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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天地玄黃》之七、胡風的回答——1948年9月（一)
 
葉圣陶
1948年9月日記（摘抄）12日腥期日）四時許，昌群來，談時事，談世界前途，昌群均有卓見。渠謂在南京可談者寥寥，亦無聊事。學術研究，于今日為之，不啻自我麻醉。六時許飲酒，酒后復談。14日（星期二）忽介泉來訪，為別十數年矣，大歡。留之小飲，暢談六小時。渠談鋒仍健，識見老到而現實。于教授之清苦，頗感憤慨。然謂窮教授亦唯有在北平乃有意義也。渠明日即返平，僅得一晤，未免嫌其不足。17日（星期五）今日為中秋，家中略有添菜，而余胃納不佳，所進不多。高祖文來，饋酒一瓶。夜間有月，不甚明澈。
18日（星期六）午后，偕伯祥子同至大新公司，觀敦煌畫展。……最感興趣者為“飛天”，全屬曲線，飛舞生動。觀者甚擠，不及細看。
22日（星期三）傍晚，至《觀察》社，應儲安平之招。……辰伯談北平搜捕學生情形，炯伯季龍謂于上海被拘學生，宜使少受冤屈。次及其他時事。聚餐而散。儲安平請客單印有三事，別開生面：一。客不多邀，以五六人為度。二、菜不多備，以夠吃力度。三、備煙不備酒。曾參觀其社友工作情形，十數人方將新出版之雜志插入封套，預備投郵。其出版日為星期六，而令日星期三已印就，定問者于星期五即可收到。又以紙版分寄臺灣北平兩地，因而該兩地與上海附近同樣，可于星期五閱讀。此君做事有效率，可佩。《觀察》銷數至六萬份，蓋為發行最多之一種周刊矣。
28日（星期二）托守憲買西文打字機一具，值六百八十金民我家園無所用之，藏之而已。自改用金圓以來，人家購積物資者甚眾。衣料之類，不論好壞，皆所欲購，至限制人購一件，店鋪于下午四五時即收歇。而菜館舞場之營業甚盛，蘇杭兩地，游人頗眾，皆以花錢得暫時之樂為歸。則皆改革幣制之影響也。其他牽涉工商業者，今固不甚明其底細，總之一切俱僵耳。
1948年9月門日午夜3時，近三個月來一直在趕寫《論現實主義的路》一書的胡風，終于寫完了最后一個字。——即使在這一刻，他也沒有想到今夕正是中秋之夜。他停筆默想了一會兒，又在書稿的扉頁上，寫下了兩段題詞：誰知道哪一方面有較平坦的山坡，可以不用
雙翼而攀登上去么？我跑到一個沼澤里面，蘆葦和污泥絆住我，
我跌倒了，我看見我的血在地上流成了一個湖。——但丁：《凈界》
以后，《論現實主義的路》一書初版時，胡風又選一幅墨西哥版畫《背菜的人》作封面。除注明他是寫在“上海蚓樓”里，胡風再沒有多寫一個字。
但在兩個多月以后，當胡風即將離開上海去香港，為這幾年所寫的雜文結成《為了明天》一書寫“前記”時，卻談到了這些年他時有“走在無物之陣里面”的感覺，時有要“掙脫出來”、“突圍出去”的沖動；但他“毫無怨言”，因為“并沒有忘記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古訓”，如果真沒遭到反感與反對，他還會覺得“空虛”。①文章談到了他的“自慰式的信仰”：他甚至感受到那“明天的太陽已經火球一樣地，放出萬道的彩色光帶高高地升到了地平線上面，連這個只能算是‘泥沼’的陰暗的角落都沐著了光照”，而他（及他的若干讀者和朋友證是要在“泥沼”里面“一顛一撲地向這就要成為今天了的明天走去”。他們想；“大海不擇細流”，“明天”該是屬于自己的吧。——但那“我的血在地上流成了一個湖”·167·的意象會不會又是一個不祥的預兆呢？
這一年，胡風的心緒顯得格外的焦躁。作為敏感而熱情的詩人，他整個的心為日益臨近的“明天”所吸引，一股大氣磅磅的詩情奔突著，激蕩著，凡欲沖決而出——直到新中國成立，寫出了《時間開始了》一組長詩，才算是得到了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淋漓盡致的發泄。而此刻——生活在1948年的現實時空中，胡風卻處處感到有一種他所不能把握的無形、有形的力量的糾纏，阻擋著他（及整個民族）通往“明天”之路。這自然只能喚起他的搏戰的激情：他決心要“為了明天”而拼一死戰，即使血流成湖也在所不惜！——1948年中秋之夜，支配著他的，恐怕就是這樣一種歷史的悲壯感。
這一年年初，胡風（和他的年輕朋友們）曾有過一次巨大的歡樂：因為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下冊幾經曲折而終于出版。胡風早在該書上冊出版時即已預言：“時間將會證明，《財主底兒女們》的出版是中國新文學史L一個重大的事件。”——胡風至死也沒有改變他的這一論斷，他堅持說：“即使到55年為止，路翎也是世界文學史上的作家”，風燭殘年的胡風甚至表示，“只要給我起碼的條件，我要為四個冤案用去生命”，曹雪芹、魯迅之外就是路翎。/2對于胡風，路翎以及他的《財主底兒女們》不僅僅是一個作家。一部作品，而是他作為一個理論家的追求，或者說是他對于“五四”新文學傳統的理解、把握的一種共同實踐，從而構成了他自己的文學生命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胡鳳曾這樣對他的朋友們說：“別人都說路翎的文藝創作，受我的文藝理論的影響，豈不知我的文藝理論，正有不少地方受路詡文藝創作的影響呢，正是從他的創作中，形成了我的一些理論觀點。”③據路翎回憶，胡風也對他說過類似的話：“他認為，我贊成他的理論；而他，在遇到我（而我一直在努力從事創作）之后，就找到了創作實踐上的依據，我也支持了他。”④而支持他們（胡風與路翎）共同創造的，正是“五四”新文學的傳統。路翎在創作《財主底兒女們》第一稿（當時尚取名為《財主底兒子》）時，即在給胡風的信中表示支持胡風《論民族形式問題》的觀點，認為：“對于五四傳統和現實主義底肯定，對于民間形式底拜物情緒的批判，這是絕對需要的。”/5胡風在與路翎討論《財主底兒女們》等創作時，也多次談到：“‘五四’以來，左聯以來，現實主義傳統的新文學歷經滄桑”，“是到了應該結出更多的果實來的時候了”。/6/在胡風看來，《財主底兒女們》就是這期待已久、終于結出的“果實”；而對于胡風，“五四”早已成為他的生命的一個基本“情結”，這樣，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的出版，引起異乎尋常的強烈反應，就是不難理解的了。而胡風對《財主底兒女們》的評價，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視為他對“五四”新文學傳統及今天應有的發展的一種理解與追求。人們于是注意到胡風強調了《財主底兒女們》徹底的反封建的主題；強調了路翎小說體現的魯迅所開創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以及路翎“學習世界文學的戰斗經驗”的自覺性。所著意突出的正是路翎創作所體現的“五四”新文學對于傳統文學所進行的變革，由此產生的文學的新質（特異性）。而在私下的談話·
169·中，胡風則對這部極富創造性的小說的命運，表示了極大的憂慮。據路翎回憶，他最初看到這部作品時，“帶著沉重的緩慢，憂愁似地沉默了一下”，一兩個月以后，才說道：“這是一場沉重的戰爭，意識形態的和文學形象的戰爭。”以后，他又這樣解釋說：這部小說提出了“美學上的新課題”，“提出了當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內容與精神動向問題，對于一般讀者以及習慣于比較簡單地看事物的人們，會認為是描寫復雜了”，甚至是對中國民族精神的挑戰。胡風警告說，我們民族過于“崇尚理智、冷靜”，“不重視這種心理描寫與內心劇烈糾葛的揭露，不重視這種狂熱熱情”的描寫，會“說你買大餅給老虎吃，擾亂了民族精神”，“人是不可以做特異的行動的”。/7/胡風說這番話時，大概是想起了當年魯迅筆下的狂人的，但他也正是從這里看到了魯迅“改造國民性”（也即向傳統大膽挑戰）的精神得到了歷史的傳承，而感到欣慰的吧。/8/
可以說，胡風是以他所理解的“五四”話語對路翎的創作進行了一次極富時代性與現實性，也極有他個人特色的闡釋。這當然不是唯一的。其實胡風早就當面對路翎表示，希望“不要弄成你的作品是我的理論的什么‘體現”’/9/。而且也有胡風與路翎的共同朋友提出過不同的看法：“我讀《羅大斗的一生》時覺得，它當然是現實主義的，但是是不是也帶有表現主義的傾向呢？”胡風當然不同意這種分析，但他并沒有否認另一種分析的可能性。/10/因此今天的研究者注意到胡風的闡釋與路翎自己的分析的差異，就是格外有意義的。路翎在《饑餓的郭素娥》序言里談到：“我也許迷惑于強悍，蒙住了古國的根本的一面，像在魯迅先生的作品里所顯現的。我只是竭力擾動，想在作品里‘革’生活的‘命’。事實并不如此——‘郭素娥’會沉下去，暫時又轉成賣淫的麻木、自私的昏倦。”研究者由此而認為，“對強悍的迷惑，對原始強力的仰仗，實際導源于對現實和人生的絕望”，“我們可以尋覓到支撐作者生命和寫作的根本取向：悲劇性的人生理念和自蹈死地的殉道者”，“這是掩藏在社會批判、歌頌理想等外部形態下面的真實的路翎”：路翎比之他的“友人和導師”胡風是更為悲觀、絕望的。/11/研究者進而發現了路翎與魯迅，《財主底兒女們》與《野草》的相通，“在無意識中對現實主義進行了超越”。/12/這當然也不是最終的闡釋——看來，路翎和他的《財主底兒女們》也是讀（闡釋）不盡的。
還應該談及的是，小說出版的當時——在1948年的中國讀書界所引起的反響。1981年《讀書》發表了一篇讀者來稿，對路翎這位“熟悉的陌生人”致以遲來的“問候”。文章回憶說，1948年的上海，“一部分青年沉溺于‘百樂門’的舞曲，流連在徐計、無名氏的小說情節，熱衷于《晶報》、《羅賓漢》等黃色小報”，但也還有相當一部分青年不甘淪落，處于“迷茫、煩惱而有所冀求”的饑渴之中，“我們讀到了兩本書：一部是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一部就是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我們幾乎是懷著圣徒般的虔誠，一下子拜倒在約翰·克利斯朵夫和蔣純祖這兩個光輝形象的腳下。”蔣純祖“以其更加具體。親切而毫不矯情的音容笑貌，喚醒我們的自覺，使我們引為知己。他那坎坷的道路。痛苦的異化過程、對于庸俗市儈主義的鄙棄和不屈于邪惡勢力迫害的正直與堅毅，在那個時候，具有特別的昭示作用，使我們敢于否定自己而求取新的精神的解脫”，我們幾十個同學先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確定了我們此后一生的新起點”。/13/盡管這是事后的追憶，卻也反映了路翎小說在國統區的巨大影響；但對路翎本人，卻是禍、福難定：他至少因此而難逃“爭奪青年”的罪名。
于是，路翎的小說被批判，就這樣因為它的異質性。挑戰性，因為它的影響巨大，而在1948年的中國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宿命”。應該說路翎本人，以及胡風，都是有思想準備的。/14/但由權威理論家出面，在《大眾文藝叢刊》上的“批判”仍引起了憤怒。胡風當然明白，批判路翎只是一個由頭，矛頭是對著自己來的，他也因此而感到痛苦：即使有“罪”也應一人承担，為什么總要連累這些很有才華的、急需保護的年輕人呢？他決定自己出面答辯（在此之前，路翎已在《泥士》上以“余林”的筆名寫了反駁文章），有些話也可以說得更清楚些，以免發生誤會。——他竭力想使自己平和些：他實在不愿意在“明天”即將來臨之際，和這些“朋友”論戰。但一提起筆，胡風就立刻進人“狀態”，他強烈地感到自己的“異端”性，處于“四面包圍”之中，——朋友們至今還記得當年那“在屋內急步走動、目光炯炯的、渾身冒火的胡風”/15/，他說他“時常有一種沖鋒的感情”，于是，他的湖北口音很響地在他家樓上滾動了：“沖擊···、…我們是他們的異端，要從這開辟革命文學的道路，從荊棘中踏過去廠’/16/……正像詩人綠原所說的那樣，“那時瀕于崩潰而趨于瘋狂的國統區，真不啻一座失火的森林：濟慈的夜鶯和雪萊的云雀早已飛走了，也見不到布萊克的虎和里爾克的豹，只剩下‘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嚎叫，慘傷里夾雜著憤怒和悲哀”’/17/
這是一次名副其實的“突圍”，而且又是“四面出擊”：在第一章“從實際出發”即對抗戰十年文藝思想發展道路的歷史回顧與現狀分析中，胡風明確指出，以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為標志的“含有偉大的革命意義的思想再出發運動”，要求展開全面的思想斗爭。這首先是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法西斯文藝”的斗爭，其在文學L的表現包括宣揚“忠君愛國的封建道德”、“間諜加色情的墮落趣味”，“利用社會關系的日常生活化這個特點，完全離開了戰爭，鼓勵那些從腐爛的社會生活產生的封建的抒情主義”和“有毒的人情主義”，等等。其次是要反對“帶著進步的色彩但基本上是反現實主義的文藝現象”，例如“有的對黑暗現實不滿，卻顧影自憐地摸托這自己的憂郁；有的諷刺丑惡的社會，但卻發出了輕松的笑聲”，“最走紅的是那些既不脫離戰爭而又迷人的、在風沙的戰場上的桃色新聞”，等等，在胡風看來，這都是“客觀上卻又客串地替法西斯文藝底政治目的服了務”。其三，必須對“現實主義自己陣營里面的兩個堅強的偏向”即“主觀公式主義和客觀主義”展開無情的批判，“這個批判正是文藝思想斗爭底主要環節”，它們“在本質上”也是“反現實主義”的。如果說胡風這里僅是一種理論上的概括，在他的一些年輕朋友主持下的刊物上，這種對形形色色的“反現實主義”的“反動”文藝的批判，就進行得如火如茶，極有聲勢。在1946年創刊的《呼吸》里，年輕的編者即已宣告，他們所要進行的是“無情的文化批判”，據說“一個軍隊是不但要不斷地去打擊他當面的敵人”，而且要“清算似是而非的參謀部，清算似己而敵的戰列部隊、戰斗人員，清算自己一次，再清算自己一次”；他們并不諱言“偏激”，甚至以此為豪，自認為是一群“定了方向，醉于理想，緊抱集體，熱愛智慧與真理底光輝的人；偏激，不過是愛得過分，愛得認真”。他們也正是以這種認真、偏激的態度，猛烈批評了以沙汀《困獸記》為代表的“客觀主義”與以臧克家《感情的野馬》為代表的“所謂‘革命浪漫主義”’。“1947年創刊的《泥土》更是展開了全方位的出擊，其鋒芒所及，計有：被稱為“文藝騙子”的沈從文和他的“小嘍羅”袁可嘉、鄭敏“之流”；被斥為“穿厭了都市底泊來底各種濃裝艷服的小市民，換上鄉村底土頭土腦的裝束”的馬凡陀（袁水拍）；被看作是“傀儡戲和春宮圖的展覽”的陳白塵的《升官圖》；被視為“一條毒蛇，一只騷狐，加一只癲皮狗”的姚雪垠；以及具有“市儈主義作風”的李健吾、“才子神童”吳祖光等等。/19/也許是為了激怒對手，或者為了表示鄙視，每寫一文，必著意選用大量粗俗、粗暴的罵語。比較注重理論上的駁難的是創刊于1948年的《螞蟻小集》，先后發表了《對于大眾化的理解》（冰菱即路翎作，2期）、《略論普及與提高》（懷潮，3期）。《論藝術與政治》（懷潮，4期）等文，對《大眾文藝叢刊》的文章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論戰（路翎還以余林的筆名在《泥士》上發表了《論文藝創作的幾個基本問題》）。《螞蟻》還載文批評茅盾的《腐蝕》，指其“創作方法的血肉的存在上，卻仍然負担著資產階級沒落文學的陳腐的包袱”/20/，言詞也十分尖銳。《呼吸》、《泥土》。《螞蟻》的上述文章，都引起了爆炸性的反響o，一些文藝領導者也著文指責其不利于“統一戰線”的建立，表示“斷然不能容許把思想斗爭引導到無原則的喧罵上去”/22/，郭沫若甚至將其打人“托派的文藝”批評，宣布“應予消滅”/23/這又反過來使那些本來就在四處“尋仇”、以“敢于承認我們是他們的敵人”自詡的年輕人/24/更加興奮，也更加激烈。他們尤其不能容忍對方動輒指責自己在“拉宗派”，但人們仍然把一些與胡風有來往的年輕作者在其他報刊L發表批評文章（例如耿庸對唐強、日本對巴金的言詞激烈的批評）也都看作是“胡風派”所為，這又引發出更為強烈的反應與沖突。/25/但“胡風派（小集團廣的惡溢卻就此而緊緊追隨著胡風和他的朋友，直到最后被“一網打盡”。胡風晚年談到這些爭論時，曾以總結經驗的口氣，談到年輕人的“過激文字，往往產生了不利于團結的影響”，“這些過激的情緒也表露在私人的信件中，到了1955年，一起拿了出來，就成了激起群眾憤怒的材料”。/26/
今天人們反觀40年代末的這些“混戰”，確實會有很多感慨。說“混戰”并非否認論戰的意義（我們將在下文作詳盡討論），其中確實有許多真知灼見；但人們卻注意到當年（194年）所不可能認識的另一面：論戰雙方在“勢不兩立”的同時，存在著也許是更為根本的一致與相通。例如，將“開展無情的思想斗爭”作為發展文藝的中心環節的戰略選擇，把“斗爭”絕對化、以至神圣化的觀念，將復雜的文藝問題、知識分子的道路選擇問題，簡化為“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模式（如“人民”與“反人民”，“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的直線化思維方式，以及“四面是敵”的“被圍”心態，/27/對于“論戰（批判X’的偏嗜，“八方出擊”的迎戰沖動，將“矛盾、沖突”審美化的傾向，以至對“戰爭”語匯舊然也連同著戰爭思維）、強暴的語言方式的醉心，/28/等等，都是驚人的相似，并構成了形成于那個激烈搏斗的戰爭年代的“革命話語”的基本特征。在這個意義上，論戰雙方都自命為“革命作家”與“革命者”，這都是有充分理由的。他們之間的論戰也就帶有極大的“內部”性質，盡管最后的解決方式是‘非內部”的。而對胡風來說，這樣的以“斗爭”為中心的革命話語是“五四”激進主義話語的一個自然發展，或者說，他所堅持并保衛的“五四”話語帶有濃厚的激進主義色彩，與前述朱自清們的帶有更多的自由主義色彩的“五四”話語雖也有相通之處，但差別更是明顯的。/29/
而胡風和他的年輕朋友們現在所要自覺捍衛的，正是“五四”傳統。胡風在《論現實主義的路》里即非常明確地把問題歸結為“對于國際文藝傳統（高爾基的道路）和中國革命文藝傳統（魯迅的道路〕的堅持和號召”/30/；路翎在反駁《大眾文藝叢刊》的“批判”時，也是尖銳地指責對方“取消了五四以來的斗爭傳統”/31/。而他們所急于捍衛的“五四”傳統，又是有著具體的歷史內容的。這首先是“反封建”的傳統。針對在民族斗爭中以民族解放的要求代替與取消爭取社會解放的斗爭的傾向，胡風強調，“并不是反帝反封建的斗爭現在僅剩下了反帝，而是以反帝來規定并保證反封建”，因此，他一再提醒人們要警惕在“愛國主義”旗幟下掩蓋著的封建主義的陰魂/32/，這警告自然是十分重要的。而在1948年的這場論爭中，“個性解放”的問題也許是更加引人注目的。爭論的焦點是，在當時及以后的中國，“五四”所提出的“個性解放”問題還有沒有意義與價值？胡風和他的朋友們認為，如果因為資產階級主張個性解放，就自動放棄了這一口號，那就會導致對實際存在的封建主義的投降；因此他們提出：要“把反封建的任務從資產階級底手中奪取過來而完成它”，更高地張揚起“人民解放，土地解放，個性解放”的旗幟。/33/在他們看來，“群眾底存在，個人底覺醒，兩者并非宿命地違反的敵對的”，“人必須理解自己的‘價值’，發揮自己的‘力量’，從而服從群眾的利益，堅定群眾的立場”；/34/“集體的英雄主義”不僅要“尊重著大眾底利益，服從著集體底命令”，更要“保留了自己底能動作用，和必須掌握著自己底戰斗性能”。/35/胡風和他的朋友并不反對。毋寧說是擁護“戰斗的集體主義”的，他們只有一點保留：不能把其理解為個體對群體的無條件地服從與絕對的犧牲：他們敏銳地從這樣的要求中嗅到了封建專制主義的氣息。因此，他們提出了要與“無形的封建的·
177·中國斗爭”的命題/36/，并堅持：只有與“封建主義底各種各樣的根須肉搏接戰”，才能真正通向“明天”。/37/——“與無形的封建的中國斗爭”的命題是有待展開的；在其現實的歷史的充分展現之前，胡風和他的朋友即已敏銳地抓住并提出，這是令人贊嘆的，而他們自己卻要為這樣的“超前”付出代價。
胡風和他的朋友們最為注重的自然是“五四”啟蒙主義傳統。胡風有過一個很好的概括：“五四”“以意識斗爭為先鋒的社會斗爭，那基本的內容就是使人民底創造歷史的解放要求從‘自在的’狀態進到‘自為的’狀態，也就是從一層又一層的沉重的精神奴役的創傷下面突圍出來，解放出來，掙扎出來，向前發展，變成物質的力量”。/38/而現在，這樣的啟蒙傳統卻遭到了兩個方面的挑戰。首先是否認“精神的奴役創傷”的存在，將人民（農民）純化（理想化）的民粹主義傾向。胡風一語道破實質：‘如果封建主義沒有活在人民身上，那怎么成其為封建主義呢？”/39/他指出，那種“只要‘優美的’人民而不要帶著精神奴役創傷的人民”的理想，固然純粹而美好，但“世界上沒有只有陽面沒有陰面的事物，拋棄了陰面，陽面也一定要成為烏有，即所謂‘觀念化了的’東西”。/40/而將人民抽象化則是危險的：它容易為所謂“人民的代言人”（類似于上帝的代言人）提供機會，將“人民崇拜”變為“人民的代言人崇拜”，在“人民的統治”的名目下實行‘代言人專政”。因此，胡風及其友人一再強調，一定要使人民真正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而不能“被動地”等待“人民代言人”來解放，/41/這里顯然是隱含著某種憂慮的。而當有人試圖將“人民’與“知識分子”對立起來，總要引起胡風們特別強烈的反應。胡風針鋒相對地指出，“知識分子也是人民”，而且是“人民底先進”部分/42/，他們掌握著體現了歷史要求的時代先進思想，不但是新思想的創造者，而且也是傳播者。路翎因此而尖銳地指出，“抹殺”知識分子的“存在價值及前鋒價值”，也就是在實質上“否認理論”（也即時代先進思想）“以及世界性的先進經驗底領導”/43/，這就必然影響中國思想文化，以至整個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他們之所以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絕不讓步，原因大概也正在于此。——直到晚年，胡風與綠原談起《論現實主義的路》，他還這樣說：“我不過是為知識分子多說了幾句話。真不知道十多年來為什么要那樣輕視知識分子，不知為什么離開‘五四’精神越來越遠。”/44/這“不知道為什么”里，又包含了多少歷史的辛酸！
正是出于對“五四”啟蒙主義的自覺堅持，胡風和他的年輕朋友在文藝上也特意強調“五四”新文藝的“新”質：它與世界進步文藝的聯系，由此形成的它的“世界性”；它對傳統文學的變革，由此形成的它的“異質性”。在他們看來，這兩個方面構成了“五四”新文學的基本立足點，必須堅持而不容有任何動搖與讓步。因此，他們明確地表示反對“文化上的文藝上的農民主義”，他們并不反對文藝以農民為反映與接受對象，但堅持要保持文藝本身的進步性，而不能遷就農民的落后性。/45/他們也反對將民間形式（與舊形式）美化（理想化），強調“必須如實地理解民間形式所有的本質，凡是舊有的形式，都是昨日的文化，那是因襲的東西，新的東西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活在那里面，它也或多或少地限制了新生的東西的占領”。他們并不一般地反對對舊形式的利用，但警告說，如果把“利用”變成“襲用”，“無條件地保留”舊形式，那就等于“無條件投降”，而在他們看來，“有條件的投降也是投降”，都是不能允許的。/46/胡風們的這些觀點也許是最容易引起爭議的，但如果注意到在當時確實存在著將民間形式絕對化的傾向，比如有人在評論綠原的詩歌時，就指責他的詩老百姓“看不懂”，是“走錯了路”，似乎“唯有走民歌才是正路”；/47/而在以后這一傾向還有進一步的發展，那么，胡風及其朋友的這些意見仍是有預見性的。
今天重讀當年的論戰文章，仍可以強烈地感受到胡風和他的年輕伙伴在捍衛“五四”傳統時，所表現出的虎虎生氣和鋒芒。但也不難發現，在整個論戰過程中，他們（特別是胡風本人）始終存在著幾個“盲點”，或者說，對論戰對方明確發出的一些信號，胡風始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這結果自然是悲劇性的。其實，警告早已發出，據胡風自己回憶，在1945年第一次公開批評胡風時，周恩來即已對胡風有兩點相告：“一是，理論問題只有毛主席的教導才是正確的；二是，要改變對黨的態度。”話已經說得再明白不過，可惜胡風只注意到周對他所提出的“客觀主義”一語表示“理解”（其實，這也是胡風自己一相情愿的解釋，是否真是如此也還待考證），而根本不去注意也許是更帶實質性的“忠告”/48/，。胡風這里所犯的“主觀主義”的“錯誤”對于他幾乎是致命的。據樓適夷回憶，邵荃賦曾告訴他，這回香港之所以發起批判，原因是“全國快要解放了，今后文藝界在黨的領導下，團結一致，同心協力十分重要，可胡風還搞自己一套”/49/，可見問題還是“對黨的態度”，也即是否服從黨的領導；邵荃湖們正是作為黨的代表來批評、引導他們的。其實，胡風的朋友中，也有人看到了這一點；據賈植芳先生回憶，他就曾這樣提醒過：“解放軍在戰場上節節勝利，黨的文化界本應該配合戰爭加強與國民黨的斗爭，現在忽然辦了一件好像專門是沖著胡風來的刊物，批判的火力也非常集中，這不會是幾個文人的偶然沖動。”/50/但胡風卻自恃“抗戰八年一直跟著共產黨走”，深信黨始終相信自己，進而把香港方面的批判看作是純粹個別人的宗派主義的情緒，甚至是一種誤會。應該說并不是胡風一個人犯過這樣的“錯誤”，正像后來周揚批判胡風時所說，包括胡風在內的中國知識分子總是“抽象地看黨”/51/，不知道擁護黨必須具體落實到尊重與服從黨員個人，黨的領導權威是建立在層層黨組織、黨員個人權威基礎之上——中國的知識分子恐怕要到“反右”之后，才普遍認識到這一點，但付出的“學費”卻大多、太重了。
對另一個警告的漠視，胡風也許要付出更大的代價。據何其芳說，早在1945年第一次批判胡風時，批判者即已斷定，胡風問題的要害是“對毛澤東的文藝方向的抗拒”/52/而這次《大眾文藝叢刊》發動的批判，一開始即旗幟鮮明地亮出“底牌”：“他們（按：即批判者所說的“主觀論者”，又稱“胡風小集團”）處處以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文藝思想者自居”，實際上是在“曲解”馬列主義與毛澤東義藝思想，因此，“我們不能不予以糾正”。/53/這就挑明了這場論戰的實質，是要爭奪對“革命話語”的最高形態“毛澤東話語”的權威解釋權。而在胡風看來，批判者只說對了一半：他確實是“以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文藝思想者自居”，因為這是他的信仰所在；至于說到“曲解”，那這一說法本身即是一種“曲解”，不僅是對他本人，更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曲解”。胡風深信，他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以至毛澤東本人之間，有著一種天然的、血肉般的聯系，這是神圣的，不容曲解與褻讀的。那是銘刻在胡風心靈深處的永恒的記憶：1940年，正在編輯《七月》的胡風收到了一位署名“大漠”的讀者寄來的一份毛澤東在陜北公大所作的關于魯迅的演講記錄稿。正是在這次演講中，毛澤東把魯迅與孔子并列，贊其為“現代中國圣人”，并將“魯迅精神”概括為“政治遠見”、“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毛澤東的評價給胡風以巨大的心靈的震撼；他后來對別人說：“想不到毛主席對魯迅有這樣懇切的同志感情和這樣高的評價”，“我喜出望外，解除了多年以來心頭的重壓，極其高興地發表了。”/54/這就是載于《七月》第10期的《毛澤東論魯迅》一文，文章第一次在國統區報刊上公開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對魯迅的評價，這對增進中國共產黨與知識分子之間的相互了解與信任，起了難以估量的作用。而一直把繼承與發展魯迅的事業視為責任與生命，并因此而不斷承受各種壓力的胡風，更是對毛澤東本人產生一種知己感。這種“知己感”也許還有著更深刻的內容：胡風與毛澤東之間，其實是存在著某種精神上的相通的，如前文所述，胡風對“斗爭哲學”的信奉，那永不安寧的靈魂，內在的“迎戰”沖動，對戰爭思維、語言的迷戀，等等，也都是屬于毛澤東的。甚至胡風一再提及的他年輕時的詩句：“我從田間來”，也容易使人聯想起毛澤東與土地。農民的深刻聯系。因此，新中國成立后，胡風在《時間開始了》那一組長詩里，高聲歌唱毛澤東是‘中國大地上最無畏的戰士，中國人民最親愛的兒子”/55/時，他是唱出了自己的心聲的。而在文藝思想上，胡風也因為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中對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充分肯定（而在此之前，包括溜秋白在內的許多中國共產黨人一直是把“五四”視為“資產階級文藝運動”而予以嚴厲批評的），明確以“魯迅的方向”為新文化運動的“方向”，而對毛澤東文藝思想有一種特殊的親切感。盡管他不同意不考慮具體時、空條件，機械搬運《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盡管他在個別問題上與《講話》可能有不同看法，他也認為這是同志之間的正常分歧；就總體而言，胡風無疑是贊同毛澤東的《講話》，并努力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加以闡發的。他的《論現實主義的路》以“從實際出發”開題，這本身即是表明，他是在響應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出的原則：“我們討論問題，應當從實際出發，不是從定義出發”，在他看來，他的批判者正是違背了毛澤東的“從實際出發”的原則，從而在根本上背離毛澤東思想（包括文藝思想）的。在這樣的“捍衛”心態下，胡風對說他“曲解”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指責，置之不理，甚至不屑一顧，是可以想見的。
這樣，就出現了一個看似奇特。卻發人深思的現象：論戰雙方——不論是批判者還是被批判的胡風（及其朋友），都不無真誠地相信并堅持自己是在“捍衛”毛澤東文藝思想與路線，他們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對毛澤東文藝思想作出了不同的闡釋，而都以己方為“正確”，指對方為“曲解”。問題是誰的闡釋更符合毛澤東的本意？我們不妨看一個實例。“知識分子的改造”是毛澤東思想（包括文藝思想）的一個核心命題，論戰雙方自然都表示支持，但卻作出了不同的解釋。胡風強調這種“改造”的必要性來自他所說的知識分子的“兩重人格”，即知識分子一方面具有“革命性”，但同時又有“游離性”的一面，“這種游離性使得他們底思想立場停留在概念里面或飄浮在現實表面”，因此，必須通過“和人民底內容深刻地結合，把握它，把它變成自己的東西，同時使思想要求（按：也即前述知識分子的‘革命性’要求）經過人民性底內容的考驗以后，成為更是人民底也更是自己的東西，使思想要求和人民底內容對立而又統一地形成血肉的‘感性的活動”’。/56/顯然，在胡風的理解里，知識分子的“改造”既要從人民中吸取，又要保持、發展“自己”，即使是“人民底內容”也最終要變成“自己的東西（感性活動廣。因此，“他一方面要求作家深人人民，同時又警告作家不要被人民的海洋所淹沒”。”而《大眾文藝叢刊》的批判者對“改造”的理解就要明快得多；邵荃湖在《論主觀》一文中直截了當地說，所謂“思想改造”就是“一種意識上的階級斗爭”，“小資產階級意識必須向無產階級‘無條件的’投降”，“摧毀其原來階級的思想感情，進而取得無產階級與人民大眾的思想感情”，“它不是對等的斗爭，而是從一個階級走向另一個階級的過程”。/58/經過這幾十年的“改造”實踐，今天我們來看當年的這兩種闡釋，大概無須論證，即可斷定：符合（或接近）毛澤東本意的，是批判者（邵荃群們），而絕非胡風和他的朋友們。這就意味著，胡風們當年所批判（反對）的不僅僅是幾個批判者，而是批判者所基本正確把握了的毛澤東的思想與路線。在這一點上，當年的批判者是不幸而言中了的：胡風和他的朋友們實質上是在與毛澤東本人“對抗”。但他們卻少說了一點：這種“對抗”不僅是不自覺的，而且對抗者在主觀上還是真誠地要擁護（甚至捍衛）毛澤東的。這種從“支持（擁護）’出發的“對抗”，不僅充分顯示了本書所要著重討論的“共和國文化”的復雜性，而且本身即具有極大的悲劇性。胡風（及其友人）就這樣在違背自己主觀意愿的情況下，以這么一種特殊的方式（心態，語言，等等），扮演了一個公開在理論上與毛澤東相對抗的知識分子的角色。而且，也同樣不以他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由于胡風本人的巨大的人格力量，他對周圍的年輕人所形成的凝聚力，使得他們的這種對抗，不同于在此之前的王實味、蕭軍等人，多少具有了某種“集團”的性質，也就具有了更大的危險性。這都導致了最后的結局：由毛澤東本人，以那樣一種方式來“解決”胡風問題。當胡風和他的年輕友人終于發現自己是在與誰對抗時（恐怕有的人至死也沒能正視這一點），一切都已經晚了。
但1948年仍在胡風和他的年輕的朋友中，留下了幾乎是最后一個美好的記憶：這年10月，胡風夫婦和路翎夫婦曾專程到杭州，與聚集在方然主持的安徽中學的冀訪、羅洛、朱懷谷等人一起暢游西湖。隨后趕到的，還有剛剛出獄的賈植芳和他的夫人。他們在蘇堤、白堤上散步，在三潭印月飲茶。岳王墳、秋瑾墓、靈隱寺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在靈隱寺的大佛像前，他們曾合影留念。照片上一個個是那樣的英俊，年輕，灑脫……
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
 

錢理群 2013-08-20 14:2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