無聊才讀書”。
　　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做官干政、急于用世的習慣（有人叫“担當”，我看是“惡習”，李敖叫“拙于謀生，急于用世”）。楊樹達先生曾檢討這一問題。他說：“余性不喜政治。中年涉世，見純潔士人一涉宦途，便腐壞墮落，不可救藥；遂畏政治如蛇蝎。由今日觀之，人在社會，絕不能與政治絕緣。余往日所見，實為錯誤。至仕途腐爛，在國民黨及軍閥之政權時如此，非所語于今日人民政府之時代也。”（《積微翁回憶錄自序》）。我覺得他的檢討可能過了點，因為這樣的“惡習”不惟是幾千年的“惡習”，就是1949年之后，也還是讀書人的“惡習”，不是全部，但也絕不是一兩個人，比如50年代的前輩，他們就特別容易“上鉤”。其實，人對政治關心不關心，那是個人的選擇，問題在政治本身怎么樣，贊成、反對和棄權都是政治表態，全看你的立場和能力。王國維對政治的參與雖不及羅振玉，但他并非一心讀書的遁世之人。他不喜歡當時的“世變”，但他應感謝這個“世變”，因為它絕了讀書人向上爬的路子，讓他們想關心也關心不了。沒有這種沖擊，吳敬梓嘲諷的問題就得不到解決，王國維就不會拿16年治西學，也不會拿16年治國學。王治國學，從表面看，似與西學無關，前后判若二人。但我一直說，“國學”就是“國將不國”之學，如果不是中國出了問題，如果不是同“西學”刻意對比，本來是沒有什么“國學”的。王國維治國學，時間很短（連學帶干才16年），但成績很大，這并不是因為他的國學底子比別人厚（當時這樣的人很多），而是因為兩條，一是他西學訓練好，有貫通文、史、哲的人生體驗，“識”比別人高；二是他在羅氏身邊，于新出材料有近水樓臺之便，與歐洲和日本的學者有廣泛交流，“見”也比別人廣。王國維主張“學無古今中外”（《國學叢刊》序）。他所治“國學”，不但是“不古不今之學”（陳寅恪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作《審查報告二》曾以此自況），也是“不中不西之學”。吳宓說王氏之學“冠絕一世”，“發前人之所未發”，乃得益于西學（《空軒詩話》），這是很有見地的。
　　王國維是反對革命、絕望政治才死心塌地做學問。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他不以“天下為己任”，而以“文化為己任”，好像古代失其官守、抱器而逃的史官，對保存和延續文化有功。這種“文化保守主義”雖然碰巧同西方知識分子的“現代化”合了拍，但卻不是明識時務，自覺自愿，而是情不得已，充滿痛苦。如果我們說，當時的知識分子，都該向他們學習，置民水火于不顧，那不僅是沒有良心，而且是絕對昏聵（“何不食肉糜”）。我們尊敬“大師”，但不必美化“大師”，更不必用西方知識分子的“可憐下場”安慰自己，賦予“大師”太多“學問”之外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的“偉大意義”（對陳寅恪我也抱如是觀）。
　　王國維的后半生，著作數量不多，主要都收于1923年他自選的《觀堂集林》一書。趙萬里說：“先生之輯《集林》也，去取至嚴，凡一切酬應之作，及少作之無關宏旨者，悉淘去不存”（《王靜安先生年譜》）。可見是代表作。《集林》以外的古史論著雖然還有（如《史籀》、《急就》、《蒼頡》之書，兩種《金文著錄表》、《紀年》研究和《古史新證》等），但其思路、觀點和研究范圍皆體現于此。印行《集林》的蔣汝藻說，此書“才厚數寸，在近世諸家中著書不為多，然新得之多未有如君書者也”（蔣氏作《觀堂集林》序）。
　　讀《觀堂集林》，我們可以看出，王氏研究古史，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殷墟卜辭；（2）兩周金文；（3）戰國文字；（4）西域漢簡；（5）漢魏石經；（6）敦煌文書；（7）銅器定名；（8）三代地理；（9）殷周禮制；（10）古文源流；（11）字書韻書；（12）版本校勘；（13）西北史地。平均計算，等于每年都開辟一個領域（王有不斷變換題目的習慣）。這些研究，是一種介于宋、清金石學與外來考古學之間的東西。王國維的“二重史證”其實不是來自西方考古學（西方考古學與文獻歷史學是兩門學問），而是來自宋代“考古學”（它是銘刻學與文獻學相結合的史學研究），但他的研究還是直接影響到后來的考古學（臺灣中研院一直是把考古置于史語所，大陸的考古原來也是設于歷史系）。王治甲骨是從幫助羅振玉校寫《殷墟書契考釋》入門。此書原稿于1951年由羅氏后人售于陳夢家。陳在《殷墟卜辭綜述》58－61頁對稿本原貌有說明，可以證明“剽竊說”是無稽之談。王氏追隨羅氏，貢獻主要是用殷墟卜辭印證《史記。殷本紀》（《殷墟卜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從而鼓舞了前中研院史語所1928－1937年的殷墟發掘，證實了殷商在歷史上的真實存在。王國維治金文，也是利用羅氏所藏，除銘文考釋，所作《宋代金文著錄表》、《國朝金文著錄表》和《兩周金文韻讀》，都是重要工具書。他在這一方面貢獻很多，但有些說法，如“四分月相”說（《生霸死霸考》）和“王號（西周早中期的）生稱”說（《遹敦跋》），在學界還有不同看法。這兩種說法對研究西周銅器斷代影響很大，我個人認為都有問題。戰國文字，當時出土資料有限，王氏所見無多（只是根據戰國璽印），但他能提出像“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這樣偉大的假說，寥寥數語，對研究戰國文字、秦漢小學和漢魏的古文傳授，全是鑿破鴻蒙的東西，不但啟發了后來的戰國文字研究，也解決了經學史上的大問題，甚至對反省《古史辨》派的疑古運動都有重要參考價值。他的研究多屬陳寅恪所說“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但晚年致力西北史地，則屬陳氏所說“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還有他早年的文學研究，也是“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三者都是“足以轉移一時之風光，而示來者以軌則”的東西（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王國維是大家，“大家”的意思，不是字字句句顛撲不破，每篇文章都是“不刊之論”，而是把每個細小的問題都納入大的范圍來考慮，善于即小見大，它更關心的是問題的整體推進。除了從小到大，還要從大到小，特別是從大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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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國維：別讓書生搞政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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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國維是文藝批評家，也是古文字學家和歷史學家。但更重要的他是歷史學家。陳夢家先生曾說“要充分了解一個古字的意義必須先有充分的古代社會的知識”，“王氏很少為詮釋文字而詮釋”，他釋文字雖有“不少是懸空設想而不甚確實的推測”，釋對的文字，數量也不多，但所釋文字卻多是關鍵字，“要比孫（詒讓）、羅（振玉）所釋重要的多”（《殷墟卜辭綜述》61頁）。
　　現在我們的古文字研究，在細節上有不少可以超越王氏之處，但王氏的歷史眼光卻是學界所貧乏。針對于此，我想陳先生的話是應該引起我們注意的。
　　2003年3月10日改寫于北京藍旗營寓所「附記一」
　　此文原來的題目是作《我讀〈觀堂集林〉》，過于平板，現在改了一下。
　　「附記二」
　　中國學術界苦于大師不出久矣，就像孔夫子慨嘆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一樣。學者徒喚奈何，卻很少反省原因。原因何在？很簡單，主要是無大格局。有大格局，自然有大師。無大格局，自然無大師。而大格局者，只有社會劇變，思想風氣、學術范式隨之轉移的時代才會有。中國近代，民元、五四以后，新學勢如潮涌，舊學陣腳大亂，即使遺老遺少，也不能不受時代風氣感染（反對本身也是感染）。是時，一切要推倒重來，另起爐灶，即使駑鈍中才之人，預臨其事者，都是祖師爺，當然大師輩出。及新學立，各自分疆劃界，自立門戶，學者惟祖師爺是從，弟子各得其一體，猶如富家分產，日久必衰，雖聰明絕頂，也不過是添磚加瓦，增廣其事而已。大師之統還在，大師之體全無。大師是自然不會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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