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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留下的爛攤子

我們在前章里曾一再的說過，民國時代最上層的政客，差不多都是天堂地獄之間的邊緣人。因為他們所處的時代是個波濤翻滾的轉型期。前型(有兩千年歷史的帝國制度)已毀；后型(今后兩千年的民主制度)未奠。他們一般都是忽前忽后，不知所適的在兩型之間走鋼索橋。上有光明燦爛可望而不可及的天堂下有怪石嵯峨、陰森險惡的萬丈深淵，一步踏錯，或一念之差，便會墜入谷底，而粉身碎骨。他們自己遺臭萬年不打緊，索橋被他們弄斷，全民族也隨之滑坡，尸填溝壑，彼岸無期。這種一失足成千古恨底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袁世凱和汪精衛了。汪氏當年如不因誤聽他那心際狹小而又生性潑辣的老婆之言，在一念之差中，當了漢奸，抗戰后在蔣公弄得捉襟見肘、無路可走之時，就是‘汪先生’的天下了。哪還輪到胡適之、李宗仁來做總統呢？有汪在，國民黨又何至愚蠢的為淵驅魚，把整個的‘中國知識界’(The entire Chinese intelligentzia)包括朱镕基在內的精英五十五萬人，送給老毛小鄧去‘引蛇出洞’，當其‘右派’，而糟蹋殆盡呢？老實說，毛澤東的作孽就是從反右開始的。其后隨之而來的大躍進、四清、文革、四人幫，一直到老鄧的天安門，都是從反右的骨牌效應。而中國共產黨的政權之所以能在中國歷史上出現，其第一個‘千古功臣’，絕不是張學良張也向不以此自居。他甚或公開的說是他當年犯了錯誤。雖然他并不改悔。少帥就曾向筆者說過，他是以部下身分，陰謀反對長官，他自已的部下，如果也以同樣陰謀反對他，他早就把他自己槍斃了。所以他對蔣介石關他五十年，毫無怨言。少帥近一百歲了，據說頭腦還很清楚。此語可覆按也。中共的‘千古功臣’，更不是日本軍閥，而是當年內部傾軋無已時的國民黨本身埃國民黨自已胡搞一通，才搞出個共產黨來，哪能亂怪他人呢？
    王小二過年的閩南幫
    國民黨敗退到臺灣之后，并沒有下過‘罪己詔’。迨蔣家朝代結束，閩南幫篡奪了江浙幫的黨權之后，在旁觀者清的歷史家眼光里，李登輝主席不只是承繼了蔣家的黨權和政權，他也承繼了江浙幫的錯誤，而擴大其錯誤。江浙幫最大的致命傷是心胸狹孝畛域觀念牢不可破、不能容忍異己，而缺乏‘治大國如烹小鮮’的泱泱之風。幫內之同伙，其甜如蜜幫外之人，則被弄得離心離德。結果圈圈愈畫愈小，終于被迫退出了大陸。
    可是今日的閩南幫簡直是王小二過年，一代不如一代。李登輝總統，我們犯不著為尊者諱，實在是臺獨派中最大的臺獨。其志只在一島。朋友，一島何傷哉？真把個臺灣小島，建成個迷你瑞士(臺灣沒有瑞士大)，有何不好？問題是你建成建不成嘛。我們搞歷史的，尤其是從宏觀史學的觀點，教世界通史的大學教師，隨隔洋觀火，回看我們祖國政局的發展，我們認為臺灣沒有做東方瑞士的任何條件。真的要做了，在兩大強鄰的臥榻之側，哪有酣睡的余地？成年成月的，在兩個虎視眈眈的吞噬者之下討生活，哪有一天的太平日子好過啊？他們這些有個人野心、而又心胸狹孝更不明歷史大勢的政客們，自己都在汪精衛、袁世凱、盛世才、高崗的舊例之前走鋼索，兩千萬善良而‘身在此山中’的同胞，去陪他們跳崖，豈不太冤枉了？
    其實，李總統想把臺灣建成個獨立的瑞士，也只是個借口。本質上，他實在也只是和他前任的江浙幫一樣，在畫小圈圈，把他所不喜歡的‘外來政權’和‘非我族類’的異己，一起趕出圈外才好。不幸的是國民黨本身就是個‘外來政黨’，其中包括馬英九在內的‘老外’太多了，趕不盡，殺不絕。小馬哥的當選，對李總統也不是滋味埃政治轉型中的成熟選民所以馬英九今次在三合一中當選，恕我隔洋旁觀，大膽妄言。原因大致有兩大端：(一)近代中國政治史從帝制轉民治這項轉型，轉了將近一百年了，由于中國幅員太大，其走向成熟的程序(process)，是前進落伍，有其顯明底階梯性的。臺灣是排在這個民主階梯的最前列。尤其是臺北市的選民的政治水平，在我個人看來，已超過今日的紐約市，這當然也是信不信由你。
    【筆者附注：個人在四十年代末期便到紐約，斯時本市市民中的黑人、波多黎各人、今日所謂‘西人’(Hispanics)，都還是真正的‘少數民族’，因此市長和市參議員等選職，經常都由多數的白人包辦。但是這些政客中就有人看中遠在天邊的、說西班牙語的波多黎各人。波人皆是美國公民，但是在其本島上，他們過的基本上還是生活水平很低的拉丁美洲的生活方式，和教育水平。知情的紐約政客和商人各為私利，乃設法鼓勵波人大量遷居紐約。商人為的是廉價勞工政客為的是集體選票。這一來，波、黑、西三個少數的總人數就超過白人了。選職官吏的背景也就迅速改變了。紐約領先，華府、芝加哥等大城隨之……，白人政客開其端，黑人政客踵其后，馴至諸大城，尤其是華府的市長就非黑人不能出任了。因此美國傳統中英國式的老辦法也就行不通了。這是進步，是退化，歷史家固不能亂下雌黃，但是新時代、新風氣則是客觀的事實。嬉皮時代以后，性與政，也就難解難分了。略微保守的中國同胞，看到柯林頓大總統在辦公室內的私生活，認為不可理解。但是你要知道，華府市長卻在市長會客室內，公開做相同的事件，就沒啥奇怪了。總之，經過數十年在大洋兩岸觀察所得，我個人就認為，臺北今日的選民，比今日紐約的選民，在政治上更為成熟也。】今次馬英九之當選，就是臺灣選民的政治智慧的集體表現。奇怪的是，這種政治家的遠見，自私和短視的政客反而沒有但是具有高度政治智慧的老百姓的眼睛卻是雪亮的。這次三合一選舉中所表現出來的，我們海外旁觀，真不能不為我們的民族智慧，擊節稱嘆。阿扁這位欽定的候選人，如來個壓倒式的當眩天啊，吾將見銅駝于荊棘中矣。首受其害的阿扁自己不知也。
    集體舍身跳崖的可怕
    臺灣如真的走向獨立，我們怕的不是江澤民要動武；老江能搞幾年？我們怕的也不是共產黨要動武。在一部中國通史里，共產黨又占幾頁？我們怕的是大陸上十二億漢語民族，和海外五千萬華僑，也要動武，而使老江和老共變成了他們的英雄(所謂時勢造英雄)，那就不得了也。但是動武解決不了問題，動武可以亡國、亡島，可以造成萬人坑，制造殺人犯。那如何得了！？我們看看今日波士尼亞的萬人坑，能不觸目驚心？有些朋友，尤其是教授圈內的朋友們，就詛咒今日中國日益看漲的民族主義，說它是可怕的萬惡之源。我們要反對到底，千萬不能加以鼓吹。這問題便是教授們‘主觀’的鼓吹或詛咒，和這個民族主義的‘客觀’底存在，完全是兩碼子事。事實上，臺獨運動之興起，也是今日民族主義濫觴的一環。兩者之間是有其惡性循環的關系，非可偏廢也。
    群眾智慧勝過個體智慧
    我們在海外做‘天朝棄民’，已經做了一輩子。已故詩人劉若愚教授說得好，‘游子歸來作外賓’。胡服胡語，歸化番邦，已經三代了。兩岸弄得糜爛一片，干卿底事？但是究竟同宗共祖，血濃于水。見無辜同胞集體跳崖，不免為之心慌意亂也，不意一覺醒來，忽然看到小馬哥香檳澆頭，全島大樂，萬緊皆松，深覺寶島上的民主政治，前途無限。在此緊要關口，臺北選民所表現的成熟、沉著，和應變的集體智慧，真非同凡響。
    記得數年前，我的哥大小友張旭成博士，回國競選民進黨立委，我們老朋友一致奮起擁張，筆者就曾引孟子的話，為滿口‘吳三桂’的旭成博士作點勸戒，說：‘其為人也，小有才不明君子之大道也。’搞政治要更上層樓，張兄還要多讀點中西兩文明中的‘圣賢之書’，變化變化氣質，才能做政治家呢。想不到這次臺灣三合一的選舉之中，全體選民竟能集體的表現出若斯之‘政治家’的涵養與風度，反為少數趾高氣揚的個體政客之所不能，也真是大出意料，大出意料。
    再回看民進黨出山之時，旭日初升，是何等聲勢？但在這次三合一之中，竟為全民所背棄。真是奇怪吧？朋友，不奇怪也。此為我民族集體智慧，在不知不覺之中所表現出來之政治潛力也。何足怪哉？何足怪哉？袁世凱皇帝做不成，哪是小鳳仙的男友，利用那幾千桿破槍，打下去的呢？他是做皇帝不得人心，為全民所背棄，才灰溜溜地倒下去的呢！
    民主政治家的起步
    小馬哥的勝選，還有另一個原因：(二)那就是臺灣在經過多年的民主政治的實踐，他們中生代的‘政客’(politicians)，已逐漸邁向成熟的民主‘政治家’(statesmanship)的境界。這次王建煊不著痕跡的舍身保馬，便是這一境界的最高表現。上次總統競選時，陳公子的表現，就差勁多矣。這不是陳履安不如王建煊，這是臺灣政治運動漸次升級的結果。大的政治走向高層次，才會產生高層次的政治家來。愚最近閱報，知道柏楊自嘆渺小，說他寫作一生，只寫出兩片磁碟來。柏老有所不知，十年之后他會更渺小，因為他就只剩半片不到了。以前我就勸過胡適之先生，說‘水經注不能再搞了’，但是他已經搞了二十多年了，怎能煞車呢？胡老師在水經注研究上的成就，今日如找個‘博士后’用電腦來做，大概需要一年半載的工夫吧。時代的進步多么可怕。我國古法家說得好：‘時變而法不變者，亂。’生在今日的高科技時代，時變而法不變，時變而頭腦不變……，朋友，就不止于‘亂’而已了。
    臺北人已非吳下阿蒙
    這次臺灣三合一選舉，是成就了小馬哥。使他亦步亦趨走向政治家之途。但在在下看來，最大的收獲者，可能還是阿扁。阿扁之志不在臺北也。阿扁是少有大志的。人家是志在總統呢。但是阿扁這次如果勝選了，他底挫折，必然會拖到下一次去發生。阿扁啊！這次塞翁失馬，安知非爾之福？閱報知阿扁檢討敗選的原因說是‘與外省人沒有溝通好’。話是說對了，但是只對了一半。須知，‘本省人’如果全投阿扁的票，阿扁還是會當選的。這次投票何以還有那么多的本省人，不投本省籍的阿扁呢？這就是因為臺北今日已不是臺獨人士心目中的‘臺灣城市’了。臺北今日已是個享譽世界的開放性的國際大都市。臺北人早已不是只知在街頭打人的、臺獨心目中那種‘褊狹’的吳下阿蒙了。
    法國大革命時，拿破侖瞧不起英國人，他認為久居小島之上的英國人，心胸褊狹，目光如豆。所以他對英國人嗤之以鼻，說英國只是個‘小商販的國家’(a nation of shop─keepers)。在十八世紀初年，路易十四時代的英國人確實如此。可是時至十九世紀，英國人走遍世界，見多識廣，早已不是當年的‘小商人’了。而拿翁時變而頭腦不變，還以為倫敦人是吳下阿蒙，掉以輕心，他就被英國人活捉去了。
    總之，大陸上一般五十以上的人，都還在老的醬缸中掙扎，形勢比人強，亦不得已也。我們只有耐性等著吧。生在文化邊緣和疆土邊緣的小政客們，動不動就不要做‘中國人’。我甚至有一些個人感情極好的‘本省藉’朋友們告訴我：當年從大陸遷往臺灣的移民，全是男性。清政府不許女人過海，所以他們底祖先討的妻子，全是原住民，所以他們早就和大陸上的漢人不是一族了，‘不信’：他說，‘您摸摸我們的皮膚就是不一樣’，所以臺灣應該獨立。其實漢民族(孫中山把它早就改名叫‘中華民族’)，原是個多民族的大熔爐(Multi-racial Melting Pot)，我們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精通蠻文的李太白，就不是個，事實并不存在的‘純漢族’。在近現代史上敢于頂撞毛澤東的大‘脊梁’梁漱溟先生，就是個蒙族。孫中山先生早年也做了美國人，拿了美國護照，最后還不是做了國民黨的總理、中華民國的國父。阿扁兄，搞政治為什么不搞大一點？在個小島上走鋼索，最后來做個殉島烈士，智者不取也。
    是誰搞垮了袁世凱
    現在讓我們言歸正傳，再翻翻歷史，回頭看看袁世凱：袁氏在民國二年，鎮壓了二次革命，削平了國民黨的三藩之后，是何等聲勢？趁此聲勢，他就應該虛懷若谷，好好的為國為民，做點善事。但是他不此之圖，卻要起邪心，做皇帝。結果就因一念之差，摔下鋼索而粉身碎骨。朋友，試問老袁為何失敗，而失敗得那么慘？他是被風流小將蔡鍔打垮了？非也。朋友，袁世凱就因一念之差，而為全民所棄也。悲夫。
    我們要知道，袁世凱在稱帝之前，中華民國原是個統一的國家埃中央政府也是個可以駕馭全國的政府埃袁大總統在一般黎民百姓和知識分子之間的聲望，是遠在孫前總統之上至少不在當時的中山之下。連蔡鍔將軍當時對所謂‘黨人’也頗感不耐。筆者在前篇中就提過，二次革命期間，蔡鍔(時為云南都督)就曾發過擁護中央、痛詆李烈鈞造反的通電。當時又有誰能夠逆料，三年之后，蔡、李二人又聯袂率領護國一、二兩軍，北伐討袁。這又是誰之過呢？千不是，萬不是的是袁世凱在一念之差中，上了兒子的圈套，要做起皇帝來。這一失足，他自已遺臭萬年不打緊，卻使我們的國家民族，幾乎也被拖到萬劫不復的絕境。這純粹是個歷史上的‘偶然’嘛。袁世凱之想做皇帝，原是一念之差搞出來的嘛，是啥鳥‘歷史的必然’呢？邱吉爾在打了二次大戰之后，痛定思痛，就曾在他底二次大戰回憶錄里面，舉出過好些例證，來說明‘偶然’怎樣改變了歷史的方向。
    宏觀有其必然；微觀難免反覆
    筆者在不同的拙著里曾反覆地解說過，從宏觀角度來看中國近代史的發展，是有其必然性的：那就是帝制向民治轉型，眾星拱北，萬水東流，這是任誰也改變不了的大趨勢，是個歷史的‘必然’。今后兩千年，至少是今后五百年的中國是個‘民治’的中國，是任何人都無法否定的、扭轉的。
    可是，從微觀的史學法則來觀察，則這條通向太平之洋的長江大河，每個階段都是反覆無常的、捉摸不定的。‘共和不如帝制’(袁世凱語)；‘選舉我是絕對不相信的’(毛澤東語)；‘民主專政至少再搞二十年’(胡錦濤語)；…‥還有舉不盡的語錄，和不夠資格叫語錄的語錄呢。但是這些‘反覆無常’、‘捉摸不定’的小階段現象，卻改變不了‘萬水東流’，或‘權力滑坡、獨裁專制、逐代遞減’的大趨勢。看不清這一‘歷史的客觀實在’的政客，必然就會在時代的潮流上落伍，終于被歷史斗垮、斗臭。袁世凱的悲劇，就是他的時代背景，和知識條件，使他無法看清這個大潮流的總方向，而誤走回頭路的結果。
    吾人在世紀之末觀光客，站在巫山十二峰之巔，俯視三峽之中千帆齊下，大小船夫、袁皇帝、蔣總統、毛主席、鄧上皇、胡總書記耀邦、趙總書記紫陽、江總書記澤民、李總統登輝，乃至最近以香檳澆頭的小馬哥，強顏歡笑的阿扁哥……，或沉或浮，亂成一片，千里江陵一漩渦，看得好不清楚。但是身在船上的操舵者，面對削壁險灘，波翻浪滾，生命交關，何由得見呢？他們自己并不清楚的故事，搞歷史的人卻不能忽略。一個一個的慢慢來交代，現在還是先談談袁皇帝的后遺癥：從較好制度、可行制度到破產制度袁世凱在身敗名裂、憂憤暴卒之后，他身后留下的爛攤子，無人能夠收拾，其后遺癥至今未了，我全族可就跟著吃苦了。
    筆者不學，曾在不同的拙著里，一再說過。我們那個有兩千年歷史的帝國文官制，不是個‘最好的制度’(Best System)，但是它和與它同時的其他文化相比，它卻是個‘較好的制度’(Better System)；至少是個‘可行的制度’(Functional System)，所以它才能延長至兩千年之久，而沒有消滅。
    這個可行的制度，可行在何處呢？再三言兩語交代一下。我國自秦皇漢武以后，必然和偶然的因素交互為用，使我們的‘政治社會結構’(Socio political Structure)走進了一個‘國家強于社會’(State Stronger Than Society)的特有的模式。在這個模式里，最大的問題，是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能維持長期穩定的問題。而長期穩定的關鍵則系于中央政府的接班制，也就是繼承制。解決這個問題，智慧加機運，我們的祖先選擇了‘帝王傳子制’(注意不傳女)，它能夠一傳至十代以上而不出大紕漏。這是在歷史上打破金氏紀錄的政治制度，為其他任何文化所無也。
    漢初諸呂之亂時，顧命諸大臣，咬定了一個‘非劉不王’的原則，并聲明‘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試問當時諸大臣對劉氏真是如此效忠？非也，朋友，他們都是一批了不起、有遠見的政治家也。他們為的是奠立一個穩定的中央政府，為萬民造福也。我國古代本有所謂‘傳賢’、‘傳子’的兩個傳統。但是他們知道傳賢，牛皮而已。傳子才是個‘可行的制度’，可以加以不斷的改進也……。在古代史上能和中國平起平坐的只有個羅馬帝國了。羅馬帝國就是在這方面敗下陣去的。羅馬帝國晚年出了三十個皇帝，就有二十九個被殺掉。朋友，將貨比貨，你能說我們中華帝國所行的不是個‘較好的制度’？
    地域龐大、人口眾多的大帝國，第二個大問題，便是鬧分裂，搞藩鎮跋扈，軍閥盤據。我國最早的帝國政治家，對此也有最適當的安排，能防患于未然，化之于無形。為此，除掉短期的唐末之外，漢宋明清一傳數百年，都未發生太大的問題。你看近在眼前的晚清七十年，動亂若斯，有沒有軍閥橫行呢？你說人家是封建落伍，三座大山。
    最后，大帝國里的草根老百姓，總得有個和平安定，善有可褒，惡有可告，安身立命，有保障，有公平的社區生活。這一點在我們傳統帝國里的正常狀態之下，都有其可圈可點之處。當中西兩文化在十六七世紀初次接觸時，康熙乾隆的中國。雙方是各有短長也。不幸在十九世紀之末，在雙方較勁之下，我們敗下陣來，破了產，社會文化、政經制度，就被迫轉型了。在轉型期中，新制尚未奠立，舊制已玉石俱焚了。凡事沒個標準可循，舊社會出身的政客(如袁世凱)就暈頭轉向，莫知所適，不得已就只有乞靈祖宗，反動回頭革命陣營出身的政客(像毛澤東)，就食洋不化，自以為是，而胡作非為了。
    袁的爛攤子變軍閥溫床
    關于毛主席的成敗與功過，到時再說。袁所留下的后遺癥便是全國皆兵，軍閥橫行，民無噍類了。在最糟的晚清七十年，并沒有什么軍閥嘛。何以袁氏一死，便弄得軍閥遍地呢？這就是轉型期的悲劇了。轉型期中，新興的制度還沒有建立(至少要兩百年的時光，庶幾有望)，而舊的制度則可毀之于一旦。在新舊交替的真空期，就民無噍類矣。
    筆者不學，亦不幸而有幸，就生在這么個初生之犢。幼年所受的，也就是這么個不中不西、不新不舊的轉型教育。青年期治史也是個不新不舊的轉型教育，對所見所聞的感染，如軍閥橫行、國共黨爭，也寫了些大膽的假設之文。認為當權者除舊太過，布新不足。今日重寫‘袁氏當國’，每憶及青年期所作亦未必全無道理，有時甚至自慚老來思路反不若青少年期之銳敏。所恨少年之作，歷經國難家難，十九皆毀，近偶自昔年報刊中，發現若干舊作，試重讀之，自覺尚不無可用之處。今自五十六年前之‘中央日報’，檢出一篇青年期舊作，便自覺其頗能解釋袁世凱所留下的爛攤子，何以終于變成了民國時代軍閥的溫床，其禍至今未已？無他，除舊太過，而布新未足也。乃將舊篇自殘報中復印一份，寄呈紹唐兄裁正。如尚能不污篇幅，則復刊之為拙篇之‘附錄’，以乞教于方家也。(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于北美洲)【附錄】漢代地方政治之研究原載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十二月十三日及二十日的重慶版‘中央日報。掃蕩報’‘學海副刊’(一)漢制中的民治精神一般說來，總以為我國在君主時代，便完全為君主專制一般大權都操諸君主一人。國政之良窳全視君主一人之賢愚以為斷，人民無絲毫治權然歷觀我國史實則殊有不盡然者。
    我國民主思想起源甚早。戰國時代的孟子便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居統治階級的趙威后亦說：‘茍無歲，何有民？茍無民，何有君？’皆看清以人民為本位。至二千年來的專制時代，雖亦暴君迭出然在一般正常狀態下的君主，總不敢過分專制如西方之暴君然。‘朕即國家’的統治觀念，在中國二千年來的專制君主，并未被過分濫用。一般君主治國均能正常地保持著制度精神，且我國歷來的政治制度往往含有高度的民治精神。吾人試一觀漢代的地方政治便是如此。我國有獨立機構的地方政治，至秦始皇統一海內，大規模地廢封建置郡縣后始正式確立。然嬴秦祚短，規模粗具遂遭覆滅，而漢人承之，截長補短，地方政治之規模乃大備焉。
    漢人既奠定了實兩級的地方政治制度，流變至今日的中國地方政治制度，猶未脫其范疇。故漢代之地方政治允可稱為中國地方政治之典型。且吾人如一仔細研究漢代政治制度，便可知不特其創制立法之美與夫用意之深長，至今日猶有其獨特之價值而漢代地方政治之富有民治精神，尤為特色。較之二十世紀最新的民主制度猶未多讓焉。(二)郡縣鄉亭里的地方五級制漢代之地方政治為實兩級制。地方之政治單位為縣；而縣內最小之社會細胞為‘里’──人民聚居之村落也。十里曰‘亭’，亭有長。凡民年五十六以上無役歸田里者，斯可為亭長；是時一亭內人民之領袖也。故亭之制實為漢代社會組織之最小單位。亭長辦公處設有亭卒二人，其一專司亭辦公處內之雜事，如司管鑰啟閉門戶等，曰‘亭父’；另一亭卒主維持治安緝捕盜賊者，曰‘求盜’。是即今日西方之地方警察制也。亭長有權，可持‘三尺板’(委任狀)捕盜。亭內設有‘五兵’，由亭長于農暇時課人民習武事。亭內附設有‘公舍’。凡政府官員過境之徭役等事，由亭長理之，與人民無涉。此在交通不便的專制時代，實為必需。故亭之制度實為漢代地方社會組織之最小單位亭長負有維持一亭社會福利之實際責任。
    十亭曰‘鄉’。鄉民中舉年高德詔能率民為善者一人為‘鄉三老’職掌一鄉之教化。另舉‘鄉嗇夫’一人，掌聽訟事，收賦稅。另舉‘游徼’一人，習入民以五兵，并主徼巡防盜賊。是蓋真有實力，轉司捕盜，而與亭內之‘求盜’之僅為維持治安者異矣。是三者所司規模較大，故設于鄉之下。是皆由鄉民推舉年高德劭者任之，非政府之命官，故曰‘鄉官’。是鄉官皆出諸民選者也。
    真正之地方政治單位則為‘縣’，有萬戶以上之大縣長官曰‘縣令’，減萬戶者曰‘縣長’。令之秩(級別)自千石至六百石縣長之秩則自五百石至三百石。是為政府命官。屬官有‘丞’、‘尉’各一人。其秩由四百石至二百石不等。丞司文事；尉任武職。統屬于縣令長。其外復按縣中戶口之多寡，舉民之年高德劭者，自‘鄉三老’中選出‘縣三老’，及‘孝悌’、‘力田’常員(今曰委員)若干人。所謂：‘孝悌明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民之本；三老眾民之師也。’換言之，即是選縣中年高德劭負有物望者，參議縣政。縣中丞尉雖亦為有秩之官吏，然與縣三老等立于同等地位分庭抗禮既可以事相教，參議縣政得失，復可消極地監督政府。是為一縣之組織。
    而縣直屬于郡。縣令長向郡太守直接負責。各郡所屬縣多寡不等，頗似今日之行省，所轄區域至廣。故一郡之政治如同一具體而微的中央政府。其郡太守之設官分職亦模擬中央政府之丞相府。一郡之軍政財大權，操諸太守一人，由太守直接向丞相負責。太守專政一方，權至大，體制亦等，因此太守之得人與否關系至大，以故西漢的中興令主孝宣皇帝曾有‘與朕共治天下者，其為良二千石乎’之言。漢制太守人選須由丞相擇人推薦，再由天子察之真除。太守初除拜時，須由天子召見，‘入殿受策。’策也者，即中央授以為治之原則。其有‘即拜’(便道赴任不入殿受策)者，然非常制。太守專治一郡，則于歲末派遣‘計偕’至京師上‘計簿’(政治報告書)于兩府──丞相府與御史府──述職。每季──春夏秋冬──之第一日上財政收支報告之‘見錢簿’于大司農。故郡太守與中央政府之間維持密切聯絡，所謂‘堂陛之間不甚闊絕也’。
    太守屬官計有‘郡丞’一人，總管百僚，首領諸吏。舉凡太守屬官之愚賢功罪，率由郡丞署其行能，課其殿最。然太守府組織至為龐大。因之其中屬員之賢愚功罪勤惰之考績，則另置‘功曹’一人專司之，是為專察太守府內之屬官者。至于屬縣之政治得失，縣令長之賢愚勤惰，則別由‘督郵’察之。督郵承郡太守命不時巡行，專察屬縣的吏治得失。
    【作者加注：三國演義上有張翼德怒鞭督郵的故事。那是劉備在做安喜縣的縣尉，代理縣長，督郵來找他麻煩。張飛火了，乃把督郵綁起來，揍他一頓。然后兄弟三人棄官而去。詩人陶淵明做縣長，督郵來視察。陶縣長禮應穿官服，束帶，向督郵鞠躬，陶縣長不干，說：‘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所以也丟帶棄官而去。毛澤東譏笑老陶是個‘大官做不到，小官不愿做’的臭老九。這個被陶老九所鄙視的鄉里小兒就是督郵。國民黨在大陸時代叫‘督察’共產黨時代叫‘視察’，他們都是到下級政府去作威作福，大吃大喝還說什么鳥不吃白不吃。筆者青年期也曾在國民政府屬下的地方政府做小吏，幾乎官拜督郵。這些督察、視察、督郵們，當然也包括本文作者在內，都是應該被張三爺打屁股的鄉里小兒。’而一郡之司法則由‘決曹’司之。決曹主治獄，司一郡之民刑法。一郡之治安則由‘誡曹’司之。誡曹主緝郡內盜賊，維持一郡安寧。另外更聘郡內明達士人組織‘議曹’，專備太守顧問，議政治得失。是皆由太守選拔本郡中俊秀士民任之。各有專職，分層負責。統名之曰：‘后曹’，亦即太守之幕府也。而由郡丞統領之。故郡丞襄贊太守，實際負責。亦即蔣委員長所說之‘幕僚長’也。
    而一郡之國民軍訓，則由秩比二千石之‘郡尉’司之。漢制民年二十三始傅。即今之壯丁登記也。民年二十三即為及齡壯叮及齡壯丁，如期至郡，由郡尉領受軍訓。于每歲農暇時之八月，會同郡太守與縣令長舉行‘都試’，視人民體格及志趣之不同，分別施以‘輕車’、‘材官’、‘騎士’等之不同訓練。近水之郡復有‘樓船’之訓練。統由郡尉司之，而由太守集合縣令長于都試時，課其殿最，授予資格。故郡丞實掌一郡武備，邊郡郡尉之下且有武職屬官，曰‘司馬侯’者。故郡尉既司國民軍訓，復兼司捕盜，維持一郡治安，猶今日省內之保安司令，且兼師管區司令之職也。(三)回避制與監察制漢制郡太守屬官率由太守自本郡察舉孝廉方正之士為之，統謂之‘郡吏’；然他郡人，非本郡人不得為郡吏。以故太守承命出典一方，不過率本郡人民為治。因此下聞易于上達，舉直錯枉，施政得宜。郡太守則一本中央政令為治，有專殺之權，總攬政綱，導民為治。權至重，位亦等。故其屬吏雖率為本郡人，亦不敢阿黨蒙蔽，致使太守有運用不靈之弊也。
    是故一郡之軍政財大權，率操諸太守一人，則地方政治之良窳端賴乎太守一人。一郡治亂之責，亦由太守一人是問矣。因之地方之監察機關，亦專察太守一人。漢代之地方監察官為‘刺使’。刺使之官品(秩)次于太守，僅六百石；然權責至重，專已刺舉太守過失為事；太守有功，亦得奏褒。一般職責是‘奉詔條察州’，非條所問即不省，劃定刺使、監察權限，不得逾越。所謂詔條凡六：即一條：強宗豪右，出宅逾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背)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眾為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情，喜則淫貪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茍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恬榮勢，請托為監；六條：二千石遠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今【見‘前漢書.百官公卿表’顏師古注】等六條。
    試觀此六條所定，即為專察太守，六條以外不舉。刺史如越俎代庖，超出六條范圍，往往得罪，故刺史不察‘黃綬’(黃綬秩在二千石下)。蓋太守屬官選罷之權既率操諸太守，其功過賢愚，既有‘功曹’、‘督郵’等為之考績，則屬官有罪，太守自不能辭其咎。如西漢宣帝時，涿郡太守即以查舉不實貶秩。故刺史但集中注意力監察太守，而無干預地方政治之弊。
    且刺史無定治所。官署所至，隨遇而安。蓋株守一隅既易受蒙蔽，且與郡太守私人間接觸過密，亦難免發生個人恩怨。而流于舉刺不實也。刺史不時巡行以聽取民意；每歲復于秋分時作定期巡行，以便人民欲有控訴而有所期待也。刺史既專為監察太守而置，以一刺史之彈幼或褒奏即可決定一郡太守之黜陟，不若今日之監察使必須三人聯署始發生效力也。
    故漢之刺權至重矣。然官階則志卑，秩不過六百石。以六百石之小官而專以彈劾二千石之封疆大吏為事，則其行使職權時之兢兢業業，亦可想見，如是則庶不致有刺舉不實之處。蓋位卑則不濫行其權，職重則可專行其政也。【引顧亭林‘日知錄’語】。正即以其官階低，而職在專打老虎不捕蒼蠅，故刺史既有其自尊心，復可啟發犧牲精神故能遇事不逃避，不塞責。以故漢代中央對地方官吏之考績，率一聽刺史之報告以為斷。
    其外中央朝廷復不時派遣大員巡行郡國，訪問民間疾苦，以補刺史之不足。是為漢代之地方監察制度。(四)人權人格與人民參政吾人研究漢代地方政治制度，固知其創制之完備與用意之深遠矣。然猶不特此也。制度之優良固可補人事之不足，然漢代地方行政之基本原則，及其人事制度之完善，則尤有足多者。西漢中興今主孝宣帝曾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見‘前漢書.元帝本紀’】。三者并用，換言之，即厲行法治，而不傷儒道雍容的精神。以儒道調和法治，故漢代政風至為純正。漢武帝時董仲書輩即首倡以經術飾吏事。至宣帝時懲武帝之嚴酷，政重寬和。故漢宣帝時之政治風氣，尤為高雅清正。官場陋習甚微。
    后世之言法治者.政府官吏上下之間，但有法定的關系。在上者恒恃法以繩下；在下者至多亦不過守法免過而已，彼此之間，無精神上的聯系。以故居高位者每至運用其政治地位，辭嚴色厲，奴役屬僚；居下者亦易流于敷衍公事以取悅長官為能事，而恬不以為恥；甚或承奉長官顏色，用招恩寵。即有賢者，亦難免失其敬業樂群之心腸。但求無過而已，不能發揮其最大的工作效能。以故宮吏上下之關系，如非劃若鴻溝，即侵幸阿黨。流風所至，清正之士每視從政為畏途，而戒懼斂足。如此則國家行政場合遂為宵小征逐之鄉矣。
    而漢制則不然。漢法雖嚴，然官吏上下之間的關系則一以‘禮’為紀綱。上下之間除有法定的關系之外，復以‘禮’維系之。長官屬僚，職分主屬，而禮同賓主。長官以師長態度以遇僚屬。而屬僚之與長官則行師弟子禮，上下以揖讓相處，無后世之官僚惡習。故以一代大智大賢，無傷于屈為小吏。雖處至卑之位而能安之若素，良有以也。試觀即漢代丞相府屬官之與丞相，亦僅行師弟子禮，白錄不拜。丞相有事于屬僚，亦稱‘請’，而不日‘召’。屬吏有過，司監察者據以報丞相，丞相親按之，如三日不白其冤，即暗示所控屬實。被控者即自行引退，絕無傷于個人人格之尊嚴。務使被控者內心感愧。散發其良心。而冀其知恥也。蓋雖為大圣大賢，不能無過，如偶一不慎遂受難堪之侮辱，則氣節之士，將視補吏為畏途而不肖者則日久亦恬然受之不以為恥矣。
    丞相府猶且如此，則郡太守縣令長更無待言矣。是故太守出典一方，率以禮聘當地俊彥為郡吏。如西漢孫寶為京兆尹，征名士侯文為吏不應，寶乃遇之以賓禮，與之為布衣交，時人美之。故漢代太守之征聘郡吏也，直同在位者之‘趨士’，因之側身官府者多引以為榮，非同在下者之‘慕勢’也。故一郡名流歸之如水之就下也。以故官府之所在即是一郡名流薈萃之所。上下之間以禮讓相維系，以法令為依歸，在下者不卑不亢；居上者不縱不抑。后世失之，遂流為官場逢迎之儀式矣。
    節要而言之，禮治與法治相互為用，則禮治不致流于頹滯；而法治亦不致流于冷酷，故能政風穆穆，而政府于人民之間亦庶幾無截然之鴻溝也。以故西漢郡守雖如黃霸、龔遂之寬和，而吏無驕縱不法之習；即如嚴延年之酷，而屬僚亦不乏良吏，良有以也。至后世此風漸頹，晉陶淵明乃有折腰之嘆矣。
    再者，漢代地方政治之特點，更以其富有民治之精神也。試觀太守受策由其一方，儼然唯我獨尊矣。然漢制非本那人不得為郡吏。放太守隸屬諸曹，率由本那士民任之，佐治其郡，是不啻以其民治其地，而由太守總其成。郡丞統領后曹為幕僚長，率百僚佐太守為治。以本那人參太守幕府。既如以‘科員政治’目之，則負一郡之實際之政治運作；而既以同那人組成太守府‘后曹’，則不啻為一變相之參議會也。且復以學有專長之士組‘議曹’，佐太守議郡政之得失，直是一專家委員會，作太守之顧問機關，太守但秉中央政令，維系對中央關系，擘畫大計，總其成且。故漢代的地方政治能得乎民治之長，而不致失其向心力也。
    其縣政亦復如是，縣吏既出諸察舉，更有所謂‘三老’、‘孝悌’、‘力田’者，皆一縣年高德勒之士。與縣丞尉以事相教，讓政治得失，是亦不啻一參議會也。是亦漢代政治之特點，不幸傅至后世則變質矣。(五)漢制為后世所不及今日試一回顧我國政治制度之沿革，莫不祖述漢制。流變二千年，舉凡中央地方之設官升職，幾皆不脫兩漢制之范疇。且后世因襲漢制，往往失其原意而流弊滋生者。蓋后人之因襲漢制也，有但取形式，而忽略其用意者。或有模仿其用意，而失其人治之精神者，幾經流變則變質矣。
    試觀漢代之實兩級地方政治，太守出典一方，中央即付以專治一方軍法政財之大權，及選舉進賢之責，獨掌士子上進之途，有專殺之權，集一切大權于一身，儼然一土皇帝。然行之百年，不特流弊絕少，且治續斐然者，實有賴于監察制度，與人民參政制度之得法也。刺史不干涉地方行政，實行其超然監察制，且專以舉察郡太守為事，故行政與監察制渡，各自發揮其最高效能，而無相互牽制之弊且人民與政府之間無截然鴻溝，以其地之民而治其地。如郡縣屬吏，對行政長官，既可作積極之佐治，復可作消極之監督。既為負責實際責任之政府官吏，復為變相的參議員，負有行政、監察、建議的多重意義，故于一郡縣之行政得失，所見尤深。即有建議，亦不至于流之空洞；而興利革弊亦能便捷從事。試以之與今日民主政治之地方人民參議會制，作一比較，正不知其孰得孰失也。而郡太守一秉中央為治之原則，以其民，治其地，而總其成。長官幕僚相互依賴，故地方既不致失其向心力郡守亦不得以政入私門而劉公得道，雞犬升天也。
    而維系此優良的政治制度，自亦有賴于為政得人而為政得人，端賴于政風之高雅清正，而漢代政治即能充分表現其雍容儒雅的政風。上下一以禮為紀綱。居上者，既作之君，復作之師。不以位高權重而倨傲；居下者，既為之佐，復為之賓，揖讓相處，不以居下為卑賤，已故政風高雅，無后世官場之陋習。以故郡守一旦征辟，則名流節士歸之。雖微人皂吏衙役，亦能不失純正。以故但有賢明在位，不親小事，亦可一郡大治。如兩漢知名之士，每多為毫無行政經驗之匹夫，然一經政府征辟作不次不遷，亦有擢為郡守，一郡竟能大治者，良以此故。后世相傳有所謂‘臥治’為美談者，良非史家專美之辭也。及觀乎后世之政治場合，一味以官術相尚者，能無慨然。
    竊以兩漢之盛，基于民生之安定富庶，政治修明實為民生之本，而地方行政尤為國政之基。或謂兩漢政治頭重腳輕，實則漢代中央政局，雖仍限于帝制政府寡頭政制之格局，而其地方政治組織與運作，卻于無形中早開民政治之先河也。(本文小標題為作者所補入)

唐德剛 2013-08-20 16:13:16