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 - 民國前十年 ‘護國運動’的宏觀認知與微觀探索

簡體傳統

‘護國運動’的宏觀認知與微觀探索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世界基督徒的‘圣誕節’；也是‘中華民國在臺灣’的‘行憲紀念日’；也是中國近代史上，反對袁世凱做皇帝的‘護國運動’的‘云南起義’八十周年紀念日。現在且談談‘護國運動’。
    ‘護國運動’和‘云南起義’是什么回事呢？這一問題，不但是今日讀史者和治史者，都不太容易說得清楚，就連當年親身參與其事的基層人士，亦不甚了了。記得遠在一九五八年，當我個人在哥倫比亞大學，襄贊李宗仁先生撰寫他的‘回憶錄’的時候，我才知道李將軍一生的輝煌事業，實是從他在‘護國軍’中‘炒排骨’(當排長)開始的。在他第一次參加‘討龍’(龍濟光，袁之愛將，時為廣東將軍，加封郡王)時，他頭上中了一彈，打掉滿嘴牙齒。這傷口如上移一寸，李排長就要為‘護國’捐軀了。
    他大難未死，因功遞升連長，繼續參加‘護法戰爭’。李連長一次在戰場上觀察敵情，剛一站起，大腿上便中了一彈。他如遲起一秒鐘，李連長也要為‘護法’捐軀了。
    李將軍為著「護國’和‘護法’，他生死之際，空間上只差一寸；時間上只差一秒。他當時如為一寸一秒之差而戰死沙場，則后來的‘北伐戰史’和‘國共內戰史’，都要改寫了。──你能說，歷史沒有其‘偶然性’？
    可是李宗仁雖為護國、護法，出生入死，他當時對護國、護法，究為何事，卻不甚了了。其后官高極品、戎馬倥傯，當然就更是無暇過問了。──直至他被毛、蔣二公趕出大陸，在紐約做寓公，經哥倫比亞大學之邀請，撰寫其回憶錄時，他對什么護國、護法就不能再馬虎而要略知其詳了。
    我那時是李流亡總統的流亡秘書和研究助理，我有義務替這位上將研究員補課。為此我替他借了些李劍農的‘民國政治史’、鄧之誠的‘護國軍紀實’和陶菊隱的‘督軍團傳’等書，讓他去‘研究’一番，以幫助‘回憶’。誰知這些史書，對一位退休老將，實在太枯燥了，引不起他的胃口。后來我靈機一動，竟借來了蔡東藩的‘民國史演義’。不意此書竟大受歡迎。不但李公本人，就連李夫人郭德潔也閱讀起來，并參加討論，由淺入深，觸類旁通，就書到用時方恨少了。
    你可別小看這部‘演義’。它雖是一部小說，但是除了‘小鳳仙’一類花邊，被加了些麻油辣椒之類的雜料之外，它對一般軍國大事，政府文獻、往來電訊，卻都是抄自當時喧騰社會，而今已失傳的史學‘第一手資料’，的各種報刊──李氏夫婦當年也都曾讀過或聽說過的各種報刊。一經提醒，再加史書印證，在回憶上，每每有豁然而悟之感，也充實了我們研討的興趣。
    此事后來被郭廷以先生知道了，他對我竟大為稱贊，認為是特有史識。蓋中國近代史中所謂‘護國’、‘護法’等等的一部軍閥時期的爛帳，縱是資深史家，耄耋前輩，對之亦鮮有不暈頭轉向也。
    宏觀認知微觀探索
    根據這一類治史的特殊經驗，和個人數十年教讀歷史的些許心得，我也認為處理像‘護國運動’這一種類似的史學個案，對它宏觀的認知和微觀的探索，二者是不可偏廢的。所謂‘宏觀的認知’者，并非認定某種史學理論作為框框，然后去搞‘以論帶史’，甚或‘以論代史’──吾之所謂‘宏觀的認知’者，是看這一脈相承的歷史本身的變化，然后聚積其相關史料(data)而分析之，庶可回頭看出這段歷史發展的脈絡。
    換言之，歷史家不是算命先生或諸葛孔明，未卜先知。歷史家只是司馬懿，‘事過則知’──事情發生之后，把data輸入電腦，按鍵分析，然后才能‘恍然大悟’，長嘆‘原來如此’！因此‘宏觀認知’和‘微觀探索’實是社會科學治史的不二法門。所以我們治‘民國史’，雖上智如胡適與梁啟超亦難下筆，因其時間未到，‘戴塔’(data)不足故也。──近二十年來由于蔣、毛二公相繼物故，中國與世界也同時發生了史所未有的變化。瞻前顧后，則為二十世紀的中國史，做點從大看小的宏觀認知，和對各項答案，像‘護國’、‘護法’、‘西安事變’，乃至‘六四運動’，作點從小看大的‘微觀探索’，下點‘定論’，應該是此其時矣。-所以本篇拙作，也就從‘宏觀’、‘微觀’兩個屬面，對‘護國運動’加以透視而試論之。以就教于大會同文：共和崩潰是歷史的‘必然’在宏觀認知之下：我們對‘共和民國史’(Republican History──包括ROC和PROC)，看出些什么‘脈絡’呢？
    我個人教讀民國史數十年，總是堅信：一部中國近代史(包括現代、當代)便是一部中國近代轉型史。什么是‘轉型’呢？長話短說，就是把落后的‘傳統中國’，轉變成進步的‘現代中國’。這種轉型是一轉百轉的──小至雞毛蒜皮，衣食住行，刮胡須、修指甲(微觀)；大到宇宙觀、人生觀，政經理論，價值標準(宏觀)，無一不轉。但是在中國近代史上，轉得最突出、最敏感；影響最大，爭議最多，犧牲最重的，則是政治制度的轉型；尤其是中央政體的轉型──我們最后的目標，是把‘君主專政’轉變成‘民主共和’。
    從總體說來，我國近代轉型運動是從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開始的，但是政治轉型則遲至五十年后的戊戌變法(一八九八)──康有為、譚嗣同等企圖把中國傳統的君主專政，轉變成英國式的君主立憲。戊戌變法徹底失敗了，才由楊衢云、孫中山接棒，要用暴力革命，來廢除帝制，改采美國式的三權分立──總統、法院和參眾兩院制的共和政體。
    果然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城內一聲炮響，為時不過八十三天，到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美國式的共和政體，便在中國大搖大擺地出現了。-這一記‘辛亥革命’和隨之而來的民初共和政體，在中國近代史上算個什么東西呢？那堅持‘一次革命論’的國、共兩黨理論家都說是辛亥革命‘失敗了’──國民黨認為是‘革命商未成功’。共產黨就干脆譏之為資產階級的假革命。那在一旁冷眼觀察的黨外人士胡適之先生，則扼腕嘆息。他認為中國喪失了那一段最能實行民主政治的機會──因為民初政壇上那批活動分子，‘都是一批了不起的人物’(胡氏親口一再向我說的)。胡適暗中之意，實在是認為民初那批國會議員，都是有高度共和信念與民主素養的人物。他們比后來國民黨的‘立監委國大代’，和共產黨內只知舉手的‘人代’、‘黨代’，不知要高明多少。──他們失去了實行美國式民主的機會多么可惜！
    上述三種理論，事實上都是一種分析中國近代史，data不足的看法。我們今日如聚積足夠的data輸入電腦，其結論就不一樣了。通過宏觀認知，我們覺得中國近代史上整個轉型期，大致需時兩百年(一八四○─二○四○)，姑名之為‘歷史三峽’；而轉型程序，尤其是政體轉型則有明顯的‘階段性’。因此‘辛亥革命’既非成功，亦非失敗，它只是這個歷史三峽中的一個階段之完成，一個險灘之通過而已。──事實上，國共兩黨的政權，也只是這個時歷兩百年的歷史三峽里，先后兩個階段而已。
    事過百年(一八九八─一九九八)回頭看，我們的政體轉型(從獨裁專制到民主共和)，直至今日大陸上還在搞一國兩制；臺灣還在搞撤銷黨籍和護黨救國。雙方對民生政治，都還有一大段路好走呢！那么，我們如期望八十多年前歷時只八十三天的辛亥革命，立刻就可化帝制為共和，豈不是天大笑話哉？
    胡適之之興悲，良有以也。孫中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我們的結論；民初共和政體、代議制度之失敗，原是個歷史上的‘必然’。
    這個近乎武斷的結論，我想當今的讀史者和治史者，都不會有二話吧！
    失敗既屬‘必然’，那么失敗后的民國孤兒，總得有條出路。-為求此出路，事實上，孫中山和袁世凱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
    孫、袁二人都認為民國政治其后的出路，必然是執政領袖的‘個人獨裁’。中山于一九一四年七月把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時，曾公開要求黨員宣誓并按指模‘服從’甚至‘盲從’他一人。
    袁世凱則自始至終圖謀建立合法或非法的個人專制的權力，從終身總統，到專制皇帝。──明乎此，我們就可以肯定的說，辛亥革命之后，時未到三年，以孫、袁二公為首的革命和保守的兩派政團，都已一致承認：(一)不適用于中國的共和政體已徹底崩潰；(二)繼之而起的政治形式必然是個人獨裁。
    三峽之水，不可倒流
    因此民初孫中山、袁世凱，雖然在政治上是一對死敵，但是對獨裁政權的看法，倒是一個銅元的兩面，沒啥軒輊。可是他二人在中國近代轉型史上的歷史地位，卻有‘收山’與‘開山’之別。
    孫中山是屬于后一型態的開山之祖。他雖然也主張獨裁，但是在理論上他是個有所為而為的獨裁。他要通過‘軍政’、‘訓政’去實行‘憲政’的‘代議政府’的──做到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
    袁世凱就不同了。他之個人獨裁，在理論上，在實踐上，都是個死胡同。──袁是在民國元年三月十日繼孫文先生作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在他于一九一三年秋季，鎮壓了國民黨人的‘二次革命’之后，就于是年十月由新成立的正式國會選為五年一任的正式大總統。其后他又趕走國會中的國民黨議員，解散國會，并由新成立的參政院，修改總統選舉法，終于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亦即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創立之年)，又把他的總統任期延長至十年，并可連選連任，甚至不連選也可連任，那就變成終身大總統了。──不特此也，他還可以‘嘉禾金簡’提名，秘藏于‘金匱石室’之內，指定接班人作將來的終身總統。──這樣他就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終身大獨裁者了。
    可是袁世凱雖是個近代中國獨裁政權的始作俑者，隨之而來者亦殊不乏人──蔣、毛二公不都是獨裁終身？若論作風之惡劣，毛澤東較袁世凱實遠有過之。但袁之不幸是他基本上是前一‘型態’的收山住持，純粹的舊官僚。他的思想作風和政治視覺是沒有任何‘現代’蹤影的。因此他的獨裁政權在理論上既乏遠景與大任；在實踐上，它也沒有現代獨裁政權，對群眾與軍隊那樣嚴密的組織和控制。因此一旦有大事發生，他只有向老傳統和舊型態中去找老師、覓靈感、求解決。像上述‘金匱石室’那件怪事，他就是向雍正皇帝學來的。在波濤洶涌的‘歷史三峽’中去學雍正皇帝，那就是反潮流、開倒車，難免滅頂了。
    再者，他學雍正皇帝，卻沒有雍正皇帝駑馭軍隊的能力。袁是靠北洋六鎮起家的。是北洋軍閥之祖。不幸在他取得全國政權之后，六鎮將領紛紛出任封疆，遂漸形成了藩鎮跋扈之局。他們各有其個別利害，和私人政見，老上司亦不能隨意左右也。
    袁此外還有不易解決的經濟問題。這時北京政府已面臨破產，稅收早不敷出，整軍經武全憑外債。外債不舉，國內如有內戰，則軍費一項，便可致命。袁似不乏自知之明，所以帝制運動初起之時，他皇帝本人倒不太熱心。但他的政府這時已被領入一條死胡同，改共和為帝國或不失為解決之道。同時他自己和一些帝制謀士們可能估計到，原六鎮舊人如馮國璋、段祺瑞等，對帝制縱不熱心，也不致公開反對。至于邊遠省份，尤其是與革命派有淵源的云南省可能不穩，然云南遠在邊陲，縱有動亂，亦非心腹之患，日久自平。誰知開國時曾一度轟轟烈烈的洪憲王朝，竟被這邊陲區區一省所鬧垮，似非袁氏之所料也。
    云南鬧垮洪憲
    反袁的‘護國運動’始自‘云南起義’。‘云南起義’中享名最盛的是蔡鍔。蔡鍔之享名，第一因為他本是全國性的人物，活動不止一剩芳名久播，全國皆知。第二是他那套‘小鳳仙’傳奇，經好事者加油加醋，英雄美人，哄傳一時。第三因為他是梁啟超的學生，由梁老師大肆鼓吹的結果。
    其實‘云南起義’的關鍵性人物是唐繼堯。其重要性遠在松坡(蔡鍔別號)之上，而享名則遠在蔡鍔之下。其原因則是，一、他是云南東川人，留日歸國后，除短期出長貴州省政外，一直在云南服務，鮮為省外人所知。二、辛亥革命時云南都督是蔡鍔，唐繼堯那時是蔡的部下。三、蔡鍔是個鋒芒畢露的人物，而唐則比較木訥。李宗仁先生告我說，當蔡鍔出長廣西陸軍小學期間(李是他的學生)，蔡氏每次乘馬的方式都不是‘翻鞍上馬’，而是自馬后飛奔，以跳木馬的方式，飛上馬背，所以校中師生都以‘飛將軍’呼之，舉一反三，足見蔡之光彩也。
    可是在一九一五年底云南起義時，情況就不同了。蔡其時原羈身北京作經界局督辨。光桿一條的京官，無拳無勇、沒錢沒槍。后因與唐繼堯有密約，始于起義前八天趕到昆明的。
    這時唐繼堯原為云南將軍，起義后改稱都督。是云南一省之長。在那鴉片還在公開買賣之時，今日的金三角便是當時當年的云南，真是一省富可敵一國。所以繼堯是個有地盤、有軍隊、有槍、有錢的實力派‘本省人’，不像蔡鍔，那個‘外省人’(恕我用兩個今日臺灣的流行術語)，空頭將軍也。
    當民四末季‘籌安會’的六君子和十三太保等活動正烈時，唐繼堯則暗地招納全國反帝賢豪，潛往昆明，共議倒袁大計。其時先蔡而往的計有李烈鈞、程潛、陳強、戴戡、方聲濤、王伯群、熊克武、但懋辛等人，皆一時人杰(見由云龍‘護國史稿’)。──這是當時全國唯一的一個實力派反帝團體。此后反袁獨立的有八省之多，但那些都是云南起義后的‘骨牌效應’。其中且有奉袁密令‘獨立擁護中央’的。
    那時流亡在日本的孫中山先生和他的‘中華革命黨’，也在大呼反袁，但中山一群那時只是若干衣食難周的流亡革命黨，他們想搞聯日反袁，聲勢極小，算不得實力派。
    所以邑明那時才是‘反帝’中心。當蔡鍔于十二月十七日抵達昆明時，滇方的軍隊、糧餉、軍火、計畫??????早經準備就緒。旋即以唐繼堯領銜與北京電戰數通，云南省就正式宣布獨立，反袁的號角也就響遍全國了。洪憲皇帝于一九二(年元旦登基，才摘了八十三天就煙消云散了。──巧的是袁皇帝弄垮了歷時八十三天的辛亥革命。他自己的洪憲王朝也只存在了八十三天，也算是偶合的報應吧。
    一九九五、十二、十八匆草于加州三藩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