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 - 民國前十年 ‘護國運動’的宏觀認知與微觀探索

>>>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簡體     傳統

‘護國運動’的宏觀認知與微觀探索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世界基督徒的‘圣誕節’;也是‘中華民國在臺灣’的‘行憲紀念日’;也是中國近代史上,反對袁世凱做皇帝的‘護國運動’的‘云南起義’八十周年紀念日。現在且談談‘護國運動’。
    ‘護國運動’和‘云南起義’是什么回事呢?這一問題,不但是今日讀史者和治史者,都不太容易說得清楚,就連當年親身參與其事的基層人士,亦不甚了了。記得遠在一九五八年,當我個人在哥倫比亞大學,襄贊李宗仁先生撰寫他的‘回憶錄’的時候,我才知道李將軍一生的輝煌事業,實是從他在‘護國軍’中‘炒排骨’(當排長)開始的。在他第一次參加‘討龍’(龍濟光,袁之愛將,時為廣東將軍,加封郡王)時,他頭上中了一彈,打掉滿嘴牙齒。這傷口如上移一寸,李排長就要為‘護國’捐軀了。
    他大難未死,因功遞升連長,繼續參加‘護法戰爭’。李連長一次在戰場上觀察敵情,剛一站起,大腿上便中了一彈。他如遲起一秒鐘,李連長也要為‘護法’捐軀了。
    李將軍為著「護國’和‘護法’,他生死之際,空間上只差一寸;時間上只差一秒。他當時如為一寸一秒之差而戰死沙場,則后來的‘北伐戰史’和‘國共內戰史’,都要改寫了。──你能說,歷史沒有其‘偶然性’?
    可是李宗仁雖為護國、護法,出生入死,他當時對護國、護法,究為何事,卻不甚了了。其后官高極品、戎馬倥傯,當然就更是無暇過問了。──直至他被毛、蔣二公趕出大陸,在紐約做寓公,經哥倫比亞大學之邀請,撰寫其回憶錄時,他對什么護國、護法就不能再馬虎而要略知其詳了。
    我那時是李流亡總統的流亡秘書和研究助理,我有義務替這位上將研究員補課。為此我替他借了些李劍農的‘民國政治史’、鄧之誠的‘護國軍紀實’和陶菊隱的‘督軍團傳’等書,讓他去‘研究’一番,以幫助‘回憶’。誰知這些史書,對一位退休老將,實在太枯燥了,引不起他的胃口。后來我靈機一動,竟借來了蔡東藩的‘民國史演義’。不意此書竟大受歡迎。不但李公本人,就連李夫人郭德潔也閱讀起來,并參加討論,由淺入深,觸類旁通,就書到用時方恨少了。
    你可別小看這部‘演義’。它雖是一部小說,但是除了‘小鳳仙’一類花邊,被加了些麻油辣椒之類的雜料之外,它對一般軍國大事,政府文獻、往來電訊,卻都是抄自當時喧騰社會,而今已失傳的史學‘第一手資料’,的各種報刊──李氏夫婦當年也都曾讀過或聽說過的各種報刊。一經提醒,再加史書印證,在回憶上,每每有豁然而悟之感,也充實了我們研討的興趣。
    此事后來被郭廷以先生知道了,他對我竟大為稱贊,認為是特有史識。蓋中國近代史中所謂‘護國’、‘護法’等等的一部軍閥時期的爛帳,縱是資深史家,耄耋前輩,對之亦鮮有不暈頭轉向也。
    宏觀認知微觀探索
    根據這一類治史的特殊經驗,和個人數十年教讀歷史的些許心得,我也認為處理像‘護國運動’這一種類似的史學個案,對它宏觀的認知和微觀的探索,二者是不可偏廢的。所謂‘宏觀的認知’者,并非認定某種史學理論作為框框,然后去搞‘以論帶史’,甚或‘以論代史’──吾之所謂‘宏觀的認知’者,是看這一脈相承的歷史本身的變化,然后聚積其相關史料(data)而分析之,庶可回頭看出這段歷史發展的脈絡。
    換言之,歷史家不是算命先生或諸葛孔明,未卜先知。歷史家只是司馬懿,‘事過則知’──事情發生之后,把data輸入電腦,按鍵分析,然后才能‘恍然大悟’,長嘆‘原來如此’!因此‘宏觀認知’和‘微觀探索’實是社會科學治史的不二法門。所以我們治‘民國史’,雖上智如胡適與梁啟超亦難下筆,因其時間未到,‘戴塔’(data)不足故也。──近二十年來由于蔣、毛二公相繼物故,中國與世界也同時發生了史所未有的變化。瞻前顧后,則為二十世紀的中國史,做點從大看小的宏觀認知,和對各項答案,像‘護國’、‘護法’、‘西安事變’,乃至‘六四運動’,作點從小看大的‘微觀探索’,下點‘定論’,應該是此其時矣。-所以本篇拙作,也就從‘宏觀’、‘微觀’兩個屬面,對‘護國運動’加以透視而試論之。以就教于大會同文:共和崩潰是歷史的‘必然’在宏觀認知之下:我們對‘共和民國史’(Republican History──包括ROC和PROC),看出些什么‘脈絡’呢?
    我個人教讀民國史數十年,總是堅信:一部中國近代史(包括現代、當代)便是一部中國近代轉型史。什么是‘轉型’呢?長話短說,就是把落后的‘傳統中國’,轉變成進步的‘現代中國’。這種轉型是一轉百轉的──小至雞毛蒜皮,衣食住行,刮胡須、修指甲(微觀);大到宇宙觀、人生觀,政經理論,價值標準(宏觀),無一不轉。但是在中國近代史上,轉得最突出、最敏感;影響最大,爭議最多,犧牲最重的,則是政治制度的轉型;尤其是中央政體的轉型──我們最后的目標,是把‘君主專政’轉變成‘民主共和’。
    從總體說來,我國近代轉型運動是從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開始的,但是政治轉型則遲至五十年后的戊戌變法(一八九八)──康有為、譚嗣同等企圖把中國傳統的君主專政,轉變成英國式的君主立憲。戊戌變法徹底失敗了,才由楊衢云、孫中山接棒,要用暴力革命,來廢除帝制,改采美國式的三權分立──總統、法院和參眾兩院制的共和政體。
    果然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城內一聲炮響,為時不過八十三天,到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美國式的共和政體,便在中國大搖大擺地出現了。-這一記‘辛亥革命’和隨之而來的民初共和政體,在中國近代史上算個什么東西呢?那堅持‘一次革命論’的國、共兩黨理論家都說是辛亥革命‘失敗了’──國民黨認為是‘革命商未成功’。共產黨就干脆譏之為資產階級的假革命。那在一旁冷眼觀察的黨外人士胡適之先生,則扼腕嘆息。他認為中國喪失了那一段最能實行民主政治的機會──因為民初政壇上那批活動分子,‘都是一批了不起的人物’(胡氏親口一再向我說的)。胡適暗中之意,實在是認為民初那批國會議員,都是有高度共和信念與民主素養的人物。他們比后來國民黨的‘立監委國大代’,和共產黨內只知舉手的‘人代’、‘黨代’,不知要高明多少。──他們失去了實行美國式民主的機會多么可惜!
    上述三種理論,事實上都是一種分析中國近代史,data不足的看法。我們今日如聚積足夠的data輸入電腦,其結論就不一樣了。通過宏觀認知,我們覺得中國近代史上整個轉型期,大致需時兩百年(一八四○─二○四○),姑名之為‘歷史三峽’;而轉型程序,尤其是政體轉型則有明顯的‘階段性’。因此‘辛亥革命’既非成功,亦非失敗,它只是這個歷史三峽中的一個階段之完成,一個險灘之通過而已。──事實上,國共兩黨的政權,也只是這個時歷兩百年的歷史三峽里,先后兩個階段而已。
    事過百年(一八九八─一九九八)回頭看,我們的政體轉型(從獨裁專制到民主共和),直至今日大陸上還在搞一國兩制;臺灣還在搞撤銷黨籍和護黨救國。雙方對民生政治,都還有一大段路好走呢!那么,我們如期望八十多年前歷時只八十三天的辛亥革命,立刻就可化帝制為共和,豈不是天大笑話哉?
    胡適之之興悲,良有以也。孫中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我們的結論;民初共和政體、代議制度之失敗,原是個歷史上的‘必然’。
    這個近乎武斷的結論,我想當今的讀史者和治史者,都不會有二話吧!
    失敗既屬‘必然’,那么失敗后的民國孤兒,總得有條出路。-為求此出路,事實上,孫中山和袁世凱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
    孫、袁二人都認為民國政治其后的出路,必然是執政領袖的‘個人獨裁’。中山于一九一四年七月把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時,曾公開要求黨員宣誓并按指模‘服從’甚至‘盲從’他一人。
    袁世凱則自始至終圖謀建立合法或非法的個人專制的權力,從終身總統,到專制皇帝。──明乎此,我們就可以肯定的說,辛亥革命之后,時未到三年,以孫、袁二公為首的革命和保守的兩派政團,都已一致承認:(一)不適用于中國的共和政體已徹底崩潰;(二)繼之而起的政治形式必然是個人獨裁。
    三峽之水,不可倒流
    因此民初孫中山、袁世凱,雖然在政治上是一對死敵,但是對獨裁政權的看法,倒是一個銅元的兩面,沒啥軒輊。可是他二人在中國近代轉型史上的歷史地位,卻有‘收山’與‘開山’之別。
    孫中山是屬于后一型態的開山之祖。他雖然也主張獨裁,但是在理論上他是個有所為而為的獨裁。他要通過‘軍政’、‘訓政’去實行‘憲政’的‘代議政府’的──做到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
    袁世凱就不同了。他之個人獨裁,在理論上,在實踐上,都是個死胡同。──袁是在民國元年三月十日繼孫文先生作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在他于一九一三年秋季,鎮壓了國民黨人的‘二次革命’之后,就于是年十月由新成立的正式國會選為五年一任的正式大總統。其后他又趕走國會中的國民黨議員,解散國會,并由新成立的參政院,修改總統選舉法,終于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亦即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創立之年),又把他的總統任期延長至十年,并可連選連任,甚至不連選也可連任,那就變成終身大總統了。──不特此也,他還可以‘嘉禾金簡’提名,秘藏于‘金匱石室’之內,指定接班人作將來的終身總統。──這樣他就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終身大獨裁者了。
    可是袁世凱雖是個近代中國獨裁政權的始作俑者,隨之而來者亦殊不乏人──蔣、毛二公不都是獨裁終身?若論作風之惡劣,毛澤東較袁世凱實遠有過之。但袁之不幸是他基本上是前一‘型態’的收山住持,純粹的舊官僚。他的思想作風和政治視覺是沒有任何‘現代’蹤影的。因此他的獨裁政權在理論上既乏遠景與大任;在實踐上,它也沒有現代獨裁政權,對群眾與軍隊那樣嚴密的組織和控制。因此一旦有大事發生,他只有向老傳統和舊型態中去找老師、覓靈感、求解決。像上述‘金匱石室’那件怪事,他就是向雍正皇帝學來的。在波濤洶涌的‘歷史三峽’中去學雍正皇帝,那就是反潮流、開倒車,難免滅頂了。
    再者,他學雍正皇帝,卻沒有雍正皇帝駑馭軍隊的能力。袁是靠北洋六鎮起家的。是北洋軍閥之祖。不幸在他取得全國政權之后,六鎮將領紛紛出任封疆,遂漸形成了藩鎮跋扈之局。他們各有其個別利害,和私人政見,老上司亦不能隨意左右也。
    袁此外還有不易解決的經濟問題。這時北京政府已面臨破產,稅收早不敷出,整軍經武全憑外債。外債不舉,國內如有內戰,則軍費一項,便可致命。袁似不乏自知之明,所以帝制運動初起之時,他皇帝本人倒不太熱心。但他的政府這時已被領入一條死胡同,改共和為帝國或不失為解決之道。同時他自己和一些帝制謀士們可能估計到,原六鎮舊人如馮國璋、段祺瑞等,對帝制縱不熱心,也不致公開反對。至于邊遠省份,尤其是與革命派有淵源的云南省可能不穩,然云南遠在邊陲,縱有動亂,亦非心腹之患,日久自平。誰知開國時曾一度轟轟烈烈的洪憲王朝,竟被這邊陲區區一省所鬧垮,似非袁氏之所料也。
    云南鬧垮洪憲
    反袁的‘護國運動’始自‘云南起義’。‘云南起義’中享名最盛的是蔡鍔。蔡鍔之享名,第一因為他本是全國性的人物,活動不止一剩芳名久播,全國皆知。第二是他那套‘小鳳仙’傳奇,經好事者加油加醋,英雄美人,哄傳一時。第三因為他是梁啟超的學生,由梁老師大肆鼓吹的結果。
    其實‘云南起義’的關鍵性人物是唐繼堯。其重要性遠在松坡(蔡鍔別號)之上,而享名則遠在蔡鍔之下。其原因則是,一、他是云南東川人,留日歸國后,除短期出長貴州省政外,一直在云南服務,鮮為省外人所知。二、辛亥革命時云南都督是蔡鍔,唐繼堯那時是蔡的部下。三、蔡鍔是個鋒芒畢露的人物,而唐則比較木訥。李宗仁先生告我說,當蔡鍔出長廣西陸軍小學期間(李是他的學生),蔡氏每次乘馬的方式都不是‘翻鞍上馬’,而是自馬后飛奔,以跳木馬的方式,飛上馬背,所以校中師生都以‘飛將軍’呼之,舉一反三,足見蔡之光彩也。
    可是在一九一五年底云南起義時,情況就不同了。蔡其時原羈身北京作經界局督辨。光桿一條的京官,無拳無勇、沒錢沒槍。后因與唐繼堯有密約,始于起義前八天趕到昆明的。
    這時唐繼堯原為云南將軍,起義后改稱都督。是云南一省之長。在那鴉片還在公開買賣之時,今日的金三角便是當時當年的云南,真是一省富可敵一國。所以繼堯是個有地盤、有軍隊、有槍、有錢的實力派‘本省人’,不像蔡鍔,那個‘外省人’(恕我用兩個今日臺灣的流行術語),空頭將軍也。
    當民四末季‘籌安會’的六君子和十三太保等活動正烈時,唐繼堯則暗地招納全國反帝賢豪,潛往昆明,共議倒袁大計。其時先蔡而往的計有李烈鈞、程潛、陳強、戴戡、方聲濤、王伯群、熊克武、但懋辛等人,皆一時人杰(見由云龍‘護國史稿’)。──這是當時全國唯一的一個實力派反帝團體。此后反袁獨立的有八省之多,但那些都是云南起義后的‘骨牌效應’。其中且有奉袁密令‘獨立擁護中央’的。
    那時流亡在日本的孫中山先生和他的‘中華革命黨’,也在大呼反袁,但中山一群那時只是若干衣食難周的流亡革命黨,他們想搞聯日反袁,聲勢極小,算不得實力派。
    所以邑明那時才是‘反帝’中心。當蔡鍔于十二月十七日抵達昆明時,滇方的軍隊、糧餉、軍火、計畫??????早經準備就緒。旋即以唐繼堯領銜與北京電戰數通,云南省就正式宣布獨立,反袁的號角也就響遍全國了。洪憲皇帝于一九二(年元旦登基,才摘了八十三天就煙消云散了。──巧的是袁皇帝弄垮了歷時八十三天的辛亥革命。他自己的洪憲王朝也只存在了八十三天,也算是偶合的報應吧。
    一九九五、十二、十八匆草于加州三藩市


唐德剛 2013-08-20 16:11:57

[新一篇] 唐德剛 - 民國前十年 帝制醞釀期中的內憂外患

[舊一篇] 唐德剛 - 民國前十年 洪憲皇帝的末日和護國運動的疑團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驗證: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